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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发展指数是评价农业绿色经济发展现状，诊断农业绿色发展中存在问题，进而探讨农业绿色经济发展路径的重要依据。在分析农业绿色发展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生产基础、生活质量、生态环境、技术支撑4个维度构建农业绿色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运用主观等权和熵权法确定综合权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县域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区域间，同一县（市、区）内不同指标间发展很不平衡，总指标得分较高的县（市）在生态环境上往往是短板;总指标得分低的县（市、区）生态环境指标得分都相对较高，但如何实现绿色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变仍然面临不少的困难。
关键词：绿色发展;评价指数;农业;实证分析;县域;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323.3;F06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05-0024-07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1]，明确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要依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完善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同年，中国官方首次发布了绿色发展指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随后，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2]，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建立以绿色指标为核心的科研评价导向。当前，中国农业经济仍未从根本上减轻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第1次全国污染普查公报显示，2007年全国农业源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达到1 320万、270万、28万t，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3.7%、57.2%、67.4%，农业面源污染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来源[3]，农业排放的CO2在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到21%～25%，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排放源之一[4]。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生态损失大，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障碍[5]。为了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有必要科学认识和评价农业绿色经济发展的现状，诊断农业绿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农业绿色经济发展的路径。近年来，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围绕绿色发展指数的研究越来越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团队领衔发布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6]，该报告自2010年起每年发布1次，最新的报告以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为一级指标，省际层面下设9个二级指标和62个三级指标，城市层面下设9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对中国30个省（市、区）及中国100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全面测度。2018年，石敏俊等完成的《绿色之路.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报告》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绿色发展能力3个维度，建立11个二级指标、49个三级指标的省级尺度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即一、二级指标相同，三级指标略有不同的城市尺度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分别对中国30个省（市、区）及中国100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全面测度[5]。广东省、湖南省等部分省份也以全省地市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发布了绿色发展指数[7]。关于农业绿色指数的研究有很多，郭耀辉等筛选17个测评因子，采用BPEIR概念模型，结合德尔菲法（Delphi）及主层次分析法（AHP）评价四川省21个市（州）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指数[8]。魏琦等构建包含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质量高效4个维度14个指标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并对近年来全国及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初步评估，发现自2012年以来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面源污染防治取得明显进展，农业供给质量效益得到极大提高[9]。孙炜琳等构建包括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的农业绿色发展定量评价体系以及由6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农业绿色发展定性评价指标体系[10]。金赛美依据农业的绿色发展内涵和特征，提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1]。张乃明等综合考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乡村发展、产品安全4个方面，提出10项量化指标作为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2]。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全国省际层面绿色发展指数的构建与评价。县域作为我国的一级行政单元，县域经济中农村性、地域性、层次性、综合性和不平衡性的基本特点，成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尤其是在乡村振兴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县域层面开展农业绿色化指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准确把握农业绿色发展的深刻内涵
