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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改革大潮已经起势。作为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至关重要、不可替代。复旦大学教授浦兴祖直言“人大制度比过去好，但比理想差”。
防止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
□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这里提到的“权”是指什么？
■这句话针对的是区域民主，说明在基层人大已经出现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而这个权，在宪法里说得很清楚，就是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值得注意的是，公民在行使选举权时，选民和组织都可以提名候选人，但现实往往是选民提的候选人不能上去，组织提名的更容易通过。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组织的干预、把关明显“过度”。
选举必须是差额选举。但实际上往往由组织等额认定候选人，然后再加上陪衬性的“差额”，最终结果就成为变相的等额选举，这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近期，一批冤案错案被纠正，一方面说明了我们法治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司法机关查办案件存在的问题。有人提出，“个案监督”是一种充满争议的活动，其背后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之间的潜在冲突。随着依法治国理念深入推进，人大应该如何开展司法监督？
■不宜笼统地说个案可以或不可以监督，如果有些个案人民意见很大，或者存在司法不公、官官相护、冤假错案等现象，人大是可以监督的，但在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法将这个问题回避了。
从人大的权力来源判断，可以要求司法部门复审某个案件，但是人大不能包办具体案件，复审还得法院去做。人大只是一个外力，可以推动复审开展。人大在一定时候，还可以行使罢免权。
履职意识有待强化
□有些知名度很高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媒体曝出从未提交过议案，实际是在走过场。而实践中，各地普遍存在“举手代表”、“隐身代表”等现象。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这就是通常说的“哑巴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情况比以前要好多了。以前，人大代表还被看作“荣誉称号”、“政治待遇”。而现在，官员代表在减少，一线代表在增多，参政能力总体上在增强。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某次人大会议有3人举手表示弃权，被好多记者作为新闻报道。如今已经不一样，反对票、弃权票成为寻常事。人大民主较以往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
□关于人大代表“常任制”的争议，一直是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们关心的话题。主张者与反对者都不少，您怎么看？
■“专职化”这个问题有两面性，有利也有弊。我主张兼职与专职两者结合，可以先做到人大常委会逐步走向全员“专职化”。现在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分为驻会委员和非驻会委员。驻会委员基本上是专职，但是驻会委员偏少。据我所知，西方一些城市和城镇也有兼职议员，并不都是专职的。这也说明专职、兼职未必是姓资姓社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必须批判，认为“兼职”与“专职”的区别就是中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本质区别，我认为这里不必强化姓资姓社的问题，这只不过是一种具体的模式而已。我认为“专职”还是“兼职”的判断标准，应当是看对发展人大民主是否有利；对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民意是否有利；对人民当家作主是否有利。
民主也要尊重少数
□您曾经把人大的审议制度比作“蜂窝式结构”，应该如何理解？
■国外有人认为中国人大的这种开会是蜂窝式的，我后来引用了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一个个代表团是隔离的，这样一种做法，利弊兼有。有利的一面是人少讨论容易更深入，而不利的一面是，代表之间隔离，只通过简报来沟通，一些主要的观念往往难以表达，互相之间缺乏沟通。
民主要服从多数，但也要尊重少数。现实中，基层一线的人大代表往往不愿意表达、不敢表达最真实的利益诉求。这就需要会议主持人，留点时间给少数人提意见或建议。
□您曾表示人大全体会议和人大常委会会议很短促？
■曾经有媒体发表过一篇评论，认为人大议程应该提速。我表示反对，不应该提速，而应该适当延长会期。
全国人大会议往往开十一二天，这样多的议程，这么多审议，平均下来半天审议一份报告，报告涉及全国的事情也很多，怎么审议？
人代会一般一年才开一次，为什么延长？是为了更好更深入地审议，以民主协商各方的意见，磨合辩论的各方。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人大是立法机关，不是效率为主，而是民主为主，这是第一位，这个前提下，宁可多花一点时间，不宜在人大会议中过于讲究效率。
“当真”、“用足”人大制度
□2014年初，湖南衡阳发生了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严重违纪违法案。您认为，应该如何有效地避免“贿选”？
■惩治贿选的对策确实比较麻烦。现在的贿选也比较巧妙，贿选之前许诺。加上又是事后承诺的，双方可以变相为普通送礼，许多细微的贿选行为难以界定。法律上讲，不允许贿选，但没有规定什么是贿选，多少金额为贿选，如何避免贿选有一点难度。
根本解决贿选的办法是，要做到选举和选民的利益相关性。举个例子：2011年上海一所大学本科生选举人大代表，最后弄出了两个候选人，彼此都很有情绪，但是结果两人都没有票数过半。原因是学生们将票投给了陈冠希、苍井空、雷锋等其他人，有的甚至投“好庄严”一票，这是对“投好庄严一票”的故意调侃，也说明我们的选民在辅导员动员、命令下，接到选票就瞎写，有情绪。选举在他们心目中的庄严性也消失了，选举过程自然不理想。
□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与时俱进”完善人大制度，并指出了人大制度建设和完善的“路线图”。对此，您怎么看？
■高层把“与时俱进”这个词用在人大制度上，我认为是空前的。多年来我一直主张，对待人大制度的关键词是“当真”、“用足”。“当真”，就是要真正认清民主对于当今中国的价值，把人大制度、人大民主、人大权威真正当回事，而不是“不搞不行，真搞更不行”；“用足”，就是要逐步用足人大的制度空间，激活“休眠”中的那些职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好制度”由文本转化为现实，不至于形同虚设；才能使人民在实际上“有权”，不至于有名无实；才能获得人民由衷的制度认同，不至于丧失制度的根基与生命力。如果不去当真用足，那么，再有“特色”、再有“优势”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也会逐渐失去民众对这些制度的认同。
