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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说】我老公是个农二代，家在江西农村，非常穷。6岁那年不慎触电，右上肢的下半部分被截掉。但他很坚强，一直努力读书，不仅写一手漂亮字，文章写得也很棒。2005年，他考上教育学院，跟我同班。我俩在大二时恋爱了，毕业后到同一所学校好好教书，平静生活，是我俩的梦想。
毕业前夕，学校组织体检，老公的结论是“右上肢缺损”。这五个字意味着他体检不合格，体检不合格又意味着拿不到教师资格证，没有资格证就找不到工作。校方的依据是《申报教师资格体检办法》第15条，里面规定“上肢或下肢不能运用或者两下肢不等长超过5厘米”，属体检不合格。
我俩相当不解，老公他虽然右手不能运用，但左手运用自如，能独立完成教学任务，老师和同学还有实习的学校都能证明。但规定摆在那，除了愤怒还能怎样？看着老公用左手写出的漂亮钢笔字，校方的工作人员一脸尴尬，只能一再说我们只是执行者，你不服可以找上级。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跌至冰点，多次跟我提出分手，但我不答应，也不认校方的结论。不是说不服可以找上级吗？当我不敢呀！我说咱们上访吧，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不管结果怎样，我都陪你到底。
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我俩在郊区租了间小平房，一天只吃两顿饭，把省下的钱都用在教育局、学校、医院这三地的往返花销上，辛苦不说也罢了，就说冷眼吧，一次，在教育局教研中心交涉时，工作人员冲老公说：“教师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就凭你的样子，上讲台学生不用听课就看你了。”
这话不仅没水平，还相当恶毒。老公的脸刷地白了，愣愣地站着，直视那个人，目光像点燃的导火索。我从没看过他这么愤怒，如果手上有刀，他会毫不迟疑地抡过去。那人可能觉得自己说过了，也可能被老公的样子吓到，他起身快速锁上抽屉，一溜烟地出去了。
回到住处，他趴到床上一声不响，我劝了两句，他忽地翻起身，冲我吼道：“以后你别再管我的事了，是死是活我自己受着！”我的心情本来也不好，被他一刺激，火气也上来了，反击道：“你以为我爱管呀，人家说的没错——”
没等我说完，我就挨了一巴掌，左脸顿时红涨起来。我哭了，哭得无比委屈。他好像缓过神，坐在床上不知所措，愧疚不已。这时，天黑下来，他不声不响地做起饭，费力地把白菜洗干净，然后用半截右臂压住菜，左手拿起菜刀。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个残疾男人的不易和坚强，委屈和火气一下没了，紧紧抱住他说：“不管结果怎样，尽了最大努力，无怨无悔。”
当晚，我俩反复琢磨那第15条之规定，怎么看怎么觉得说得模糊，5厘米指的是下肢，上肢的重点在“不能运用”。老公右肢虽不能运用，但左手运用自如，规定里没有细化是双肢或单肢。这一发现让我们又看到一线光亮，第二天，再次来到教育局。接待人员倒很客气，可当我俩指出15条规定很模糊时，他脸一沉，说：“你死抠那几个字眼没意义，你身体有残疾，就没资格当教师。”
我俩上访了两个多月，每次都在希望、失望之间周旋。与此同时，我们又向省教育厅、国家教育部都寄了信访材料。省里倒是有回音，说反映的问题已经开始调查，但再无下文。出现转机是在省残联介入后。经过调查，省残联致信区教育局，说老公“系肢体二级残疾，但他奋发有为，辛勤刻苦，历年所学及参加高考均凭其坚强意志以左手书写，并如健全人一样生活。所受教育和个人能力，完全可以胜任教师工作”。一个月后，省教育厅也下达了关于第15条的书面解释，说不能运用是指两上肢或两下肢。凭着这份依据，老公终于顺利通过了体检。现在，5年过去了，我俩早已结婚，并圆了教师梦。回想当年那段上访经历，既是痛苦的记忆，也是一个残疾人不屈意志的证明。
【诉说】2011年1月，因车辆到期报废，开了6年出租车的我失业了。运营公司报废车有一百多辆，失业司机共230人，大家都在等着新车指标。3月的一天，同事老高来电话说，公司规定要想拿到新指标，除交政府收取的5万保证金外，还要预交一年8万元的车份费，还要交5000到1万元不等的手续费，有些人交了，已经拿到了新指标。
