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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十二五”的发展目标，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胡锦涛同志近日又强调，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因此，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是当前干部思想作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之一。
一、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是做好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
十二五规划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提出了改善民生的很多新举措、新目标。要把这一切落到实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深入一线、深入实际非常重要。
第一，各项改善民生措施的受惠者在基层。只有深入一线，深入实际，才能弄清如何把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基层实际结合起来，把改善民生的钱花到刀刃上，工作做到正点上。也才能确保把群众对我们工作不满意、不高兴、不答应的问题摸清摸透，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第二，需要帮扶的对象在基层。进一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十二五”的主要目标，而每个地区、家庭、个人的脱贫致富，都和这一大目标紧密联系。要帮助群众依靠辛勤劳动脱贫致富，都离不开深入一线，深入实际。
第三，社会矛盾的焦点在基层。当前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多元、多变，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有些问题出在下面、冲突爆发在下面，但根子在上面，只有深入基层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才能获得真知，协调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第四，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在基层。党的执政活动，既包括中央政策从上到下层层贯彻执行的过程，也包括社情民意由下到上层层反馈报告的过程。这都要通过每个环节上的具体人来完成。其感情、好恶、利益，也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揉进”这两个过程中。干部的党性强，思想水平高，前一个过程就会成为中央精神不断和本地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后一个过程会成为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映和提炼问题的过程。反之，如果干部党性不强，思想水平不高，就可能出现对下裁剪、摊薄甚至曲解中央政策，对上过滤、隐瞒甚至歪曲基层实际的情况。因此，把身子沉下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客观判断形势，这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
第五，群众工作能力的提高在基层。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群众工作能力是干部领导能力的重要表现，但这种能力不是坐在机关里就自然提高的。尤其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断发展的今天，一个干部只有把自己的根在群众中扎深、扎牢，才和群众有共同语言和感情，才能增长自己团结、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的才干，也才有远大的政治前途。
二、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利益上代表群众
深入一线、深入实际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但要是人下去了，心还留在上面；腿脚到了群众中，眼睛却长在脑顶，也不可能很好地为群众服务。
第一，要坚持“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的观点。
首先，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号召，但本质上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即使看起来很难完成的任务，真正把群众动员起来了，就可能从一筹莫展中找到办法。例如2008年冬，沿海地区的很多农民工都提前回家了，而且带走了全部行李和家当，因为他们所在的企业，已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破产或停产了。这样失岗返乡的农民工，当时全国就有上千万。还有600多万大学生等待就业。中央就把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出台一系列措施进行缓解。除启动了拉动内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外，一些地方政府、社会和群众组织想方设法增加和开拓就业岗位，一些高校党委也开动脑筋，动员事业有成的校友，认包“师弟师妹”就业；到2009年上半年，已有400多万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90％以上的农民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其次，民生投入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定要和发展基层民主联系起来。做到“大家的事大家办”，必须坚持“大家的事大家议”，在资金有限，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情况下，要做到兼顾最多人的利益、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最好的办法是发扬民主。决策的科学化也是与民主化分不开的。决策的过程，要成为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自己愿望的过程，成为群众意志表达和意见统一的过程。事实证明，那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大多是少数甚至某个领导者“个人说了算”的产物，如果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能通过的。
第二，正确把握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各级党政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这是最基本的关系定位。但在封建传统影响很深的中国，有些领导干部尽管常把“公仆意识”挂在口头上，内心深处仍然存在“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包括有些很勤政廉政的领导干部，也喜欢群众称他“父母官”、“青天大老爷”。受这种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一些领导干部面对公众批评和媒体监督就很不舒服，认为是无视自己的尊严甚至是挑战政府权威。其实，领导干部本来就是普通群众，组织培养自己走上领导岗位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为老百姓做事。为老百姓做好份内的事是天经地义的，而作为权力授予者，人民的批评、监督也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领导干部要改变以往的强势心理，放下身段，学会倾听，学会回应，甚至要学会谈判，学会妥协，学会道歉，从居高临下走向平等博弈。
