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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转型是政党政治实践中的一个巨大难题，很多世界大党、老党的垮台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种转型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是对我国政治与社会转型的积极回应，这既是必然趋势，也同样面临着一定的难度和风险。“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只有顺应转型趋势，掌握转型规律，正视转型困难，才能避免陷阱和减少风险，使国家少走弯路，人民少付代价。围绕当前中国共产党转型的难度与风险，我们邀请四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对话嘉宾：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曹鹏飞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马宝成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杨亚佳
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主持人：人民论坛记者 杜凤娇 刘赫
曹鹏飞：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和经验在应对新经济和新社会变革中多少显得力不从心，存在着解释能力不强、解决能力不够的显著缺陷，而新政治理论和智慧又因传统体系羁绊短期难以成长起来。转型向何处去？转型的时点、节奏和方式怎样把控？这恐怕是所有执政党转型都会面临的难题。
马宝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这一政治组织严密的优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型的进程。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92周年，可以说是个“百年老店”；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个8500万党员的大党。所谓“船大调头难”，这么大一个政党，推进转型的难度可想而知。
杨亚佳：执政党的民主转型，实质上是从发展型政党的集权体制、以党代政、全能主义转变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和桥梁”，转变为以人民的需求为中心，为其提供高质量、高效率服务的政党。因此，转型必然会切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而遭致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党内改革者如果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并获得社会的支持，这种政党转型很可能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夭折。
公方彬：从对社会和谐构成更大冲击的角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争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胁，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配失衡、贪腐盛行等多重社会矛盾，这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
一
革命党的政治惯性难以打破，相比国家和社会的率先转型，党自身转型相对滞后
人民论坛记者：就我国现实而言，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很强，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转型意愿也很迫切，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有难度。转型为何如此之难？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和革命，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高度革命化，无论其“把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架构，还是“武装割据”的组织功能，都是围绕“革命”卡位，革命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身份、道德、理想、信仰、权力及文化属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育成长的摇篮。
革命是在自然生命和意义世界之间做选择，中国共产党凭借革命完成了凤凰涅槃，实现了对世俗政党的超越，创造了星光熠熠的政治精英、道德楷模和独特文化，通过这种创造彻底征服了中华民族，成功上位为执政党。这种先党后国的政治逻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绝对权威的基础，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权威意味着党对国家、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都拥有全面重新定义的能力；通过对国家、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新诠释形成自己全面执政的威权政治模式，这种模式非常有利于共产党国家在冷战时期的生存，所以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而一旦这种赖以支撑的冷战格局消失，共产党政治的自我强化和外部激励机制就立即塌陷，东欧剧变和苏共垮台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认真反思的机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相比较其他国家共产党幸运的地方。改革开放就是这种整体反思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决心转型的开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看做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同志带领下自觉实现国家转型的动员令，直到今天这种转型还在“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宣言中得到执行和继承。应该说，中国国家转型是成功的，实现了全面改革与开放，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都是这种转型成功得到的成果。
然而，相比较国家和社会的率先转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转型相对滞后了。党的转型自觉和实践在时间上明显落后于国家转型，意味着执政党奉行和遵循的依然是革命党的文化和技术，沿袭的依然是革命党的遗产和惯性，这就造成执政党成员在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等方面都还停留于革命党的经验系统，执政工作实践中在理念、认识、技巧、习惯等方面都还有路径依赖，普遍缺乏民主法制精神和能力。这势必造成执政党与转型国家、社会关系的普遍紧张，当社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尺度去抵制革命党的执政方式时，必然表现为对掌权者的不满，最后演变为老鼠商量着给猫带铃铛。由于操作上既缺乏技术支撑，又缺乏“猫”的接受和配合，所以只能不断堆积矛盾与摩擦，而这又逼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不断进入紧急状态。如此反复，“革命党”的历史本能被一次次唤醒。“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唯一标准，执政党的革命紧张本能不能代替生产力标准成为主导中国政治进程的显性力量。