其实，除了政府规定的保证金外，其他收费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纯属乱收费，霸王费。但我和老高都觉得，咱小百姓哪有能力扭转乾坤？不交就拿不到新车指标，没指标就开不上车，开不上车就没钱吃饭……
想到这，我只能硬着头皮借钱，把大姐夫意外事故死亡的赔偿金都用上，总算凑够了钱，可交款时领导却说：“晚了，指标已经满了。”回头问同事，有知情者说新指标还有，从黄牛那能拿到。公司抓住大家急于上岗的心理，派出中间人，也就是黄牛找司机交易，从中赚取好处费。
这是规则行不通，潜规则可以走啊！我能有什么办法，找黄牛吧。一接触，张口就是6万，一手交钱一手给指标，口气干脆强硬，我多问两句，对方不耐烦地说：“6万就是6万，不交就算了，想交的人多的是。”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没办法，我只能再找公司领导，人家根本不认黄牛一说，还把我训了一顿。可以这么说吧，是公司的相关领导和黄牛，把我逼上了绝路，让我动了上访念头。反正横竖都拿不到指标了，那就走正道拼一下，兴许能拼出个活路。
上访首先要有证据，我想到了老高，他刚从黄牛手中拿到了指标。但他的态度十分明确，人家既然敢搞潜规则，就肯定铺好了路，咱哪能斗得过他们？我又找了几位得到指标的同事，他们都不肯做证。
我只好走第二条路，找黄牛偷着录音。很快我就联系上一个，说请对方吃饭，交易饭桌上谈。那人爽快赴约，我偷偷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像你们这样的中间人，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之间两头跑，够累的。”我的话让他挺受用，一个劲说就是拿点辛苦钱，大头还是上面人拿。
几杯酒下肚后，这人嘴有点把不住了，说当黄牛的都跟公司领导有关系，得他们授权才行。我故作随意地问：“这么做不怕被查呀？”他笑着说：“那些领导精着呢，路早都铺好了，领导背后还有更硬的领导。”这些都被我录下来了，我顺势说那背后的大领导能是谁呢？这人看来还没完全醉，马上话锋一转，问我6万元啥时交，还自责话太多了，又告诫我不该问的别问。 那个硬领导，应该就是这一潜规则的幕后推手了，我得查清他是谁，可忙活了十来天也没线索。这时，我猛地想到运营公司的一位主管，此人跟我老公家还沾点亲戚，我顺利把他约出来，一见面他就说：“指标的事没帮到你，没法子，都是几位实权人物管，我一点插不上手。”我直截了当地说：“指标的事知道你帮不上忙，约你是想向你打听个事。”然后，如此这般地说出原委。他沉默了，半天才说：“这事你得想好了，弄不好，会把自己搭进去的。”我说你不帮可以，但一定要跟我去看一个人。
我带他来到一位同事家，这家男人因交不起钱拿不到指标，只好去工地打零工，结果被钢盘砸伤了脊柱，瘫在了床上。从这家出来，我和他心情都很沉重，分手时，他说：“你想知道的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能把我装进去。”
我终于知道那个硬领导是谁了，是交通局局长。我自认手握有力证据，马上整理成书面材料，去了市信访局。接待人员很热情，收下材料，编号入档，然后让我回家等待。我清楚地记得5月10号那天，我从母亲家吃完晚饭回家，经过一条小街时，迎面冲出两个男人，问我名字，然后抽我一耳光，狠狠地说：“臭娘们，别到处告了，否则，有你好果子吃。”
怪了，他俩咋知道我上访的事啊！泄露只能出自信访部门。想到这，我倒吸一口冷气，马上想到黄牛的话，“路早就铺好了”。我的上访果然如石沉大海，到今天也没见回音，而我不可能开上出租车了，只好去干保洁，至今已满4年了。
【诉说】说到上访，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亲。父亲是1964年从新闻单位调至军队，到台海前线当随军记者。那时我刚刚出生，还不到一岁。当时，我们一家在北京，父亲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跟妻女告别。来到福建，台海无战事，文革却呼啸而来。父亲贫农出身，共产党员，可谓根红苗正，只因是蒙古族，就被戴上“内人党”（内蒙人民革命党案，文革期间的一大冤案，编者注）的帽子，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
