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消费模式不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尽,影响犹在,正对不同消费模式的国家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尤其对过度超前消费的美国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无论是从顺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是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角度出发,都有必要加快我国消费模式转型的步伐。
本文通过中、美两种不同消费模式的比较,得出结论:中国消费转型的目标不是美国长期奉行的过度消费模式,而是要在现行的保守型消费与过度消费模式间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模式,即适度超前的消费模式。
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
一、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过度消费模式
在美国,经济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低储蓄率是当前美国消费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居高不下。美国属于典型的高收入—高消费—低储蓄国家。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已发展成为透支消费、超前消费和炫耀性消费。
(二)储蓄率一直低迷。近年来美国的个人消费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负债消费,二是超前消费。近十几年来,美国人均消费支出基本上接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倾向在0.90以上。
(三)负债消费模式已难以为继。长期以来,上自美国政府,下至企业和消费者,都以不同的借贷方式度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赤字,消费者主要靠借债来支撑消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消费者即期收入减少,资产大幅缩水,从金融危机爆发到2008年底,美国家庭资产缩水近13万亿美元。财富递减迫使美国消费者增加储蓄、缩减消费,逐步改变过度负债的消费模式,储蓄率有所回升。
(四)超前过度消费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人高消费、低储蓄的消费模式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强大的消费虽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也使美国家庭缺乏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在这种消费模式的基础上,美国的金融机构不断创造出名目繁多的与借贷消费有关的金融产品牟利,而美国政府又监管不力,最终演化成金融危机,充分证明美国消费模式存在致命缺陷。
(五)消费前景将持续乏力。2009年美国消费品销售额比上年下降1.7%,跌幅为63年以来之最,服务开支的跌幅更是创下71年之最。据IMF调查结果表明,美国消费者在金融危机后已捂紧钱包,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打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率的稳定增长趋势。美国家庭未来的消费率有可能从当前水平下滑,并导致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9年的大约5%升至6%以上。在未来数年,美国家庭消费和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将分别介于85～92%和5～7%。
二、中国:高储蓄—谨慎保守型消费模式
(一)消费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呈逐年下滑趋势。据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平均消费率稳定在73～79%,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也达到65～70%。200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8.6%,其中居民消费率为35.3%,不仅与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相比,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而且与欧洲的58%、日本的55%、美国的70%相差甚远。不仅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74.1%),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54.6%。
(二)居民消费规模相对较小,增长缓慢。从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1990～2007年,世界居民消费和GDP年均增长率都为2.9%,两者同步增长,多数国家居民消费要略快于经济增速,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居民消费增长均要快于经济增长;而同一时期我国居民消费年均增长7.6%,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长率2.4个百分点,两者差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与美国相差2.7个百分点。
(三)居民消费滞后于收入的增长。1979～2007年,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6.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6.4%,消费支出增速分别慢于收入0.7和0.6个百分点。
(四)居民储蓄余额不断攀升。改革开放前,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52年的8.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210.6亿元,年均增长13.1%。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217885.4亿元,年均增长26.0%,年均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前的2倍。其中1978～1986年8年中存款余额增长10倍;到1994年,16年间增长100倍;到2008年,30年间增长1000多倍。
从城镇居民的人均储蓄率看,1990年为15.2%,2000年达20.4%,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27.5%和28.7%,表明近年来城镇居民有四分之一多的收入存入银行。从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看,1990年为8.8%,2000年达15.7%,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11.3%和11.7%。