第三、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感情决定态度、感情产生动力。带着对群众的感情做工作，就会自觉站在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会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而且，感情问题也是双向的。领导干部对群众有感情，群众就会把他当贴心人，有话对他说、有苦对他诉、有难向他讲。反之，如果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对群众态度冷漠，群众也会对他离心离德。同样，不会尊重群众的人，也不可能得到群众的尊重和信任，提高群众工作效果也无从谈起。
有的领导干部，对群众态度生硬、作风粗暴，甚至采取非理性手段, 造成矛盾激化。更有个别领导干部，在所谓“官场潜规则”浸染下，除了关心个人利害，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对群众没感情，是因为群众不能决定他升迁；对同事没感情，是因为同事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就是对于自己千方百计进行感情投资的主要领导，也不会有真感情。他们认为，“眼睛向上才能上去，眼睛向下只能下来”、“领导喜欢的会进入领导层，群众喜欢的会留在群众中”。因此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
第四，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群众立场的核心。
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做出决策，是共产党员党性最集中的表现。但也必须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现在党内的差异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党内既有雇员党员、也有老板党员；既有一部分生活很困难的党员，也有一部分非常富裕的党员，甚至亿万富翁中也有三分之一是党员。因而同一项改革措施，也会存在受益的党员和利益相对受损的党员。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来自党内的阻力，主要是“左”和“右”，是围绕改革是与非的观念之争，那么，新阶段改革面临的阻力，则更多地是属于利益之争。这种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也反映到党的领导层中，使得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大大增加。要维护群众利益，还要正确把握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不能以为了群众长远利益为借口，损害群众现实利益；也不能以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借口，损害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因为在某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也是不行的，而必须通过协商，尽量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也就是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否则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证。
此外，维护群众利益，还体现在要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风建设上。农村的安全饮水、沼气、电网、道路、危房改造、灾后重建等项目，要依靠基层组织来实施，扶贫资金、救灾款、助学经费等，也要层层下拨，经县、乡镇，直到村组。因此，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素质和作风，将直接决定关注民生的各项举措，能否不折不扣、公开、公平、公正地落到每个急需帮扶的群众的身上。
三、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探索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规律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和攻坚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使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对象、任务等，都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传统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是职工所属单位的影响力下降。过去，职工个人和家庭的各种需求大都靠单位解决，“一切听组织的”是与“事事依靠组织”、“有困难找组织”相联系的。现在国有单位对职工不再大包大揽，民营经济更多是雇佣关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又相对滞后，人们对家庭、亲戚、朋友、同学等私人生活圈的依赖度增高，对单位和基层组织的归属感减少，群众工作效果必然受到影响。
二是传统群众工作渠道覆盖面缩小。大批青壮农民进城打工，由于流动性很大，一般没有纳入街道群众工作的视野；农村干部走家串户，碰到的不是把门的“铁将军”就是老幼妇孺，经常跑了几趟，连当家人的面都见不上。而每年六百万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很多都成为“几不管”的社会人。再见他们，多是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网络上。
三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被劳动关系覆盖的人口迅速增多，难免出现“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近年来全国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每年增幅在20%以上。
四是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多元、多变，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新深层的新问题与老矛盾、老问题互相纠结，特别在企业改制、城镇拆迁、农村征地等过程中矛盾尤为突出。社会矛盾还高度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政府统筹兼顾难度加大；而且矛盾的触点多、燃点低，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增大。