1972年，父亲下岗，也就是政治不过关，不能在随军记者这样的重要岗位继续工作，按复员处理。需要说明一下，在军队，转业和复员是两个概念，两种待遇。在当时，意味着天壤之别的命运。父亲入伍前是记者，转业可回到北京的国家通讯社。若复员可就惨了，他的老家在吉林乡下，回到原籍，只有当农民的份了。
那时我正念小学。记忆里，跟母亲去福州探望过父亲。团圆时，父母亲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和亲密，相反，房间里布满愁云。得知父亲在一份份对自己极其不利的材料上签过字，母亲大怒，责斥父亲胆小，懦弱。父亲说不签扛不住，挨打，牙都打飞了，还把石头装到筐里背着罚站，一站就是四个小时，受不了。母亲火更大了，说你是共产党员，宁死也不能签字！那口吻，那样子，像极了当时的妇女偶像刘胡兰。
父亲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意志消沉，想认了，只要离开这里，能跟妻女团圆，当农民也认命了。但母亲不认，她翻遍当时的所有军令政令，咋看咋觉得对父亲的复员处理不公平。于是，在找遍该找的部门未果后，她把上访信直接寄到国务院，收件人一栏写的是周恩来。
我至今都没问过母亲当时的心理状态，只知在第二年的春天，军区司令员到北京开人代会时，总理办的人找到他，把带着周恩来批示的那封上访信，交给了父亲的这位最高首长。命运从那刻起出现了大翻转，两个月后，父亲办好所有转业手续，回到入伍前的国家通讯社，从事记者工作直到离休。
这段经历给父母亲的影响，通过两件小事足以说明。一件是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时，尚是小学生的我不明就里，母亲在厨房一声不吭，一边切菜一边抹眼泪。不留神，一刀切到手指上，血滴跟泪滴一起，啪嗒啪嗒地掉到地上。
另一件是父亲晚年得了脑萎缩病，生活不能自理，智力完全幼儿化。一天，电视里播出一部8集电连剧，讲的就是那位司令员在抗日时期的经历。父亲一听主人公的名字，孩子似地呜呜哭起来，边哭边指着屏幕说：“那是我的司令员，我的司令员……”
现在，40年过去了。我不想说那些歌功颂德的老话，我只是想说，堂堂一国总理，堂堂一大军区司令员，跟我父亲，当年普通一兵的命运发生过联系。这个联系对我们这些小民来说，事关两代人的命运，事关整个家族的未来。
毕业前夕，学校组织体检，老公的结论是“右上肢缺损”。这五个字意味着他体检不合格，体检不合格又意味着拿不到教师资格证，没有资格证就找不到工作。校方的依据是《申报教师资格体检办法》第15条，里面规定“上肢或下肢不能运用或者两下肢不等长超过5厘米”，属体检不合格。
我俩相当不解，老公他虽然右手不能运用，但左手运用自如，能独立完成教学任务，老师和同学还有实习的学校都能证明。但规定摆在那，除了愤怒还能怎样？看着老公用左手写出的漂亮钢笔字，校方的工作人员一脸尴尬，只能一再说我们只是执行者，你不服可以找上级。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跌至冰点，多次跟我提出分手，但我不答应，也不认校方的结论。不是说不服可以找上级吗？当我不敢呀！我说咱们上访吧，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不管结果怎样，我都陪你到底。
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我俩在郊区租了间小平房，一天只吃两顿饭，把省下的钱都用在教育局、学校、医院这三地的往返花销上，辛苦不说也罢了，就说冷眼吧，一次，在教育局教研中心交涉时，工作人员冲老公说：“教师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就凭你的样子，上讲台学生不用听课就看你了。”
这话不仅没水平，还相当恶毒。老公的脸刷地白了，愣愣地站着，直视那个人，目光像点燃的导火索。我从没看过他这么愤怒，如果手上有刀，他会毫不迟疑地抡过去。那人可能觉得自己说过了，也可能被老公的样子吓到，他起身快速锁上抽屉，一溜烟地出去了。
回到住处，他趴到床上一声不响，我劝了两句，他忽地翻起身，冲我吼道：“以后你别再管我的事了，是死是活我自己受着！”我的心情本来也不好，被他一刺激，火气也上来了，反击道：“你以为我爱管呀，人家说的没错——”
