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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笔者前些年每当到这个时节总要写一点文字以示纪念。于今这种书写的感觉越发艰难了，说到“五四”，我们能否说点具有新意的东西呢？这是一个很令人尴尬的问题。坦率地说，我至今都很佩服“五四”时期的那些先贤大哲们。在民智未开的年月里，他们用先知般的预言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序幕，并以远见卓识的思想为我们的这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家开出了一剂震古烁今的处方——科学与民主，由此也确定了中国在现代史上的基本走向。
如果说五四运动为我们开出的药方是一种二元结构，即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希望由此实现我们国家的富强与进步，那么，从历时性角度来说，在那个时代，这个二元结构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环境来说是相当超前的，因为当时我们基本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也只有少量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这也更突现出“五四”先哲们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今天来看这份答卷可以给及格的分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那么90年后的今天，这个处方对于当下的中国是否还适用？这是一个严肃的、也是迫切需要反思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与“五四”时代发生了天壤之别，因此，如果仍然采用90年前的药方，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我们的思想根本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而且这剂药方对于已经发生变异的中国语境来说，药效已经远不如当初那么有效了，为此，笔者去年曾尝试提出“新五四”精神的处方应该是三元结构，而不是二元结构。困难的问题是，这个药方的第三个元素应该是什么？2008年笔者曾给出的第三个元素是伊先生（创新），如今想来，有些不妥，毕竟创新是一个复合元素，而不是单纯的原子元素，换言之，创新不是最基本的元素，它是可以分解为其他元素的。而“五四”提出的两个元素基本上都是原子元素，笔者认为，“新五四”精神的三元结构应该是科学、民主与真理。这三元结构分别对应着如下事实：科学对应着外部世界，民主对应着人类社会的秩序，而真理则指涉在世界中存在的个体的内在信仰。依笔者管见，“五四”的处方之所以在90年的历史发展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关键在于它缺少了对在世存在的人的信仰的关注，它只关注了外部世界和社会的秩序。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已经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而对于社会秩序，坦率地说，我们并没有成功，直到今天，我们仍是如履薄冰般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从这个判语中，可以推断出，我们对民主还很陌生，因此也就谈不上民主在90年中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老“五四”处方里缺少了一个必要的维度，即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个体的心理意向的规定，在中国悠久的实用主义文化背景中，我们缺少一种宗教的氛围，因此替代宗教作为永恒追求之物的只能是真理。正是因为构成社会的众多个体缺少把真理作为永恒之理念，所以，民主的进程也就无法推进。这就是“五四”启蒙运动不彻底的地方，不过我们不能以此苛求我们的先哲，毕竟，他们已经天才般地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路线图，我们应该也要有所作为。为了印证笔者关于“五四”精神的三元结构，下面分别谈谈科学与民主在当下遭遇的困境，就可以更好地说明改变“五四”二元精神结构在当下的重要意义了。
精英阴影下的民主悖论
科学界是一个严格按照社会学分层理论运行的社会亚群体，群体分布的形状类似于金字塔形，位于科学共同体顶层的就是科学界的精英，中间层则是众多的各类专业人员，底层的则是科学共同体的各类初级人员。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分层有利于共同体的秩序与效率，前提条件是这个分层是可以正常流动的。而民主按照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它包括罗尔斯意义上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其指涉了两个条件，即公平原则与差异原则，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而科学领域的特点在于，只有少数人具有杰出的才智，因此他就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在科学界是不考虑差异原则的，由于科学场域的这个特点，民主的前提条件在这里失效了（仅考虑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科学界盛行的规则是“赢者通吃”，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马太效应”的根源所在。如果一个社会经历过一个比较完善的市民社会阶段，那么，科学作为一种建制，它与政治、经济处于相对独立与疏远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场域按照自身的规律单纯发展，即便有马太效应现象存在，只要上下层之间存在健康的对流关系，那么科学作为单纯处理自然界事物的一个独立建制仍然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这种对流关系是科学场域内的一种特殊民主形式，而市民社会的存在提供了自律作为一种维持秩序的常规力量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阶段，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民主的秩序机制，导致自律作用形同虚设。