防止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
□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这里提到的“权”是指什么？
■这句话针对的是区域民主，说明在基层人大已经出现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而这个权，在宪法里说得很清楚，就是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值得注意的是，公民在行使选举权时，选民和组织都可以提名候选人，但现实往往是选民提的候选人不能上去，组织提名的更容易通过。在整个选举过程中，组织的干预、把关明显“过度”。
选举必须是差额选举。但实际上往往由组织等额认定候选人，然后再加上陪衬性的“差额”，最终结果就成为变相的等额选举，这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
□近期，一批冤案错案被纠正，一方面说明了我们法治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司法机关查办案件存在的问题。有人提出，“个案监督”是一种充满争议的活动，其背后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与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之间的潜在冲突。随着依法治国理念深入推进，人大应该如何开展司法监督？
■不宜笼统地说个案可以或不可以监督，如果有些个案人民意见很大，或者存在司法不公、官官相护、冤假错案等现象，人大是可以监督的，但在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法将这个问题回避了。
从人大的权力来源判断，可以要求司法部门复审某个案件，但是人大不能包办具体案件，复审还得法院去做。人大只是一个外力，可以推动复审开展。人大在一定时候，还可以行使罢免权。
履职意识有待强化
□有些知名度很高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媒体曝出从未提交过议案，实际是在走过场。而实践中，各地普遍存在“举手代表”、“隐身代表”等现象。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这就是通常说的“哑巴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情况比以前要好多了。以前，人大代表还被看作“荣誉称号”、“政治待遇”。而现在，官员代表在减少，一线代表在增多，参政能力总体上在增强。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某次人大会议有3人举手表示弃权，被好多记者作为新闻报道。如今已经不一样，反对票、弃权票成为寻常事。人大民主较以往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
□关于人大代表“常任制”的争议，一直是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们关心的话题。主张者与反对者都不少，您怎么看？
■“专职化”这个问题有两面性，有利也有弊。我主张兼职与专职两者结合，可以先做到人大常委会逐步走向全员“专职化”。现在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分为驻会委员和非驻会委员。驻会委员基本上是专职，但是驻会委员偏少。据我所知，西方一些城市和城镇也有兼职议员，并不都是专职的。这也说明专职、兼职未必是姓资姓社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必须批判，认为“兼职”与“专职”的区别就是中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本质区别，我认为这里不必强化姓资姓社的问题，这只不过是一种具体的模式而已。我认为“专职”还是“兼职”的判断标准，应当是看对发展人大民主是否有利；对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民意是否有利；对人民当家作主是否有利。
民主也要尊重少数
□您曾经把人大的审议制度比作“蜂窝式结构”，应该如何理解？
■国外有人认为中国人大的这种开会是蜂窝式的，我后来引用了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一个个代表团是隔离的，这样一种做法，利弊兼有。有利的一面是人少讨论容易更深入，而不利的一面是，代表之间隔离，只通过简报来沟通，一些主要的观念往往难以表达，互相之间缺乏沟通。
民主要服从多数，但也要尊重少数。现实中，基层一线的人大代表往往不愿意表达、不敢表达最真实的利益诉求。这就需要会议主持人，留点时间给少数人提意见或建议。
□您曾表示人大全体会议和人大常委会会议很短促？
■曾经有媒体发表过一篇评论，认为人大议程应该提速。我表示反对，不应该提速，而应该适当延长会期。
全国人大会议往往开十一二天，这样多的议程，这么多审议，平均下来半天审议一份报告，报告涉及全国的事情也很多，怎么审议？
人代会一般一年才开一次，为什么延长？是为了更好更深入地审议，以民主协商各方的意见，磨合辩论的各方。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人大是立法机关，不是效率为主，而是民主为主，这是第一位，这个前提下，宁可多花一点时间，不宜在人大会议中过于讲究效率。
“当真”、“用足”人大制度
□2014年初，湖南衡阳发生了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严重违纪违法案。您认为，应该如何有效地避免“贿选”？
■惩治贿选的对策确实比较麻烦。现在的贿选也比较巧妙，贿选之前许诺。加上又是事后承诺的，双方可以变相为普通送礼，许多细微的贿选行为难以界定。法律上讲，不允许贿选，但没有规定什么是贿选，多少金额为贿选，如何避免贿选有一点难度。
根本解决贿选的办法是，要做到选举和选民的利益相关性。举个例子：2011年上海一所大学本科生选举人大代表，最后弄出了两个候选人，彼此都很有情绪，但是结果两人都没有票数过半。原因是学生们将票投给了陈冠希、苍井空、雷锋等其他人，有的甚至投“好庄严”一票，这是对“投好庄严一票”的故意调侃，也说明我们的选民在辅导员动员、命令下，接到选票就瞎写，有情绪。选举在他们心目中的庄严性也消失了，选举过程自然不理想。
□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要“与时俱进”完善人大制度，并指出了人大制度建设和完善的“路线图”。对此，您怎么看？
■高层把“与时俱进”这个词用在人大制度上，我认为是空前的。多年来我一直主张，对待人大制度的关键词是“当真”、“用足”。“当真”，就是要真正认清民主对于当今中国的价值，把人大制度、人大民主、人大权威真正当回事，而不是“不搞不行，真搞更不行”；“用足”，就是要逐步用足人大的制度空间，激活“休眠”中的那些职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好制度”由文本转化为现实，不至于形同虚设；才能使人民在实际上“有权”，不至于有名无实；才能获得人民由衷的制度认同，不至于丧失制度的根基与生命力。如果不去当真用足，那么，再有“特色”、再有“优势”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也会逐渐失去民众对这些制度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