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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骥良拥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片”：中国采访名人最多的残疾记者、北京市志愿者、区残联副主席，但这些名片中最能代表他身份的就是记者和作家。他身上还有着不少独有的特征：0.01的视力、不到一米五的身高、特殊的养子身世。盲人作家张骥良像是一本厚实的书，里面有着数不清的故事，叫人咂摸起来时而欢笑，时而忐忑，时而感动，时而沉思。
一个失明弃儿排遣寂寞的方式
不知道是不是命运这个玩笑开得太残酷了。一个只有0.01残余视力的人，却偏偏干上了一种最用眼睛的活儿——写作。喜欢上写作的最初原因，是为了排除寂寞。我刚出生不久便被遗弃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小纸箱里。之后的一场大病夺去了我看世界的机会。试想一个视力接近于失明的孩子，被小伙伴们冷落在一边儿。健全孩子们爱玩的游戏，我几乎都不能玩，那该是多么孤寂！于是便没完没了地看书。看的书多了，便有了写的欲望。上小学二年级时，我踮起脚尖，把一个装着诗的信封扔进了邮筒。后来，这首题为《太阳和我们一起做早操》的小诗，果然被《中国少年报》发表了出来。这在当时我就读的那所小学里，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小小年纪明确地认识到，原来我也能超过别人。这首小诗的发表，为我赢得了鼓励、掌声和自尊，最主要的，是为我赢得了信心和勇气。
从那时候起，我就在写作文上下了不少功夫。就因为作文写得好一些，竟为我这个视力不好的中学生增了光。在同学们的赞誉声中，我只是感觉到，我不是一个废人。我还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笔，为社会出力，为咱国家出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初的信心和勇气。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仅仅是由于爱读书，爱写作，作文中引用了一些当时已经被打倒的作家，诗人的句子，文革中被平时不满的同学揭发，而受到了本不应有的冲击。在一个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孩子的内心世界里，这种打击未免过于沉重了。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动摇过立志写作的坚定信念。中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制药八厂当了工人。即便是上班，不管多忙、多累、多苦，我都不间断地坚持码字，那纵横交错的方格字仿佛成了跳动的音符，陪伴着我走过漫长的黑夜。起初，我走得并不顺利，写了上百篇稿子，屡屡被退稿。我不甘心，收到一封封退稿信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抚平、装订，然后在退稿单的背面写，以此来激励自己。终于，我站在失败的废墟上看到了成功的曙光。1977年夏，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发表在《北京日报》上，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随后的十几年中，我陆陆续续发表了几百篇诗歌和散文，还加入了北京作协。
单独采访施瓦辛格
1994年，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个玩笑。那年秋天，我下岗了。每月300元生活费，让整个家庭的生活捉襟见肘。如何养家糊口？当时的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找寻挣钱的机会。一次与作家叶永烈的偶然谈话，让我决定转向名人访谈写作。在这之前的三个月里，他已跑了100多家单位求职，磨破了好几双鞋。我不能否认当初之所以改写名人确实是因为生活所迫，“当时我真有一种山穷水尽的感觉，只能背水一战”。
写名人并不容易，首先寻找采访对象就是个大问题，此外一没记者证二没正式单位的窘状更是增加了采访的难度。为此我特别感谢当时身边的朋友，吴祖光、冰心、贺敬之等文艺界的人物纷纷主动给我介绍采访对象。我清晰地记得自己采访的第一位名人是当时还在主持《正大综艺》的杨澜。就这样，我采访过的名人记录一次次被刷新着，艾青、王光美、巩俐、张国荣、梅艳芳、施瓦辛格……无论采访对象是出于同情、好奇还是出于维护自身形象的考虑来接受我的采访，我都坚持下来了，粗略地算下来我一共采访了600多位社会名流和演艺界明星，发表名人访谈和纪实作品有250余万字。