准确理解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是进行科学评价的基本前提，也是指导各地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10]。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在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下，实现经济效益、生态环境、社会效益三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13]，也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2]。在推進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资源节约，这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特征，要避免传统高投入、高消耗模式，更强调通过品种创新、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实现节本增效;要更加注重环境友好，这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在属性，要积极攻关突破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保障农业“增产提质不增投”;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生态的保护和治理，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培育可持续、可循环的发展模式;要更加注重产品质量，这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目标，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14]。
1.2 科学制定农业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直接影响和决定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与可信性[15]。指标体系的建立须要遵守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同时遵循“宜少不宜多，宜简不宜繁”的基本原则[18]，构建过程分为定性设计、定量筛选、相关检验3个阶段。本研究在深入理解农业绿色发展内涵及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前提下，重点从生产基础、生活质量、生态环境、技术支撑4个维度构建农业绿色指标评价体系。在具体指标设置上，充分听取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领导及行业内有关专家的建议，主要参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年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21]、农业农村部2018年发布的《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考核指标体系》[22]，以及李晓西等领衔研究出版的《2014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23]。关于绿色发展指数的各指标选择解释如下。 1.2.1 生产基础 本研究采用畜禽规模养殖比，即采用3 000头以上存栏生猪养殖户（或企业）占规模化生猪养殖户（或企业）的比例表示，生猪是我国绝大部分省份最主要的牲畜养殖品种，也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最主要的排放来源，近年来，随着对畜禽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生猪散养基本被取缔，但 3 000 头以下规模猪厂往往受限于规模效益，对粪污处理环保设施投入以及粪污资源化利用难以到位;有效灌溉耕地比，即采用有效灌溉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表示，主要体现农业生产中的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单位“三品一标”数，即采用1千hm2拥有的“三品一标”数量表示，主要体现农业绿色资源条件、绿色发展意识与绿色产品开发能力;社会化服务水平，即采用1 hm2農机服务费表示，主要体现农业社会化服务情况，一般而言，农业社会化服务越成熟的地区，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比例也相对更高，同时单位面积社会化服务的成本会更低。
1.2.2 生活质量 本研究采用人均GDP，世界旅游组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人均GDP达到2 000美元时，休闲游将获得快速发展，这是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更高层次，在此阶段，人们对农产品安全和品质的需求也会不断提高，从而从需求端倒逼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人均财政总收入，即采用财政总收入除以户籍人口表示，体现了地方发展绿色农业的财力保障，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绿色农业的投入也会越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即采用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比值表示，体现城乡发展不平衡程度，由于农业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该比值过低，会大大降低农民从事农业的热情，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农民未能在乡村旅游等更绿色、高收益的产业中获利;50岁外出人员比，即采用50岁以上外出人员占所有外出人员的比值表示，体现了农业经营的吸引力，一般而言，50岁以上农村人口仍然外出务工一方面说明农村难以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仍然留守的人员老龄化已经相当严重，这不利于绿色农业的发展。
1.2.3 生态环境 本研究采用单位折纯氮肥量，即采用折纯氮量除以作物播种面积表示，用以表示物质投入强度。氮素是农业面源污染中最重要的成分，通过各种途径损失的总氮量约为总施氮量的50%，大量肥分残留在土壤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水体，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源头[24];平均生猪载畜量，即将生猪、牛、羊、家禽按《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中折猪当量的算法统一折算为生猪当量后除以作物播种面积表示，用以表示土地畜禽粪污承载压力[25];水土流失治理量，即采用当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表示，体现政府生态治理投入和政策的执行力度;清洁能源用户比，即采用农村清洁能源占所有能源的比值表示，体现农村生态环保与循环利用意识。
1.2.4 技术支撑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6]，是农业技术进步最重要的现实反映之一，原农业部在“关于2017年农机化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工作方案”中对此也有明确指示。本研究分别用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收面积、机保面积与作物播种面积比值表示农地机耕面积比、农地机播面积比、农地机收面积比、农地机保面积比，体现农业机械化的科技应用与推广水平。
1.3 数据来源与方法
