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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人们千里迢迢前来凭吊的是那一片古老的残迹，而不是那一片新建的 “古迹”。凡是具有时间的深度的东西，都应该以无比虔诚的心情保留下来
去年10月，我与同事王明珂先生仆仆风尘，前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主要是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抗战期间一度迁往李庄，我们要到那里拍摄一些纪录片，同时也希望当地能保持史语所原址张家大院的旧模样，保护它但不要过度改建它。
此行的重要任务很顺利完成了。古人有“千里送鹅毛”，我们何以要千里送只语呢？因为过去几年，我偶尔到中国大陆访问时，感触最深的是有几个古迹看来只有地点是古的，其余全是新的，我戏称之为“新建古迹”。如果我的观察没错，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古迹经过几个阶段：第一是为了现代化而大量铲平的时期；第二是开始了解到要创造观光资源，必须依靠古迹的时期；第三是地方开始有钱，充分了解观光产业之重要，而又想为古迹“注入生命力”，也就是所谓“新建古迹”的时期。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这几年来凡是有机会，我就劝人“最古老的是可贵的”；如是为了创造观光资源，那么愈古老的愈能卖钱；宁可留住一片古老的，不要一栋新建的。人们千里迢迢前来凭吊的是那一片古老的残迹而不是那一片新建的“古迹”。访客想看的是与自己平常所见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他想看的是自己熟悉的东西，又何必千里迢迢前来此地呢？所以凡是具有时间的深度的东西，都应该以无比虔诚的心情保留下来。
1990年代，我曾因搜集史料经过江苏南部，看到许多明清古屋被拆散一地，那一个情景使我想起1960-1970年代的台湾，当时有一位小说家施叔青写了一本《琉璃瓦》，如果我的记忆没错，便是描写彼时台湾为了现代化，将许多老屋拆毁，珍贵的琉璃瓦散碎一地，不知珍惜的故事。
当然，文物保护者与古迹的现住户之间是有紧张的，后者往往觉得古迹太过破旧，住起来不舒服，一旦指定保护，长时不能翻身，所以过去台湾曾经有人在指定古迹之前悄悄加以毁损的情形。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政府将他们迁往公建的新住宅，然后将古迹保护下来。记得有一年我到瑞士，专程前去参访古代房屋的园区，他们的办法是将数百年来各种房屋都移一两栋到园区以供保存及欣赏，是值得借镜的作法。
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仑乎？”把天地比喻成一座通风鼓火的冶具；我则觉得人的内在生命像是一座乐器，要经过外面事物适当的引会，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而具有时间深度的古老东西，正是一种拓展心灵深度的引会之物。
咸丰朝的历史悖论
作者：朱维铮 来源：FT中文网
庙号文宗而谥称显皇帝的咸丰帝，虽是满洲皇室的纨绔子弟，却因争夺皇储而颇具教养。当他如愿登上大宝，起初也想有所作为。即位初期，面对谏臣奏章，都表示有听德，并且很快惩办父皇宠信的佞臣穆彰阿、耆英，又起用林则徐，以示有意“维新”。哪知天不我佑，外患内乱不绝。他和他的亲信，都十分迷信中世纪的传统数术。两汉的《周易》纬书，不是说每个新朝都必遭“百六阳九”的厄运吗？就是说，每个新王朝，每逢建国一百零六年，必遭大旱或类似厄运九次，而据相传为箕子所作的《周易》“明夷”卦的传统解释，又说其卦（离下坤上）表征“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 既然咸丰帝实际在位十一年半，却屡遭患难，那么民国初年的《清史稿》作者，以下描述应说颇近历史实相：“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
然而《清史稿》文宗纪的作者，接着“评价”这个皇帝，说他在倒霉的处境中，“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向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末二语很有趣，意谓假如咸丰帝不是年方而立就死去，假如他的个人专制能延续，那么“后来之伏患”即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便不可能出现，大清帝国说不定将绵历百世。
历史从来拒绝假设。事实是咸丰帝的“庙算”，不仅着着失灵，连他本人也化作流浪不归的亡命徒。他除了众多妃嫔，还有从民间私纳的曹寡妇之类，却只同一个宫女那拉氏生有一子。因而他根本不可能远承高祖雍正帝秘密建储的传统，如其父道光帝那样，有立储的选择余地。当然他还有一个选择，即如北国鲜卑族先辈传统，立子杀母，并借口沿袭汉武帝晚年立少子而杀其母的先例。相传咸丰帝在热河临死之际，曾密授皇后一道硃谕，谓如发现那拉氏恃子为帝而骄纵不法，便可将她处死，这证明咸丰帝是熟悉汉魏传统的，但更反证这个皇帝无能。明知满清早有“母以子贵”的太后专政传统，却不敢冒犯独子生母，而将死后预防大权旁落的希望，寄托给无子又仁柔的皇后，岂非恰给遗妾僭权开路吗？
咸丰帝在位十一年半，正是大清帝国的生死关头。但看个人，这个皇帝应属亡国之君。然而帝国竟没灭亡。首都沦陷而王朝犹存，江山仅存半壁而帝国名义仍在，君主死于流亡而其子仍能复辟，诸如此类的悖论，怎样给出合乎历史实相的解释，至少既有的历史教科书，说法虽多，却都难以令读者信服。H
历史教员的责任
作者：谢泳来源：《南方都市报》
没有不可以批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没有不可以批评的现实生活和伟大人物，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得起自由和公开批评的，这是历史的常识。