五是价值观多元化导致思想整合难度加大。改革开放和网络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思想文化交流和观念碰撞，西方敌对势力也打着普世价值旗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而80后、90后青年的思想独立性选择性强，观念上追求时尚前卫，不喜欢听说教，如果这种说教再与他们的感受不一致，更易产生逆反心理。对我们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青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六是诉求升级使群众工作面临新课题。随着人们公民意识增长，党和政府不仅要关注群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民生问题，还要关心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例如现在国企职工就既关心个人收入、福利，也关心自己在企业经营、财务、干部任免等重大事务上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如何保护企业家和职工双方的权益和积极性，已成为企业党组织的重大课题。而广大群众的主人感、责任感和自豪感，将直接决定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性，也决定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但是，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却表现得很不适应。这首先与我们干部队伍的变化有关。随着越来越多新一代领导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干部素质总体上在不断提高。特别在知识结构、世界眼光、创新活力等方面，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很多干部有一个突出的弱项，就是长期坐机关，与群众接触少，提拔也是在机关内一个一个台阶走，或从局机关、市机关到省机关。而一个干部如果缺乏群众工作经历，就会缺乏群众感情，也不会掌握群众工作方法。还有的同志，群众工作观念陈旧，只善于利用组织或行政资源去联系群众，离开了组织资源，就不会与群众打交道；有的只会通过满足物质利益的方式去联系群众，缺乏对群众真实需求的洞察和与群众的情感交流；有的在社会人群流动加速的情况下，仍然死守地域观念，在外地人与本地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划分“份内”和“份外”工作；有的在社会分层情况下“嫌贫爱富”，密切联系能给当地带来税收的“大老板”，却忽略普通群众，只关心经济增长，不关心社会发展；有的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还不自知，更不善于通过协商对话来消解社会紧张与断裂。因此，提高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能力、创新工作方法非常重要。
首先，创新也是要在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中央党校有位叫祝灵君的青年教授，总结了几条党的群众工作经验非常好。一是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重的原则。二是抓关键群体的原则。三是努力贴近群众的杠杆原则。四是适度原则。五是好态度原则。六是法治原则。七是社会道义的原则。
其次，要结合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积极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一要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
二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群众工作职能。针对传统群众工作渠道影响力下降问题，我们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群众工作职责，还要努力创新群众工作载体和联系群众方式。
三要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改变有些地方基层组织“权小责大”的状况。
四要提高干部沟通群众的能力。要鼓励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学会与群众平等交流，做到“进得了门，谈得上话，交得上心”，对其他受众的宣传工作，同样切忌空话、套话、官话、大话。
五要善于利用网络媒体与群众互动。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虚拟社会对党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挑战。现在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网民。网上交流和网络议政日益活跃，博客数量达2亿。因此，我们既要依法加强网络管理，也要学会利用这一低成本、大面积、高速度的现代传播工具，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和进行在线交流，了解社情民意，实现科学执政。当然，对于“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和客观性，也要有科学态度。中国网民政治热情很高，对自己代表“民意“深信不疑。但目前网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约占四分之一，以白领和大学毕业生最为活跃。高中学历以下者占四分之三，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83%。而城市老年人和大量农村人口，仍基本处于互联网生活之外。因此，网上舆论对就业、房价等问题反应最强烈是不奇怪的。而目前流行的微搏，全文长度最多只有140字。用户要确保自己的微博受到关注，必然要使信息简单化、抽象化、符号化甚至极端化。这些都可能导致信息扭曲和失真。因此，对于“民意”也要保持足够的分析判断能力。
最后，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不仅要有对干部的作风要求，还要有制度保证。要理顺群众情绪，从根本上说要理顺制度。事实一再证明，在影响社会稳定的客观因素大量存在时，自上而下压力的维稳方式并不能治本。只有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让弱势群体能在体制内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才能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实现长治久安。同样，制度如果长期扭曲，想依靠群众工作理顺群众情绪，也会事倍功半。例如，社会贫富悬殊已成为人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只有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在利益均衡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
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保证
作好群众工作，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做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一致。因为群众不仅会用耳朵听我们怎么说，更会用眼睛看我们怎么做，用心来品味这个干部值不值得他信任。上个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共产党人榜样的力量。