(五)高收入群体储蓄率远高于低收入阶层。从储蓄结构看,分布极不均匀。最高收入户平均储蓄率达38.1%,不仅高于最低收入户(5.1%)33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7%)9.4个百分点。
启示
中国和美国都是目前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国家,但储蓄与消费的运行轨迹截然不同:存款过度与负债累累,形成了鲜明反差。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两种模式都难以支撑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认真反思。从国情与现实出发,通过两种消费模式的比较后,我们得出了以下启示:
一、高储蓄增强了居民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减缓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对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2008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年均增长26%。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从1990年的15.2%上升到2008年的28.7%。截至2009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26.1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9.7%,净增加4.3万亿元。目前我国人均储蓄额近2万元人民币,与美国人均欠银行1.5万美元形成鲜明对比。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如何看待高储蓄,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储蓄率太高、消费太低。高储蓄率意味着家庭消费意愿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将压抑总供给的扩张。他们主张大幅降低储蓄,扩大消费甚至提倡像西方国家的超前或透支消费;二是高储蓄率一方面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较高的资本积累,从而不断为总供给的扩张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居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是进一步扩张消费的重要基础。
事实证明,在由美国引发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谨慎型消费模式起到减缓危机影响的作用,消费需求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保持了较高增速,其原因除推动消费的政策效应和消费升级等因素外,是与居民的高储蓄密不可分的:
(一)我国的高储蓄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没有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更不是人们形容的“笼中虎”,相反,高储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
(二)高储蓄已成为重要的民间资源之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阻碍消费增长的一些体制因素正在不断化解,居民的消费能力也有了跨越式的提高。庞大的储蓄,使得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有足够的民间投资资金可以调动,并成为推动经济迅速复苏的实力和后盾。相比之下,美国的储蓄率几乎为零,恢复经济需要更多依靠政府的赤字,这可能带来美国经济更进一步的失衡和危机的深不可测。
(三)众所周知,消费不仅和本期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还与往年的收入和储蓄紧密相关。从我国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充裕的居民储蓄无疑是巨大的潜在购买力。消费者在购房、买车及购买其他高值耐用消费品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当期收入的增减,还要取决于多年来积蓄的多少。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由于缺少储蓄保障,国外一些白领一旦失去工作,生活立刻陷入困境。事实证明,西方国家的高消费、低储蓄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相比之下,我国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危机的破坏程度比某些西方国家要低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居民的高储蓄密切相关,成为经济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四)居民储蓄将成为支撑经济基础的强大力量。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迅速,居民后顾之忧大为减轻,加之消费政策到位,消费环境优化,如果引导正确,居民只要把昨天挣到的钱从储蓄中花出一部分,储蓄率下降几个百分点,其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将起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高储蓄率及大规模投资计划,将有力支撑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
总体来看,一国储蓄率水平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涉及观念和文化因素的问题,高储蓄率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可以预期,高储蓄率在我国仍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居民储蓄的大量增加,一方面对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可谓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居民消费需求没有出现大幅度萎缩,主要得益于多年的高储蓄积累的资金,大大增强了居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支撑了消费扩张。
二、过度超前消费模式不适合中国,适度超前消费模式更有利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但这种模式应建立在均衡适度的基础上
(一)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中、美两种不同的消费观。“量入为出”和“负债消费”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消费理念,前者遵循着收支平衡的原则,后者建立在提前支取未来收入的基础上。一方面,负债消费模式虽然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但消费力量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刺激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量入为出的消费方式如果过度滥用,容易导致消费不足,形成生产过剩,其危害并不亚于消费过度。
