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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没有预料到,1910年,这个立宪派的春天消失的如此之快,革命的夏雷来得又是如此迅疾。
1910年1月1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在路上。
前天晚上,十六省谘议局的55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后,代表们启程北上京城请愿,要求清政府在一年内速开国会。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12月28号,他就乘船从上海返回通州。
并非张謇对请愿不热心,相反,他正是这次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联络,起草文件,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五十六岁的他经常忙至深夜。虽然劳累不堪,张謇却满怀希望,因为立宪救国,此时不仅仅是空谈,波及全国的运动已经起来了。为此,这个鼎鼎大名的状元实业家已经努力了六年。
从实业到立宪
虽然素有才名,却屡次科考不中,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四十一岁的张謇才鸿运当头,不仅高中状元,而且深受帝党领袖翁同龢的器重,成为“翁门六弟子”之一,一跃跻身帝党的中心决策层。但正所谓“一如侯门深似海”,此时的清政府像红楼梦中那个败落的大家族,内部的动荡更胜平时,入仕之初,他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帝党与后党的争斗。
维新夭折,后党反扑,目睹了诸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目睹了皇权的可怖和易变,1898年,时任翰林院修撰的张謇请求告假还乡。六月二日,他离开北京,此后十余年未曾返京。
甲午战败,“强兵”梦破,“求富”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放松了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实业救国成为潮流。回通州之后,张謇主持大生纱厂,经过数年努力,不仅垄断了通海地区,而且开始向上海扩展。1901年,通州垦牧公司开建。赴日前不久,他还在酝酿成立渔业公司。实业救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二十七日凌晨,张謇登山日本邮船会社的“博爱丸”轮东行,去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
离开中国大陆愈来愈远,海水开始略带黄色,东行愈远愈转绿色,到深海处,水显黑色,浪亦渐大。张謇站立船头,望苍茫水色,回想过去十年,自己从高中状元,参与党争到厌倦政治,兴办实业。人生之途,可谓难测!他当时或没料到,这次东行,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两天后,张謇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他此行并非是去考察政治,而是教育和实业。他自己确定的参观程序是:“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但正像他后来总结的那样,无论是实业还是教育,都应包括政、学、业三个方面,而“政者君相之事”——首先就是政府的政策。(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
七十天内,张謇一共参观了三十五处教育机构和三十个农、工、商单位,而且是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平时写日记,一两句即可。但在日本期间,他的日记动辄数百言。
日本所见,对张謇刺激颇大。这个一衣带水的莞尔小国,短短数年便发生巨变,发展之快,气象之新,令人咂舌。在参观札幌时,他惊羡于北海道开垦二十年业绩,有感于中日现状之对比,赋诗一首:“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东家负债广田园,西家倾家永歌舞。一家嘀嘀一嘻嘻,一龙而鱼一鼠虎。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张謇日记》)
日本的发展,张謇归因于君主立宪制度。而那个老大帝国的病根,他认为就在于政体落后,导致政府贪婪而腐败。对此,他开出两剂良药:一是健全立法,二是政党政治。
不仅仅是张謇这样想。就在他回国后不久,《浙江潮》杂志上首次出现了“立宪派”一词,立宪思潮开始勃兴。经历了戊戌变法特别是八国联军之役后,人们期待着更深刻的政治变革。在梁启超和一批留日青年的鼓动下,立宪逐渐取代维新,成为救国新思潮。
作为地方绅士领袖,立宪派中的实力人物,张謇开始组织政治团体,鼓吹立宪运动,切切实实的开始了立宪救国之路。
不仅仅是张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謇的活动特别频繁。他在这年除夕的日记上算了一笔账:“计本年元月至除夕,在家凡三十九日,东西南北,未有若是之役役也。最(撮)其事由,大半为路事。”
所谓“路事”即争沪宁铁路的修筑权利,但这决非他活动的全部。从九月以后的日记可以判断,除“路事”外,他还频繁地参加江苏省教育会及图书公司等各种会议,简直是在会议和公私酒宴中过生活。而这些,都是在为立宪作谁备,其直接后果就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召开。
这一年,和张謇一样为立宪而忙碌的还有他的好友汤化龙。汤出生于湖北浠水一个地主兼商人家,1906年,32岁的他有感于“政治不革新,国亡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止旧学不周于用”,辞去京官之职,自请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他学习刻苦,“辛苦三年立雪图”,以学习日本立宪之精髓。与友人联合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以研究法政学理为宗旨,撰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此外,他还翻译、评介西方教育及法政理论,著《议会论》,探讨议会的性质和作用。