这里的根源在于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历过成熟的市民社会发展阶段，科学场域内的活动与政治、经济的联系必然紧密，那么科学作为应对外在世界的工具就完全有可能处于一种被操纵的异化状态，最后形成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谓的各种社会资本的交易与兑换（主要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按照一定比率的兑换），这就是他所谓的社会炼金术。现在中国的现状就是科学场域与政治、经济等场域没有明显的边界距离，甚至可以说科学场域完全依附于其他力量场域，导致科学场域内民主的实质缺席。按照美国社会学家C·米尔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的顶层日益一体化，并常常进行着看似随意的合作。中间阶级是一种漂浮不定的僵持、平衡的力量，中间层并没有将底层与顶层联系起来。社会的底层在政治上一盘散沙，甚至作为一种消极的现实，越来越没有权力。这种状况科教界内的人士不会感到陌生。科学精英日益蜕化为科学的符号，从而具有了知识即权力的可以随意转换的秘密武器，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之间进行着公开的利益兑换。目前科学界充斥的各类精英代言人的角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科学共同体中的中下层感到普遍的无望甚至绝望，从而产生整体的结构感的丧失。坦率地说，公众对于当下中国科学界认同感的日渐丧失的根源就在这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最大的危害在于，自“五四”以来被奉为启蒙宝典的二元精神结构被消解了，这就是本文提出的老“五四”精神结构与当下社会情境出现了结构性不匹配现象。
真理：捍卫民主与科学的最后一个支点
90年前，我们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那个年代也正是科学与民主浪潮在全球快速兴起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发展被构想为一种线性进步图景，二元结构完全满足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五四”的先哲们把这样一些先进理念引进落后与封闭的中国，即便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方案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历史远见的。而90年后，我们快速地越过了工业化时代，正在迈向后工业化时代，整个社会的发展日益呈现为一种非线性发展模式，那么老“五四”的二元理念结构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下时代的脚步。时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的观念的变化上，世界还是那个世界，社会还是那个社会，因此，科学与民主针对的基本对象没有变化，因此，二者仍是需要保留的要素，问题是此时的社会构成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构成社会的个体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就需要一个新因素来应对变化了的个体观念，否则民主与科学观念将无法逃避被异化的命运，从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个元素就是真理。关于民主的异化这里暂且不谈，而科学的异化可以表现为很多形式，仅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就存在江晓原教授指出的科学的三大误导：首先，科学等于正确；其次，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第三，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文汇报》，2009-2-26）这个总结性的概括非常全面，前些年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就是这种异化的最好体现。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误导，是因为在民主失去了应有的制约作用后，科学精英们在失控的市场经济面前，凭借对科学的修辞策略的独家垄断，毫无遮拦地开始沦落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由此，我们看到了科学开始日益演变为资源与权力的奴仆，科学界的失范现象大多与此有关。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曾说过：赢得荣誉就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可惜，今天还有多少科学精英还记得这句箴言呢？这也就是科学哲学家杰里·拉维茨所谓的“后常规科学”时代（Post-Normal Science），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事实是不确定的，价值在争议中，赌注是巨大的，决策是紧迫的。”（蔡汀·沙达，《库恩与科学战》，2005），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科学日益分化为四类：以次充好的科学、企业化的科学、鲁莽的科学和肮脏的科学。这些情况的一些端倪我们多少都有些经历，并且其中有些品质还有快速增长的趋势。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局面？除了继续完善民主之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全社会推进把真理作为个体追求的一种永恒理念。我们之所以关注真理，是因为真理的本质与人的自由有关。个体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就需要有一种民主的制度安排，否则自由是无法实现的，基于自身的自由考虑，他会真正自发地追求民主。同理，为了自身的自由他需要物质保证，而科学则是提供物质保证的最好的工具。因此，只有当个体把真理作为自己的信念时，才能主动地推进科学与民主的发展。同时，只有真理才能从根源处捍卫民主，否则民主永远是没有根基的，另外，真理，再次把科学拉向求真的轨道，使之摆脱被任意摆布的地位。也许最为重要的是，真理作为一种乌托邦，在唤起美与善的同时，并为我们当下的艰难前行提供了一种超越的可能性以及面对困难的勇气。
