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看到三儿接过长松叔叔递过的信，见信的两端插着火柴头，就知道这封信非常重要，一本正经地说：“保证完成任务！”
　　三爷小时候被丰台镇红纸刘家收养，那时都叫他小名三儿。刘家老掌柜经营着红纸坊，二儿子长松开了一家年画店。也许是多年修来的福报，娘可疼他了，就是两个哥哥也十分疼爱他。他也懂得帮大人们做点事，尽快把小日本轰出去。
　　三儿已经习惯了走路，他比一般的孩子成熟得早。他知道如果信上插一根雞毛，就表示信件很重要；两端各插一根鸡毛，就表示非常重要；如果插上了火柴头，就表示十万火急。丰台镇到杨富村有二十多里路，晌午过后他就到了杨富村刘春贵家，将信送到。
　　每次来，这家的大娘都给他煮一个鸡蛋。三儿渐渐懂事了，知道这一个鸡蛋可不容易，他就不要。“大娘哪敢饿着你？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帮组织干事了，真了不起。”说话的工夫，外面就人声鼎沸了，小日本子进村了。刘春贵把信藏好，嘱咐老婆一定要看好三儿，说完就出去了。不一会儿，汉奸、特务就挨家挨户敲门，将全村的男女老少赶到了村西头的一座大庙前。
　　庙内的罗汉像让日本鬼子砸坏了，只有泥塑的佛像依然矗立在中央，那双慈善的目光像是在怒斥着日本鬼子的罪行。日本军官挥舞着军刀，大声说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不时地还夹杂着听不懂的日本话，质问百姓里有没有八路。大娘将三儿拦在怀里，生怕孩子出事，三儿虽不是第一次见到日本人，但还是心里害怕，心儿怦怦直跳。指挥官质问谁参加了破坏电话线的活动。村民们低着头，一个出声的也没有。日本军官龇牙咧嘴地又喊了几声后，在人群中来回走动，突然，在三儿和大娘的面前停了下来。
　　刘春贵在左侧看着着急，额头渗出了黄豆粒大的汗珠，三儿可不能有个三长两短的。大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手紧紧攥着三儿，生怕一撒手，三儿就让小日本带走。“你的出来！”日本军官指着后面的一个村民。马上，这个村民就被拽了出来，一个劲儿地說，“不知道！不知道！”日本军官瞪着双眼，左右两下就把村民的牙打落了，接着就要严加惩处，皮鞭抽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村民被打得蒙头转向，胡乱指了九个人。这九个人被拉出来，大家偷眼看，还都是抗日的民兵。九个人立即被日伪军押到大庙前的一块空地上。一群手持刺刀的日伪军围了上去，在九个人身上一阵乱砍。乡亲们心如刀割，活生生的九个人就惨不忍睹地倒下了，鲜血喷出了老远，溅在旁边的槐树上。
　　三儿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势，喘着粗气，张着大嘴，眼里满是愤怒的火光，小日本太可恨了。日本军官又叽里呱啦地乱吼了一通。撤走后，村子的上空悲声阵阵，大庙的钟声撕心裂肺，最后，有村民发现还有两个人有气息，就把他们救了过来。村民们忙找来芦苇席，裹了另外七名民兵，掩埋了。三儿强打精神，流着泪水默默地往回赶。亲眼看见的惨案，成了孩子一生的痛，激起了他参加革命、参加抗战的决心。心中的怒火就在这个十多岁孩子的心中燃烧，燃烧成了斗志和决心，陪伴他坚定地朝着光明的大路走着。掌灯时分，三儿才赶到蓟运河码头乘船渡河，湍急的河水声唱出了无限的惆怅。
　　夜色中，弯弯的月亮高挂在天空，我仿佛听到了眼泪滑落的声音。我已经明白该如何在《宁河县文史资料》的修改中，留下这个故事。夜深了，手中的纸烟升腾的烟雾将自己包裹，我仿佛看见坐在轮椅上的三爷，正抬头望着眼前那棵有着百年树龄的老槐树，像一尊雕像。我知道，今晚我不再孤独，因为有三爷的故事做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