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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学人之所以逐渐做到了“学术的自觉和自律”，其直接原因有二：其一即传统儒者的政治主体在历史摧折中已不堪负重，因而在他们身上早期就潜伏的出世之想，迅速地成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生命需要；其二则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和分配体制在现代中国的巨大转型，不仅彻底扫荡了古代隐士们可以暂避风头的一切山中林泉，而且同时也直接摧毁了旧日世家残存的故居旧巢。如果说在学术研究中钱氏的“后死之悲”与“年命之嗟”相对不易明见，那么在作为其“学之别体”的旧体诗作中，这些思想情感则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构成了他诗篇中最鲜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