在采访过程中，我要求自己不怯场。不管是采访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社会名流，要有足够的勇气提问，从心理上和精神上和被采访者接近距离，不能有丝毫的畏惧感，更不能让名人头上的光环晃得花了眼。还要有一股子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执着，这种执着帮了我的大忙。国际影星施瓦辛格来华为弱智人体育事业筹款时，我和其他记者一起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施瓦辛格的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说。今天施瓦辛格只集中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不接受记者的单独采访。中外记者们纷纷提问，还没轮到我问，新闻发布会就匆匆结束了。会议一结束，记者们自然而然都散去了。为了能采访到内容更深入的新闻，为了把人物写活，写得有血有肉，我决心考验一下自己的执着。我大步走向后台，施瓦辛格的随从人员对我说，不是刚才在会上《采编手记》宣布过了吗？施瓦辛格今天绝对不接受任何记者的单独采访。面对这样干巴巴的逐客令，我不但没有后退半步，反而向前跨了一步。我对施瓦辛格随行的翻译说：“我是和那些记者都不一样的记者。”我的话一出口。对方感到十分惊诧：“你和其他记者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他们，我是盲人记者。施瓦辛格先生为中国残疾人事业而来，他应该接受我这位唯一的盲人记者的采访。我把“盲人记者”四个字加重了语气。也正是这四个字，让对方吃惊不小。就这样，施瓦辛格先生破例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使我成为内地新闻工作者中唯一被允许单独采访的记者。我们全方位报道在《三月风》、《华夏时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错的反响，令新闻界同行们刮目相看。通过这件平凡小事，我认为自己为中国的残疾人增了光，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增了光。
一起医疗纠纷案
在开始从事记者这一职业的过程中，的确有许多难忘的事情。l999年，我在北京《民族之声报》任职期间，总编交给我一个十分棘手的医疗纠纷追踪采访任务。原告是一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盲母瘫女。被告是驰名于海内外的一家大医院。我接受了这采访任务后，访原告，问被告。最让我头疼的是法院那一尺多厚的卷宗。那些原始材料的字又小又草又密，我那仅有的0.0l残余视力，辨认这些字迹十分吃力。我一天一天地泡在法院里，连吃中午饭都舍不得放下这些材料。连法院的同志都被深深感动了，审理这宗案子的法官们说，你是我们法院建院以来接待的第一位盲人记者。你的责任感，你的敬业精神，都让我们十分感动。在采访过程中，我有许多不懂的专业医学知识，我积极向同住一楼的医学专家们请教，把自己写出的稿子请医学专家们过目，力求文章真实、客观、公正。 在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医学专家多次接触之后。我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当球员，自己当裁判”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以这个案例为依托，多角度、多侧面阐述了十多年前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形势了，全方位地阐述了它的不合理性。这篇报道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的十多家报刊杂志竞相转载。文中的主人公，那对生活无法自理的母女，立即成了新闻人物。这之后，国内的23家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了这起医疗纠纷案。我的这组报道，也引起了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的媒体通过报社找到我，希望我就国内存在的医患纠纷，给他们的报纸写点时评，并许诺给我优厚稿酬，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了我们国家医疗机构的整体形象。