1.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湖北省地处“长江之腰”，是长江干线流经最长的省份、三峡工程库坝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湖北省还是全国闻名的鱼米之乡，古代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2017年，湖北省绿色、有机食品品牌数居全国第2位，同时，湖北省又是畜禽品种大省，2017年生猪出栏量全国第五。选择湖北省作为样本，无论是其农业地位、农业结构还是生态保育的重要性都具有典型且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湖北农村统计年鉴》及《湖北统计年鉴》，部分指标数据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换算。
1.3.2 综合应用主观及客观赋权方法 指标评价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2类，均有广泛的应用，但两者均有利弊，而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获取综合权重加权平均是一个更好的选择[17]。在主观权重赋权方面，经咨询多位行业专家，认为现有指标最适合采取等权重法确定权重;在客观赋权方面，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为解决各项不同质指标值的差异化，先对各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根据指标正、负性质，对正、负指标分别采取公式（1）处理，在运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后，再与主观权重按照等权平均计算最终的综合权重（表1）。
Zij=xij-minXjmaxXj-minXj，Zij=maxXj-xijmaxXj-minXj，（i=1，2，…，n;j=1，2，…，m）。（1）
2 农业绿色发展指数测算与分析
在确定最终综合权重后，通过公式（2）计算绿色发展指数得分（表2）。
Gj=∑（ωiYij）。（2）
式中：Gj表示第j个县（市、区）的农业绿色指数得分;ωi表示第i个指标的综合权重;Yij表示第j个县（市、区）第i个指标值;i=1，2…，20;j=1，2，…，80。
由表2可知，不同县（市、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得分差异较大，且总体水平偏低，得分第1名的荆州区与得分最后1名的宣恩县分值比达到2.44，80个县（市、区）中有46个县（市、区）分值未达到平均值。从样本县（市、区）所属地级市区域得分情况（表3）看，排名第一的随州市地处长江、汉江、淮河交汇地带，并融入到长江经济带、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汉江生态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4个国家级战略，《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能力指数（2016）研究报告》显示，随州市在湖北省上榜城市中排名第四，乡村振兴等推动绿色生态指数位居全省前列。排名最后的恩施州是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交通不便，资源开发利用度和利用效率都很低，经济发展水平位列湖北省13个地市倒数第一，有6个国家级贫困县，人口外流概率高达16.01%。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得分情况与其各自的发展现状较相符。 进一步按一级指标对总指数得分进行分解，各分项得分见表4。由表4可知，同一县（市、区）分项指标得分普遍不平衡，荆州区总指数及生产基础、技术支撑分指标得分均较高，分别排名第1、第2、第1位，但生活质量、生态环境2项分项指标得分分别在第43、第70位，沙市区、曾都区等总指数得分较高的县（市、区）情况也类似，在生活质量、生态环境2个分项指标上有明显短板; 宣恩县、恩施市、 利川市等总指数排名垫底的3个县（市），生产基础、生活质量、技术支撑等3个分项指标得分都很低，但生态环境指标得分分别在第27、第23、第13位，这3个县（市）均属于恩施州，说明恩施州拥有较好的自然环境，但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仍然面临艰巨的挑战。
3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从生产基础、生活质量、生态环境、技术支撑4个维度构建县域农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縣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区域间，同一县（市、区）内不同指标间发展很不平衡，总指标得分较高的县（市、区）在生活质量与生态环境指标上往往是短板，即使是人均GDP最高的汉南区，其生态环境指标得分也仅排在第48名，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地方政策和生产主体的绿色发展意识。总指标得分低的县（市、区）尽管各项指标得分都较低，但生态环境指标得分都相对较高，说明这些地区具有较好的生态资源条件，但如何实现绿色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仍然面临不少的困难。本研究的主要启示有3点：第一，地方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导向贯穿农业发展全过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新格局，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第二，要积极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化行动，通过品种创新、技术创新，提高化肥利用率和吸收率;区域内要平衡养殖与种植的数量关系，降低畜禽粪污承载压力，同时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构建种养循环模式，实现绿色循环农业经济。第三，改善经济落后、生态资源丰富地区的生产条件，转变生产模式，结合实际，加强绿色理念宣传，引导开展绿色生产、休闲旅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山地机械应用推广，通过“互联网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销售价值等，从而更好地发挥这些地区的绿色资源优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2017-09-30）.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9/30/content_5228960.htm.2017-09-30.
[2]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的通知. （2018-07-06）. http：//www.moa.gov.cn/gk/ghjh_1/201807/t20180706_6153629.htm.
[3]饶 静，许翔宇，纪晓婷.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发生机制和对策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2011（8）：81-87.
[4]黄晓敏，陈长青，陈铭洲，等. 2004-2013年东北三省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碳足迹. 应用生态学报，2016，27（10）：3307-3315.
[5]石敏俊，徐 瑛. 绿色之路——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报告（2018）.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9.