由于国家和社会先于政党转型，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力量率先得到生长和发育，这种开放的力量具有自下而上的活力和动力，对执政党的传统政治空间和全面执政方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根本说来是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与自上而下的保守主义两股力量之间在性质上发生了差异，社会历史的整体性与执政党天然的局部性之间无疑构成了直接冲突。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市场的新兴力量不仅在感受上有了差异，而且在相互关系的方向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革命的历史传统决定了执政党一贯都是界定国家、社会与市场的主体，如今的情况开始发生逆转，国家、社会与市场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开始要求行使自身的天然权利，重新界定执政党的边界和活动范围，于是就出现了党政、党企、党财、党事、党人等领域的全面紧张关系，由此引发了执政党社会管理的危机。这种管理危机不断地冲击和动摇执政党的执政信心，一旦所有的紧张感和危机感上升为执政威胁的时候，执政党的正常转型意愿和努力就被危机管理和临时应对所代替，转型大计就这样一次次被紧急状态所代替而搁置。 二
转型最大风险是理论支撑不足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之难，让我们必须对转型所面临的风险有所预期和准备。那么，各位专家认为转型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杨亚佳：转型必须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不能突破思想藩篱，转型会陷于被动。向民主型政党的转变，就要在思想观念上转向重视民主的价值。民主的模式是多样和多元的，但是民主价值则来源于人对自身的基本价值的需求，具有普世性，包括尊重人的生命、保障人身安全、人的生存发展、人的自由意志等。我们既要坚持对民主的价值追求，又要根据实际情况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前提，但是在政治改革领域，我们的思想还往往被教条主义所束缚，步伐还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执政党不能以人的基本价值需求出发认识民主、进行理论创新，将使转型缺乏理论支撑，陷入被动的境地。
如不研究政党转型规律，避开各种陷阱，转型就难免社会震荡的风险。与多党制和两党制国家的政党不同，我国宪法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但这也带来了挑战：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支配意味着党内问题有可能延伸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反过来，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或社会利益冲突的最终解决，都有赖于党内关系、党与各政治主体关系的解决。这也决定了我国执政党的民主转型与国家和社会转型的互动性和复杂性：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政治使命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比其他体制中的政党能够更加灵敏地发现社会的变化，更加小心翼翼地处理政党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关系，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寻求平衡。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方法，以及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以及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都体现了探索规律、规避风险、积极稳妥的政党转型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和经验在应对新经济和新社会变革中多少显得力不从心，存在着解释能力不强、解决能力不够的显著缺陷，而新政治理论和智慧又因传统体系羁绊短期难以成长起来。执政党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受到来自理论和智力普遍匮乏的牵制。转型向何处去？转型的时点、节奏和方式怎样把控？如何把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与民众意愿合理地导入执政党的转型工作体系，上升为执政党转型的智慧和力量？这恐怕是所有执政党转型都会面临的难题。
首先，执政党内部主张转型的政治势力，因没有能力完全承担转型带来的政治风险，短期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转型方案，所以往往不能顺利地上升为执政党的整体意志而得到全党的拥护和支持。相反，执政身份天然具有的保守主义立场对转型的畏惧和抵制在体系内部很容易得到弥漫和扩散。
其次，就执政党的转型成本和收益而言，转型的边际收益与需要支付的风险成本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不对等。转型后党的身份并无变化，可转型失败失去执政地位的风险成本却需要实实在在地支付，所以很多情况下执政党就在真理、规律和未来面前选择当下，给外部社会的感觉往往就是以一党之私代替公理和民众，民众的权利和执政的权力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又反向腐蚀执政党转型的决心和立场。
最后，就政治理论和实践而言，民主政治体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效率低下，政治公平很难因为民主博弈而得到完全实现，以致于人们在政治观念上把君主立宪制作为政治实践典范来膜拜。正是由于政治制度的这种两面性，所以民众也无法拿出完全能够说服政治官僚的技术方案，这种困顿客观上造成民众和执政党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在观念、利益、思想等方面不能取得共识，从而造成政治转型缺乏必要的统一现实基础。
三
理想信念的淡漠化，是转型必须解决的重要难题
人民论坛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转型面临着信仰重塑的挑战尤为迫切”。几位专家是否认同？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马宝成：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们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脱离人民、特权思想、官僚主义、贪图享乐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看，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淡漠化有着直接关系，是推进党的转型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难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秉承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体系，在今天不同程度地遭遇“双失灵”的困惑。一方面党内的认同度和遵循度降低，另一方面社会和民众领域已经日趋多元化，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传统功能严重流失，出现信仰危机和价值观混乱，执政党话语体系式微引发的政治泡沫正在腐蚀着执政党的价值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从政治回归社会本性的终极宿命来讲，同样也是出于执政风险管控的实际需要，执政党应该尝试自身的价值观再造。正如社会主义在当前还处于低幼的初级阶段一样，当下人们的道德、情感、认知、觉悟、利益观念等同样都还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执政党与其用自己的精英主义革命文化生拉硬拽当下的民众，粉饰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断裂，还不如从当下民众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并对其进行富有成效的现实主义关照。由政党塑造社会转向社会创造政党，由政党缔造国家转向国家选择政党，由政党教化民众转向接受民众教化，由政党文化秩序输出转向社会文化秩序植入，把社会文化观念合理地政治化、法律化，极力避免政党精英文化与社会大众文化的背离，走出执政党的父爱主义情结，实现政党与社会在精神上的各自独立与平等交往。