这一年,同在日本的蒲殿俊也认定争民权、行宪政是必走之路。他约集川籍留日学生胡骏、肖湘等三百余人,在日本成立了川汉铁路改进会。蒲本人被推举为会长。该会主要成员联名上书锡良,要求川路公司实行商办,并每月出版《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一册。由蒲殿俊等四十四名留日学生署名,刊登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上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的长文,以法律来说理,义正言辞,影响巨大。
这一年,比汤化龙小两岁的孙洪伊,断然卖掉全部祖遗田产4000亩,得款4.2万元,用来创立明新中学。这个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北仓大盐商孙家的子孙,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已经倾其家产来创建新式学校。他认为国家之希望,在立宪;立宪之根本,在教育。
这些人后来与张謇一样,成了立宪运动的中坚。他们大多受过传统教育,以儒家思想为正宗,但是后来,或像汤化龙、浦殿臣等留学日本,或者进过新式学堂,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他们的家族大多殷富,是当地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
在这个群体中,以张謇为领袖的东南士绅最具财力的。开埠以来,东南地区民族工业发展最快,早在1903年,张謇就曾信心满满地说:“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这些经营者办实业、兴教育、争权利、提倡立宪,在全国影响巨大。早期的如胡光镛家族、叶澄衷家族,稍后则有严信厚、沈元沛、许鼎霖、庞元济、周廷弼、曾铸、祝大椿、朱志尧等,而其中声名最为显赫的则为张謇。
立宪派的春天
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21个行省的谘议局均如期成立,一律开议。
这一天,各界“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第一日”欢呼祈祷不已。《申报》以红色印刷版面,敬祝谘议局成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大公报》把谘议局看做“否极泰来,上下交通之气象”加以讴歌。开封、长沙各校甚至放假一天,进行庆祝。
江苏省谘议局也在一片欢庆气氛中召开第一次会议。张謇以五十一票(到会者九十五人)当选为议长。同一天,汤化龙当选为湖北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当选为山东谘议局局长,丘逢甲当选为广东谘议局副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
这些地方绅派领袖们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既向地方官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有以各种幌子谋利的一面,但更有制衡官家权力积极一面,促成了上流社会的紧张和分裂。
此时,立宪已如燎原之火,颇有涤荡寰宇,改天换地的气势。而清政府所谓的九年立宪期,显得又是多么漫长!九月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关于关岛问题的新约。人们惊相走告,“愤叹之声,雷动合”。如张謇振臂所言:“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于是拟请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之议,各行省乃不谋而同。”(《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
为此,张謇提议各省谘议局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提议很快得到响应。
12月8日,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得知长沙代表将于当日启程赴沪参加会议时,兴奋异常。当日,他在学校谈及时局危机,“乃觅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并托人将此血书转交代表。(《申报》,1909年12月11、12日)
十天后,在上海召开的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第一次会议上,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殷赤淋漓,字迹斑烂,与会代表无不感奋。
又一月,也就是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到达北京,由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列队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并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呈交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赞助。四天后,请愿书总算经由都察院呈递到朝廷。十天后,代表决定成立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宣统元年各省签名请愿者皆为会员,规定非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同志会还号召会员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分头请愿。(《时报》,1910年1月31日)
