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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网络安全等议题增添“杂音”之际，习近平对美国事访问，将提升中美经贸关系，更好地发挥其“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美国专家认为，如果双方此次能够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亚太区域贸易安排、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取得切实成果，这不仅将释放出促进中美两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对于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4年7月10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闭幕。
重塑投资版图
中美经贸关系已步入一个新阶段，呈现出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竞合博弈日益增多、全球影响日益深远的特点。这既为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管控双方经贸摩擦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已超出双边范畴，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0%，成为维护世界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两大支柱。有分析指出，美国经济基本面和政策会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有多快，中国经济表现则会左右全球经济增长有多稳，有关中美两国经济政策和前景的不确定性是导致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今年6月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双方重申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作为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最重要事项，愿意投入所有必要资源达成一项互利共赢、高水平的投资协定。双方一致认为首次交换负面清单本身就是里程碑式的进程，并同意于9月初再次交换改进后的负面清单出价，以确保本月底两国元首会晤时可以明确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兼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奥巴马政府在余下任期内对华政策不大会发生重大改变，如能达成双边投资协定将成为中美两国经贸领域最重要的事情。
但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看来，短期内投资协定谈判要想取得突破仍面临较大困难。美方对投资协定谈判抱有非常高的预期，美方希望中方提交的负面清单非常短，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受到的限制很少，以确保投资协定最终能获得美国国会批准;但中方一直习惯于逐步开放行业，而不是一步到位。
此外，拉迪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优先政策目标是完成TPP谈判，目前TPP谈判前景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曾在6月份表示，中方的目标是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结束中美两国行政当局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则强调，应该认识到中美双方都希望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这不仅有助于解决两国在投资方面的分歧和争议，也将给予两国投资者更大的市场准入，重塑中美投资版图，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他表示，由于目前美国正在推动的TPP谈判并不包括中国，中国正在推动的RCEP谈判也不包括美国，双边投资协定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处理中美之间国际经济议题的唯一协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专家认为，即便短期内中美未达成投资协定，中企在美投资也会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0年至2014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金额已经接近500亿美元;到2020年有望达到1000亿到2000亿美元。
优化贸易格局
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引发不少美国政客批评，但美国专家认为这并不会对两国贸易和经贸关系产生明显影响，人民币汇率与贸易不平衡不再是中美两国经贸政策博弈的焦点。
拉迪认为，近期中国央行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举措，很大程度上是根据IMF的建议让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并非要通过货币贬值促进出口和提振经济增长。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劳伦斯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说，中国正在执行的汇改举措正是美国一直所要求的，更多由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而目前市场对人民币也存在贬值预期。因此，他并不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会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增加。
劳伦斯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工资上涨使得不少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同时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有能力进口更加昂贵的产品，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将得到缓解，那种认为中国廉价商品夺走美国就业岗位的论调会逐渐失去市场。
伯格斯滕承认近年来中美两国对贸易摩擦的管控非常好，通过世贸组织解决了不少贸易纠纷;但是，中美之间还有许多贸易问题并不涵盖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无法得到解决。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考虑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或者两国都考虑参加某项区域贸易协定，为解决两国未来的贸易争端提供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双方应考虑将TPP和RCEP整合起来在亚太地区形成更加全面的区域贸易协定。
去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同意就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展开可行性研究，但据伯格斯滕透露，中美两国尚未就此进行战略性的讨论。但双方需要就这一路线图展开坦率的讨论，明白双方需要做什么和面临哪些政治阻力，然后考虑如何将中美两国囊括在同一个区域贸易协定内，才能避免TPP和RCEP形成相互竞争甚至发生冲突的局面。
在劳伦斯看来，中美两国短期内加入同一个区域贸易协定仍面临不少政治阻力。他建议中美两国更多地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加强合作，推动其他国家达成一些行业性的多边贸易协定，重振世贸组织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这也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磨合全球治理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也明显增强，提出了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等重要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不少国家积极响应，但也引发了美国对于中国是否挑战其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担忧。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说，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些倡议反映出中国希望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但有时候话语权的具体内涵并不明晰;外界对于中国是扮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合作者角色，还是要建立新机构与现有国际组织竞争仍存在争论。
甘思德认为，美国政府担心“一带一路”是要在亚洲建立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并不对美国开放，亚投行和金砖银行也可能会对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竞争。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创立这些区域性国际机构时需更好向外界阐释创立的原因、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他国家可以如何从中受益，保持机构的开放性与透明度，这样能更好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黄育川认为，从经济层面来讲，中方提出的这些倡议都是双赢的，全球经济和每个国家都可从中受益;但从政治层面来讲则比较敏感，这会引发美国对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权力结构变化的担忧，需要妥善处理。
虽然媒体喜欢更多地聚焦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来吸引眼球，但中方提出的这些倡议并不是要替代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有益探索，中美两国在这些领域仍然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伯格斯滕表示，尽管短期来看美国加入亚投行不大现实，但作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成员，美国仍然可以与中国就亚投行业务间接进行合作，包括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联合融资等。
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很快将迎来一次正面交锋，IMF将于11月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作为IMF最大股东美国的态度非常重要，英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已明确表示支持。如果人民币最终获得批准加入SDR，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正式得到IMF认可，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伯格斯滕认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时机和节奏将取决于中国愿意以多快的速度推动国内金融改革和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美国显然不会阻挠人民币加入。他预计，未来5至10年人民币有望成为关键储备货币，全球可能会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元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前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杜大伟也认为，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推动更多金融改革，但并不希望在人民币加入SDR的问题上遭到孤立，美国将与欧洲盟友密切合作。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计划已足够支持人民币纳入SDR。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多位美国专家认为，如果双方此次能够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亚太区域贸易安排、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取得切实成果，这不仅将释放出促进中美两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对于稳定全球金融市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塑投资版图