因此,在反思美国式负债消费模式给经济带来危害的同时,对中国式的谨慎消费观念也不应大加鼓励,应该用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美两种消费观。由于居民长期形成的消费习惯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中国消费模式转型的目标不是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而美国消费模式转型的目标也不可能转向谨慎型消费模式。
今后消费转型的目标是要在中、美两种消费模式之间找到一个融会点,寻求一种均衡适度的消费模式。这种适度消费是在收入、支出和储蓄之间寻求均衡。消费支出没有必要低于现实收入水平,考虑未来收入预期,消费支出可以高于现实收入水平,但不能过度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范围。
(二)过度超前消费不适合中国大多数消费者,适度消费更适合可持续发展。相对美国人的生活习惯而言,中国消费者有着崇尚节俭、谨慎、保守的传统习惯,不过,这种传统的习惯正在面临新时代生活方式的挑战。
我国的消费信贷没有因金融危机而减弱,相反增长依然强劲有力。据人民银行统计,2009年个人消费贷款增速显著提升,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累计新增1.8万亿元;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48.6%,增速比上年末加快34.6个百分点。其中个人消费性住房贷款累计新增1.4万亿元;年末余额同比增长47.9%,增速比上年末加快37.4个百分点,表明个人透支消费在居民消费投资理财中有加剧升温之势。目前我国消费信贷的比例只占贷款总额的12%左右,与美国95%的水平相去甚远。如果按13亿总人口计算,人均负债近4000元,数额不大,但考虑到借贷只是少数人所为,因此实际举债者的负债数额要大得多。
从根本上说,我们不反对超前消费,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目前无论是国家出台的“家电下乡”,还是车辆以旧换新等诸多方面的优惠政策,都在鼓励大力消费,拉动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消费对经济的驱动力将会增强。但对于普通消费者和一般工薪阶层来说,一定要量力而行,透支消费并不适合每个人的生活,切不可为一味追求时尚和超前享受,而大肆举债度日。美国的沉痛经验教训和我国少数人目前身处“房奴”、“卡奴”、“车奴”背上的沉重债务负担,以及前几年出现的一些地区车贷不良率高达50%以上,都在警示并告诫我们: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也许适度储蓄才是普通百姓追求现代生活和投资理财的正确选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信用消费是一种进步,但超前消费一定要量力而行,适度的负债消费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生产发展,适度信用消费可使生产与消费进入良性循环,又可以帮助个人提前购买到需要的物品,改善生活状况,还贷的压力也能变成赚钱与节省的动力。只要“负债消费”是建立在“量入为出”的基础上,“借明天的钱来今天消费”虽然可取,但要有良好的收入预期,还要考虑一些不确定因素。我们不提倡超出自己实际经济承受能力去过多借钱消费,但如果有足够的储蓄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支撑,适度信用消费也是可行的。
(三)人均资源不足和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等决定了不能选择超前消费模式。选择一种合适的消费模式是一个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个国家的居民储蓄率要受制于多个因素,既取决于该国的文化传统和资源状况,也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保障水平。
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土地、可供消费的资源以及方式等都非常有限,环境资源基础相对薄弱,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森林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人均森林蓄积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许多重要的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也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相对不足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突出制约因素,因此消费转型更为紧迫和意义重大。
可持续消费模式对我国现有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引导居民根据我国国情选择科学的节约型消费模式,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既要反对过分节俭、只满足温饱而忽视消费的发展型和享受型,又要反对奢侈消费,反对只注重物质享受、忽视生态环境、忽视消费的“可持续性”。从发展阶段看,中国目前还是低收入国家,而且保障也不完善,这些均决定了超前过度消费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量入为出”依然是我们今后应该坚持的消费理念。
总体而言,美国的超前透支型消费是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资源基础和有限的人口总量基础之上的,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国家显然不可能适用。
(四)住房投资性消费比重过高,具有过度超前消费特征,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从商品房销售看,1991～2009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长19.8%(2009年比上年增长42.1%,增幅达历史最高水平),销售额年均增长3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4.6%,商品房销售额快于消费品零售额17个百分点,相当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由1991年的4%提高到2009年的35%。
从人均住房面积看,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提高到2008年的30.0平方米,增长3.5倍;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1978年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32.4平方米,增长3倍。
从国际和地区比较看,我国居民的人均住宅面积水平较高,已经超过了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约为30多平方米,而香港城市居民住房面积是7.1平方米,日本是15.8平方米。我国大多数家庭住着自己的房子,还想要买更大更好的住房,有不少家庭出于攀比心理,借钱也要买更大的房子。我国城镇88%左右的居民已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个人住房拥有率,法国与德国仅30～40%,美国仅68%,反差较大。