[6]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2016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7]赵细康，吴大磊，曾云敏. 基于区域发展阶段特征的绿色发展评价研究——以广东21地市为例. 南方经济，2018（3）：42-54.
[8]郭耀辉，刘 强，熊 鹰，等.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指数及障碍度分析——以四川省21个市州为例. 农业技术经济，2018（11）：132-138.
[9]魏 琦，张 斌，金书秦.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构建及区域比较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2018（11）：11-20.
[10]孙炜琳，王瑞波，姜 茜，等. 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与评价研究.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4）：14-21.
[11]金赛美. 中国省际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评价. 求索，2019（2）：89-95.
[12]张乃明，张 丽，赵 宏，等. 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生态经济，2018（11）：21-24，46.
[13]任 平，刘经伟. 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评价标准与实现路径. 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40（6）：123-131.
[14]韩长赋. 着力解决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2017-05-09）. http：//country.cnr.cn/gundong/20170509/t20170509_523746282.shtml.
[15]彭张林，张爱萍，王素凤，等.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与构建流程. 科研管理，2017（增刊1）：209-215.
[16]张 挺，李闽榕，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2018，34（8）：99-105.
[17]闫周府，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经济学家，2019（6）：90-103.
[18]杜 栋，庞庆华. 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19]李远远，黄兆炜. 基于ANP-灰色评价法的布局规划方案综合评价研究.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49（15）：24-33.
[20]顾雪松，迟国泰，程 鹤. 基于聚类-因子分析的科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科学学研究，2010，28（4）：508-514.
[21]发展改革委印发《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 （2016-12-22）.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22/content_5151575.htm. 2016-12-22.
[22]关于印发《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018-12-20）. http：//www.moa.gov.cn/nybgb/2018/201812/201901/t20190106_6166194.htm.
[23]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西南财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2014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4]安玉娟，门明新，霍习良，等. 河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特征. 地理科学进展，2009，28（4）：611-616.
[25]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的通知. （2018-01-22）. http：//www.moa.gov.cn/gk/tzgg_1/tfw/201801/t20180122_6135486.htm. 2018-01-22.
[26]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新的探索新的跨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农业机械化. 中国农机化，2008（6）：3-15.
关键词：绿色发展;评价指数;农业;实证分析;县域;湖北省
中图分类号：F323.3;F06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1）05-0024-07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1]，明确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要依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完善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同年，中国官方首次发布了绿色发展指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随后，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2]，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建立以绿色指标为核心的科研评价导向。当前，中国农业经济仍未从根本上减轻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第1次全国污染普查公报显示，2007年全国农业源的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达到1 320万、270万、28万t，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3.7%、57.2%、67.4%，农业面源污染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来源[3]，农业排放的CO2在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到21%～25%，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排放源之一[4]。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生态损失大，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障碍[5]。为了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有必要科学认识和评价农业绿色经济发展的现状，诊断农业绿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农业绿色经济发展的路径。近年来，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围绕绿色发展指数的研究越来越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团队领衔发布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6]，该报告自2010年起每年发布1次，最新的报告以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政策支持度为一级指标，省际层面下设9个二级指标和62个三级指标，城市层面下设9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对中国30个省（市、区）及中国100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全面测度。2018年，石敏俊等完成的《绿色之路.