我想对中学历史教员说句话：我们现在教授历史的方法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个人，但我想说，虽然大制度一时无法改变，但在具体教学中，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告诉学生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我有这个感受，主要来源于近期一些青年学生判断历史的思路。中国的历史教学局限明显，这个大概不需要争论。如今中学里教授历史的基本习惯，不是告诉学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历史真相，而是简单告诉学生历史知识。在网络时代，传授简单历史知识的意义非常有限，那些历史的简单结论，其实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学生在网络上可以随时获得。我们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让学生懂得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如何获取真实和完整的史料，如何判断历史真相、如何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也就是说，历史教学的重点在方法，不在知识，是要让学生养成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有证据我才接受的习惯。
今天许多青年在突发社会现象面前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简单历史教育的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了解真实历史的起码条件一是开放的信息，二是完整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对历史下结论，在知识系统上是有明显缺陷的。这个意识一定要成为人的基本素养，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意识到宣传不是历史，那就太可悲了。
历史学科的意义在于保存历史记忆并从这种记忆中获取教益，如果历史教学最后变成让学生简单接受一种固定的历史知识，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学就完全失败了，因为学生不明白没有完整史料、真实史料支撑的历史结论在知识上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会习惯用片断、零散和混乱的思维观察历史，当这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后，他们就不会客观判断历史了。
我常常想，为什么许多青年在并不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会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局限，可能主要是从小没有养成独立判断历史的习惯。比如当一个地方发生了人们关心的事件或者出现了人们关心的言论时，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在什么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言论，第一要完全了解发出那种言论的完整事实并对其人的真实背景具有足够的知识，如果有成型的文本，这个文本一定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保持完整的；如果是电子信息，一定也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可以自由观看的。断章取义，只言片语，信息封闭是判断历史之大忌。我们要养成起码的观察历史的知识习惯，结论可以因自己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观念而不同，但在做出独立判断前所应当具有的知识规则是必须建立的。没有不可以批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没有不可以批评的现实生活和伟大人物，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得起自由和公开批评的，这是历史的常识。在当下的历史处境中，我们最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做一个不被人惑的人。
遗失的传统
作者：余新忠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明清是我国古代荒政制度日趋完备的时期，特别是清代是我国历朝救灾制度最为完备、执行也最为严格的朝代。当时的官府为了打消绅民善款被官吏贪污的顾虑，避免影响绅民开展救灾的积极性，往往都会授意民间社会自行开展救济活动，即由当时素有威望的士绅来董理赈务，不假胥吏之手。
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救济事业，并没能真正满足当时灾荒救济的需要，也不可能全然解决贫困及其相关的种种社会问题，甚至施善者有时只是出于教化的目的，或者乃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得善报，而并未以满足被救济者的需求做为首要的出发点。但不管怎样，当时名目繁多、规模各异、形式多样的民间社会救济毕竟对国家社会救济的不足、疏失和弊端起到了一定的补救作用，挽救了不知凡几的生命，而且也多少促进整个社会的向善之风。其意义不容低估。