四
“船大调头难”，这么大一个政党，推进转型的难度可想而知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这一优势是否会使转型难度降低？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马宝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其组织体系之严密、组织程度之高，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应该说是当今世界上其他类型的政党都无法做到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组织保障，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组织优势。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这一政治组织严密的优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型的进程。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92周年，可以说是个“百年老店”；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个8500万党员的大党。所谓“船大调头难”，这么大一个政党，推进转型的难度可想而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中国共产党今天已经有8500万党员，堪比德国一个国家的人口。执政党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一方面增加了执政党工作的成本，另一方面因为规模庞大而影响了效率。队伍过大，必然会稀释执政党的核心竞争力，必然降低执政党成员的平均水准，而且也会弱化执政党的精英属性，没有了精英属性就意味着执政党的先进性遭到削弱，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受到遏制。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引入身份的竞争机制，增加执政党的流动性，通过党员身份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实现队伍净化、肌体纯洁、规模控制、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先进性和纯洁性先天就是一种稀缺政治资源，唯有通过选优汰劣才会获得，学会用稀缺性捍卫先进性，而不是用规模性稀释和降低先进性，也只有这样执政党才会重获内在的精英气质和文化属性，获得社会和民众的真正认同。
五
如不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则转型会夭折
人民论坛记者：在转型过程中，是否会出现某些既得利益群体阻挠，以致增加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杨亚佳：如不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则转型会夭折。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型政党模式在推动经济改革和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使执政党获得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获得的支配社会资源的巨大权力。权力的本能和滞后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同时造就了既得利益者。执政党的民主转型，实质上是从发展型政党的集权体制、以党代政、全能主义转变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和桥梁”，转变为以人民的需求为中心，为其提供高质量、高效率服务的政党。因此，必然会切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而遭致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党内改革者如果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并获得社会的支持，这种政党转型很可能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夭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当前，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之所以略显紧张，主要是由于党内权力的配置和使用垄断所引起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本身需要来自权利的认同和监管，一旦权利空位，权大于法、权大于民的僭越行为就会自然发生。因为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和侵占性，权力本身不会为自己确定边界和禁忌，追求自由同样是掌权者作为人的本性，权力的积极自由（做什么的自由）与消极自由（不做什么的自由）理应分属当权者和民众各自拥有，一旦民众缺场，两种自由同时为当权者单个主体所有，那么权力的选择性作为就变得不可避免，这就是当下执政党权力成本居高、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唯有在执政党内部实行充分竞争，使得权力在配置和使用环节都受到来自执政党内部和外部潜在竞争者的威胁和监督，以此屏蔽和杜绝权力的滥用和不作为行为。权力竞争应当从执政党的基层开始，因为唯有基层才会实现内部竞争与外部竞争的合二为一，才会自下而上地把基层社会的意愿和力量有效引入执政党的体系和上层，也唯有自下而上的基层再造和推动才会实现执政党的整体转型。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马宝成：对于中国共产党转型的应然的目标，不同的人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和要求：有人强调转型的目标应该增强党的领导和社会的政治稳定；有人强调转型的目标应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有人强调转型的目标应该推进民主和自由的发展；有人强调转型的目标应该实现社会的福利和公平、正义；有人强调转型的目标应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等等。因此，这种转型目标多元化的状况本身就是众口难调的，使中国共产党转型很难同时满足各方面的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转型成功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难题。
转型目标的多元化表明，每一种不同的转型目标背后都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力量和利益。因此仅仅是转型目标问题上便形成各种利益的复杂博弈，这种博弈的状况极大地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路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利益格局的分化更为严重。特别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都在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改革的走向，使之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也是造成当前社会情绪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解决好既得利益者这个问题，平衡不同的利益主体，使得利益格局逐步合理化，也是中国共产党转型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难题。