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报告》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绿色发展能力3个维度，建立11个二级指标、49个三级指标的省级尺度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即一、二级指标相同，三级指标略有不同的城市尺度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分别对中国30个省（市、区）及中国100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全面测度[5]。广东省、湖南省等部分省份也以全省地市级行政区为评价单元发布了绿色发展指数[7]。关于农业绿色指数的研究有很多，郭耀辉等筛选17个测评因子，采用BPEIR概念模型，结合德尔菲法（Delphi）及主层次分析法（AHP）评价四川省21个市（州）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指数[8]。魏琦等构建包含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质量高效4个维度14个指标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并对近年来全国及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初步评估，发现自2012年以来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面源污染防治取得明显进展，农业供给质量效益得到极大提高[9]。孙炜琳等构建包括4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的农业绿色发展定量评价体系以及由6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农业绿色发展定性评价指标体系[10]。金赛美依据农业的绿色发展内涵和特征，提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1]。张乃明等综合考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乡村发展、产品安全4个方面，提出10项量化指标作为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2]。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全国省际层面绿色发展指数的构建与评价。县域作为我国的一级行政单元，县域经济中农村性、地域性、层次性、综合性和不平衡性的基本特点，成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尤其是在乡村振兴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县域层面开展农业绿色化指数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准确把握农业绿色发展的深刻内涵
准确理解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是进行科学评价的基本前提，也是指导各地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10]。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在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下，实现经济效益、生态环境、社会效益三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13]，也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2]。在推進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资源节约，这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特征，要避免传统高投入、高消耗模式，更强调通过品种创新、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实现节本增效;要更加注重环境友好，这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在属性，要积极攻关突破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保障农业“增产提质不增投”;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生态的保护和治理，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培育可持续、可循环的发展模式;要更加注重产品质量，这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目标，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14]。
1.2 科学制定农业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直接影响和决定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与可信性[15]。指标体系的建立须要遵守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同时遵循“宜少不宜多，宜简不宜繁”的基本原则[18]，构建过程分为定性设计、定量筛选、相关检验3个阶段。本研究在深入理解农业绿色发展内涵及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前提下，重点从生产基础、生活质量、生态环境、技术支撑4个维度构建农业绿色指标评价体系。在具体指标设置上，充分听取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领导及行业内有关专家的建议，主要参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年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21]、农业农村部2018年发布的《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考核指标体系》[22]，以及李晓西等领衔研究出版的《2014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23]。关于绿色发展指数的各指标选择解释如下。 1.2.1 生产基础 本研究采用畜禽规模养殖比，即采用3 000头以上存栏生猪养殖户（或企业）占规模化生猪养殖户（或企业）的比例表示，生猪是我国绝大部分省份最主要的牲畜养殖品种，也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最主要的排放来源，近年来，随着对畜禽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生猪散养基本被取缔，但 3 000 头以下规模猪厂往往受限于规模效益，对粪污处理环保设施投入以及粪污资源化利用难以到位;有效灌溉耕地比，即采用有效灌溉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表示，主要体现农业生产中的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单位“三品一标”数，即采用1千hm2拥有的“三品一标”数量表示，主要体现农业绿色资源条件、绿色发展意识与绿色产品开发能力;社会化服务水平，即采用1 hm2農机服务费表示，主要体现农业社会化服务情况，一般而言，农业社会化服务越成熟的地区，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比例也相对更高，同时单位面积社会化服务的成本会更低。
1.2.2 生活质量 本研究采用人均GDP，世界旅游组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人均GDP达到2 000美元时，休闲游将获得快速发展，这是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更高层次，在此阶段，人们对农产品安全和品质的需求也会不断提高，从而从需求端倒逼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人均财政总收入，即采用财政总收入除以户籍人口表示，体现了地方发展绿色农业的财力保障，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绿色农业的投入也会越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即采用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比值表示，体现城乡发展不平衡程度，由于农业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该比值过低，会大大降低农民从事农业的热情，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农民未能在乡村旅游等更绿色、高收益的产业中获利;50岁外出人员比，即采用50岁以上外出人员占所有外出人员的比值表示，体现了农业经营的吸引力，一般而言，50岁以上农村人口仍然外出务工一方面说明农村难以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仍然留守的人员老龄化已经相当严重，这不利于绿色农业的发展。