“做调查记者是因为我看不见别人的脸色”
1997年底，我被《北京社会报》聘用，正式成为一名记者，负责一个副刊。彼时，我已经43岁，作为一名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一天天加重，开始把视野投向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为了采写都市乞丐群体的生存现状，我向妈妈借来一件破布衣裳，又往脸上抹点锅黑和泥巴，跑到火车站蹲了四天三夜。兜里没有一分钱，只能跟着别人吃剩饭剩菜，住街上的水泥管子，喝地沟里的脏水，真真实实地当了一回乞丐。饥渴难耐时，也不得不嗓子冒烟地面对路人喊出：“大爷大娘行行好，给一口半口吃的”，或者把人家吃剩下的半块馒头捡起放入口中。为了探清丐帮内幕，我还得下跪给师傅磕头……这些“亲身经历”现在想来一点也不觉得苦，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文字报道。文章见报后，公安、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对丐帮群落进行了一次大的清理，安定了社会秩序。
在我的记者生活中，有欢乐也有痛苦，有辉煌也有委屈。为受害人仗义执言，我也曾遭受过不白之冤。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儿，从学校宿舍上铺掉下来，引发了一场官司。我和《北京社会报》政法部一位记者为受害者仗义执言，被校方告至北京市委宣传部，说我们因为受了贿。在写作中偏袒一方，报道缺乏真实性，严重侵害了学校的名誉权。市委宣传部是负责任的，立即派了工作组下来调查。经过调查，证明我们的人格是清白的，报道是真实而准确的。事后，虽有朋友问我，你不明不白受了委屈，后悔吗？我明确地告诉她，一点也不后悔，委屈也是一种人生体验。当一个合格的人民记者，什么情况都很有可能遇到。只要立场，观点，方法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自然就会“心底无私天地宽”。
2002年夏，我从一个朋友那听说京郊有一伙“血头血霸”，专门找人来代替一些单位职工献血，并从这些单位中吃拿回扣。当时一些单位有献血指标，但员工不肯献，只能找人来代替。代替献血的人多为外地人，只能拿到很少的一部分费用。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以眼睛看不见、没工作需要卖血为由，只身一人找到卖血者的住处，与他们同吃同住了七天七夜，终于摸清了整个交易背后的“黑幕”。那些卖血者为了稀释血液，经常吃烟灰，我也跟着他们吃，烟灰卡在喉咙里，甭提多难受了。后来我写的《京城流浪的造血机器》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经多家媒体转载，那些弄虚作假的血站和找人代替献血的单位也受到了审查。
做调查记者，我时常遇到各种危险，也曾暗访发票交易黑幕被人暴打。由于经常路过地铁，我总能听到有人在路边大声叫卖发票，于是便思索起来：“光天化日之下发票竟能当商品公开买卖，这些人怎么这么嚣张？这些发票究竟从那里来的？是不是真的？”简单询问了一下，我得知这些小贩所卖的发票各种类型都有，商店的、医院的、饭店的等等，每张发票的金额可随便填。为了进一步查清内情，我独自一人带上录音机来到地铁口，先后共打听了近10个小贩。小贩们见我只问不买，开始起了疑心。于是六七个小贩联合起来将我团团围住，逼我走到了一个暗处，然后抽出一把半米长的弹簧刀，在我眼前晃了晃，威胁说：“你是不是警察？老实交代！”当雪亮的刀子在眼前晃动的时候，我这才意识到了危险。要是录音笔被这些歹徒发现了，那我性命就完了！于是我将一只手伸进口袋掏烟，同时按下录音带，将录下的声音洗掉。在抽烟时我努力定了定神，指着自己的眼睛对那些歹徒说：“就我这样，能当警察吗？不成想你们的眼力也和我差不多！”歹徒伸手在我眼前晃了半天，看我眼睛都不眨一下，而且很镇定，于是便放了我。
这些听起来令人生畏的生死经历写满了我的记者生涯，然而我从没有为此而后悔当初的选择，我端一天记者这个饭碗，就要说一天实话，每一次我都会把我采访到的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我不爱唱高调，也没有为人民代言这么高的想法。我只是想做一个说实话的记者。
我写下的报道并不总是能让所有人为之喝彩，相反有时伴随而来的是委屈、无奈和官司。一对捡破烂的夫妇在垃圾堆里捡了五个女婴，夫妻俩省吃俭用，把五个孩子养得白白胖胖。我据此采写的报道发表后，被数十家媒体转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可没想到，那对夫妇所在乡的一位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认为他的报道为乡里计生工作抹了黑，说“如果别人读了这篇报道，把孩子都往我们乡扔，我们怎么办”，并把我告上了法庭，最后我不得不写书面检查。