民间社会救济自然有其局限，不过在实际的救济中，它不仅可以成为国家救济的有益补充，且有以下优势：首先，民间社会救济大都规模较小，运转灵活，施行便捷，且易于监督。其次，施济者对当地实际情况和被救济对象十分熟悉,能够因地制宜地施行灵活多样、富有实效的救济,更有利于解决灾民的实际需要。再次，民间社会力量在救济往往还能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举措和制度上的改进和创新，从而使得救济措施和制度更具实效。
与此同时，虽然明清时期日渐增强民间社会力量的在社会救济事业发挥越来越多作用，可能会分割官府的部分权力，但并没有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因为作为社会力量的领导者———乡贤一般都深受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他们在追求自己私利的同时，往往也会顾及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实际上，乡贤在举办公共事务时，所预期的乃是让自己更受官府的器重以对地方社会事务更具影响，而非希望自己成为与官方对抗的民间领袖。其意义，并不在于藉机使民主和自由得到发展，而是他们能够凭借自身对地方社会的熟悉，以及对当地社会问题和需求的敏感，有针对性地补充官方行政能力的不足，并有效地表达地方社会的要求或民意，促发地方官员关注并举办一些缺乏制度规定，但实际需要的事业。由此可见，充分调动和发挥民间社会力量在救荒中的作用，不仅在现实中弥补了官方救济能力的不足，而且也并不会因此对国家的稳定造成危害。
明清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不少方面，比如直接关涉生命的医疗卫生领域，以及对灾荒中对民众生命与财产的抢救，传统国家在制度上规定的缺失和实际介入的严重不够，极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社会力量在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清末以来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尽管国家权力不断扩张，但并未割断地方社会力量积极投身社会救济事业的传统，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很多情况下，只是将民间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内容纳入到官方的、制度化的体系之中去而已，而非以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来压缩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如此而言，如何尽可能地从制度上培育民间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救济中的能动作用，不正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吗?
人们千里迢迢前来凭吊的是那一片古老的残迹，而不是那一片新建的 “古迹”。凡是具有时间的深度的东西，都应该以无比虔诚的心情保留下来
去年10月，我与同事王明珂先生仆仆风尘，前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主要是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抗战期间一度迁往李庄，我们要到那里拍摄一些纪录片，同时也希望当地能保持史语所原址张家大院的旧模样，保护它但不要过度改建它。
此行的重要任务很顺利完成了。古人有“千里送鹅毛”，我们何以要千里送只语呢？因为过去几年，我偶尔到中国大陆访问时，感触最深的是有几个古迹看来只有地点是古的，其余全是新的，我戏称之为“新建古迹”。如果我的观察没错，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古迹经过几个阶段：第一是为了现代化而大量铲平的时期；第二是开始了解到要创造观光资源，必须依靠古迹的时期；第三是地方开始有钱，充分了解观光产业之重要，而又想为古迹“注入生命力”，也就是所谓“新建古迹”的时期。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这几年来凡是有机会，我就劝人“最古老的是可贵的”；如是为了创造观光资源，那么愈古老的愈能卖钱；宁可留住一片古老的，不要一栋新建的。人们千里迢迢前来凭吊的是那一片古老的残迹而不是那一片新建的“古迹”。访客想看的是与自己平常所见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他想看的是自己熟悉的东西，又何必千里迢迢前来此地呢？所以凡是具有时间的深度的东西，都应该以无比虔诚的心情保留下来。
1990年代，我曾因搜集史料经过江苏南部，看到许多明清古屋被拆散一地，那一个情景使我想起1960-1970年代的台湾，当时有一位小说家施叔青写了一本《琉璃瓦》，如果我的记忆没错，便是描写彼时台湾为了现代化，将许多老屋拆毁，珍贵的琉璃瓦散碎一地，不知珍惜的故事。
当然，文物保护者与古迹的现住户之间是有紧张的，后者往往觉得古迹太过破旧，住起来不舒服，一旦指定保护，长时不能翻身，所以过去台湾曾经有人在指定古迹之前悄悄加以毁损的情形。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政府将他们迁往公建的新住宅，然后将古迹保护下来。记得有一年我到瑞士，专程前去参访古代房屋的园区，他们的办法是将数百年来各种房屋都移一两栋到园区以供保存及欣赏，是值得借镜的作法。
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仑乎？”把天地比喻成一座通风鼓火的冶具；我则觉得人的内在生命像是一座乐器，要经过外面事物适当的引会，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而具有时间深度的古老东西，正是一种拓展心灵深度的引会之物。