1.2.3 生态环境 本研究采用单位折纯氮肥量，即采用折纯氮量除以作物播种面积表示，用以表示物质投入强度。氮素是农业面源污染中最重要的成分，通过各种途径损失的总氮量约为总施氮量的50%，大量肥分残留在土壤或随地表径流进入水体，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源头[24];平均生猪载畜量，即将生猪、牛、羊、家禽按《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中折猪当量的算法统一折算为生猪当量后除以作物播种面积表示，用以表示土地畜禽粪污承载压力[25];水土流失治理量，即采用当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表示，体现政府生态治理投入和政策的执行力度;清洁能源用户比，即采用农村清洁能源占所有能源的比值表示，体现农村生态环保与循环利用意识。
1.2.4 技术支撑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6]，是农业技术进步最重要的现实反映之一，原农业部在“关于2017年农机化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工作方案”中对此也有明确指示。本研究分别用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收面积、机保面积与作物播种面积比值表示农地机耕面积比、农地机播面积比、农地机收面积比、农地机保面积比，体现农业机械化的科技应用与推广水平。
1.3 数据来源与方法
1.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湖北省地处“长江之腰”，是长江干线流经最长的省份、三峡工程库坝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湖北省还是全国闻名的鱼米之乡，古代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2017年，湖北省绿色、有机食品品牌数居全国第2位，同时，湖北省又是畜禽品种大省，2017年生猪出栏量全国第五。选择湖北省作为样本，无论是其农业地位、农业结构还是生态保育的重要性都具有典型且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湖北农村统计年鉴》及《湖北统计年鉴》，部分指标数据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换算。
1.3.2 综合应用主观及客观赋权方法 指标评价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2类，均有广泛的应用，但两者均有利弊，而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获取综合权重加权平均是一个更好的选择[17]。在主观权重赋权方面，经咨询多位行业专家，认为现有指标最适合采取等权重法确定权重;在客观赋权方面，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为解决各项不同质指标值的差异化，先对各个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根据指标正、负性质，对正、负指标分别采取公式（1）处理，在运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后，再与主观权重按照等权平均计算最终的综合权重（表1）。
Zij=xij-minXjmaxXj-minXj，Zij=maxXj-xijmaxXj-minXj，（i=1，2，…，n;j=1，2，…，m）。（1）
2 农业绿色发展指数测算与分析
在确定最终综合权重后，通过公式（2）计算绿色发展指数得分（表2）。
Gj=∑（ωiYij）。（2）
式中：Gj表示第j个县（市、区）的农业绿色指数得分;ωi表示第i个指标的综合权重;Yij表示第j个县（市、区）第i个指标值;i=1，2…，20;j=1，2，…，80。
由表2可知，不同县（市、区）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得分差异较大，且总体水平偏低，得分第1名的荆州区与得分最后1名的宣恩县分值比达到2.44，80个县（市、区）中有46个县（市、区）分值未达到平均值。从样本县（市、区）所属地级市区域得分情况（表3）看，排名第一的随州市地处长江、汉江、淮河交汇地带，并融入到长江经济带、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汉江生态经济带、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4个国家级战略，《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能力指数（2016）研究报告》显示，随州市在湖北省上榜城市中排名第四，乡村振兴等推动绿色生态指数位居全省前列。排名最后的恩施州是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交通不便，资源开发利用度和利用效率都很低，经济发展水平位列湖北省13个地市倒数第一，有6个国家级贫困县，人口外流概率高达16.01%。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得分情况与其各自的发展现状较相符。 进一步按一级指标对总指数得分进行分解，各分项得分见表4。由表4可知，同一县（市、区）分项指标得分普遍不平衡，荆州区总指数及生产基础、技术支撑分指标得分均较高，分别排名第1、第2、第1位，但生活质量、生态环境2项分项指标得分分别在第43、第70位，沙市区、曾都区等总指数得分较高的县（市、区）情况也类似，在生活质量、生态环境2个分项指标上有明显短板; 宣恩县、恩施市、 利川市等总指数排名垫底的3个县（市），生产基础、生活质量、技术支撑等3个分项指标得分都很低，但生态环境指标得分分别在第27、第23、第13位，这3个县（市）均属于恩施州，说明恩施州拥有较好的自然环境，但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仍然面临艰巨的挑战。
3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从生产基础、生活质量、生态环境、技术支撑4个维度构建县域农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縣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区域间，同一县（市、区）内不同指标间发展很不平衡，总指标得分较高的县（市、区）在生活质量与生态环境指标上往往是短板，即使是人均GDP最高的汉南区，其生态环境指标得分也仅排在第48名，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地方政策和生产主体的绿色发展意识。总指标得分低的县（市、区）尽管各项指标得分都较低，但生态环境指标得分都相对较高，说明这些地区具有较好的生态资源条件，但如何实现绿色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仍然面临不少的困难。本研究的主要启示有3点：第一，地方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导向贯穿农业发展全过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新格局，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第二，要积极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化行动，通过品种创新、技术创新，提高化肥利用率和吸收率;区域内要平衡养殖与种植的数量关系，降低畜禽粪污承载压力，同时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构建种养循环模式，实现绿色循环农业经济。第三，改善经济落后、生态资源丰富地区的生产条件，转变生产模式，结合实际，加强绿色理念宣传，引导开展绿色生产、休闲旅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山地机械应用推广，通过“互联网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销售价值等，从而更好地发挥这些地区的绿色资源优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2017-09-30）.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9/30/content_5228960.htm.2017-09-30.
