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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亮剑》《潜伏》《暗算》等具有革命历史内核的电视剧热播，成为当前大众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和平年代，这些电视剧取代家庭伦理剧、情景喜剧，获得更高的收视率，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甚至，我们可以从社会观念的角度，探讨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时代精神，以及当前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不同的电视剧之间，反映的东西有许多相通的内容，本文将重点围绕最近热播的《潜伏》来探讨当前中国人的时代精神与价值观念。
一、电视剧对社会观念的反映
以电视剧来观察公众在一个时期的精神风貌与价值取向，很多严肃的学者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足取。不过，我觉得，从电视剧来看时代价值，是一个特殊的视角，有其可取之处，至少可以起到取长补短，补足其他视角不足的地方。
通过阅读名家的学术著作，或对重要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一个国家的时代精神。但由于普遍存在的偏好伪装问题，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公开表达的观点，常常与他们真实的想法存在差距，至少是往往存在程度上的差距。这不仅是体制影响的结果，也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好管闲事的现象无处不在。当一个人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他的评价或者会影响到人们对他的态度时，他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就会是经过考虑后挑选出来的观点，而不是有什么就说什么。针对这种情况，学术界认为，对要发表的文章进行匿名评审是很有利的事情，它背后反映出一个如下事实：知识分子的偏好伪装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个人的感觉，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当我们从电视剧的角度来把握大众文化与时代价值的时候，至少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观众喜欢看《潜伏》，并不是在什么压力之下被迫选择的结果，也不是出于功利、职业、迎合社会观念等考虑，而是有意识地去看。对于《潜伏》，人们不用假装喜欢看或者假装不喜欢看，这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潜伏》受到国人普遍的喜爱，这件事情本身是真实的。《潜伏》有这么高的收视率，是观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谁在强迫他们看。对于观众来说，他只是觉得这个电视剧里面有他喜欢的东西，有吸引他的东西，这就使他看下去，如此而已。
《潜伏》火了以后，很多人对《潜伏》进行了讨论，包括原著作者、编剧、导演、制片人、持左中右观点的学者，他们在报纸、杂志、媒体上表达出来的看法，则可能是经过了精心考虑之后的观点，是受社会压力影响下的产物，多少有失真的地方。
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前的大众，他们喜欢看《亮剑》喜欢看《潜伏》，革命历史剧受到欢迎，这个事情本身是真实的，是一个可靠的指标。导演们喜欢拍什么，电视台喜欢放什么，并不很能说明问题。人们喜欢看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老百姓的真实情感和生活状态，能够反映出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
电视剧反映的是当前社会的观念，它是观念史的一部分，是社会价值观中的一环，但它反映的不是精英的思想史。从这种意义上说，探讨《潜伏》的社会含义时，重点不在于编剧的意图是什么，而在于它被观众所认可了。正如历史上的孔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本人到底怎么想，这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理解他，受到了他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有什么东西被制度化、社会化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这些电视剧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内容、故事本身，而在于它在社会中是如何被看待、理解和解读，它实际上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在人们喜爱的电视剧中所表现的观念，是一种大众的观念。在它的内容里面，承载着一些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中实际起作用的那些观念。思想家们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但在普通人的意识中，真正能够接受什么，这是另外一个维度，从这样一个维度切入，我们可以触及社会普通公众的所思所想，特别是其思考的方向。
革命历史剧的大受欢迎，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西方国家，人们看电视，看到最多的是肥皂剧、情景喜剧，它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似乎是中性的，但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在其背后，仍然有一种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由于电视剧在当前中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表现形式，因此，它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现象。