咸丰朝的历史悖论
作者：朱维铮 来源：FT中文网
庙号文宗而谥称显皇帝的咸丰帝，虽是满洲皇室的纨绔子弟，却因争夺皇储而颇具教养。当他如愿登上大宝，起初也想有所作为。即位初期，面对谏臣奏章，都表示有听德，并且很快惩办父皇宠信的佞臣穆彰阿、耆英，又起用林则徐，以示有意“维新”。哪知天不我佑，外患内乱不绝。他和他的亲信，都十分迷信中世纪的传统数术。两汉的《周易》纬书，不是说每个新朝都必遭“百六阳九”的厄运吗？就是说，每个新王朝，每逢建国一百零六年，必遭大旱或类似厄运九次，而据相传为箕子所作的《周易》“明夷”卦的传统解释，又说其卦（离下坤上）表征“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 既然咸丰帝实际在位十一年半，却屡遭患难，那么民国初年的《清史稿》作者，以下描述应说颇近历史实相：“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
然而《清史稿》文宗纪的作者，接着“评价”这个皇帝，说他在倒霉的处境中，“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向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
末二语很有趣，意谓假如咸丰帝不是年方而立就死去，假如他的个人专制能延续，那么“后来之伏患”即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便不可能出现，大清帝国说不定将绵历百世。
历史从来拒绝假设。事实是咸丰帝的“庙算”，不仅着着失灵，连他本人也化作流浪不归的亡命徒。他除了众多妃嫔，还有从民间私纳的曹寡妇之类，却只同一个宫女那拉氏生有一子。因而他根本不可能远承高祖雍正帝秘密建储的传统，如其父道光帝那样，有立储的选择余地。当然他还有一个选择，即如北国鲜卑族先辈传统，立子杀母，并借口沿袭汉武帝晚年立少子而杀其母的先例。相传咸丰帝在热河临死之际，曾密授皇后一道硃谕，谓如发现那拉氏恃子为帝而骄纵不法，便可将她处死，这证明咸丰帝是熟悉汉魏传统的，但更反证这个皇帝无能。明知满清早有“母以子贵”的太后专政传统，却不敢冒犯独子生母，而将死后预防大权旁落的希望，寄托给无子又仁柔的皇后，岂非恰给遗妾僭权开路吗？
咸丰帝在位十一年半，正是大清帝国的生死关头。但看个人，这个皇帝应属亡国之君。然而帝国竟没灭亡。首都沦陷而王朝犹存，江山仅存半壁而帝国名义仍在，君主死于流亡而其子仍能复辟，诸如此类的悖论，怎样给出合乎历史实相的解释，至少既有的历史教科书，说法虽多，却都难以令读者信服。H
历史教员的责任
作者：谢泳来源：《南方都市报》
没有不可以批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没有不可以批评的现实生活和伟大人物，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得起自由和公开批评的，这是历史的常识。
我想对中学历史教员说句话：我们现在教授历史的方法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个人，但我想说，虽然大制度一时无法改变，但在具体教学中，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告诉学生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我有这个感受，主要来源于近期一些青年学生判断历史的思路。中国的历史教学局限明显，这个大概不需要争论。如今中学里教授历史的基本习惯，不是告诉学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历史真相，而是简单告诉学生历史知识。在网络时代，传授简单历史知识的意义非常有限，那些历史的简单结论，其实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学生在网络上可以随时获得。我们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让学生懂得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如何获取真实和完整的史料，如何判断历史真相、如何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也就是说，历史教学的重点在方法，不在知识，是要让学生养成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有证据我才接受的习惯。
今天许多青年在突发社会现象面前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简单历史教育的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了解真实历史的起码条件一是开放的信息，二是完整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对历史下结论，在知识系统上是有明显缺陷的。这个意识一定要成为人的基本素养，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意识到宣传不是历史，那就太可悲了。
历史学科的意义在于保存历史记忆并从这种记忆中获取教益，如果历史教学最后变成让学生简单接受一种固定的历史知识，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学就完全失败了，因为学生不明白没有完整史料、真实史料支撑的历史结论在知识上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会习惯用片断、零散和混乱的思维观察历史，当这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后，他们就不会客观判断历史了。