有人说我为了图名图利，把死都忘了。名利对于我来说，还没有这么大的魅力。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终身奋斗的事业，我必须全力而为。因为我看不见别人的脸色，也不会被这些威逼吓破了胆，这也是我做调查采访一个优势吧。其实这就是一个盲人记者的边缘人生和边缘采访。
让更多盲人接近光明
在别人眼里，我靠着文字赢得了名气，靠着写作赢得了成功。但其实在收获这些名与利的同时，我的内心格外清楚，只有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为残疾人公益事业而奔走，为残疾人的权益鼓与呼。这些名利才会有它们真正的价值。一次，团结湖社区的一位盲人去医院看病，到医院后被一个热心的自称为医院工作人员的人领着跑上跑下地去办理各种手续。当“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之后”，来到医生面前时才发现被骗了。领着他跑来跑去的“工作人员”竟然是个骗子，骗走了他身上带着的六千多元钱。欲哭无泪的盲人朋友只好拨通了我的电话向我求助。我赶到医院详细了解事件经过后，带着那位盲人去找院方。医院没有设置导医从而导致盲人患者被骗，医院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我据理力争，但对于我的要求，院方却毫不理会。跟院方沟通无果后，我想到依靠媒体的力量来帮忙，于是拿起电话拨通了北京一家知名媒体记者的电话，跟对方说明了情况之后，又开始拨另一个电话。这架势让医院着了急，最终决定赔偿盲人患者一半的损失。
有盲人朋友跟我反映，说人家明眼人可以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但咱盲人朋友就不行，只能听到奏国歌。听到朋友的这些话，我心里犯了难，这对于健全人再普通不过的事，对于盲人来说却是奢求。我当时转念一想，既然看不着，为什么不能摸摸国旗呢？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国旗护卫队格外忙碌，张骥良通过联系，反复和武警十四支队协调，最终实现盲人朋友的心愿。当第一面国旗拿来的时候，盲人朋友很自然地把脸贴了上去，泪水早已在眼眶里打转。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可以如此零距离地亲吻国旗，用指尖去感受升旗仪式。
我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只想用自己通过写作赚的这点名分，多帮助一些残疾人朋友，让他们尽可能地接近光明。我想，这不管对他们还是对我，都有特别的意义。
一个失明弃儿排遣寂寞的方式
不知道是不是命运这个玩笑开得太残酷了。一个只有0.01残余视力的人，却偏偏干上了一种最用眼睛的活儿——写作。喜欢上写作的最初原因，是为了排除寂寞。我刚出生不久便被遗弃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小纸箱里。之后的一场大病夺去了我看世界的机会。试想一个视力接近于失明的孩子，被小伙伴们冷落在一边儿。健全孩子们爱玩的游戏，我几乎都不能玩，那该是多么孤寂！于是便没完没了地看书。看的书多了，便有了写的欲望。上小学二年级时，我踮起脚尖，把一个装着诗的信封扔进了邮筒。后来，这首题为《太阳和我们一起做早操》的小诗，果然被《中国少年报》发表了出来。这在当时我就读的那所小学里，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小小年纪明确地认识到，原来我也能超过别人。这首小诗的发表，为我赢得了鼓励、掌声和自尊，最主要的，是为我赢得了信心和勇气。
从那时候起，我就在写作文上下了不少功夫。就因为作文写得好一些，竟为我这个视力不好的中学生增了光。在同学们的赞誉声中，我只是感觉到，我不是一个废人。我还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笔，为社会出力，为咱国家出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初的信心和勇气。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仅仅是由于爱读书，爱写作，作文中引用了一些当时已经被打倒的作家，诗人的句子，文革中被平时不满的同学揭发，而受到了本不应有的冲击。在一个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孩子的内心世界里，这种打击未免过于沉重了。