基于以上考虑，老“五四”的二元结构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是因为那时预设的信念基础是实用主义的，而实用主义不需要永恒信念的支撑，没有信念支撑的“五四”精神是无法保证必然通达目的的，因此，“五四”精神应该升级了！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哲学系）
如果说五四运动为我们开出的药方是一种二元结构，即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希望由此实现我们国家的富强与进步，那么，从历时性角度来说，在那个时代，这个二元结构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环境来说是相当超前的，因为当时我们基本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也只有少量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这也更突现出“五四”先哲们的深邃的历史眼光，今天来看这份答卷可以给及格的分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那么90年后的今天，这个处方对于当下的中国是否还适用？这是一个严肃的、也是迫切需要反思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与“五四”时代发生了天壤之别，因此，如果仍然采用90年前的药方，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我们的思想根本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而且这剂药方对于已经发生变异的中国语境来说，药效已经远不如当初那么有效了，为此，笔者去年曾尝试提出“新五四”精神的处方应该是三元结构，而不是二元结构。困难的问题是，这个药方的第三个元素应该是什么？2008年笔者曾给出的第三个元素是伊先生（创新），如今想来，有些不妥，毕竟创新是一个复合元素，而不是单纯的原子元素，换言之，创新不是最基本的元素，它是可以分解为其他元素的。而“五四”提出的两个元素基本上都是原子元素，笔者认为，“新五四”精神的三元结构应该是科学、民主与真理。这三元结构分别对应着如下事实：科学对应着外部世界，民主对应着人类社会的秩序，而真理则指涉在世界中存在的个体的内在信仰。依笔者管见，“五四”的处方之所以在90年的历史发展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关键在于它缺少了对在世存在的人的信仰的关注，它只关注了外部世界和社会的秩序。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已经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而对于社会秩序，坦率地说，我们并没有成功，直到今天，我们仍是如履薄冰般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从这个判语中，可以推断出，我们对民主还很陌生，因此也就谈不上民主在90年中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老“五四”处方里缺少了一个必要的维度，即作为社会构成部分的个体的心理意向的规定，在中国悠久的实用主义文化背景中，我们缺少一种宗教的氛围，因此替代宗教作为永恒追求之物的只能是真理。正是因为构成社会的众多个体缺少把真理作为永恒之理念，所以，民主的进程也就无法推进。这就是“五四”启蒙运动不彻底的地方，不过我们不能以此苛求我们的先哲，毕竟，他们已经天才般地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路线图，我们应该也要有所作为。为了印证笔者关于“五四”精神的三元结构，下面分别谈谈科学与民主在当下遭遇的困境，就可以更好地说明改变“五四”二元精神结构在当下的重要意义了。
精英阴影下的民主悖论
科学界是一个严格按照社会学分层理论运行的社会亚群体，群体分布的形状类似于金字塔形，位于科学共同体顶层的就是科学界的精英，中间层则是众多的各类专业人员，底层的则是科学共同体的各类初级人员。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分层有利于共同体的秩序与效率，前提条件是这个分层是可以正常流动的。而民主按照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它包括罗尔斯意义上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其指涉了两个条件，即公平原则与差异原则，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而科学领域的特点在于，只有少数人具有杰出的才智，因此他就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在科学界是不考虑差异原则的，由于科学场域的这个特点，民主的前提条件在这里失效了（仅考虑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科学界盛行的规则是“赢者通吃”，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马太效应”的根源所在。如果一个社会经历过一个比较完善的市民社会阶段，那么，科学作为一种建制，它与政治、经济处于相对独立与疏远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场域按照自身的规律单纯发展，即便有马太效应现象存在，只要上下层之间存在健康的对流关系，那么科学作为单纯处理自然界事物的一个独立建制仍然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这种对流关系是科学场域内的一种特殊民主形式，而市民社会的存在提供了自律作为一种维持秩序的常规力量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阶段，就无法形成有效的民主的秩序机制，导致自律作用形同虚设。