大家都熟悉毛泽东的“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这两句形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诗句。而我们党最早的五位农民运动领袖，除广州农讲所第二任所长毛泽东出身富农外，其他都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有历史记载的中共最早的农运领袖沈玄庐，是建党时的53名党员之一。他父亲家财万贯，在浙江萧山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但沈玄庐回到家乡后，公开站到土地庙前讲演，号召农民起来斗争，并多次表示自己不向农民收租，还要把家里从农民身上得来的钱，用回到农民身上。家里人以为他疯了，农民也以为他疯了。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家的佃户超过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当到县教育局长，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甚至亲自带人分自家的土地，把父亲气个半死，说没想到花钱送他出国却学回了这样一个逆子。但他却被农民呼为“彭菩萨”、“农民王”。广西的韦拔群，家里也是当地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牛群之多，到了有牛因拥挤踩踏致死后许久都没被发现的地步。但他创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办学及为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湖南的夏明翰则出身豪绅家庭，世代为官，后来却当了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便是他就义前的绝笔。这五位当时都很年轻的共产党人，是我们党联系农民群众最早的纽带。除了沈玄庐后来加入“西山会议派”，1928年被蒋介石派人暗杀，结束了毁誉参半的一生外，其他四人都成为坚定的革命家。当时的中国农村，文盲占90%以上，且绝大多数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的乡村，除逃荒要饭外，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无论是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讲劳工权利，他们都很难听懂，更不要说理解和接受了，真正吸引住他们的是这些农运领袖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家境优裕却无纨绔作风，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变卖祖产，直至为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献出年轻的生命。是什么使他们变成如此与众不同的人？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听他们讲的道理，开始琢磨道理在哪里，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共产党人；那么在中国的乡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而后有马克思主义。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正是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我们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但彭湃、韦拔群振臂一呼，就有成千上万农民响应的根本原因。是广州暴动失败后,他们的家乡广东海陆丰和广西左右江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栖身地和新的出发地的重要原因。
在建党90年的今天，回顾这些陈年往事，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做群众工作需要提高理论宣传水平，更需要身体力行、表里一致地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因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关键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信任。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言行，对群众工作效果影响很大。湖南省委原副书记郑培民所以被誉为“三不书记”、“三民书记”，就因为他不唱高调，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政绩工程；爱民、亲民、一心为民。在湘西群众心目中，郑培民“比天还大”，不是因为他是省委领导，而是因为在郑培民直接过问下，为他们修造了公路、接通了自来水、用上了平价电，这些实惠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即使他离开很久了，当地农民仍然会指着这些民生工程告诉客人，这是郑书记修的，是他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湘西群众身边。相反，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中做的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对我们的群众工作也会产生颠覆性影响。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被审查前几天，还在2011年铁路反腐倡廉工作会上对领导干部“约法三章”：一是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管住自己，对一些敏感事项不乱插手；二是要管好亲属，不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取私利；三是要有党性原则和法纪观念，在铁路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引领作用。谁能想到，这竟是他被列入贪腐高官名单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表演。这种严重的双重人格，对党的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信任的败坏，是不能低估的。因此，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也是作好群众工作的重要保证。
一、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是做好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
十二五规划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提出了改善民生的很多新举措、新目标。要把这一切落到实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深入一线、深入实际非常重要。
第一，各项改善民生措施的受惠者在基层。只有深入一线，深入实际，才能弄清如何把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基层实际结合起来，把改善民生的钱花到刀刃上，工作做到正点上。也才能确保把群众对我们工作不满意、不高兴、不答应的问题摸清摸透，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第二，需要帮扶的对象在基层。进一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十二五”的主要目标，而每个地区、家庭、个人的脱贫致富，都和这一大目标紧密联系。要帮助群众依靠辛勤劳动脱贫致富，都离不开深入一线，深入实际。