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动摇过立志写作的坚定信念。中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制药八厂当了工人。即便是上班，不管多忙、多累、多苦，我都不间断地坚持码字，那纵横交错的方格字仿佛成了跳动的音符，陪伴着我走过漫长的黑夜。起初，我走得并不顺利，写了上百篇稿子，屡屡被退稿。我不甘心，收到一封封退稿信后，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抚平、装订，然后在退稿单的背面写，以此来激励自己。终于，我站在失败的废墟上看到了成功的曙光。1977年夏，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发表在《北京日报》上，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随后的十几年中，我陆陆续续发表了几百篇诗歌和散文，还加入了北京作协。
单独采访施瓦辛格
1994年，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个玩笑。那年秋天，我下岗了。每月300元生活费，让整个家庭的生活捉襟见肘。如何养家糊口？当时的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找寻挣钱的机会。一次与作家叶永烈的偶然谈话，让我决定转向名人访谈写作。在这之前的三个月里，他已跑了100多家单位求职，磨破了好几双鞋。我不能否认当初之所以改写名人确实是因为生活所迫，“当时我真有一种山穷水尽的感觉，只能背水一战”。
写名人并不容易，首先寻找采访对象就是个大问题，此外一没记者证二没正式单位的窘状更是增加了采访的难度。为此我特别感谢当时身边的朋友，吴祖光、冰心、贺敬之等文艺界的人物纷纷主动给我介绍采访对象。我清晰地记得自己采访的第一位名人是当时还在主持《正大综艺》的杨澜。就这样，我采访过的名人记录一次次被刷新着，艾青、王光美、巩俐、张国荣、梅艳芳、施瓦辛格……无论采访对象是出于同情、好奇还是出于维护自身形象的考虑来接受我的采访，我都坚持下来了，粗略地算下来我一共采访了600多位社会名流和演艺界明星，发表名人访谈和纪实作品有250余万字。
在采访过程中，我要求自己不怯场。不管是采访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社会名流，要有足够的勇气提问，从心理上和精神上和被采访者接近距离，不能有丝毫的畏惧感，更不能让名人头上的光环晃得花了眼。还要有一股子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执着，这种执着帮了我的大忙。国际影星施瓦辛格来华为弱智人体育事业筹款时，我和其他记者一起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施瓦辛格的新闻发言人在会上说。今天施瓦辛格只集中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不接受记者的单独采访。中外记者们纷纷提问，还没轮到我问，新闻发布会就匆匆结束了。会议一结束，记者们自然而然都散去了。为了能采访到内容更深入的新闻，为了把人物写活，写得有血有肉，我决心考验一下自己的执着。我大步走向后台，施瓦辛格的随从人员对我说，不是刚才在会上《采编手记》宣布过了吗？施瓦辛格今天绝对不接受任何记者的单独采访。面对这样干巴巴的逐客令，我不但没有后退半步，反而向前跨了一步。我对施瓦辛格随行的翻译说：“我是和那些记者都不一样的记者。”我的话一出口。对方感到十分惊诧：“你和其他记者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他们，我是盲人记者。施瓦辛格先生为中国残疾人事业而来，他应该接受我这位唯一的盲人记者的采访。我把“盲人记者”四个字加重了语气。也正是这四个字，让对方吃惊不小。就这样，施瓦辛格先生破例接受了我的单独采访，使我成为内地新闻工作者中唯一被允许单独采访的记者。我们全方位报道在《三月风》、《华夏时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错的反响，令新闻界同行们刮目相看。通过这件平凡小事，我认为自己为中国的残疾人增了光，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增了光。
一起医疗纠纷案