二、《潜伏》与社会观念的契合之处
以此为基础，我们从《潜伏》中能够看出什么呢？这里的重点，是普通大众会从中解读出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在他们那里能够得到共鸣。对文化精英来说，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画面、一句台词，他都能从中读出很多很多东西来，但这不是老百姓理解问题、看待事情的方式。老百姓的方式，是大而化之、粗线条，有很多感性的内容。他也不求甚解，不作很深的追问（如果要做很深的追问，他就不看电视剧，而是去看哲学书了），其背后常常有很多潜意识或情绪化的东西。
用一种相反的思路，我们也可以思考，《潜伏》这个电视剧中有什么东西。因为它是吸引广大观众的，我们可以分析这个吸引广大观众的电视剧中有哪些东西，逆向推测大众的精神状态和粗线条的思想意识。
《潜伏》的情节自然是不错的，但从谍战剧的角度说，它的情节不一定是最出彩的。《潜伏》真正吸引人的，是人物，情节只是更好地烘托出了人物。在《潜伏》这部电视剧中，有几个方面很有意思，也很能契合当前民众的心态。
第一点，是余则成的信仰，及与此相关的他的行为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余则成作为共产党员，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讲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经济体制，他对这些并没有什么感觉。
在重庆时，他和左蓝有一场对话，憧憬着抗战胜利后一起过小日子。他把政治想得很简单，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总归是一家人，坐下来开个会商量商量不就行了”。左蓝认为他的想法很“天真”，反问他，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真的能组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了？”余则成的回答是“当然可以。”然后，他谈到了自己的信仰层面，说“我没什么信仰，如果说有的话，我现在信仰良心。赶走日本人以后，我信仰生活，信仰你。”
这是余则成在自己的恋人面前表达出来的内心真实想法。他后来虽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并没有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斗争看得多么残酷、多么严重。他在天津站的行动，背后体现的更多是敌我斗争，而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余则成信仰的转变过程也很有意思。他的信仰转变，不是理论学习的结果，不是基于纯洁的共产主义信念。而是不满意于国民党的腐败，特别是国难当头时期的腐败。余则成信仰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看到的与他曾经相信的，突然出现了明显的反差，他感到对接不上。对接不上的结果，使他原来相信的东西显得荒谬，无法再进行合理的坚持。他这样的变化过程，学者们可能认为不可接受，觉得这样的理由还不够。但普通老百姓就认为这很合理，这样才好。
这反映出大众是如何判断一种信仰和主义的。他们看问题很简单，很直观，不会去读关于这些信仰与主义的文献，辨析这些主义的差别。如果人们告诉他，这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可以让中国强大，对他们就很有吸引力。他们信仰的往往不是抽象的主义，而是根据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事实来作判断。比如，信仰某个主义的那个群体的道德水平，常常就是他们是否接受这个主义的原因，是他们对这个主义好坏进行判断的重要指标。
余则成也是这样。他接触的共产党人，像左蓝、吕宗方，以及被他监听的那些人，给他一种不同的感觉，这对于他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反，如果余则成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培训，系统研究，而加入中国共产党，观众可能反而不那么容易接受。
有趣的是，余则成的主要对手李涯，也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这背后反映出的一个事实是，信仰在今日社会中已成为一种相对稀缺的东西。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执著于信仰的人，先不论你信仰的是什么，人们就觉得你有精神追求，有了可取之处，比那些只知道追求权力、牟取利益的人，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要好上许多。
第二点，人们从《潜伏》中看到了官场文化、职场生存，体会着其中的生存技巧。从一部谍战片中，人们读出这些内容，从表面看似乎匪夷所思，但事实就是这样。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们看到什么，反映的是他们心里关心什么。这种关心也许是直接的、目标明确的，也可能是潜意识中的、不知不觉的。
这些职场生存技巧，有些是技术性的，如随机应变、处变不惊、注重细节、考虑周到、大胆行动；但有些却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很深层、很顽固的东西。比如说如何看待上下级关系、如何在不同派系与集团间站队与自处、如何笼络人心应付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等等。在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社会关系，对权力、权位的态度。在军统天津站，“权谋文化”几乎无处不在，同僚之间的拉拢、争斗、攻讦触目惊心，职场规则中明的一套与暗的一套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反差。对这些东西，人们并不是简单地厌恶和排斥，因为它们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有某些契合之处。人们对《潜伏》职场层面的观看，也折射出当前职场竞争的激烈和职场生存的不易。
