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1959年夏天，那时候我家住在湖南长沙北门外湘春街晴佳巷。
　　那年暑假，在安江纱厂工作的大姐要我妈去帮她带崽。临走前，我妈留下了30多元钱给我们姐弟三人做生活费，并留下了她的私章，说我哥这个月快寄钱回来了，收到钱可以做生活费，她最多两个月就回来。
　　那时候生活水平不高，物价也很低，一个人一个月有十来块钱生活费足够了。汇款单是要盖章的，每个月我们家都有两笔汇款，一笔是哥哥寄来的，一笔是大姐寄来的。按月按时寄来，比发工资还准时。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父亲去世早，家里全靠母亲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哥哥参军后，每个月有6元钱的生活津贴都存下来，每3个月寄15元回家补贴家用。转业到地方工作后，随着职务的升迁，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越来越多，发生失窃案那个月寄回来的是50元。
　　一天早上，我在睡梦中被二姐摇醒，问家里的钱到哪里去了？我说不是放在老地方吗？二姐紧张地告诉我：老地方没有！钱不见了！
　　我妈留下的30多元钱和那张刚刚收到还没有去邮局兑换的50元汇票都放在一个信封里，信封夹在一个大号笔记本里，笔记本放在床头书桌抽屉里。一般来说，小偷应该不会知道这么清楚。
　　我不相信，又自己找了一遍，信封还在，却是空的，没有了钱和那张汇票。我傻眼了。好在我醒悟快，嘱咐姐姐不要动，我去派出所报案。
　　当时的北站路派出所是从晴佳巷搬去留芳岭的，我认识黄户籍、李户籍，去了派出所找到他们报了案。不一会儿，李户籍来了，把信封、笔记本和抽屉一起拿走了。说是去采指纹，我们姐弟三人也都按了指纹。
　　然后，街道上开会，公布案情，号召大家提供线索，同时也宣布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们姐弟三人分别被多次谈话，反复询问事情经过。我弟弟提供的线索引起了重视。他说，邮递员喊我们家“盖章”时，正好邻居张大姐挑担自来水从外面进来，对我弟弟说：“好过，你们家又来钱了！我看看，又寄了好多钱咯，50元呀！好过啊！”就因为这话，她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只有她知道我们家有这么多钱，不排除见财起心。
　　办案人员多次找她谈话，反复交代政策进行规劝。搞得她神魂颠倒，做菜时把桐油当作茶油放！隔壁赵娭毑是衡山人，也被天天喊去谈话搞得哭哭啼啼，一口衡山话对我说：“你们要是自己把钱拿出去玩了，吃掉了，你们要讲真话啊！莫害我们啊！”
　　反正那半个多月里，左邻右舍和街道居民都被我们家这桩失窃案闹得鸡犬不宁。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我身上。失窃那天，我一早去北二马路买肉，准备做红烧肉吃，买肉的时候遇到了同班同学邓某，两人说着话他就跟着到了我家。我们家厨房在天井另一头，我去厨房烧肉，发现没有酱油了，就当着他的面从信封里拿了钱去打酱油，还要他坐在家里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了。所以，他知道我们放钱的地方。后来我买肉回来，找的零钱也是当着他的面放进抽屉信封里的。
　　可是，就在我打了酱油回来去厨房做红烧肉的时候，他把信封里的钱和那张汇票一股脑都装进了他的口袋。不一会儿他就说要回去了，我因为忙着做红烧肉，也就没有留他陪我继续聊天。这一天我们都没有再动抽屉里的钱，直到第二天一早我二姐要去买菜才发现钱没了。
　　而失窃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却被我完全说反了。当黄户籍李户籍反复问我，有什么人看到过我们的钱没有？那两天有什么人来过没有？我每次都是这样回答的：有个同学来过，但是他走后我还拿钱打了酱油！既然他走后我还拿了钱打酱油，他自然被排除在嫌疑人之外了。
　　案件的转机出在居民组长陈娭毑身上，她对两位户籍说：小孩的话不能太相信，说不定记错了呢，说不定是他同学来之前他拿的钱打酱油呢！陈娭毑这番话不幸言中，让案件迅速得到侦破。
　　黄户籍要我去邓某家看看情况，套套话头。我去找邓某得找个理由，当年我哥哥在广州寄了个“矿石收音机”给我们，这在当时算高科技了。一粒矿石，一个线圈，一副耳机，再在外面架设一根天线就可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矿石是黄铜矿晶体，能单向导电，有二极管检波作用，用一根小铜丝去触碰矿石晶体，触碰到最灵敏点就有声音了，如果不小心移动了位置，就收不到电波信号。
　　于是我把小铜丝挪动后就去了邓某家，以我家收音机坏了为借口，请他帮我来看看。邓某不在家，说是看电影去了，电影名我至今记得，叫《三剑客》，法国片子，他弟弟在家。
　　一进邓某家就见到他们家也有一台矿石收音机，我问他弟弟什么时候买的，说是他哥哥最近买的。我一听就觉得有戏，因为邓某上次碰到我还说没有钱用，要利用暑假找点事做，现在又买了矿石收音机，还有钱去看电影了。
　　我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对他弟弟說，我家的矿石收音机坏了，要他哥哥回来去我家帮我看看。
　　没过多久，邓某就来了，拨弄了一会儿说可能天线有问题，就拿梯子爬到墙头上去检查天线，这个时候黄户籍进来了。头戴大盖帽，一套夏季警服，上衣是白色的，裤子蓝色镶红边，以前有句歇后语——警察的裤，额外一条筋，就是说的这种款式的警服。黄户籍一进来就一脸严肃地朝墙头上的邓某问道：你是邓某某吗？下来跟我走一趟。然后指着我说：你也来。
　　到了北站路派出所，黄户籍要我坐在外面接待室写失窃经过，把邓某带进里面房间去了。失窃经过是我说过无数遍，写了好几遍的事情，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写了不到几个字，黄户籍就出来了，指着我说：你这个小鬼真的害人不浅啊！他明明是看到你拿的钱打酱油，你总是说他走了你还拿了钱打酱油。
　　黄户籍说：“他开始不承认，我要他按指纹，说我们已经在抽屉和笔记本信封上都采集了指纹，他就发抖了，按指纹的时候，这么热的天，头上汗直冒。接着就承认了。”
　　我离开派出所之前，见了邓某一面，他被民警叫去另一间房，我看到他脸上又红又白，颧骨附近一圈是白的，颧骨外面是红的，鼻子上的汗还没有干，人整个“糜”了。
　　自那以后，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邓某，听说他当时就被送去劳教了。
　　我们家失窃的现金是他妈赔的，汇票由派出所出示证明去邮局如数领取回来了。听邓某交代讲，他知道领取汇票不但要盖私章还要带户口本核对收款人，所以他撕掉了。
　　破案后，街道上又召开了居民大会，由我二姐代表我们全家向街坊邻里道歉，向人民警察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至今认为：当年“人民警察为人民”这话不只是宣传标语，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指南。一件八十几元的案子现在肯定不够立案标准，他们却那样重视，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所以，我亲身经历的这件案子至今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