近年来,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势强劲,价格大涨,导致在一些大中城市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居民在住房方面的花费与日俱增,房价的涨幅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一些寄希望于房价能回落的消费者尤其是持币待购者,一部分人为此多付出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房款,另一部分人只好望房兴叹,高房价已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项巨大支出。
就目前来看,推动房价节节攀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刚性需求的拉动,也有投资甚至投机的推波助澜;既有政策性因素,也有体制和机制因素等,还有部分居民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收入状况,盲目跟风,竞相攀比,买涨不买落的不理性消费行为,也是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
第一,高房价阻碍居民消费的转型升级。一是不少城市的房价大大偏离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使不少购房者成为“房奴”,在沉重的还贷压力下,导致这部分家庭买房后而处于长期节衣缩食状况。二是高房价大大增强了支出预期,增加了预防性储蓄需求,使多数人不敢消费、谨慎消费。
第二,不利于消费结构的优化。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上看,居住消费在居民支出结构中是逐年上升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居住支出比重从1990年的7%上升到2008年的10.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统计上居住消费支出并不包括购房支出,仅包括房租、水电费等支出,如果加上购房方面的支出,这一比重会大幅提升,有可能达35%以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居民最终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占的比例在10～20%,而住宅消费的比例在30～40%。因此,我国居住消费支出的压力,要远比食品消费的支出压力大。
第三,收入房价比过高花去了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积蓄,严重削弱了消费增长的后劲。
国际上通常以“房价收入比”(房价和家庭总收入之比)来衡量房价总水平的高低,房价收入比正常为3～6倍,租售比正常为200:1到100:1之间。以北京为例,北京地区2009年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达到27:1,而房价租售比已达到500:1,明显高于东京、伦敦和温哥华等其他国际性大城市。从北京和上海等地方的住房绝对价格水平来看,也已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国际大都市。但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如果再考虑汇率因素的话,我国部分城市的房价已远远高于收入。所以,住房投资或投机需求旺盛是推升房价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企的房价,对一般消费者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高房价已将中低收入群体挤出房地产市场。如果要想买房,就得花费几代人的储蓄积累或透支家庭的未来收入,这难免抑制其后续的住房装修及家具、家电等消费能力,甚至削弱几代人后续的即期消费能力。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本文通过中、美两种不同消费模式的比较,得出结论:中国消费转型的目标不是美国长期奉行的过度消费模式,而是要在现行的保守型消费与过度消费模式间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模式,即适度超前的消费模式。
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
一、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过度消费模式
在美国,经济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低储蓄率是当前美国消费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居高不下。美国属于典型的高收入—高消费—低储蓄国家。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已发展成为透支消费、超前消费和炫耀性消费。
(二)储蓄率一直低迷。近年来美国的个人消费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负债消费,二是超前消费。近十几年来,美国人均消费支出基本上接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倾向在0.90以上。
(三)负债消费模式已难以为继。长期以来,上自美国政府,下至企业和消费者,都以不同的借贷方式度日。美国政府主要通过财政赤字,消费者主要靠借债来支撑消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消费者即期收入减少,资产大幅缩水,从金融危机爆发到2008年底,美国家庭资产缩水近13万亿美元。财富递减迫使美国消费者增加储蓄、缩减消费,逐步改变过度负债的消费模式,储蓄率有所回升。
(四)超前过度消费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人高消费、低储蓄的消费模式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强大的消费虽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也使美国家庭缺乏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在这种消费模式的基础上,美国的金融机构不断创造出名目繁多的与借贷消费有关的金融产品牟利,而美国政府又监管不力,最终演化成金融危机,充分证明美国消费模式存在致命缺陷。
(五)消费前景将持续乏力。2009年美国消费品销售额比上年下降1.7%,跌幅为63年以来之最,服务开支的跌幅更是创下71年之最。据IMF调查结果表明,美国消费者在金融危机后已捂紧钱包,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打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率的稳定增长趋势。美国家庭未来的消费率有可能从当前水平下滑,并导致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9年的大约5%升至6%以上。在未来数年,美国家庭消费和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将分别介于85～92%和5～7%。
二、中国:高储蓄—谨慎保守型消费模式