在开始从事记者这一职业的过程中，的确有许多难忘的事情。l999年，我在北京《民族之声报》任职期间，总编交给我一个十分棘手的医疗纠纷追踪采访任务。原告是一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盲母瘫女。被告是驰名于海内外的一家大医院。我接受了这采访任务后，访原告，问被告。最让我头疼的是法院那一尺多厚的卷宗。那些原始材料的字又小又草又密，我那仅有的0.0l残余视力，辨认这些字迹十分吃力。我一天一天地泡在法院里，连吃中午饭都舍不得放下这些材料。连法院的同志都被深深感动了，审理这宗案子的法官们说，你是我们法院建院以来接待的第一位盲人记者。你的责任感，你的敬业精神，都让我们十分感动。在采访过程中，我有许多不懂的专业医学知识，我积极向同住一楼的医学专家们请教，把自己写出的稿子请医学专家们过目，力求文章真实、客观、公正。 在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医学专家多次接触之后。我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当球员，自己当裁判”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我以这个案例为依托，多角度、多侧面阐述了十多年前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形势了，全方位地阐述了它的不合理性。这篇报道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内的十多家报刊杂志竞相转载。文中的主人公，那对生活无法自理的母女，立即成了新闻人物。这之后，国内的23家新闻媒体，相继报道了这起医疗纠纷案。我的这组报道，也引起了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的媒体通过报社找到我，希望我就国内存在的医患纠纷，给他们的报纸写点时评，并许诺给我优厚稿酬，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了我们国家医疗机构的整体形象。
“做调查记者是因为我看不见别人的脸色”
1997年底，我被《北京社会报》聘用，正式成为一名记者，负责一个副刊。彼时，我已经43岁，作为一名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一天天加重，开始把视野投向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为了采写都市乞丐群体的生存现状，我向妈妈借来一件破布衣裳，又往脸上抹点锅黑和泥巴，跑到火车站蹲了四天三夜。兜里没有一分钱，只能跟着别人吃剩饭剩菜，住街上的水泥管子，喝地沟里的脏水，真真实实地当了一回乞丐。饥渴难耐时，也不得不嗓子冒烟地面对路人喊出：“大爷大娘行行好，给一口半口吃的”，或者把人家吃剩下的半块馒头捡起放入口中。为了探清丐帮内幕，我还得下跪给师傅磕头……这些“亲身经历”现在想来一点也不觉得苦，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文字报道。文章见报后，公安、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对丐帮群落进行了一次大的清理，安定了社会秩序。
在我的记者生活中，有欢乐也有痛苦，有辉煌也有委屈。为受害人仗义执言，我也曾遭受过不白之冤。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儿，从学校宿舍上铺掉下来，引发了一场官司。我和《北京社会报》政法部一位记者为受害者仗义执言，被校方告至北京市委宣传部，说我们因为受了贿。在写作中偏袒一方，报道缺乏真实性，严重侵害了学校的名誉权。市委宣传部是负责任的，立即派了工作组下来调查。经过调查，证明我们的人格是清白的，报道是真实而准确的。事后，虽有朋友问我，你不明不白受了委屈，后悔吗？我明确地告诉她，一点也不后悔，委屈也是一种人生体验。当一个合格的人民记者，什么情况都很有可能遇到。只要立场，观点，方法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自然就会“心底无私天地宽”。
2002年夏，我从一个朋友那听说京郊有一伙“血头血霸”，专门找人来代替一些单位职工献血，并从这些单位中吃拿回扣。当时一些单位有献血指标，但员工不肯献，只能找人来代替。代替献血的人多为外地人，只能拿到很少的一部分费用。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以眼睛看不见、没工作需要卖血为由，只身一人找到卖血者的住处，与他们同吃同住了七天七夜，终于摸清了整个交易背后的“黑幕”。那些卖血者为了稀释血液，经常吃烟灰，我也跟着他们吃，烟灰卡在喉咙里，甭提多难受了。后来我写的《京城流浪的造血机器》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经多家媒体转载，那些弄虚作假的血站和找人代替献血的单位也受到了审查。