责编/周素丽（见习） 美编/李祥峰
对话嘉宾：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曹鹏飞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马宝成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杨亚佳
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主持人：人民论坛记者 杜凤娇 刘赫
曹鹏飞：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和经验在应对新经济和新社会变革中多少显得力不从心，存在着解释能力不强、解决能力不够的显著缺陷，而新政治理论和智慧又因传统体系羁绊短期难以成长起来。转型向何处去？转型的时点、节奏和方式怎样把控？这恐怕是所有执政党转型都会面临的难题。
马宝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这一政治组织严密的优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型的进程。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92周年，可以说是个“百年老店”；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个8500万党员的大党。所谓“船大调头难”，这么大一个政党，推进转型的难度可想而知。
杨亚佳：执政党的民主转型，实质上是从发展型政党的集权体制、以党代政、全能主义转变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和桥梁”，转变为以人民的需求为中心，为其提供高质量、高效率服务的政党。因此，转型必然会切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而遭致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党内改革者如果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并获得社会的支持，这种政党转型很可能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夭折。
公方彬：从对社会和谐构成更大冲击的角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争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胁，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配失衡、贪腐盛行等多重社会矛盾，这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
一
革命党的政治惯性难以打破，相比国家和社会的率先转型，党自身转型相对滞后
人民论坛记者：就我国现实而言，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很强，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转型意愿也很迫切，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型有难度。转型为何如此之难？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和革命，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肌体高度革命化，无论其“把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架构，还是“武装割据”的组织功能，都是围绕“革命”卡位，革命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身份、道德、理想、信仰、权力及文化属性，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育成长的摇篮。
革命是在自然生命和意义世界之间做选择，中国共产党凭借革命完成了凤凰涅槃，实现了对世俗政党的超越，创造了星光熠熠的政治精英、道德楷模和独特文化，通过这种创造彻底征服了中华民族，成功上位为执政党。这种先党后国的政治逻辑，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绝对权威的基础，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权威意味着党对国家、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都拥有全面重新定义的能力；通过对国家、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新诠释形成自己全面执政的威权政治模式，这种模式非常有利于共产党国家在冷战时期的生存，所以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而一旦这种赖以支撑的冷战格局消失，共产党政治的自我强化和外部激励机制就立即塌陷，东欧剧变和苏共垮台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认真反思的机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相比较其他国家共产党幸运的地方。改革开放就是这种整体反思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决心转型的开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看做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同志带领下自觉实现国家转型的动员令，直到今天这种转型还在“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宣言中得到执行和继承。应该说，中国国家转型是成功的，实现了全面改革与开放，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都是这种转型成功得到的成果。
然而，相比较国家和社会的率先转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转型相对滞后了。党的转型自觉和实践在时间上明显落后于国家转型，意味着执政党奉行和遵循的依然是革命党的文化和技术，沿袭的依然是革命党的遗产和惯性，这就造成执政党成员在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等方面都还停留于革命党的经验系统，执政工作实践中在理念、认识、技巧、习惯等方面都还有路径依赖，普遍缺乏民主法制精神和能力。这势必造成执政党与转型国家、社会关系的普遍紧张，当社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尺度去抵制革命党的执政方式时，必然表现为对掌权者的不满，最后演变为老鼠商量着给猫带铃铛。由于操作上既缺乏技术支撑，又缺乏“猫”的接受和配合，所以只能不断堆积矛盾与摩擦，而这又逼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不断进入紧急状态。如此反复，“革命党”的历史本能被一次次唤醒。“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唯一标准，执政党的革命紧张本能不能代替生产力标准成为主导中国政治进程的显性力量。