(一)消费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呈逐年下滑趋势。据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平均消费率稳定在73～79%,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也达到65～70%。200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8.6%,其中居民消费率为35.3%,不仅与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相比,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而且与欧洲的58%、日本的55%、美国的70%相差甚远。不仅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74.1%),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54.6%。
(二)居民消费规模相对较小,增长缓慢。从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1990～2007年,世界居民消费和GDP年均增长率都为2.9%,两者同步增长,多数国家居民消费要略快于经济增速,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居民消费增长均要快于经济增长;而同一时期我国居民消费年均增长7.6%,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长率2.4个百分点,两者差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与美国相差2.7个百分点。
(三)居民消费滞后于收入的增长。1979～2007年,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6.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6.4%,消费支出增速分别慢于收入0.7和0.6个百分点。
(四)居民储蓄余额不断攀升。改革开放前,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52年的8.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210.6亿元,年均增长13.1%。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217885.4亿元,年均增长26.0%,年均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前的2倍。其中1978～1986年8年中存款余额增长10倍;到1994年,16年间增长100倍;到2008年,30年间增长1000多倍。
从城镇居民的人均储蓄率看,1990年为15.2%,2000年达20.4%,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27.5%和28.7%,表明近年来城镇居民有四分之一多的收入存入银行。从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看,1990年为8.8%,2000年达15.7%,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11.3%和11.7%。
(五)高收入群体储蓄率远高于低收入阶层。从储蓄结构看,分布极不均匀。最高收入户平均储蓄率达38.1%,不仅高于最低收入户(5.1%)33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7%)9.4个百分点。
启示
中国和美国都是目前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国家,但储蓄与消费的运行轨迹截然不同:存款过度与负债累累,形成了鲜明反差。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两种模式都难以支撑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认真反思。从国情与现实出发,通过两种消费模式的比较后,我们得出了以下启示:
一、高储蓄增强了居民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减缓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对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2008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年均增长26%。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率从1990年的15.2%上升到2008年的28.7%。截至2009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26.1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9.7%,净增加4.3万亿元。目前我国人均储蓄额近2万元人民币,与美国人均欠银行1.5万美元形成鲜明对比。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如何看待高储蓄,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储蓄率太高、消费太低。高储蓄率意味着家庭消费意愿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将压抑总供给的扩张。他们主张大幅降低储蓄,扩大消费甚至提倡像西方国家的超前或透支消费;二是高储蓄率一方面可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较高的资本积累,从而不断为总供给的扩张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居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是进一步扩张消费的重要基础。
事实证明,在由美国引发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谨慎型消费模式起到减缓危机影响的作用,消费需求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保持了较高增速,其原因除推动消费的政策效应和消费升级等因素外,是与居民的高储蓄密不可分的:
(一)我国的高储蓄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没有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更不是人们形容的“笼中虎”,相反,高储蓄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
(二)高储蓄已成为重要的民间资源之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阻碍消费增长的一些体制因素正在不断化解,居民的消费能力也有了跨越式的提高。庞大的储蓄,使得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有足够的民间投资资金可以调动,并成为推动经济迅速复苏的实力和后盾。相比之下,美国的储蓄率几乎为零,恢复经济需要更多依靠政府的赤字,这可能带来美国经济更进一步的失衡和危机的深不可测。