中美经贸关系已步入一个新阶段，呈现出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竞合博弈日益增多、全球影响日益深远的特点。这既为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管控双方经贸摩擦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已超出双边范畴，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0%，成为维护世界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两大支柱。有分析指出，美国经济基本面和政策会直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有多快，中国经济表现则会左右全球经济增长有多稳，有关中美两国经济政策和前景的不确定性是导致近期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今年6月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双方重申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作为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最重要事项，愿意投入所有必要资源达成一项互利共赢、高水平的投资协定。双方一致认为首次交换负面清单本身就是里程碑式的进程，并同意于9月初再次交换改进后的负面清单出价，以确保本月底两国元首会晤时可以明确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兼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奥巴马政府在余下任期内对华政策不大会发生重大改变，如能达成双边投资协定将成为中美两国经贸领域最重要的事情。
但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看来，短期内投资协定谈判要想取得突破仍面临较大困难。美方对投资协定谈判抱有非常高的预期，美方希望中方提交的负面清单非常短，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受到的限制很少，以确保投资协定最终能获得美国国会批准;但中方一直习惯于逐步开放行业，而不是一步到位。
此外，拉迪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优先政策目标是完成TPP谈判，目前TPP谈判前景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曾在6月份表示，中方的目标是在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结束中美两国行政当局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则强调，应该认识到中美双方都希望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这不仅有助于解决两国在投资方面的分歧和争议，也将给予两国投资者更大的市场准入，重塑中美投资版图，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他表示，由于目前美国正在推动的TPP谈判并不包括中国，中国正在推动的RCEP谈判也不包括美国，双边投资协定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处理中美之间国际经济议题的唯一协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专家认为，即便短期内中美未达成投资协定，中企在美投资也会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0年至2014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金额已经接近500亿美元;到2020年有望达到1000亿到2000亿美元。
优化贸易格局
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引发不少美国政客批评，但美国专家认为这并不会对两国贸易和经贸关系产生明显影响，人民币汇率与贸易不平衡不再是中美两国经贸政策博弈的焦点。
拉迪认为，近期中国央行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的举措，很大程度上是根据IMF的建议让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并非要通过货币贬值促进出口和提振经济增长。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劳伦斯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说，中国正在执行的汇改举措正是美国一直所要求的，更多由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而目前市场对人民币也存在贬值预期。因此，他并不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会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增加。
劳伦斯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工资上涨使得不少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同时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有能力进口更加昂贵的产品，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将得到缓解，那种认为中国廉价商品夺走美国就业岗位的论调会逐渐失去市场。
伯格斯滕承认近年来中美两国对贸易摩擦的管控非常好，通过世贸组织解决了不少贸易纠纷;但是，中美之间还有许多贸易问题并不涵盖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无法得到解决。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考虑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或者两国都考虑参加某项区域贸易协定，为解决两国未来的贸易争端提供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双方应考虑将TPP和RCEP整合起来在亚太地区形成更加全面的区域贸易协定。
去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同意就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展开可行性研究，但据伯格斯滕透露，中美两国尚未就此进行战略性的讨论。但双方需要就这一路线图展开坦率的讨论，明白双方需要做什么和面临哪些政治阻力，然后考虑如何将中美两国囊括在同一个区域贸易协定内，才能避免TPP和RCEP形成相互竞争甚至发生冲突的局面。
在劳伦斯看来，中美两国短期内加入同一个区域贸易协定仍面临不少政治阻力。他建议中美两国更多地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加强合作，推动其他国家达成一些行业性的多边贸易协定，重振世贸组织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作用，这也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磨合全球治理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也明显增强，提出了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等重要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不少国家积极响应，但也引发了美国对于中国是否挑战其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担忧。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说，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些倡议反映出中国希望在国际社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但有时候话语权的具体内涵并不明晰;外界对于中国是扮演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合作者角色，还是要建立新机构与现有国际组织竞争仍存在争论。
甘思德认为，美国政府担心“一带一路”是要在亚洲建立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并不对美国开放，亚投行和金砖银行也可能会对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竞争。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创立这些区域性国际机构时需更好向外界阐释创立的原因、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他国家可以如何从中受益，保持机构的开放性与透明度，这样能更好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黄育川认为，从经济层面来讲，中方提出的这些倡议都是双赢的，全球经济和每个国家都可从中受益;但从政治层面来讲则比较敏感，这会引发美国对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权力结构变化的担忧，需要妥善处理。
虽然媒体喜欢更多地聚焦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来吸引眼球，但中方提出的这些倡议并不是要替代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有益探索，中美两国在这些领域仍然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伯格斯滕表示，尽管短期来看美国加入亚投行不大现实，但作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成员，美国仍然可以与中国就亚投行业务间接进行合作，包括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联合融资等。
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很快将迎来一次正面交锋，IMF将于11月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作为IMF最大股东美国的态度非常重要，英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已明确表示支持。如果人民币最终获得批准加入SDR，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正式得到IMF认可，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伯格斯滕认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时机和节奏将取决于中国愿意以多快的速度推动国内金融改革和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美国显然不会阻挠人民币加入。他预计，未来5至10年人民币有望成为关键储备货币，全球可能会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元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人民币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前美国财政部驻华经济与金融特使、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杜大伟也认为，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推动更多金融改革，但并不希望在人民币加入SDR的问题上遭到孤立，美国将与欧洲盟友密切合作。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计划已足够支持人民币纳入S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