清廷内多数人对此颇为反感,但表面上却以礼待之;少数有识之士虽赞成立宪,却又不敢出而力争,给予的回答是不痛不痒,所以结果是不了了之。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就这样流产。
1910年2月间,徐特立的血书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流传。直隶立宪派人士,还把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编成热潮新戏演出。徐特立由此声名鹊起,成为全国敬仰的志士。江苏丹徒县的郭毅效法徐特立,自刺手臂,用血书写了“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连同一信,邮寄请愿代表。(《浙江时报》,1910年2月25日;《申报》,1910年2月14日)
江苏谘议局作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单位,在张謇主持下开会,再次作出速开国会的决议。4月,代表们来到北京,发起第二次国会情愿运动。十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内容各有侧重。东三省绅民请愿书尤让人感动: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今年疆界日蹙,权利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之处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以从容以待。(《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号称三十余万人。但此次上书请愿的声势和上书语气的急切,反而使清廷疑虑,再次碰壁。
6月29日、30日,代表团连续开了两天会,决定发动第三次请愿运动。10月7日,孙洪伊等23名代表正整队待发。忽然,赵振清、牛广生等17个学生前来为代表饯行:“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
《申报》报道,这两个人说完后,立即从袖中拔出利刃,欲自杀以明心迹。代表惊骇万分,赶紧阻拦。二人在代表防备疏忽之际,忽然各自割下左腿、右臂各一块肉,在致代表书上涂擦数遍,惨不忍睹。各代表潸然泪下,答谢学生,誓死请愿到底。学生等遂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踉跄而去。(《申报》1910年10月14日)
具有突破意义的是,这次请愿已经打破了少数代表请愿、多数群众签名的方式,许多省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请愿运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性运动。11月16日,河南国会开会,3000多人到会,抚署门前喧天震地。10月23日,山西太原1000多人参加集会,要求请愿。同日,陕西召开1万余人的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署请愿,5000余人签名。30日,福建5000余人前往抚署请愿。同日,四川6000余人参加大会,要求明年即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在立宪风潮席卷全国之际,一向温和谨慎,不与权力中心发生纠葛的张謇倍感振奋,打算在十多年后重返京城,亲自到北京参加请愿活动。但是,12月16日,张謇突然决定放弃此行。因为就在两天前,清廷在各方面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且答应预行组织内阁。
这一天,当张謇兴高采烈地来到江苏省谘议局,欲把这则消失告知同仁时,发现议员们正在门口燃放鞭炮,庆祝请愿有成。
从立宪到革命
而此时,孙洪伊、汤化龙、浦殿俊等在北京秘密会议,他们在随后的告各省同志书中说:“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
三次请愿,换来一纸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谕旨,是成功还是失败?
对孙洪伊而言,这是个失败,在今年六月,他尝云:“我等受父老重托,为天下所仰望,苟不得到开国会之目的,我孙某抵死不出京城一步也。”(《申报》,宣统二年六月十一日)
对张謇而言,这是个成功,在第一次请愿运动之初,他就曾说:“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己,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送十六省议员诣网上书序》载.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事与愿违,清廷“负人民”时,绝无不忍之心。十一月份,清政府下令各督抚严禁请愿运动,随时弹压惩处。11月28日,东三省学生请愿会代表温世霖被逮捕,随即发配新疆。到了宣统三年(1911)上半年,皇族内阁的建立与铁路国有政策的实施,立宪之路完全终结。
革命的情绪在急剧发酵。山西代表渠本澄返省后当中宣言:“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志士多韪之。”江苏代表沈缦云返沪后即加入革命党人的报纸《民立报》,次年加入同盟会。山东立宪派丁世峄、周书标成为“秘密组织革命活动”的中坚分子。广东谘议局副局长丘逢甲闻革命思想腾播国内,大喜,说“是吾志也。”(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在请愿运动时期,梁启超一直以那如椽巨笔,为立宪擂动战鼓。 而到了1911年,梁启超《国风报》上《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中说:“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他的转向颇具象征意义。(《国风报》,第2年第5号)
在立宪派人当中,只有张謇未尝稍改他的一贯主张。据孙洪伊透露,大部分立宪派人士,在请愿之后与张謇“中道异趋”。