(三)众所周知,消费不仅和本期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还与往年的收入和储蓄紧密相关。从我国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充裕的居民储蓄无疑是巨大的潜在购买力。消费者在购房、买车及购买其他高值耐用消费品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当期收入的增减,还要取决于多年来积蓄的多少。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由于缺少储蓄保障,国外一些白领一旦失去工作,生活立刻陷入困境。事实证明,西方国家的高消费、低储蓄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相比之下,我国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危机的破坏程度比某些西方国家要低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居民的高储蓄密切相关,成为经济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四)居民储蓄将成为支撑经济基础的强大力量。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迅速,居民后顾之忧大为减轻,加之消费政策到位,消费环境优化,如果引导正确,居民只要把昨天挣到的钱从储蓄中花出一部分,储蓄率下降几个百分点,其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将起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高储蓄率及大规模投资计划,将有力支撑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
总体来看,一国储蓄率水平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涉及观念和文化因素的问题,高储蓄率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可以预期,高储蓄率在我国仍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居民储蓄的大量增加,一方面对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可谓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居民消费需求没有出现大幅度萎缩,主要得益于多年的高储蓄积累的资金,大大增强了居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支撑了消费扩张。
二、过度超前消费模式不适合中国,适度超前消费模式更有利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但这种模式应建立在均衡适度的基础上
(一)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中、美两种不同的消费观。“量入为出”和“负债消费”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消费理念,前者遵循着收支平衡的原则,后者建立在提前支取未来收入的基础上。一方面,负债消费模式虽然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但消费力量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刺激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另一方面,量入为出的消费方式如果过度滥用,容易导致消费不足,形成生产过剩,其危害并不亚于消费过度。
因此,在反思美国式负债消费模式给经济带来危害的同时,对中国式的谨慎消费观念也不应大加鼓励,应该用科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美两种消费观。由于居民长期形成的消费习惯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中国消费模式转型的目标不是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而美国消费模式转型的目标也不可能转向谨慎型消费模式。
今后消费转型的目标是要在中、美两种消费模式之间找到一个融会点,寻求一种均衡适度的消费模式。这种适度消费是在收入、支出和储蓄之间寻求均衡。消费支出没有必要低于现实收入水平,考虑未来收入预期,消费支出可以高于现实收入水平,但不能过度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范围。
(二)过度超前消费不适合中国大多数消费者,适度消费更适合可持续发展。相对美国人的生活习惯而言,中国消费者有着崇尚节俭、谨慎、保守的传统习惯,不过,这种传统的习惯正在面临新时代生活方式的挑战。
我国的消费信贷没有因金融危机而减弱,相反增长依然强劲有力。据人民银行统计,2009年个人消费贷款增速显著提升,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累计新增1.8万亿元;年末余额同比增长 48.6%,增速比上年末加快34.6个百分点。其中个人消费性住房贷款累计新增1.4万亿元;年末余额同比增长47.9%,增速比上年末加快37.4个百分点,表明个人透支消费在居民消费投资理财中有加剧升温之势。目前我国消费信贷的比例只占贷款总额的12%左右,与美国95%的水平相去甚远。如果按13亿总人口计算,人均负债近4000元,数额不大,但考虑到借贷只是少数人所为,因此实际举债者的负债数额要大得多。
从根本上说,我们不反对超前消费,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目前无论是国家出台的“家电下乡”,还是车辆以旧换新等诸多方面的优惠政策,都在鼓励大力消费,拉动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消费对经济的驱动力将会增强。但对于普通消费者和一般工薪阶层来说,一定要量力而行,透支消费并不适合每个人的生活,切不可为一味追求时尚和超前享受,而大肆举债度日。美国的沉痛经验教训和我国少数人目前身处“房奴”、“卡奴”、“车奴”背上的沉重债务负担,以及前几年出现的一些地区车贷不良率高达50%以上,都在警示并告诫我们: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也许适度储蓄才是普通百姓追求现代生活和投资理财的正确选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信用消费是一种进步,但超前消费一定要量力而行,适度的负债消费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生产发展,适度信用消费可使生产与消费进入良性循环,又可以帮助个人提前购买到需要的物品,改善生活状况,还贷的压力也能变成赚钱与节省的动力。只要“负债消费”是建立在“量入为出”的基础上,“借明天的钱来今天消费”虽然可取,但要有良好的收入预期,还要考虑一些不确定因素。我们不提倡超出自己实际经济承受能力去过多借钱消费,但如果有足够的储蓄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支撑,适度信用消费也是可行的。
(三)人均资源不足和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等决定了不能选择超前消费模式。选择一种合适的消费模式是一个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个国家的居民储蓄率要受制于多个因素,既取决于该国的文化传统和资源状况,也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保障水平。