第三，社会矛盾的焦点在基层。当前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多元、多变，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有些问题出在下面、冲突爆发在下面，但根子在上面，只有深入基层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才能获得真知，协调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第四，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在基层。党的执政活动，既包括中央政策从上到下层层贯彻执行的过程，也包括社情民意由下到上层层反馈报告的过程。这都要通过每个环节上的具体人来完成。其感情、好恶、利益，也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揉进”这两个过程中。干部的党性强，思想水平高，前一个过程就会成为中央精神不断和本地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后一个过程会成为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映和提炼问题的过程。反之，如果干部党性不强，思想水平不高，就可能出现对下裁剪、摊薄甚至曲解中央政策，对上过滤、隐瞒甚至歪曲基层实际的情况。因此，把身子沉下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客观判断形势，这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
第五，群众工作能力的提高在基层。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群众工作能力是干部领导能力的重要表现，但这种能力不是坐在机关里就自然提高的。尤其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断发展的今天，一个干部只有把自己的根在群众中扎深、扎牢，才和群众有共同语言和感情，才能增长自己团结、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的才干，也才有远大的政治前途。
二、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利益上代表群众
深入一线、深入实际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但要是人下去了，心还留在上面；腿脚到了群众中，眼睛却长在脑顶，也不可能很好地为群众服务。
第一，要坚持“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的观点。
首先，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号召，但本质上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即使看起来很难完成的任务，真正把群众动员起来了，就可能从一筹莫展中找到办法。例如2008年冬，沿海地区的很多农民工都提前回家了，而且带走了全部行李和家当，因为他们所在的企业，已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破产或停产了。这样失岗返乡的农民工，当时全国就有上千万。还有600多万大学生等待就业。中央就把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出台一系列措施进行缓解。除启动了拉动内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外，一些地方政府、社会和群众组织想方设法增加和开拓就业岗位，一些高校党委也开动脑筋，动员事业有成的校友，认包“师弟师妹”就业；到2009年上半年，已有400多万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90％以上的农民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其次，民生投入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定要和发展基层民主联系起来。做到“大家的事大家办”，必须坚持“大家的事大家议”，在资金有限，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情况下，要做到兼顾最多人的利益、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最好的办法是发扬民主。决策的科学化也是与民主化分不开的。决策的过程，要成为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自己愿望的过程，成为群众意志表达和意见统一的过程。事实证明，那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大多是少数甚至某个领导者“个人说了算”的产物，如果有充分的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能通过的。
第二，正确把握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各级党政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这是最基本的关系定位。但在封建传统影响很深的中国，有些领导干部尽管常把“公仆意识”挂在口头上，内心深处仍然存在“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包括有些很勤政廉政的领导干部，也喜欢群众称他“父母官”、“青天大老爷”。受这种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一些领导干部面对公众批评和媒体监督就很不舒服，认为是无视自己的尊严甚至是挑战政府权威。其实，领导干部本来就是普通群众，组织培养自己走上领导岗位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为老百姓做事。为老百姓做好份内的事是天经地义的，而作为权力授予者，人民的批评、监督也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领导干部要改变以往的强势心理，放下身段，学会倾听，学会回应，甚至要学会谈判，学会妥协，学会道歉，从居高临下走向平等博弈。
第三、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感情决定态度、感情产生动力。带着对群众的感情做工作，就会自觉站在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会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而且，感情问题也是双向的。领导干部对群众有感情，群众就会把他当贴心人，有话对他说、有苦对他诉、有难向他讲。反之，如果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对群众态度冷漠，群众也会对他离心离德。同样，不会尊重群众的人，也不可能得到群众的尊重和信任，提高群众工作效果也无从谈起。
有的领导干部，对群众态度生硬、作风粗暴，甚至采取非理性手段, 造成矛盾激化。更有个别领导干部，在所谓“官场潜规则”浸染下，除了关心个人利害，对任何人都没有感情。对群众没感情，是因为群众不能决定他升迁；对同事没感情，是因为同事可能成为竞争对手；就是对于自己千方百计进行感情投资的主要领导，也不会有真感情。他们认为，“眼睛向上才能上去，眼睛向下只能下来”、“领导喜欢的会进入领导层，群众喜欢的会留在群众中”。因此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
第四，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群众立场的核心。