第三点，《潜伏》中表现出国民党腐败的根深蒂固和触目惊心。在20年前的影视剧中，也会表现和刻画国民党的腐朽和反动，但其性质有很大不同。那时刻画的形象，是国民党的残暴、愚蠢、贪得无厌等等；从现在的电视剧中，我们看到的是人固有的贪欲，以及官场腐败的盘根错节，腐败以极其彻底，并试图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以前的许多电视剧中，国民党虽然是腐败的，但他们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还维持着某种表面上的团结，但现在这些都消失了，这样的腐败更令人心惊，感觉无能为力，对这样的腐败，我们有时感到只能让它彻底烂掉了事。
观众的一个共鸣在于，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试图独善其身其实是不可能的。像余则成，如果不是有卧底的原因，他在天津帮吴站长敛财的做法，放在现在就是一个贪官的作为，至少也是为虎作伥，而这却是他受吴站长重用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如果不这样，他在那个环境下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彻底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者谢若林，也得到众多观众的认同。人们认为这人虽俗，但至少不假，能把他对“金钱”的追求贯彻到极点。谢的身份也是一名特工，但他对余则成等人的思维方式感到遗憾，说“生意场上的事，怎么老用间谍的思维来看呢”，他还说：“您要是共产党，我得像祖宗一样的天天供着您呀。谁要是说出去，那他脑子那是缺斤短两。”他这话乍一听确实雷人，但稍微想想，也有道理。在他看来，人既不是为共产主义活着，也不是为三民主义活着，归根到底是为自己活着，奋斗的目标就锁定在为自己。这就是他的人生宗旨，在个性、个人价值被张扬的今天，他的这个“歪理”，也能与人们观念中的某个部分产生某种共鸣。
虽然人们可以理解吴敬忠和谢若林，但从《潜伏》中，还是折射出人们对当前社会中腐败的强烈不满，并希望找到某种扫除腐败、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从余则成、翠平的身上，人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力量，这是一种在当代社会相对缺失的感觉和力量。从这种力量中，人们可以收获一种希望。李涯被很多人所欣赏的原因，也在于此。
三、当代中国的价值观
从人们对《潜伏》的喜爱中，可以折射出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对观众来说，他们的价值观，既不像余则成、翠平、李涯这些人那样，是坚守信条、为理想不惜付出重大牺牲；也不像吴敬忠、陆桥山、谢若林这样。如果做人像余则成这样，在当今社会中会格格不入；像吴敬忠那样，心中又多少觉得不高尚，有些可鄙。但在这两组人身上，都有大众可以接受、愿意接受、甚至不得不接受的东西，这两组人在公众那里都能得到共鸣。
这反映了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价值观上的一个根本难题：就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自己心中的基本操守，坚守自己的道德、价值底线。如何在赚钱、琢磨跳槽、思考如何打败竞争对手的同时，又要找到自己精神的锚点、明确做人的意义，找到精神上可以告慰自己的东西。
这个难题的产生，是社会价值观变迁的结果。二三十年前，共产主义被视为不容挑战的、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此后，中国经历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力量逐渐显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政策鼓励的结果。
中国的政治价值观经历了重要转变，由此也产生了一个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内在难题，这个难题的一开始是如何在正统的意识形态中，把对金钱的追求合法化。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专门拍了许多影视作品，其导向是提倡人们发家致富。这一导向取得了成功。但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瓦解，导致社会生活的空虚，很多人看不清生活的意义。
到后来，这个问题变成了它的反面，就是如何在把对金钱、物质利益的追求合法化以后，继续维持和巩固正统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信仰问题的性质在于，一个人同时要逐利，同时要有精神追求，要过有意义的生活。而精神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克制和抑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就产生了一种张力，这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难题。
从这个转变的过程看，一开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还非常穷，那个时候，金钱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但当时的人同时还有着比较强的信念和道德观念，对金钱的“腐蚀”又有一定的抵抗力，社会价值观转变的大方向虽然不会改变，但转变过程相对平稳，大体还有一种平衡。
随着这个转变过程的继续进行，金钱的影响力逐渐上升，而信仰的抵御能力逐渐下降，金钱的诱惑越来越难以抵御，直至道德上的虚无主义，类似于谢若林这样的想法，在很多人的心中萌芽、生长。这种精神状态变化造成的外在表现，是腐败的高发，以及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这种状况的形成，并不是某个人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社会演化的产物。
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虽然中国经济谈不上有多先进，但大家都还过得去。人们不那么穷了，但信仰也没有了。生活的趣味并不大，对金钱的渴望虽然还在，但也不是那么强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仰问题重新被提出来。当前，中国社会还处在继续转型的过程中，还在往前走，但人们对于往哪里走，如何走，有时也会产生困惑，觉得需要停下来想一想。