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土地、可供消费的资源以及方式等都非常有限,环境资源基础相对薄弱,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森林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人均森林蓄积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许多重要的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也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相对不足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突出制约因素,因此消费转型更为紧迫和意义重大。
可持续消费模式对我国现有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引导居民根据我国国情选择科学的节约型消费模式,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既要反对过分节俭、只满足温饱而忽视消费的发展型和享受型,又要反对奢侈消费,反对只注重物质享受、忽视生态环境、忽视消费的“可持续性”。从发展阶段看,中国目前还是低收入国家,而且保障也不完善,这些均决定了超前过度消费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量入为出”依然是我们今后应该坚持的消费理念。
总体而言,美国的超前透支型消费是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资源基础和有限的人口总量基础之上的,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缺乏的国家显然不可能适用。
(四)住房投资性消费比重过高,具有过度超前消费特征,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从商品房销售看,1991～2009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长19.8%(2009年比上年增长42.1%,增幅达历史最高水平),销售额年均增长3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4.6%,商品房销售额快于消费品零售额17个百分点,相当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由1991年的4%提高到2009年的35%。
从人均住房面积看,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提高到2008年的30.0平方米,增长3.5倍;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1978年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08年的32.4平方米,增长3倍。
从国际和地区比较看,我国居民的人均住宅面积水平较高,已经超过了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约为30多平方米,而香港城市居民住房面积是7.1平方米,日本是15.8平方米。我国大多数家庭住着自己的房子,还想要买更大更好的住房,有不少家庭出于攀比心理,借钱也要买更大的房子。我国城镇88%左右的居民已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个人住房拥有率,法国与德国仅30～40%,美国仅68%,反差较大。
近年来,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势强劲,价格大涨,导致在一些大中城市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居民在住房方面的花费与日俱增,房价的涨幅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一些寄希望于房价能回落的消费者尤其是持币待购者,一部分人为此多付出了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房款,另一部分人只好望房兴叹,高房价已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项巨大支出。
就目前来看,推动房价节节攀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刚性需求的拉动,也有投资甚至投机的推波助澜;既有政策性因素,也有体制和机制因素等,还有部分居民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收入状况,盲目跟风,竞相攀比,买涨不买落的不理性消费行为,也是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
第一,高房价阻碍居民消费的转型升级。一是不少城市的房价大大偏离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使不少购房者成为“房奴”,在沉重的还贷压力下,导致这部分家庭买房后而处于长期节衣缩食状况。二是高房价大大增强了支出预期,增加了预防性储蓄需求,使多数人不敢消费、谨慎消费。
第二,不利于消费结构的优化。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上看,居住消费在居民支出结构中是逐年上升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居住支出比重从1990年的7%上升到2008年的10.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统计上居住消费支出并不包括购房支出,仅包括房租、水电费等支出,如果加上购房方面的支出,这一比重会大幅提升,有可能达35%以上。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居民最终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占的比例在10～20%,而住宅消费的比例在30～40%。因此,我国居住消费支出的压力,要远比食品消费的支出压力大。
第三,收入房价比过高花去了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积蓄,严重削弱了消费增长的后劲。
国际上通常以“房价收入比”(房价和家庭总收入之比)来衡量房价总水平的高低,房价收入比正常为3～6倍,租售比正常为200:1到100:1之间。以北京为例,北京地区2009年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达到27:1,而房价租售比已达到500:1,明显高于东京、伦敦和温哥华等其他国际性大城市。从北京和上海等地方的住房绝对价格水平来看,也已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国际大都市。但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如果再考虑汇率因素的话,我国部分城市的房价已远远高于收入。所以,住房投资或投机需求旺盛是推升房价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企的房价,对一般消费者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高房价已将中低收入群体挤出房地产市场。如果要想买房,就得花费几代人的储蓄积累或透支家庭的未来收入,这难免抑制其后续的住房装修及家具、家电等消费能力,甚至削弱几代人后续的即期消费能力。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