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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都高的启示。”——罗曼·罗兰
被同行屡批“不务正业”的陈丹青,一直以来就对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有着近乎偏执的痴迷。这就好像虔诚的教徒对麦加城的朝圣,专注而执著。其实,无论是伟大的西方哲学家尼采还是理论学家萨义德,作家肖复兴还是文学家冯骥才,他们爱音乐,写音乐,玩跨界的“闲事儿”早干过了。
一改往日《荒废集》、《退步集》中激进的思想,严肃的话题,刻薄的词藻。在新书《外国音乐在外国》中,活气的文字配以大量传神的图片,它们宛若丹青先生笔触间充满灵性的色彩,栩栩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斑斓的“音乐浮世绘”。极致、矫情,又令众人心生倾动。
流年暗换中,往来成古今,如果以时间为轴,再冠以先生的名号。他,50年代初,生于上海;花季雨季的年龄,响应大时代的号召被迫去了农村;二十出头儿,开始谈恋爱;没两年,考上了中央美院;接着,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小孩;毕业之际,因《西藏组画》而一举成名;28岁赴美留学,18年后回到北京;快知天命的年纪,受聘清华;4年后,又惊世骇俗地辞掉了那份工作。纵观下来,虽然陈先生的年纪是越来越大,但是他活得却一点不糊涂,逍遥自在,敢说敢为。他宁愿做《皇帝新装》里那被嘲笑的诚挚“孩童”,也不愿做不明就里的那堆“大人”。才情和勇气俱佳的他,选择了一种“看不惯”的大侠姿态,含沙射影,但又点到为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喧嚣,丹青先生以最心爱的音乐为题,直抒胸臆,聊以慰藉。“这是我渐趋安分守己的举措吗?是的,谈论艺术真是既风雅,又安全。这不,连书名也规避了话题与是非,单说外国音乐在外国。”陈丹青如是说。
新书设计,更是加入了油画中“灰调子”的概念,一式三版(颜色),雅致有趣。当初,陈丹青这个外行受邀《古典音乐爱好者》而开始写古典乐,没想到一写,却着实欲罢不能了。一时的音乐,配一时的心境,他的文字清新活跃,情意真切。书中的陈丹青,喜欢听纽约104频道的古典音乐节目。他欣赏老帅哥霍洛维奇的钢琴技艺。还有书中每每读来令人莞尔的一抹“霍式鼻涕。”霍洛维奇长眠于纽约,他于小雨中久久伫立,作为送行队伍中唯一的中国人,与他心中的偶像默默道别。其实,陈丹青对古典音乐的喜爱完全发乎真性情,而非附庸风雅。
在《外国音乐在外国》中的很多描写里,纽约与他插过队的江西农村、“文化大革命”抄家时的上海弄堂,蒙太奇般地在进行着时空的转换。书中讲到了他多年前与音乐的渊源,“文化大革命”的那段韶华,虽是那代人不堪回首的国殇,但在少年陈丹青的眼里,精神食粮远胜于一切。他偷偷地听家里的留声机。他看到抄家的红卫兵,得意洋洋地用上海话唱着《卡门》的序曲。他在一个破旧的钢琴店,发现无数被抄的钢琴被堆在灰暗的角落里。他也曾目睹一个可爱的“资产阶级”小女孩,偷偷地在用几根手指去试触那掩盖在尘埃中的琴键。江西插队的那段岁月,他会在蚊帐中偷听“敌台”。一有新鲜的海顿协奏曲,他便默默背诵,熟稔于心。他会为了好听的音乐,在唱片店流连忘返。他也喜欢伯恩斯坦的贝九,但并非快乐。他爱乐如斯,会忘我地在音乐会现场发抖。他更会在贝多芬德国故居的楼梯口,静静地发呆上好几个小时……
万物皆为美妙,音乐亦无疆界。就像陈丹青说的那般,“独奏珍本,听来僻静,安详,全然的孤单,仿佛只是音乐自己在听,你正好悄然在场,也听到了。”