没等我说完，我就挨了一巴掌，左脸顿时红涨起来。我哭了，哭得无比委屈。他好像缓过神，坐在床上不知所措，愧疚不已。这时，天黑下来，他不声不响地做起饭，费力地把白菜洗干净，然后用半截右臂压住菜，左手拿起菜刀。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一个残疾男人的不易和坚强，委屈和火气一下没了，紧紧抱住他说：“不管结果怎样，尽了最大努力，无怨无悔。”
当晚，我俩反复琢磨那第15条之规定，怎么看怎么觉得说得模糊，5厘米指的是下肢，上肢的重点在“不能运用”。老公右肢虽不能运用，但左手运用自如，规定里没有细化是双肢或单肢。这一发现让我们又看到一线光亮，第二天，再次来到教育局。接待人员倒很客气，可当我俩指出15条规定很模糊时，他脸一沉，说：“你死抠那几个字眼没意义，你身体有残疾，就没资格当教师。”
我俩上访了两个多月，每次都在希望、失望之间周旋。与此同时，我们又向省教育厅、国家教育部都寄了信访材料。省里倒是有回音，说反映的问题已经开始调查，但再无下文。出现转机是在省残联介入后。经过调查，省残联致信区教育局，说老公“系肢体二级残疾，但他奋发有为，辛勤刻苦，历年所学及参加高考均凭其坚强意志以左手书写，并如健全人一样生活。所受教育和个人能力，完全可以胜任教师工作”。一个月后，省教育厅也下达了关于第15条的书面解释，说不能运用是指两上肢或两下肢。凭着这份依据，老公终于顺利通过了体检。现在，5年过去了，我俩早已结婚，并圆了教师梦。回想当年那段上访经历，既是痛苦的记忆，也是一个残疾人不屈意志的证明。
【诉说】2011年1月，因车辆到期报废，开了6年出租车的我失业了。运营公司报废车有一百多辆，失业司机共230人，大家都在等着新车指标。3月的一天，同事老高来电话说，公司规定要想拿到新指标，除交政府收取的5万保证金外，还要预交一年8万元的车份费，还要交5000到1万元不等的手续费，有些人交了，已经拿到了新指标。
其实，除了政府规定的保证金外，其他收费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纯属乱收费，霸王费。但我和老高都觉得，咱小百姓哪有能力扭转乾坤？不交就拿不到新车指标，没指标就开不上车，开不上车就没钱吃饭……
想到这，我只能硬着头皮借钱，把大姐夫意外事故死亡的赔偿金都用上，总算凑够了钱，可交款时领导却说：“晚了，指标已经满了。”回头问同事，有知情者说新指标还有，从黄牛那能拿到。公司抓住大家急于上岗的心理，派出中间人，也就是黄牛找司机交易，从中赚取好处费。
这是规则行不通，潜规则可以走啊！我能有什么办法，找黄牛吧。一接触，张口就是6万，一手交钱一手给指标，口气干脆强硬，我多问两句，对方不耐烦地说：“6万就是6万，不交就算了，想交的人多的是。”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没办法，我只能再找公司领导，人家根本不认黄牛一说，还把我训了一顿。可以这么说吧，是公司的相关领导和黄牛，把我逼上了绝路，让我动了上访念头。反正横竖都拿不到指标了，那就走正道拼一下，兴许能拼出个活路。
上访首先要有证据，我想到了老高，他刚从黄牛手中拿到了指标。但他的态度十分明确，人家既然敢搞潜规则，就肯定铺好了路，咱哪能斗得过他们？我又找了几位得到指标的同事，他们都不肯做证。
我只好走第二条路，找黄牛偷着录音。很快我就联系上一个，说请对方吃饭，交易饭桌上谈。那人爽快赴约，我偷偷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像你们这样的中间人，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之间两头跑，够累的。”我的话让他挺受用，一个劲说就是拿点辛苦钱，大头还是上面人拿。
几杯酒下肚后，这人嘴有点把不住了，说当黄牛的都跟公司领导有关系，得他们授权才行。我故作随意地问：“这么做不怕被查呀？”他笑着说：“那些领导精着呢，路早都铺好了，领导背后还有更硬的领导。”这些都被我录下来了，我顺势说那背后的大领导能是谁呢？这人看来还没完全醉，马上话锋一转，问我6万元啥时交，还自责话太多了，又告诫我不该问的别问。 那个硬领导，应该就是这一潜规则的幕后推手了，我得查清他是谁，可忙活了十来天也没线索。这时，我猛地想到运营公司的一位主管，此人跟我老公家还沾点亲戚，我顺利把他约出来，一见面他就说：“指标的事没帮到你，没法子，都是几位实权人物管，我一点插不上手。”我直截了当地说：“指标的事知道你帮不上忙，约你是想向你打听个事。”然后，如此这般地说出原委。他沉默了，半天才说：“这事你得想好了，弄不好，会把自己搭进去的。”我说你不帮可以，但一定要跟我去看一个人。