对于“党人隐忿之深”,张謇是完全承认的。他不改初衷,可能因为没有参加第三次请愿,心情感受与代表们不同。更重要的是,他的大生企业系统,庞大的实业计划,赴美报聘的雄图大略,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与社会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仍想竭尽全力遏止革命的发展。同时,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具有若干民权思想的企业家,但士人伦理依然束缚着他,大厦将倾之时,拯救危局才是最好的选择。
1911年5月,各省谘议局代表组成的宪友会成立,以北京为总部,各省为支部。总部设常务干事三人,分别为雷奋、徐佛苏,孙洪伊。后来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宪友会是国内早期最具有渊源和规模的政党。
其实,围绕着立宪还是革命问题,宪友会内部亦有分歧。雷奋、徐佛苏、孙洪伊显然代表三种精神、三个地域。雷出身与江浙人士组成的立宪预备公会,该会以张謇为首,自始自终是温和派。徐佛苏是梁启超的代言人,对立宪有热忱,对清廷不存过分期望。孙洪伊则代表请愿运动中的激进派,与汤化龙、浦殿俊、谭延等人的想法接近。
正当代表们在北京奔走上书的时候,古老的北京城,其止水般的静谧,因为请愿者的投入,的确掀起了波澜。有人欲以身殉请愿,有人割臂断指写血书。支持请愿运动的舆论,不仅破灭了清朝争权的威信,且间接有助于革命运动。请愿之初,《时报》就指出,请愿不遂,“革命党日得利用时机,相互鼓煽,谓民权之路不得立宪之终……不如及早自图,颠覆政府,别立新政府之为愈。”(《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些,张謇恐怕是没有预料到的。他更没有预料到,1910年,这个立宪派的春天消失的如此之快,革命的夏雷来得又是如此迅疾。非要革命不可吗?几年后,张謇绝望地题下一首诗:“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熬,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昔在光、宜间,政堕乖所寄,天大军国事,飘瓦供儿戏。酸声仰天叫,夭也奈何醉?临危膜眩药,狼藉与覆地。烬烛累千言,滴滴铜人泪!”(《张季子九录•诗录》)
1910年1月1日,一向勤于记日记的张謇在本子上留下了空白。虽无记载,但可以想见,在路上的国会请愿代表,是张謇的牵挂之一。直到晚年,他仍然无法忘记那个立宪派的春天:“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年谱自序》,《张季子九录•文录》)■
1910年1月1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在路上。
前天晚上,十六省谘议局的55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会后,代表们启程北上京城请愿,要求清政府在一年内速开国会。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12月28号,他就乘船从上海返回通州。
并非张謇对请愿不热心,相反,他正是这次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联络,起草文件,过去的几个月中,已经五十六岁的他经常忙至深夜。虽然劳累不堪,张謇却满怀希望,因为立宪救国,此时不仅仅是空谈,波及全国的运动已经起来了。为此,这个鼎鼎大名的状元实业家已经努力了六年。
从实业到立宪
虽然素有才名,却屡次科考不中,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四十一岁的张謇才鸿运当头,不仅高中状元,而且深受帝党领袖翁同龢的器重,成为“翁门六弟子”之一,一跃跻身帝党的中心决策层。但正所谓“一如侯门深似海”,此时的清政府像红楼梦中那个败落的大家族,内部的动荡更胜平时,入仕之初,他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帝党与后党的争斗。
维新夭折,后党反扑,目睹了诸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目睹了皇权的可怖和易变,1898年,时任翰林院修撰的张謇请求告假还乡。六月二日,他离开北京,此后十余年未曾返京。
甲午战败,“强兵”梦破,“求富”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放松了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实业救国成为潮流。回通州之后,张謇主持大生纱厂,经过数年努力,不仅垄断了通海地区,而且开始向上海扩展。1901年,通州垦牧公司开建。赴日前不久,他还在酝酿成立渔业公司。实业救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二十七日凌晨,张謇登山日本邮船会社的“博爱丸”轮东行,去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
离开中国大陆愈来愈远,海水开始略带黄色,东行愈远愈转绿色,到深海处,水显黑色,浪亦渐大。张謇站立船头,望苍茫水色,回想过去十年,自己从高中状元,参与党争到厌倦政治,兴办实业。人生之途,可谓难测!他当时或没料到,这次东行,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两天后,张謇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他此行并非是去考察政治,而是教育和实业。他自己确定的参观程序是:“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但正像他后来总结的那样,无论是实业还是教育,都应包括政、学、业三个方面,而“政者君相之事”——首先就是政府的政策。(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
七十天内,张謇一共参观了三十五处教育机构和三十个农、工、商单位,而且是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平时写日记,一两句即可。但在日本期间,他的日记动辄数百言。
