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普林斯
　　泰德·普林斯博士是佩斯领导力研究院(The Perth Leader-ship Institute)的創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是领导力和财务绩效领域的专家,著有《卓越领导者的三大财务风格》(The Three Financial Styles of Very Successful Leaders)专著。他还是佛罗里达大学课座教授,上海财经大学MBA学院高顿财务金融培训中心课座教授。
　　
　　当国家经济低迷之时,失业人口会随之提升,一些国家往往通过限制进口来尽可能地保有就业岗位。实际上限制贸易并没有带来好处,但对丢掉工作的人来说,你并不关心这个,你的领导人也不关心,因为他们也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因此,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其主要动因是保住就业。
　　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着一场艰难的经济危机,成千上万的人丢掉工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所以他们不会开放贸易,以免失去民心。他们希望回报的是真正值得的东西,即便在这个过程中会减少就业岗位。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到能给发达国家什么,发达国家所换取到的是要其人民认为物有所值的。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能给出什么样的东西,能让发达国家的人觉得自己得到的是公平交易呢?
　　发达国家的人们想要的是两件东西:一是工作,一份长期的工作。二是生活质量。也就是说,一旦你有了高收入,你的兴趣就从金钱转向了生活质量,尤其是你纳税较高之后。所以,你交换给发达国家的东西从长期看,必须比工作更重要,让他们觉得即使收入少了一点,也能从生活质量的提高上得以弥补。
　　传统的贸易自由化主要聚焦于贸易谈判、货币平等和自由贸易区等。目前的全球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但无论如何,这些谈判和其他常规方式都不会应对这些更广泛的生活问题。我们应该从中了解,像多哈回合这样的贸易谈判是不能说服发达国家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另外,贸易技巧,如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或改变贸易壁垒的定义也没有用。这些都是技术性的修复,不能有效地带来全球贸易自由化,它们仅仅是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移动的椅子而已。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更有创意,想想能拿什么与发达国家来换取贸易自由化。他们必须跳出框框来思考生活质量问题,即便对中国人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说,这并不具有吸引力,但可能会吸引外国人。
　　因此,我将对发达国家真正想要的生活质量提出一些建议。某些建议看上去很出人意料甚至令人反感。但如果不听听这些想法,就不会有突破。我的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他人能有更好的建议,以去除我的建议中那些不妥善之处。
　　1、首先是环境问题。发达国家将牺牲收入来换取更好的全球环境。正如我在上一期专栏文章中所述,中国有可能以未来降低碳排放来换取贸易自由化。其他的可能性都是基于提高环境监测等行动。
　　2、国防开支和核扩散:发达国家担心(基本上没有事实依据)发展中国家在军备上更具攻击性或实施核扩散。因此,限制国防开支来交换贸易自由化是可能的,节省的资金可用于岗位培训和产业发展等。另一个方法是强化核武器不扩散条约(从而让发达国家的人感到更安全,他们因此会觉得生活质量被改善)来换取贸易上的好处。
　　3、核废料: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因核废料无处投放而限制核能源的开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质量问题,因为它提高了常规能源,如石油的成本。如果发展中国家准备为发达国家设置核废料处置地点,那么发达国家会非常感兴趣。
　　4、儿童收养:发达国家可供收养的儿童数量日益短缺,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发展中国家不断限制海外收养,但发达国家的人还是希望能从外国收养儿童。这是一个重要的生活质量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口来说。
　　5、移民:发达国家的退休人员希望在发展中国家生活,这既是因为在那里生活费用较低,也是因为他们能在年老之时体验一种新的文化。发展中国家应能在整体贸易自由化计划中为这些退休人员提供移民政策。这意味着改变移民和签证政策,落实发达国家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问题。
　　6、医疗:医疗对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人口来说是个关键问题,因为没有足够的医生,而且医疗费过高。一种可能性是从发展中国家引进高级医疗专业人士,另一个可能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补助来建立由政府扶持的医院。
　　改善贸易自由化的现行方法都已经老旧、疲软、不起作用。上述建议不一定能改善局面,但至少可以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给发达国家一些切实改变现状的模式。
　　(翻译:许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