前几日时尚廊以陈丹青出的新书《外国音乐在外国》为由头,弄了一次“音乐与西化”的主题活动。当天,幸亏提早踩点儿,不然连个落脚的地方恐怕都没有。至此,得以窥见这位“老愤青”的超高人气。先生姗姗来迟,入口处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还好皆为读书人,大家都是自觉地为先生让出一条小径。来得早的,坐在事先预定好的座位,私下交流着。来得晚的,手捧着刚买到的新书远远立于一隅,神情虔诚。更甚者,坦荡潇洒些的,便干脆围着讲桌席地而坐。也好,此番情景,便可以更近距离地感受到大师那流动的思辨,更清晰地听到先生那夹杂着粗口,但却充满睿智的上海普通话了。
眼前的先生,就像其妻黄素宁形容的那样,穿着唐装,留和尚头。谦虚的笑靥上,驾着一副标志性的无框眼镜。而以往一双让人心生畏惧的凸眼,也在不温不火,礼貌恭敬的表情糖衣下,融化了很多,亲切了很多。这不开场白就来了句“我写音乐书是一件很无耻的事情,其实大家不必将它当做音乐书看待”。话既开口,已然惹得堂下笑作一团,气氛顿时轻松不少。
“外国音乐在外国”这个书名,陈丹青觉得别有一番意味在其中。其一,是中国音乐在中国,“费加罗婚礼”在维也纳,“春江花月夜”在中国,这两个相映成趣。再一,是藏在其中的外国音乐、文学、绘画、舞蹈在中国,这个可以延伸,变成了如今的西化问题。如果一个中国人,他既不了解外国音乐也不了解中国音乐,这便是所谓西化的后果。认真的陈丹青先生,还特意请教了一位年长他十岁的西北音乐学家、国学家——牛龙菲教授来帮他梳理西化的脉络。
陈丹青的讲座向来是以无数的旁征博引,嬉笑怒骂,大信息量而闻名的,今次也不例外。如依先生所讲,原汁原味地浓缩呈将,作为如实反映客观事实的记者本人,也不免有些惶恐,难以取舍。而将近三小时的思辨,一言两语也很难将先生的想法以一家之言概之。但未闻先生言论者,心下也不必遗憾,因为他还是那个一直以来的陈丹青。或许,大家可以在陈丹青的新书《外国音乐在外国》中,觅到些蛛丝马迹吧。
被同行屡批“不务正业”的陈丹青,一直以来就对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有着近乎偏执的痴迷。这就好像虔诚的教徒对麦加城的朝圣,专注而执著。其实,无论是伟大的西方哲学家尼采还是理论学家萨义德,作家肖复兴还是文学家冯骥才,他们爱音乐,写音乐,玩跨界的“闲事儿”早干过了。
一改往日《荒废集》、《退步集》中激进的思想,严肃的话题,刻薄的词藻。在新书《外国音乐在外国》中,活气的文字配以大量传神的图片,它们宛若丹青先生笔触间充满灵性的色彩,栩栩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斑斓的“音乐浮世绘”。极致、矫情,又令众人心生倾动。
流年暗换中,往来成古今,如果以时间为轴,再冠以先生的名号。他,50年代初,生于上海;花季雨季的年龄,响应大时代的号召被迫去了农村;二十出头儿,开始谈恋爱;没两年,考上了中央美院;接着,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小孩;毕业之际,因《西藏组画》而一举成名;28岁赴美留学,18年后回到北京;快知天命的年纪,受聘清华;4年后,又惊世骇俗地辞掉了那份工作。纵观下来,虽然陈先生的年纪是越来越大,但是他活得却一点不糊涂,逍遥自在,敢说敢为。他宁愿做《皇帝新装》里那被嘲笑的诚挚“孩童”,也不愿做不明就里的那堆“大人”。才情和勇气俱佳的他,选择了一种“看不惯”的大侠姿态,含沙射影,但又点到为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喧嚣,丹青先生以最心爱的音乐为题,直抒胸臆,聊以慰藉。“这是我渐趋安分守己的举措吗?是的,谈论艺术真是既风雅,又安全。这不,连书名也规避了话题与是非,单说外国音乐在外国。”陈丹青如是说。