日本所见,对张謇刺激颇大。这个一衣带水的莞尔小国,短短数年便发生巨变,发展之快,气象之新,令人咂舌。在参观札幌时,他惊羡于北海道开垦二十年业绩,有感于中日现状之对比,赋诗一首:“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东家负债广田园,西家倾家永歌舞。一家嘀嘀一嘻嘻,一龙而鱼一鼠虎。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张謇日记》)
日本的发展,张謇归因于君主立宪制度。而那个老大帝国的病根,他认为就在于政体落后,导致政府贪婪而腐败。对此,他开出两剂良药:一是健全立法,二是政党政治。
不仅仅是张謇这样想。就在他回国后不久,《浙江潮》杂志上首次出现了“立宪派”一词,立宪思潮开始勃兴。经历了戊戌变法特别是八国联军之役后,人们期待着更深刻的政治变革。在梁启超和一批留日青年的鼓动下,立宪逐渐取代维新,成为救国新思潮。
作为地方绅士领袖,立宪派中的实力人物,张謇开始组织政治团体,鼓吹立宪运动,切切实实的开始了立宪救国之路。
不仅仅是张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謇的活动特别频繁。他在这年除夕的日记上算了一笔账:“计本年元月至除夕,在家凡三十九日,东西南北,未有若是之役役也。最(撮)其事由,大半为路事。”
所谓“路事”即争沪宁铁路的修筑权利,但这决非他活动的全部。从九月以后的日记可以判断,除“路事”外,他还频繁地参加江苏省教育会及图书公司等各种会议,简直是在会议和公私酒宴中过生活。而这些,都是在为立宪作谁备,其直接后果就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召开。
这一年,和张謇一样为立宪而忙碌的还有他的好友汤化龙。汤出生于湖北浠水一个地主兼商人家,1906年,32岁的他有感于“政治不革新,国亡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止旧学不周于用”,辞去京官之职,自请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律。他学习刻苦,“辛苦三年立雪图”,以学习日本立宪之精髓。与友人联合发起成立法政学交通社,以研究法政学理为宗旨,撰成《大清违警律释义》一书。此外,他还翻译、评介西方教育及法政理论,著《议会论》,探讨议会的性质和作用。
这一年,同在日本的蒲殿俊也认定争民权、行宪政是必走之路。他约集川籍留日学生胡骏、肖湘等三百余人,在日本成立了川汉铁路改进会。蒲本人被推举为会长。该会主要成员联名上书锡良,要求川路公司实行商办,并每月出版《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一册。由蒲殿俊等四十四名留日学生署名,刊登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上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的长文,以法律来说理,义正言辞,影响巨大。
这一年,比汤化龙小两岁的孙洪伊,断然卖掉全部祖遗田产4000亩,得款4.2万元,用来创立明新中学。这个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北仓大盐商孙家的子孙,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已经倾其家产来创建新式学校。他认为国家之希望,在立宪;立宪之根本,在教育。
这些人后来与张謇一样,成了立宪运动的中坚。他们大多受过传统教育,以儒家思想为正宗,但是后来,或像汤化龙、浦殿臣等留学日本,或者进过新式学堂,新知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进而积极争取;他们的家族大多殷富,是当地的中坚势力;他们的年龄,平均在四十岁上下,正是有为之时。
在这个群体中,以张謇为领袖的东南士绅最具财力的。开埠以来,东南地区民族工业发展最快,早在1903年,张謇就曾信心满满地说:“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这些经营者办实业、兴教育、争权利、提倡立宪,在全国影响巨大。早期的如胡光镛家族、叶澄衷家族,稍后则有严信厚、沈元沛、许鼎霖、庞元济、周廷弼、曾铸、祝大椿、朱志尧等,而其中声名最为显赫的则为张謇。
立宪派的春天
1909年10月14日,除新疆暂缓之外,全国21个行省的谘议局均如期成立,一律开议。
这一天,各界“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第一日”欢呼祈祷不已。《申报》以红色印刷版面,敬祝谘议局成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大公报》把谘议局看做“否极泰来,上下交通之气象”加以讴歌。开封、长沙各校甚至放假一天,进行庆祝。
江苏省谘议局也在一片欢庆气氛中召开第一次会议。张謇以五十一票(到会者九十五人)当选为议长。同一天,汤化龙当选为湖北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当选为山东谘议局局长,丘逢甲当选为广东谘议局副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
这些地方绅派领袖们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既向地方官吏争利权,也向朝廷争利权,有以各种幌子谋利的一面,但更有制衡官家权力积极一面,促成了上流社会的紧张和分裂。
此时,立宪已如燎原之火,颇有涤荡寰宇,改天换地的气势。而清政府所谓的九年立宪期,显得又是多么漫长!九月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关于关岛问题的新约。人们惊相走告,“愤叹之声,雷动合”。如张謇振臂所言:“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于是拟请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之议,各行省乃不谋而同。”(《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