由于国家和社会先于政党转型，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力量率先得到生长和发育，这种开放的力量具有自下而上的活力和动力，对执政党的传统政治空间和全面执政方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根本说来是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与自上而下的保守主义两股力量之间在性质上发生了差异，社会历史的整体性与执政党天然的局部性之间无疑构成了直接冲突。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市场的新兴力量不仅在感受上有了差异，而且在相互关系的方向上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革命的历史传统决定了执政党一贯都是界定国家、社会与市场的主体，如今的情况开始发生逆转，国家、社会与市场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开始要求行使自身的天然权利，重新界定执政党的边界和活动范围，于是就出现了党政、党企、党财、党事、党人等领域的全面紧张关系，由此引发了执政党社会管理的危机。这种管理危机不断地冲击和动摇执政党的执政信心，一旦所有的紧张感和危机感上升为执政威胁的时候，执政党的正常转型意愿和努力就被危机管理和临时应对所代替，转型大计就这样一次次被紧急状态所代替而搁置。 二
转型最大风险是理论支撑不足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之难，让我们必须对转型所面临的风险有所预期和准备。那么，各位专家认为转型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杨亚佳：转型必须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不能突破思想藩篱，转型会陷于被动。向民主型政党的转变，就要在思想观念上转向重视民主的价值。民主的模式是多样和多元的，但是民主价值则来源于人对自身的基本价值的需求，具有普世性，包括尊重人的生命、保障人身安全、人的生存发展、人的自由意志等。我们既要坚持对民主的价值追求，又要根据实际情况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前提，但是在政治改革领域，我们的思想还往往被教条主义所束缚，步伐还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果执政党不能以人的基本价值需求出发认识民主、进行理论创新，将使转型缺乏理论支撑，陷入被动的境地。
如不研究政党转型规律，避开各种陷阱，转型就难免社会震荡的风险。与多党制和两党制国家的政党不同，我国宪法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但这也带来了挑战：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全面支配意味着党内问题有可能延伸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反过来，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或社会利益冲突的最终解决，都有赖于党内关系、党与各政治主体关系的解决。这也决定了我国执政党的民主转型与国家和社会转型的互动性和复杂性：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政治使命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比其他体制中的政党能够更加灵敏地发现社会的变化，更加小心翼翼地处理政党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关系，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寻求平衡。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方法，以及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深化县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以及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等，都体现了探索规律、规避风险、积极稳妥的政党转型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和经验在应对新经济和新社会变革中多少显得力不从心，存在着解释能力不强、解决能力不够的显著缺陷，而新政治理论和智慧又因传统体系羁绊短期难以成长起来。执政党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受到来自理论和智力普遍匮乏的牵制。转型向何处去？转型的时点、节奏和方式怎样把控？如何把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与民众意愿合理地导入执政党的转型工作体系，上升为执政党转型的智慧和力量？这恐怕是所有执政党转型都会面临的难题。
首先，执政党内部主张转型的政治势力，因没有能力完全承担转型带来的政治风险，短期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转型方案，所以往往不能顺利地上升为执政党的整体意志而得到全党的拥护和支持。相反，执政身份天然具有的保守主义立场对转型的畏惧和抵制在体系内部很容易得到弥漫和扩散。
其次，就执政党的转型成本和收益而言，转型的边际收益与需要支付的风险成本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不对等。转型后党的身份并无变化，可转型失败失去执政地位的风险成本却需要实实在在地支付，所以很多情况下执政党就在真理、规律和未来面前选择当下，给外部社会的感觉往往就是以一党之私代替公理和民众，民众的权利和执政的权力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又反向腐蚀执政党转型的决心和立场。
最后，就政治理论和实践而言，民主政治体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效率低下，政治公平很难因为民主博弈而得到完全实现，以致于人们在政治观念上把君主立宪制作为政治实践典范来膜拜。正是由于政治制度的这种两面性，所以民众也无法拿出完全能够说服政治官僚的技术方案，这种困顿客观上造成民众和执政党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在观念、利益、思想等方面不能取得共识，从而造成政治转型缺乏必要的统一现实基础。
三
理想信念的淡漠化，是转型必须解决的重要难题
人民论坛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转型面临着信仰重塑的挑战尤为迫切”。几位专家是否认同？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马宝成：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们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脱离人民、特权思想、官僚主义、贪图享乐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看，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淡漠化有着直接关系，是推进党的转型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难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秉承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体系，在今天不同程度地遭遇“双失灵”的困惑。一方面党内的认同度和遵循度降低，另一方面社会和民众领域已经日趋多元化，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传统功能严重流失，出现信仰危机和价值观混乱，执政党话语体系式微引发的政治泡沫正在腐蚀着执政党的价值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从政治回归社会本性的终极宿命来讲，同样也是出于执政风险管控的实际需要，执政党应该尝试自身的价值观再造。正如社会主义在当前还处于低幼的初级阶段一样，当下人们的道德、情感、认知、觉悟、利益观念等同样都还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执政党与其用自己的精英主义革命文化生拉硬拽当下的民众，粉饰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断裂，还不如从当下民众的实际生存状态出发并对其进行富有成效的现实主义关照。由政党塑造社会转向社会创造政党，由政党缔造国家转向国家选择政党，由政党教化民众转向接受民众教化，由政党文化秩序输出转向社会文化秩序植入，把社会文化观念合理地政治化、法律化，极力避免政党精英文化与社会大众文化的背离，走出执政党的父爱主义情结，实现政党与社会在精神上的各自独立与平等交往。