我常常想，为什么许多青年在并不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会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局限，可能主要是从小没有养成独立判断历史的习惯。比如当一个地方发生了人们关心的事件或者出现了人们关心的言论时，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在什么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言论，第一要完全了解发出那种言论的完整事实并对其人的真实背景具有足够的知识，如果有成型的文本，这个文本一定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保持完整的；如果是电子信息，一定也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可以自由观看的。断章取义，只言片语，信息封闭是判断历史之大忌。我们要养成起码的观察历史的知识习惯，结论可以因自己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观念而不同，但在做出独立判断前所应当具有的知识规则是必须建立的。没有不可以批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没有不可以批评的现实生活和伟大人物，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得起自由和公开批评的，这是历史的常识。在当下的历史处境中，我们最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做一个不被人惑的人。
遗失的传统
作者：余新忠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明清是我国古代荒政制度日趋完备的时期，特别是清代是我国历朝救灾制度最为完备、执行也最为严格的朝代。当时的官府为了打消绅民善款被官吏贪污的顾虑，避免影响绅民开展救灾的积极性，往往都会授意民间社会自行开展救济活动，即由当时素有威望的士绅来董理赈务，不假胥吏之手。
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救济事业，并没能真正满足当时灾荒救济的需要，也不可能全然解决贫困及其相关的种种社会问题，甚至施善者有时只是出于教化的目的，或者乃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得善报，而并未以满足被救济者的需求做为首要的出发点。但不管怎样，当时名目繁多、规模各异、形式多样的民间社会救济毕竟对国家社会救济的不足、疏失和弊端起到了一定的补救作用，挽救了不知凡几的生命，而且也多少促进整个社会的向善之风。其意义不容低估。
民间社会救济自然有其局限，不过在实际的救济中，它不仅可以成为国家救济的有益补充，且有以下优势：首先，民间社会救济大都规模较小，运转灵活，施行便捷，且易于监督。其次，施济者对当地实际情况和被救济对象十分熟悉,能够因地制宜地施行灵活多样、富有实效的救济,更有利于解决灾民的实际需要。再次，民间社会力量在救济往往还能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举措和制度上的改进和创新，从而使得救济措施和制度更具实效。
与此同时，虽然明清时期日渐增强民间社会力量的在社会救济事业发挥越来越多作用，可能会分割官府的部分权力，但并没有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因为作为社会力量的领导者———乡贤一般都深受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他们在追求自己私利的同时，往往也会顾及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实际上，乡贤在举办公共事务时，所预期的乃是让自己更受官府的器重以对地方社会事务更具影响，而非希望自己成为与官方对抗的民间领袖。其意义，并不在于藉机使民主和自由得到发展，而是他们能够凭借自身对地方社会的熟悉，以及对当地社会问题和需求的敏感，有针对性地补充官方行政能力的不足，并有效地表达地方社会的要求或民意，促发地方官员关注并举办一些缺乏制度规定，但实际需要的事业。由此可见，充分调动和发挥民间社会力量在救荒中的作用，不仅在现实中弥补了官方救济能力的不足，而且也并不会因此对国家的稳定造成危害。
明清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不少方面，比如直接关涉生命的医疗卫生领域，以及对灾荒中对民众生命与财产的抢救，传统国家在制度上规定的缺失和实际介入的严重不够，极不利于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社会力量在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清末以来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尽管国家权力不断扩张，但并未割断地方社会力量积极投身社会救济事业的传统，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很多情况下，只是将民间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内容纳入到官方的、制度化的体系之中去而已，而非以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来压缩民间社会的活动空间。如此而言，如何尽可能地从制度上培育民间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救济中的能动作用，不正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