从社会价值观发展的角度看，当前需要的是融合，这也是中国思维传统的强项，就是把一些性质上不同的东西，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调和在一起。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变化的方向，或者说需要完成的任务，是把发展经济、繁荣富强、奔向小康、维护个人权益这些东西，与理想、主义、抽象的价值观和信仰相调和。如何厘清它们的关系，缓解它们内在的张力，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
一、电视剧对社会观念的反映
以电视剧来观察公众在一个时期的精神风貌与价值取向，很多严肃的学者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并不足取。不过，我觉得，从电视剧来看时代价值，是一个特殊的视角，有其可取之处，至少可以起到取长补短，补足其他视角不足的地方。
通过阅读名家的学术著作，或对重要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一个国家的时代精神。但由于普遍存在的偏好伪装问题，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公开表达的观点，常常与他们真实的想法存在差距，至少是往往存在程度上的差距。这不仅是体制影响的结果，也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好管闲事的现象无处不在。当一个人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他的评价或者会影响到人们对他的态度时，他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就会是经过考虑后挑选出来的观点，而不是有什么就说什么。针对这种情况，学术界认为，对要发表的文章进行匿名评审是很有利的事情，它背后反映出一个如下事实：知识分子的偏好伪装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个人的感觉，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当我们从电视剧的角度来把握大众文化与时代价值的时候，至少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观众喜欢看《潜伏》，并不是在什么压力之下被迫选择的结果，也不是出于功利、职业、迎合社会观念等考虑，而是有意识地去看。对于《潜伏》，人们不用假装喜欢看或者假装不喜欢看，这没有多大的意义。因此，《潜伏》受到国人普遍的喜爱，这件事情本身是真实的。《潜伏》有这么高的收视率，是观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谁在强迫他们看。对于观众来说，他只是觉得这个电视剧里面有他喜欢的东西，有吸引他的东西，这就使他看下去，如此而已。
《潜伏》火了以后，很多人对《潜伏》进行了讨论，包括原著作者、编剧、导演、制片人、持左中右观点的学者，他们在报纸、杂志、媒体上表达出来的看法，则可能是经过了精心考虑之后的观点，是受社会压力影响下的产物，多少有失真的地方。
从这种意义上说，当前的大众，他们喜欢看《亮剑》喜欢看《潜伏》，革命历史剧受到欢迎，这个事情本身是真实的，是一个可靠的指标。导演们喜欢拍什么，电视台喜欢放什么，并不很能说明问题。人们喜欢看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老百姓的真实情感和生活状态，能够反映出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
电视剧反映的是当前社会的观念，它是观念史的一部分，是社会价值观中的一环，但它反映的不是精英的思想史。从这种意义上说，探讨《潜伏》的社会含义时，重点不在于编剧的意图是什么，而在于它被观众所认可了。正如历史上的孔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本人到底怎么想，这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理解他，受到了他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有什么东西被制度化、社会化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这些电视剧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内容、故事本身，而在于它在社会中是如何被看待、理解和解读，它实际上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在人们喜爱的电视剧中所表现的观念，是一种大众的观念。在它的内容里面，承载着一些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中实际起作用的那些观念。思想家们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但在普通人的意识中，真正能够接受什么，这是另外一个维度，从这样一个维度切入，我们可以触及社会普通公众的所思所想，特别是其思考的方向。
革命历史剧的大受欢迎，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在西方国家，人们看电视，看到最多的是肥皂剧、情景喜剧，它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似乎是中性的，但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在其背后，仍然有一种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由于电视剧在当前中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表现形式，因此，它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现象。
二、《潜伏》与社会观念的契合之处
以此为基础，我们从《潜伏》中能够看出什么呢？这里的重点，是普通大众会从中解读出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在他们那里能够得到共鸣。对文化精英来说，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画面、一句台词，他都能从中读出很多很多东西来，但这不是老百姓理解问题、看待事情的方式。老百姓的方式，是大而化之、粗线条，有很多感性的内容。他也不求甚解，不作很深的追问（如果要做很深的追问，他就不看电视剧，而是去看哲学书了），其背后常常有很多潜意识或情绪化的东西。