我带他来到一位同事家，这家男人因交不起钱拿不到指标，只好去工地打零工，结果被钢盘砸伤了脊柱，瘫在了床上。从这家出来，我和他心情都很沉重，分手时，他说：“你想知道的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能把我装进去。”
我终于知道那个硬领导是谁了，是交通局局长。我自认手握有力证据，马上整理成书面材料，去了市信访局。接待人员很热情，收下材料，编号入档，然后让我回家等待。我清楚地记得5月10号那天，我从母亲家吃完晚饭回家，经过一条小街时，迎面冲出两个男人，问我名字，然后抽我一耳光，狠狠地说：“臭娘们，别到处告了，否则，有你好果子吃。”
怪了，他俩咋知道我上访的事啊！泄露只能出自信访部门。想到这，我倒吸一口冷气，马上想到黄牛的话，“路早就铺好了”。我的上访果然如石沉大海，到今天也没见回音，而我不可能开上出租车了，只好去干保洁，至今已满4年了。
【诉说】说到上访，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亲。父亲是1964年从新闻单位调至军队，到台海前线当随军记者。那时我刚刚出生，还不到一岁。当时，我们一家在北京，父亲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跟妻女告别。来到福建，台海无战事，文革却呼啸而来。父亲贫农出身，共产党员，可谓根红苗正，只因是蒙古族，就被戴上“内人党”（内蒙人民革命党案，文革期间的一大冤案，编者注）的帽子，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
1972年，父亲下岗，也就是政治不过关，不能在随军记者这样的重要岗位继续工作，按复员处理。需要说明一下，在军队，转业和复员是两个概念，两种待遇。在当时，意味着天壤之别的命运。父亲入伍前是记者，转业可回到北京的国家通讯社。若复员可就惨了，他的老家在吉林乡下，回到原籍，只有当农民的份了。
那时我正念小学。记忆里，跟母亲去福州探望过父亲。团圆时，父母亲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和亲密，相反，房间里布满愁云。得知父亲在一份份对自己极其不利的材料上签过字，母亲大怒，责斥父亲胆小，懦弱。父亲说不签扛不住，挨打，牙都打飞了，还把石头装到筐里背着罚站，一站就是四个小时，受不了。母亲火更大了，说你是共产党员，宁死也不能签字！那口吻，那样子，像极了当时的妇女偶像刘胡兰。
父亲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意志消沉，想认了，只要离开这里，能跟妻女团圆，当农民也认命了。但母亲不认，她翻遍当时的所有军令政令，咋看咋觉得对父亲的复员处理不公平。于是，在找遍该找的部门未果后，她把上访信直接寄到国务院，收件人一栏写的是周恩来。
我至今都没问过母亲当时的心理状态，只知在第二年的春天，军区司令员到北京开人代会时，总理办的人找到他，把带着周恩来批示的那封上访信，交给了父亲的这位最高首长。命运从那刻起出现了大翻转，两个月后，父亲办好所有转业手续，回到入伍前的国家通讯社，从事记者工作直到离休。
这段经历给父母亲的影响，通过两件小事足以说明。一件是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时，尚是小学生的我不明就里，母亲在厨房一声不吭，一边切菜一边抹眼泪。不留神，一刀切到手指上，血滴跟泪滴一起，啪嗒啪嗒地掉到地上。
另一件是父亲晚年得了脑萎缩病，生活不能自理，智力完全幼儿化。一天，电视里播出一部8集电连剧，讲的就是那位司令员在抗日时期的经历。父亲一听主人公的名字，孩子似地呜呜哭起来，边哭边指着屏幕说：“那是我的司令员，我的司令员……”
现在，40年过去了。我不想说那些歌功颂德的老话，我只是想说，堂堂一国总理，堂堂一大军区司令员，跟我父亲，当年普通一兵的命运发生过联系。这个联系对我们这些小民来说，事关两代人的命运，事关整个家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