这里的根源在于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历过成熟的市民社会发展阶段，科学场域内的活动与政治、经济的联系必然紧密，那么科学作为应对外在世界的工具就完全有可能处于一种被操纵的异化状态，最后形成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谓的各种社会资本的交易与兑换（主要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按照一定比率的兑换），这就是他所谓的社会炼金术。现在中国的现状就是科学场域与政治、经济等场域没有明显的边界距离，甚至可以说科学场域完全依附于其他力量场域，导致科学场域内民主的实质缺席。按照美国社会学家C·米尔斯的观点：现代社会的顶层日益一体化，并常常进行着看似随意的合作。中间阶级是一种漂浮不定的僵持、平衡的力量，中间层并没有将底层与顶层联系起来。社会的底层在政治上一盘散沙，甚至作为一种消极的现实，越来越没有权力。这种状况科教界内的人士不会感到陌生。科学精英日益蜕化为科学的符号，从而具有了知识即权力的可以随意转换的秘密武器，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之间进行着公开的利益兑换。目前科学界充斥的各类精英代言人的角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科学共同体中的中下层感到普遍的无望甚至绝望，从而产生整体的结构感的丧失。坦率地说，公众对于当下中国科学界认同感的日渐丧失的根源就在这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最大的危害在于，自“五四”以来被奉为启蒙宝典的二元精神结构被消解了，这就是本文提出的老“五四”精神结构与当下社会情境出现了结构性不匹配现象。
真理：捍卫民主与科学的最后一个支点
90年前，我们还处于前工业化时代，那个年代也正是科学与民主浪潮在全球快速兴起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发展被构想为一种线性进步图景，二元结构完全满足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五四”的先哲们把这样一些先进理念引进落后与封闭的中国，即便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方案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历史远见的。而90年后，我们快速地越过了工业化时代，正在迈向后工业化时代，整个社会的发展日益呈现为一种非线性发展模式，那么老“五四”的二元理念结构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下时代的脚步。时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的观念的变化上，世界还是那个世界，社会还是那个社会，因此，科学与民主针对的基本对象没有变化，因此，二者仍是需要保留的要素，问题是此时的社会构成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构成社会的个体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就需要一个新因素来应对变化了的个体观念，否则民主与科学观念将无法逃避被异化的命运，从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个元素就是真理。关于民主的异化这里暂且不谈，而科学的异化可以表现为很多形式，仅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就存在江晓原教授指出的科学的三大误导：首先，科学等于正确；其次，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第三，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文汇报》，2009-2-26）这个总结性的概括非常全面，前些年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就是这种异化的最好体现。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误导，是因为在民主失去了应有的制约作用后，科学精英们在失控的市场经济面前，凭借对科学的修辞策略的独家垄断，毫无遮拦地开始沦落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由此，我们看到了科学开始日益演变为资源与权力的奴仆，科学界的失范现象大多与此有关。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就曾说过：赢得荣誉就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可惜，今天还有多少科学精英还记得这句箴言呢？这也就是科学哲学家杰里·拉维茨所谓的“后常规科学”时代（Post-Normal Science），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事实是不确定的，价值在争议中，赌注是巨大的，决策是紧迫的。”（蔡汀·沙达，《库恩与科学战》，2005），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科学日益分化为四类：以次充好的科学、企业化的科学、鲁莽的科学和肮脏的科学。这些情况的一些端倪我们多少都有些经历，并且其中有些品质还有快速增长的趋势。如何应对这种复杂的局面？除了继续完善民主之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全社会推进把真理作为个体追求的一种永恒理念。我们之所以关注真理，是因为真理的本质与人的自由有关。个体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就需要有一种民主的制度安排，否则自由是无法实现的，基于自身的自由考虑，他会真正自发地追求民主。同理，为了自身的自由他需要物质保证，而科学则是提供物质保证的最好的工具。因此，只有当个体把真理作为自己的信念时，才能主动地推进科学与民主的发展。同时，只有真理才能从根源处捍卫民主，否则民主永远是没有根基的，另外，真理，再次把科学拉向求真的轨道，使之摆脱被任意摆布的地位。也许最为重要的是，真理作为一种乌托邦，在唤起美与善的同时，并为我们当下的艰难前行提供了一种超越的可能性以及面对困难的勇气。
基于以上考虑，老“五四”的二元结构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是因为那时预设的信念基础是实用主义的，而实用主义不需要永恒信念的支撑，没有信念支撑的“五四”精神是无法保证必然通达目的的，因此，“五四”精神应该升级了！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