新书设计,更是加入了油画中“灰调子”的概念,一式三版(颜色),雅致有趣。当初,陈丹青这个外行受邀《古典音乐爱好者》而开始写古典乐,没想到一写,却着实欲罢不能了。一时的音乐,配一时的心境,他的文字清新活跃,情意真切。书中的陈丹青,喜欢听纽约104频道的古典音乐节目。他欣赏老帅哥霍洛维奇的钢琴技艺。还有书中每每读来令人莞尔的一抹“霍式鼻涕。”霍洛维奇长眠于纽约,他于小雨中久久伫立,作为送行队伍中唯一的中国人,与他心中的偶像默默道别。其实,陈丹青对古典音乐的喜爱完全发乎真性情,而非附庸风雅。
在《外国音乐在外国》中的很多描写里,纽约与他插过队的江西农村、“文化大革命”抄家时的上海弄堂,蒙太奇般地在进行着时空的转换。书中讲到了他多年前与音乐的渊源,“文化大革命”的那段韶华,虽是那代人不堪回首的国殇,但在少年陈丹青的眼里,精神食粮远胜于一切。他偷偷地听家里的留声机。他看到抄家的红卫兵,得意洋洋地用上海话唱着《卡门》的序曲。他在一个破旧的钢琴店,发现无数被抄的钢琴被堆在灰暗的角落里。他也曾目睹一个可爱的“资产阶级”小女孩,偷偷地在用几根手指去试触那掩盖在尘埃中的琴键。江西插队的那段岁月,他会在蚊帐中偷听“敌台”。一有新鲜的海顿协奏曲,他便默默背诵,熟稔于心。他会为了好听的音乐,在唱片店流连忘返。他也喜欢伯恩斯坦的贝九,但并非快乐。他爱乐如斯,会忘我地在音乐会现场发抖。他更会在贝多芬德国故居的楼梯口,静静地发呆上好几个小时……
万物皆为美妙,音乐亦无疆界。就像陈丹青说的那般,“独奏珍本,听来僻静,安详,全然的孤单,仿佛只是音乐自己在听,你正好悄然在场,也听到了。”
前几日时尚廊以陈丹青出的新书《外国音乐在外国》为由头,弄了一次“音乐与西化”的主题活动。当天,幸亏提早踩点儿,不然连个落脚的地方恐怕都没有。至此,得以窥见这位“老愤青”的超高人气。先生姗姗来迟,入口处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还好皆为读书人,大家都是自觉地为先生让出一条小径。来得早的,坐在事先预定好的座位,私下交流着。来得晚的,手捧着刚买到的新书远远立于一隅,神情虔诚。更甚者,坦荡潇洒些的,便干脆围着讲桌席地而坐。也好,此番情景,便可以更近距离地感受到大师那流动的思辨,更清晰地听到先生那夹杂着粗口,但却充满睿智的上海普通话了。
眼前的先生,就像其妻黄素宁形容的那样,穿着唐装,留和尚头。谦虚的笑靥上,驾着一副标志性的无框眼镜。而以往一双让人心生畏惧的凸眼,也在不温不火,礼貌恭敬的表情糖衣下,融化了很多,亲切了很多。这不开场白就来了句“我写音乐书是一件很无耻的事情,其实大家不必将它当做音乐书看待”。话既开口,已然惹得堂下笑作一团,气氛顿时轻松不少。
“外国音乐在外国”这个书名,陈丹青觉得别有一番意味在其中。其一,是中国音乐在中国,“费加罗婚礼”在维也纳,“春江花月夜”在中国,这两个相映成趣。再一,是藏在其中的外国音乐、文学、绘画、舞蹈在中国,这个可以延伸,变成了如今的西化问题。如果一个中国人,他既不了解外国音乐也不了解中国音乐,这便是所谓西化的后果。认真的陈丹青先生,还特意请教了一位年长他十岁的西北音乐学家、国学家——牛龙菲教授来帮他梳理西化的脉络。
陈丹青的讲座向来是以无数的旁征博引,嬉笑怒骂,大信息量而闻名的,今次也不例外。如依先生所讲,原汁原味地浓缩呈将,作为如实反映客观事实的记者本人,也不免有些惶恐,难以取舍。而将近三小时的思辨,一言两语也很难将先生的想法以一家之言概之。但未闻先生言论者,心下也不必遗憾,因为他还是那个一直以来的陈丹青。或许,大家可以在陈丹青的新书《外国音乐在外国》中,觅到些蛛丝马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