做调查记者，我时常遇到各种危险，也曾暗访发票交易黑幕被人暴打。由于经常路过地铁，我总能听到有人在路边大声叫卖发票，于是便思索起来：“光天化日之下发票竟能当商品公开买卖，这些人怎么这么嚣张？这些发票究竟从那里来的？是不是真的？”简单询问了一下，我得知这些小贩所卖的发票各种类型都有，商店的、医院的、饭店的等等，每张发票的金额可随便填。为了进一步查清内情，我独自一人带上录音机来到地铁口，先后共打听了近10个小贩。小贩们见我只问不买，开始起了疑心。于是六七个小贩联合起来将我团团围住，逼我走到了一个暗处，然后抽出一把半米长的弹簧刀，在我眼前晃了晃，威胁说：“你是不是警察？老实交代！”当雪亮的刀子在眼前晃动的时候，我这才意识到了危险。要是录音笔被这些歹徒发现了，那我性命就完了！于是我将一只手伸进口袋掏烟，同时按下录音带，将录下的声音洗掉。在抽烟时我努力定了定神，指着自己的眼睛对那些歹徒说：“就我这样，能当警察吗？不成想你们的眼力也和我差不多！”歹徒伸手在我眼前晃了半天，看我眼睛都不眨一下，而且很镇定，于是便放了我。
这些听起来令人生畏的生死经历写满了我的记者生涯，然而我从没有为此而后悔当初的选择，我端一天记者这个饭碗，就要说一天实话，每一次我都会把我采访到的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我不爱唱高调，也没有为人民代言这么高的想法。我只是想做一个说实话的记者。
我写下的报道并不总是能让所有人为之喝彩，相反有时伴随而来的是委屈、无奈和官司。一对捡破烂的夫妇在垃圾堆里捡了五个女婴，夫妻俩省吃俭用，把五个孩子养得白白胖胖。我据此采写的报道发表后，被数十家媒体转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可没想到，那对夫妇所在乡的一位主管计生工作的副乡长认为他的报道为乡里计生工作抹了黑，说“如果别人读了这篇报道，把孩子都往我们乡扔，我们怎么办”，并把我告上了法庭，最后我不得不写书面检查。
有人说我为了图名图利，把死都忘了。名利对于我来说，还没有这么大的魅力。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终身奋斗的事业，我必须全力而为。因为我看不见别人的脸色，也不会被这些威逼吓破了胆，这也是我做调查采访一个优势吧。其实这就是一个盲人记者的边缘人生和边缘采访。
让更多盲人接近光明
在别人眼里，我靠着文字赢得了名气，靠着写作赢得了成功。但其实在收获这些名与利的同时，我的内心格外清楚，只有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为残疾人公益事业而奔走，为残疾人的权益鼓与呼。这些名利才会有它们真正的价值。一次，团结湖社区的一位盲人去医院看病，到医院后被一个热心的自称为医院工作人员的人领着跑上跑下地去办理各种手续。当“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之后”，来到医生面前时才发现被骗了。领着他跑来跑去的“工作人员”竟然是个骗子，骗走了他身上带着的六千多元钱。欲哭无泪的盲人朋友只好拨通了我的电话向我求助。我赶到医院详细了解事件经过后，带着那位盲人去找院方。医院没有设置导医从而导致盲人患者被骗，医院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我据理力争，但对于我的要求，院方却毫不理会。跟院方沟通无果后，我想到依靠媒体的力量来帮忙，于是拿起电话拨通了北京一家知名媒体记者的电话，跟对方说明了情况之后，又开始拨另一个电话。这架势让医院着了急，最终决定赔偿盲人患者一半的损失。
有盲人朋友跟我反映，说人家明眼人可以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但咱盲人朋友就不行，只能听到奏国歌。听到朋友的这些话，我心里犯了难，这对于健全人再普通不过的事，对于盲人来说却是奢求。我当时转念一想，既然看不着，为什么不能摸摸国旗呢？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国旗护卫队格外忙碌，张骥良通过联系，反复和武警十四支队协调，最终实现盲人朋友的心愿。当第一面国旗拿来的时候，盲人朋友很自然地把脸贴了上去，泪水早已在眼眶里打转。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可以如此零距离地亲吻国旗，用指尖去感受升旗仪式。
我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只想用自己通过写作赚的这点名分，多帮助一些残疾人朋友，让他们尽可能地接近光明。我想，这不管对他们还是对我，都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