为此,张謇提议各省谘议局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提议很快得到响应。
12月8日,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得知长沙代表将于当日启程赴沪参加会议时,兴奋异常。当日,他在学校谈及时局危机,“乃觅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并托人将此血书转交代表。(《申报》,1909年12月11、12日)
十天后,在上海召开的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第一次会议上,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殷赤淋漓,字迹斑烂,与会代表无不感奋。
又一月,也就是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到达北京,由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列队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并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呈交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赞助。四天后,请愿书总算经由都察院呈递到朝廷。十天后,代表决定成立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宣统元年各省签名请愿者皆为会员,规定非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同志会还号召会员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分头请愿。(《时报》,1910年1月31日)
清廷内多数人对此颇为反感,但表面上却以礼待之;少数有识之士虽赞成立宪,却又不敢出而力争,给予的回答是不痛不痒,所以结果是不了了之。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就这样流产。
1910年2月间,徐特立的血书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流传。直隶立宪派人士,还把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编成热潮新戏演出。徐特立由此声名鹊起,成为全国敬仰的志士。江苏丹徒县的郭毅效法徐特立,自刺手臂,用血书写了“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连同一信,邮寄请愿代表。(《浙江时报》,1910年2月25日;《申报》,1910年2月14日)
江苏谘议局作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单位,在张謇主持下开会,再次作出速开国会的决议。4月,代表们来到北京,发起第二次国会情愿运动。十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内容各有侧重。东三省绅民请愿书尤让人感动: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今年疆界日蹙,权利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之处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以从容以待。(《国会请愿代表第二次呈都察院代奏书汇录》)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号称三十余万人。但此次上书请愿的声势和上书语气的急切,反而使清廷疑虑,再次碰壁。
6月29日、30日,代表团连续开了两天会,决定发动第三次请愿运动。10月7日,孙洪伊等23名代表正整队待发。忽然,赵振清、牛广生等17个学生前来为代表饯行:“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
《申报》报道,这两个人说完后,立即从袖中拔出利刃,欲自杀以明心迹。代表惊骇万分,赶紧阻拦。二人在代表防备疏忽之际,忽然各自割下左腿、右臂各一块肉,在致代表书上涂擦数遍,惨不忍睹。各代表潸然泪下,答谢学生,誓死请愿到底。学生等遂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踉跄而去。(《申报》1910年10月14日)
具有突破意义的是,这次请愿已经打破了少数代表请愿、多数群众签名的方式,许多省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请愿运动成为名副其实的群众性运动。11月16日,河南国会开会,3000多人到会,抚署门前喧天震地。10月23日,山西太原1000多人参加集会,要求请愿。同日,陕西召开1万余人的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署请愿,5000余人签名。30日,福建5000余人前往抚署请愿。同日,四川6000余人参加大会,要求明年即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在立宪风潮席卷全国之际,一向温和谨慎,不与权力中心发生纠葛的张謇倍感振奋,打算在十多年后重返京城,亲自到北京参加请愿活动。但是,12月16日,张謇突然决定放弃此行。因为就在两天前,清廷在各方面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且答应预行组织内阁。
这一天,当张謇兴高采烈地来到江苏省谘议局,欲把这则消失告知同仁时,发现议员们正在门口燃放鞭炮,庆祝请愿有成。
从立宪到革命
而此时,孙洪伊、汤化龙、浦殿俊等在北京秘密会议,他们在随后的告各省同志书中说:“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
三次请愿,换来一纸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谕旨,是成功还是失败?