用一种相反的思路，我们也可以思考，《潜伏》这个电视剧中有什么东西。因为它是吸引广大观众的，我们可以分析这个吸引广大观众的电视剧中有哪些东西，逆向推测大众的精神状态和粗线条的思想意识。
《潜伏》的情节自然是不错的，但从谍战剧的角度说，它的情节不一定是最出彩的。《潜伏》真正吸引人的，是人物，情节只是更好地烘托出了人物。在《潜伏》这部电视剧中，有几个方面很有意思，也很能契合当前民众的心态。
第一点，是余则成的信仰，及与此相关的他的行为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余则成作为共产党员，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讲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经济体制，他对这些并没有什么感觉。
在重庆时，他和左蓝有一场对话，憧憬着抗战胜利后一起过小日子。他把政治想得很简单，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总归是一家人，坐下来开个会商量商量不就行了”。左蓝认为他的想法很“天真”，反问他，一个国民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真的能组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了？”余则成的回答是“当然可以。”然后，他谈到了自己的信仰层面，说“我没什么信仰，如果说有的话，我现在信仰良心。赶走日本人以后，我信仰生活，信仰你。”
这是余则成在自己的恋人面前表达出来的内心真实想法。他后来虽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并没有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斗争看得多么残酷、多么严重。他在天津站的行动，背后体现的更多是敌我斗争，而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余则成信仰的转变过程也很有意思。他的信仰转变，不是理论学习的结果，不是基于纯洁的共产主义信念。而是不满意于国民党的腐败，特别是国难当头时期的腐败。余则成信仰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看到的与他曾经相信的，突然出现了明显的反差，他感到对接不上。对接不上的结果，使他原来相信的东西显得荒谬，无法再进行合理的坚持。他这样的变化过程，学者们可能认为不可接受，觉得这样的理由还不够。但普通老百姓就认为这很合理，这样才好。
这反映出大众是如何判断一种信仰和主义的。他们看问题很简单，很直观，不会去读关于这些信仰与主义的文献，辨析这些主义的差别。如果人们告诉他，这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可以让中国强大，对他们就很有吸引力。他们信仰的往往不是抽象的主义，而是根据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事实来作判断。比如，信仰某个主义的那个群体的道德水平，常常就是他们是否接受这个主义的原因，是他们对这个主义好坏进行判断的重要指标。
余则成也是这样。他接触的共产党人，像左蓝、吕宗方，以及被他监听的那些人，给他一种不同的感觉，这对于他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反，如果余则成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培训，系统研究，而加入中国共产党，观众可能反而不那么容易接受。
有趣的是，余则成的主要对手李涯，也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这背后反映出的一个事实是，信仰在今日社会中已成为一种相对稀缺的东西。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执著于信仰的人，先不论你信仰的是什么，人们就觉得你有精神追求，有了可取之处，比那些只知道追求权力、牟取利益的人，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要好上许多。
第二点，人们从《潜伏》中看到了官场文化、职场生存，体会着其中的生存技巧。从一部谍战片中，人们读出这些内容，从表面看似乎匪夷所思，但事实就是这样。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人们看到什么，反映的是他们心里关心什么。这种关心也许是直接的、目标明确的，也可能是潜意识中的、不知不觉的。
这些职场生存技巧，有些是技术性的，如随机应变、处变不惊、注重细节、考虑周到、大胆行动；但有些却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很深层、很顽固的东西。比如说如何看待上下级关系、如何在不同派系与集团间站队与自处、如何笼络人心应付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等等。在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对社会关系，对权力、权位的态度。在军统天津站，“权谋文化”几乎无处不在，同僚之间的拉拢、争斗、攻讦触目惊心，职场规则中明的一套与暗的一套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反差。对这些东西，人们并不是简单地厌恶和排斥，因为它们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有某些契合之处。人们对《潜伏》职场层面的观看，也折射出当前职场竞争的激烈和职场生存的不易。
第三点，《潜伏》中表现出国民党腐败的根深蒂固和触目惊心。在20年前的影视剧中，也会表现和刻画国民党的腐朽和反动，但其性质有很大不同。那时刻画的形象，是国民党的残暴、愚蠢、贪得无厌等等；从现在的电视剧中，我们看到的是人固有的贪欲，以及官场腐败的盘根错节，腐败以极其彻底，并试图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以前的许多电视剧中，国民党虽然是腐败的，但他们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还维持着某种表面上的团结，但现在这些都消失了，这样的腐败更令人心惊，感觉无能为力，对这样的腐败，我们有时感到只能让它彻底烂掉了事。
