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不再“发言”了。原为教育部发言人的他转任语文出版社社长，这天《中国青年报》用很大的篇幅作了报道。王旭明个性率直，优缺点明显，所以在5年任上饱受争议，常由新闻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如今转任社长，从台前走到幕后，王旭明显然不是太开心，他只说了4个字：欲哭无泪。你瞧，这4个字也是性情中人的话，哪位有点城府的官员在职务任免的紧要关头会这样说的？
　　中国实行政府发言人制度，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与今年5月1日起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样，都要写进改革开放史册的。三千六百行，有些职位岗位很不好干，面对公众的新闻发言人就是其一。对王旭明褒贬，时间自有公论。没想到，某网站的网友跟帖几乎是一边倒的负面评价。
　　对于广义的知识阶层来说，本质上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思想决定命运”。给笔者印象深刻的发言人，有公安部的武和平、卫生部的毛群安、教育部的王旭明以及铁道部的王勇平。这几位出镜率较高，但他们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思想水平、认知水平。最优秀的当然是武和平，这是真正文武双全的发言人。1992年著名的开封文物大案是中国文物第一案，震惊全国，当时武和平刚刚上任开封公安局局长，那场案件的破获，很大程度上是学识的比拼，武和平胜了；后来中央电视台的“9·18大案纪实”一片，由武和平自己出演主角，十分到位，非常精彩。武和平还写了好几本小说，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看标题就知道思想认知水平之高。
　　人的思想认知水平，与所在的制度环境有关。有什么样的制度背景，就有什么样的新闻发言人。无论是教育还是铁路，其实都受困于固有体制。几位发言人当中，不客气地讲，思想水平最差的是铁道部的王勇平。这位发言人，为铁道部未列入“大部制”鼓吹叫好，说那是基于铁路建设和管理的特殊性作出的正确决策；而铁路体制仍有生命力，保持独立具有合理性。他对监督者则使用古老政治逻辑，大打政治棍子，甚至拿境外媒体的“关注”说事儿，“含蓄”地指责政协委员批评铁道部有“里通外国”之嫌，对此，杂文大家鄢烈山曾著文怒问：“王勇平这样思想僵化背时，观念依然停留在对监督者挥棍子、扣政治帽子时代的人，不撤他的职还等待什么？”
　　当代教育的情况越来越复杂。教育领域的每一个提问，都如同一道高考考题；有的回答是有标准答案的，有的则没有。王旭明的个性发言，在固有的体制下，多少有着一些奇异的亮色。然而，王旭明用率直的“程序正义”，发布了许多“实体正义”有疑问、引争议的论题，著名的有“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需要成千上万个王旭明论”“助困政策效果最好论”等等。他的话，确实很容易被媒体、公众抓住“尾巴”，弄到最后，几乎是“尾大不掉”了。
　　这背后的问题，还是思想认知问题。从一些细节可见，王旭明骨子里比较缺乏规矩意识，他的一些理解和判断，显然与时代环境脱节，观念已比较老旧。比如他曾对《南方周末》说：“我们的媒体都是国家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办的媒体。”前半句话总体上说没错，但后半句似是而非，说明他对这些年来媒体的飞速进步太不了解。再比如早年他在《中国教育报》做过记者，调到教育部工作后，按规定必须上交记者证，但他一直没有上交——这就是违规的做法，那记者证是要被声明作废的。问题在于，他压根就没意识到自己“违规”。
　　思想水平决定人生命运。王旭明走了，少了一位有个性的新闻发言人，如果来了一位中规中矩、四平八稳、毫无生机的发言人，那倒真的对哪一方都是损失。如果在出版社社长的位置上，王旭明能有个飞跃，成为一位真正的出版家，那可是“新闻不幸书家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