对孙洪伊而言,这是个失败,在今年六月,他尝云:“我等受父老重托,为天下所仰望,苟不得到开国会之目的,我孙某抵死不出京城一步也。”(《申报》,宣统二年六月十一日)
对张謇而言,这是个成功,在第一次请愿运动之初,他就曾说:“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己,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送十六省议员诣网上书序》载.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文录卷10)
事与愿违,清廷“负人民”时,绝无不忍之心。十一月份,清政府下令各督抚严禁请愿运动,随时弹压惩处。11月28日,东三省学生请愿会代表温世霖被逮捕,随即发配新疆。到了宣统三年(1911)上半年,皇族内阁的建立与铁路国有政策的实施,立宪之路完全终结。
革命的情绪在急剧发酵。山西代表渠本澄返省后当中宣言:“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志士多韪之。”江苏代表沈缦云返沪后即加入革命党人的报纸《民立报》,次年加入同盟会。山东立宪派丁世峄、周书标成为“秘密组织革命活动”的中坚分子。广东谘议局副局长丘逢甲闻革命思想腾播国内,大喜,说“是吾志也。”(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在请愿运动时期,梁启超一直以那如椽巨笔,为立宪擂动战鼓。 而到了1911年,梁启超《国风报》上《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中说:“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迎刃而解,有不劳吾民之枝枝节节以用其力者矣”。他的转向颇具象征意义。(《国风报》,第2年第5号)
在立宪派人当中,只有张謇未尝稍改他的一贯主张。据孙洪伊透露,大部分立宪派人士,在请愿之后与张謇“中道异趋”。
对于“党人隐忿之深”,张謇是完全承认的。他不改初衷,可能因为没有参加第三次请愿,心情感受与代表们不同。更重要的是,他的大生企业系统,庞大的实业计划,赴美报聘的雄图大略,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与社会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仍想竭尽全力遏止革命的发展。同时,尽管他已经是一个具有若干民权思想的企业家,但士人伦理依然束缚着他,大厦将倾之时,拯救危局才是最好的选择。
1911年5月,各省谘议局代表组成的宪友会成立,以北京为总部,各省为支部。总部设常务干事三人,分别为雷奋、徐佛苏,孙洪伊。后来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政党发展史上,宪友会是国内早期最具有渊源和规模的政党。
其实,围绕着立宪还是革命问题,宪友会内部亦有分歧。雷奋、徐佛苏、孙洪伊显然代表三种精神、三个地域。雷出身与江浙人士组成的立宪预备公会,该会以张謇为首,自始自终是温和派。徐佛苏是梁启超的代言人,对立宪有热忱,对清廷不存过分期望。孙洪伊则代表请愿运动中的激进派,与汤化龙、浦殿俊、谭延等人的想法接近。
正当代表们在北京奔走上书的时候,古老的北京城,其止水般的静谧,因为请愿者的投入,的确掀起了波澜。有人欲以身殉请愿,有人割臂断指写血书。支持请愿运动的舆论,不仅破灭了清朝争权的威信,且间接有助于革命运动。请愿之初,《时报》就指出,请愿不遂,“革命党日得利用时机,相互鼓煽,谓民权之路不得立宪之终……不如及早自图,颠覆政府,别立新政府之为愈。”(《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些,张謇恐怕是没有预料到的。他更没有预料到,1910年,这个立宪派的春天消失的如此之快,革命的夏雷来得又是如此迅疾。非要革命不可吗?几年后,张謇绝望地题下一首诗:“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熬,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昔在光、宜间,政堕乖所寄,天大军国事,飘瓦供儿戏。酸声仰天叫,夭也奈何醉?临危膜眩药,狼藉与覆地。烬烛累千言,滴滴铜人泪!”(《张季子九录•诗录》)
1910年1月1日,一向勤于记日记的张謇在本子上留下了空白。虽无记载,但可以想见,在路上的国会请愿代表,是张謇的牵挂之一。直到晚年,他仍然无法忘记那个立宪派的春天:“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年谱自序》,《张季子九录•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