[2]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年）》的通知. （2018-07-06）. http：//www.moa.gov.cn/gk/ghjh_1/201807/t20180706_6153629.htm.
[3]饶 静，许翔宇，纪晓婷.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发生机制和对策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2011（8）：81-87.
[4]黄晓敏，陈长青，陈铭洲，等. 2004-2013年东北三省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碳足迹. 应用生态学报，2016，27（10）：3307-3315.
[5]石敏俊，徐 瑛. 绿色之路——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报告（2018）.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9.
[6]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2016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7]赵细康，吴大磊，曾云敏. 基于区域发展阶段特征的绿色发展评价研究——以广东21地市为例. 南方经济，2018（3）：42-54.
[8]郭耀辉，刘 强，熊 鹰，等.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指数及障碍度分析——以四川省21个市州为例. 农业技术经济，2018（11）：132-138.
[9]魏 琦，张 斌，金书秦.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构建及区域比较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2018（11）：11-20.
[10]孙炜琳，王瑞波，姜 茜，等. 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与评价研究.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4）：14-21.
[11]金赛美. 中国省际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评价. 求索，2019（2）：89-95.
[12]张乃明，张 丽，赵 宏，等. 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生态经济，2018（11）：21-24，46.
[13]任 平，刘经伟. 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理论内涵、评价标准与实现路径. 内蒙古社会科学，2019，40（6）：123-131.
[14]韩长赋. 着力解决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2017-05-09）. http：//country.cnr.cn/gundong/20170509/t20170509_523746282.shtml.
[15]彭张林，张爱萍，王素凤，等.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与构建流程. 科研管理，2017（增刊1）：209-215.
[16]张 挺，李闽榕，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2018，34（8）：99-105.
[17]闫周府，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经济学家，2019（6）：90-103.
[18]杜 栋，庞庆华. 现代综合评价方法与案例精选.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19]李远远，黄兆炜. 基于ANP-灰色评价法的布局规划方案综合评价研究.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9，49（15）：24-33.
[20]顾雪松，迟国泰，程 鹤. 基于聚类-因子分析的科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科学学研究，2010，28（4）：508-514.
[21]发展改革委印发《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 （2016-12-22）.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22/content_5151575.htm. 2016-12-22.
[22]关于印发《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018-12-20）. http：//www.moa.gov.cn/nybgb/2018/201812/201901/t20190106_6166194.htm.
[23]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西南财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2014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24]安玉娟，门明新，霍习良，等. 河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特征. 地理科学进展，2009，28（4）：611-616.
[25]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的通知. （2018-01-22）. http：//www.moa.gov.cn/gk/tzgg_1/tfw/201801/t20180122_6135486.htm. 2018-01-22.
[26]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新的探索新的跨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农业机械化. 中国农机化，2008（6）：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