四
“船大调头难”，这么大一个政党，推进转型的难度可想而知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这一优势是否会使转型难度降低？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马宝成：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其组织体系之严密、组织程度之高，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应该说是当今世界上其他类型的政党都无法做到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组织保障，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组织优势。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这一政治组织严密的优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型的进程。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92周年，可以说是个“百年老店”；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个8500万党员的大党。所谓“船大调头难”，这么大一个政党，推进转型的难度可想而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中国共产党今天已经有8500万党员，堪比德国一个国家的人口。执政党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一方面增加了执政党工作的成本，另一方面因为规模庞大而影响了效率。队伍过大，必然会稀释执政党的核心竞争力，必然降低执政党成员的平均水准，而且也会弱化执政党的精英属性，没有了精英属性就意味着执政党的先进性遭到削弱，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受到遏制。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引入身份的竞争机制，增加执政党的流动性，通过党员身份的竞争和淘汰机制实现队伍净化、肌体纯洁、规模控制、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先进性和纯洁性先天就是一种稀缺政治资源，唯有通过选优汰劣才会获得，学会用稀缺性捍卫先进性，而不是用规模性稀释和降低先进性，也只有这样执政党才会重获内在的精英气质和文化属性，获得社会和民众的真正认同。
五
如不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则转型会夭折
人民论坛记者：在转型过程中，是否会出现某些既得利益群体阻挠，以致增加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杨亚佳：如不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则转型会夭折。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型政党模式在推动经济改革和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使执政党获得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获得的支配社会资源的巨大权力。权力的本能和滞后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同时造就了既得利益者。执政党的民主转型，实质上是从发展型政党的集权体制、以党代政、全能主义转变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和桥梁”，转变为以人民的需求为中心，为其提供高质量、高效率服务的政党。因此，必然会切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而遭致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党内改革者如果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并获得社会的支持，这种政党转型很可能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夭折。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曹鹏飞：当前，党内关系和党外关系之所以略显紧张，主要是由于党内权力的配置和使用垄断所引起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本身需要来自权利的认同和监管，一旦权利空位，权大于法、权大于民的僭越行为就会自然发生。因为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和侵占性，权力本身不会为自己确定边界和禁忌，追求自由同样是掌权者作为人的本性，权力的积极自由（做什么的自由）与消极自由（不做什么的自由）理应分属当权者和民众各自拥有，一旦民众缺场，两种自由同时为当权者单个主体所有，那么权力的选择性作为就变得不可避免，这就是当下执政党权力成本居高、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唯有在执政党内部实行充分竞争，使得权力在配置和使用环节都受到来自执政党内部和外部潜在竞争者的威胁和监督，以此屏蔽和杜绝权力的滥用和不作为行为。权力竞争应当从执政党的基层开始，因为唯有基层才会实现内部竞争与外部竞争的合二为一，才会自下而上地把基层社会的意愿和力量有效引入执政党的体系和上层，也唯有自下而上的基层再造和推动才会实现执政党的整体转型。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马宝成：对于中国共产党转型的应然的目标，不同的人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和要求：有人强调转型的目标应该增强党的领导和社会的政治稳定；有人强调转型的目标应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有人强调转型的目标应该推进民主和自由的发展；有人强调转型的目标应该实现社会的福利和公平、正义；有人强调转型的目标应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等等。因此，这种转型目标多元化的状况本身就是众口难调的，使中国共产党转型很难同时满足各方面的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转型成功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难题。
转型目标的多元化表明，每一种不同的转型目标背后都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力量和利益。因此仅仅是转型目标问题上便形成各种利益的复杂博弈，这种博弈的状况极大地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路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利益格局的分化更为严重。特别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都在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改革的走向，使之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也是造成当前社会情绪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解决好既得利益者这个问题，平衡不同的利益主体，使得利益格局逐步合理化，也是中国共产党转型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难题。
责编/周素丽（见习）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