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当人们还沉浸在对自然界的征服取得巨大成功的喜悦之时，恩格斯就曾特别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还列举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居民，为了想获得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砍光了森林。他们没有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摧毁了高山畜牧业的基础。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枯竭，而在雨季竟使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恩格斯从中得出结论，“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恩格斯的“自然界的报复论”。
　　今天，人类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尤其是面临严峻的气候变暖威胁，再次证明了恩格斯的卓越见识：人类在肉体与精神上都是隶属于自然界的，人类对自然界每一次干预的巨大成功都会招致自然界的报复。用当今系统哲学的话说，自然界是具有自我修复、自我平衡机制的自组织系统，人类及人类社会属于这一自组织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就是对自然界平衡的干预与破坏，这不是来自外在的干预与破坏，而是来自内在的干预与破坏，是自然系统的涨落机制的一个构成部分，自然系统最终会自我修复以建立新的平衡。仅仅在拟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界的报复”。
　　在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科学技术正处在高歌猛进的时代，人类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一步步取得辉煌的胜利，所以他也只是提出了严正的警告，可是，在当代，人类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人类在地球上的可持续生存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如何应对严峻的生态危机与工业发展的危机，如何应对“自然界的报复”，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建立崭新的生态文明，这是我们面临的时代主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方案，一种是“工业生态化”的方案，这是一种主流的发展方案，世界各国大多都在走这条道路。其核心主张是大力发展生态科技，加强环境保护，利用市场杠杆，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工业文明的“生态化转向”，其实质是“工业发展的生态化”，其弊端在于着重解决工业发展造成的生态危机，把生态文明等同于工业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没有从现代性视角深层反思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问题；第二种方案是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人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这一方案虽然较上一方案比较彻底，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制度视角进行了深刻反思，但是，其方案的可行性遭遇严重的质疑，因为该方案的前提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目前资本主义还具有较大潜力、社会主义发展还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其可行性令人迟疑。此外，该方案还具有生态中心主义的缺陷，把人与其他生物同等对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类在自然系统中的特殊价值这一客观事实。第三种方案就是美国著名学者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等人倡导的“建设性后现代”方案，目前又改称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方案，它强调抛弃西方现代性，抛弃普适性思维，强调理论的开放性、过程性、境遇性与局域性，把怀特海的过程思想、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建设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具有地方性的、开放性、多样性的生态文明。该方案具有启发性与建设性，在理论上也很深刻，但仍然缺乏可操作性，还在探索过程中。毕竟全球有各种类型的古老文明，学者们难以彻底把握，只能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抽象主张。对于这个问题，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恩格斯也只是从唯物主义视角提出了认识自然规律、“自然报复”问题，还需要我们结合当代人类的工业文明的危机进一步探索。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恩格斯的“自然界的内在报复”思想是一种朴素而又深刻的系统哲学思想，不过，受近代科学的局限，恩格斯主要还是从反映论角度思考自然系统的运作机制及其内在规律问题。当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掌握自然系统的内在机制及人与环境互动的内在规律时，我们可以考虑借鉴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恩格斯的“自然界的内在报复”本身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近代唯物主义形式的“天人合一”思想），从“天地之大德”、“天人合德”角度探讨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道路”，为人类超越工业文明、建设崭新的生态文明进行理论探索。
　　长期以来，人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时往往不自觉地突出了生态保护的内涵，尤其突出强调其中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注重自然生态恢复的内涵，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其中“文明建设”的内涵。从语义上说，“文明”相对于“野蛮”而言，文明意味着对生命、人格、德性与法律制度的尊重，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是野蛮。工业文明的野蛮性体现在何处？这是时代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关键所在，也是生态文明的生长点，否则，我们永远身处工业文明的迷宫中，不知所求？
　　从根本上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的文明建设，它不仅仅是对工业文明在发展方式上的的反思与补救，更重要是对工业文明的野蛮性的否定，是农业文明的否定之否定。相对于农业文明而言，工业文明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尽管是具有阶级性的文明进步。但在发展与进化的方式问题上，工业文明具有典型的野蛮性，技术霸权、生态殖民主义、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工业文明野蛮性的典型表现。近代以来，人们忽略了技术进步与文明进步的差异，把技术的进步混同于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技术进步只是为文明进步提供了生产保障，但不等于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可以体现在技术的先进上，但技术的先进并不一定意味着文明的先进，工业文明的技术霸权与殖民主义就是典型的例证。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混为一谈，以致找不到工业文明的突破点、生态文明的生长点。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古代文明。按照中国古代《周易》的思想，“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最大、最高的道德是万物顺应天时地利，生生不息，生长收藏，循环往复，日日更新，绵延不绝。人类有德性的仁人君子，其德性要与天地生化万物的德性相契合，不仅使万民安生，也是万物安生，顺应日月更替四季循环之时序，繁衍生息，绵延不绝。从工业文明面临生态危机的根源角度看，天人合德，生生不息，才是生态文明的生长点。
　　鉴于人类面临生态危机与生存危机，我们必须按照《周易》的这种“天人合德”的思想逻辑，重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治理论，从无机宇宙论走向有机宇宙论，从主体认识论走向生态认识论、从个体主义走向共同体主义，从“野蛮发展”走向“文明共生”，反对技术霸权与生态殖民主义，反对发展主义、经济主义，倡导发展正义、生态正义，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生态化、本土化与人本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本文选自：中国周刊 201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