观众的一个共鸣在于，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试图独善其身其实是不可能的。像余则成，如果不是有卧底的原因，他在天津帮吴站长敛财的做法，放在现在就是一个贪官的作为，至少也是为虎作伥，而这却是他受吴站长重用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如果不这样，他在那个环境下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彻底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者谢若林，也得到众多观众的认同。人们认为这人虽俗，但至少不假，能把他对“金钱”的追求贯彻到极点。谢的身份也是一名特工，但他对余则成等人的思维方式感到遗憾，说“生意场上的事，怎么老用间谍的思维来看呢”，他还说：“您要是共产党，我得像祖宗一样的天天供着您呀。谁要是说出去，那他脑子那是缺斤短两。”他这话乍一听确实雷人，但稍微想想，也有道理。在他看来，人既不是为共产主义活着，也不是为三民主义活着，归根到底是为自己活着，奋斗的目标就锁定在为自己。这就是他的人生宗旨，在个性、个人价值被张扬的今天，他的这个“歪理”，也能与人们观念中的某个部分产生某种共鸣。
虽然人们可以理解吴敬忠和谢若林，但从《潜伏》中，还是折射出人们对当前社会中腐败的强烈不满，并希望找到某种扫除腐败、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从余则成、翠平的身上，人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力量，这是一种在当代社会相对缺失的感觉和力量。从这种力量中，人们可以收获一种希望。李涯被很多人所欣赏的原因，也在于此。
三、当代中国的价值观
从人们对《潜伏》的喜爱中，可以折射出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对观众来说，他们的价值观，既不像余则成、翠平、李涯这些人那样，是坚守信条、为理想不惜付出重大牺牲；也不像吴敬忠、陆桥山、谢若林这样。如果做人像余则成这样，在当今社会中会格格不入；像吴敬忠那样，心中又多少觉得不高尚，有些可鄙。但在这两组人身上，都有大众可以接受、愿意接受、甚至不得不接受的东西，这两组人在公众那里都能得到共鸣。
这反映了当代中国人面临的价值观上的一个根本难题：就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自己心中的基本操守，坚守自己的道德、价值底线。如何在赚钱、琢磨跳槽、思考如何打败竞争对手的同时，又要找到自己精神的锚点、明确做人的意义，找到精神上可以告慰自己的东西。
这个难题的产生，是社会价值观变迁的结果。二三十年前，共产主义被视为不容挑战的、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此后，中国经历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力量逐渐显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家政策鼓励的结果。
中国的政治价值观经历了重要转变，由此也产生了一个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内在难题，这个难题的一开始是如何在正统的意识形态中，把对金钱的追求合法化。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专门拍了许多影视作品，其导向是提倡人们发家致富。这一导向取得了成功。但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瓦解，导致社会生活的空虚，很多人看不清生活的意义。
到后来，这个问题变成了它的反面，就是如何在把对金钱、物质利益的追求合法化以后，继续维持和巩固正统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信仰问题的性质在于，一个人同时要逐利，同时要有精神追求，要过有意义的生活。而精神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克制和抑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就产生了一种张力，这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难题。
从这个转变的过程看，一开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还非常穷，那个时候，金钱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但当时的人同时还有着比较强的信念和道德观念，对金钱的“腐蚀”又有一定的抵抗力，社会价值观转变的大方向虽然不会改变，但转变过程相对平稳，大体还有一种平衡。
随着这个转变过程的继续进行，金钱的影响力逐渐上升，而信仰的抵御能力逐渐下降，金钱的诱惑越来越难以抵御，直至道德上的虚无主义，类似于谢若林这样的想法，在很多人的心中萌芽、生长。这种精神状态变化造成的外在表现，是腐败的高发，以及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这种状况的形成，并不是某个人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社会演化的产物。
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虽然中国经济谈不上有多先进，但大家都还过得去。人们不那么穷了，但信仰也没有了。生活的趣味并不大，对金钱的渴望虽然还在，但也不是那么强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仰问题重新被提出来。当前，中国社会还处在继续转型的过程中，还在往前走，但人们对于往哪里走，如何走，有时也会产生困惑，觉得需要停下来想一想。
从社会价值观发展的角度看，当前需要的是融合，这也是中国思维传统的强项，就是把一些性质上不同的东西，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调和在一起。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变化的方向，或者说需要完成的任务，是把发展经济、繁荣富强、奔向小康、维护个人权益这些东西，与理想、主义、抽象的价值观和信仰相调和。如何厘清它们的关系，缓解它们内在的张力，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