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做出决策，是共产党员党性最集中的表现。但也必须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现在党内的差异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党内既有雇员党员、也有老板党员；既有一部分生活很困难的党员，也有一部分非常富裕的党员，甚至亿万富翁中也有三分之一是党员。因而同一项改革措施，也会存在受益的党员和利益相对受损的党员。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来自党内的阻力，主要是“左”和“右”，是围绕改革是与非的观念之争，那么，新阶段改革面临的阻力，则更多地是属于利益之争。这种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也反映到党的领导层中，使得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大大增加。要维护群众利益，还要正确把握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不能以为了群众长远利益为借口，损害群众现实利益；也不能以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借口，损害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因为在某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简单地少数服从多数也是不行的，而必须通过协商，尽量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也就是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否则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证。
此外，维护群众利益，还体现在要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风建设上。农村的安全饮水、沼气、电网、道路、危房改造、灾后重建等项目，要依靠基层组织来实施，扶贫资金、救灾款、助学经费等，也要层层下拨，经县、乡镇，直到村组。因此，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素质和作风，将直接决定关注民生的各项举措，能否不折不扣、公开、公平、公正地落到每个急需帮扶的群众的身上。
三、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探索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规律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和攻坚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使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对象、任务等，都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传统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是职工所属单位的影响力下降。过去，职工个人和家庭的各种需求大都靠单位解决，“一切听组织的”是与“事事依靠组织”、“有困难找组织”相联系的。现在国有单位对职工不再大包大揽，民营经济更多是雇佣关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又相对滞后，人们对家庭、亲戚、朋友、同学等私人生活圈的依赖度增高，对单位和基层组织的归属感减少，群众工作效果必然受到影响。
二是传统群众工作渠道覆盖面缩小。大批青壮农民进城打工，由于流动性很大，一般没有纳入街道群众工作的视野；农村干部走家串户，碰到的不是把门的“铁将军”就是老幼妇孺，经常跑了几趟，连当家人的面都见不上。而每年六百万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很多都成为“几不管”的社会人。再见他们，多是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网络上。
三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被劳动关系覆盖的人口迅速增多，难免出现“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近年来全国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每年增幅在20%以上。
四是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多元、多变，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新深层的新问题与老矛盾、老问题互相纠结，特别在企业改制、城镇拆迁、农村征地等过程中矛盾尤为突出。社会矛盾还高度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政府统筹兼顾难度加大；而且矛盾的触点多、燃点低，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增大。
五是价值观多元化导致思想整合难度加大。改革开放和网络发展，带来空前活跃的思想文化交流和观念碰撞，西方敌对势力也打着普世价值旗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而80后、90后青年的思想独立性选择性强，观念上追求时尚前卫，不喜欢听说教，如果这种说教再与他们的感受不一致，更易产生逆反心理。对我们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青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六是诉求升级使群众工作面临新课题。随着人们公民意识增长，党和政府不仅要关注群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民生问题，还要关心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例如现在国企职工就既关心个人收入、福利，也关心自己在企业经营、财务、干部任免等重大事务上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如何保护企业家和职工双方的权益和积极性，已成为企业党组织的重大课题。而广大群众的主人感、责任感和自豪感，将直接决定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性，也决定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质量和速度。
但是，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却表现得很不适应。这首先与我们干部队伍的变化有关。随着越来越多新一代领导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干部素质总体上在不断提高。特别在知识结构、世界眼光、创新活力等方面，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很多干部有一个突出的弱项，就是长期坐机关，与群众接触少，提拔也是在机关内一个一个台阶走，或从局机关、市机关到省机关。而一个干部如果缺乏群众工作经历，就会缺乏群众感情，也不会掌握群众工作方法。还有的同志，群众工作观念陈旧，只善于利用组织或行政资源去联系群众，离开了组织资源，就不会与群众打交道；有的只会通过满足物质利益的方式去联系群众，缺乏对群众真实需求的洞察和与群众的情感交流；有的在社会人群流动加速的情况下，仍然死守地域观念，在外地人与本地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划分“份内”和“份外”工作；有的在社会分层情况下“嫌贫爱富”，密切联系能给当地带来税收的“大老板”，却忽略普通群众，只关心经济增长，不关心社会发展；有的甚至损害了群众利益还不自知，更不善于通过协商对话来消解社会紧张与断裂。因此，提高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能力、创新工作方法非常重要。
首先，创新也是要在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中央党校有位叫祝灵君的青年教授，总结了几条党的群众工作经验非常好。一是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重的原则。二是抓关键群体的原则。三是努力贴近群众的杠杆原则。四是适度原则。五是好态度原则。六是法治原则。七是社会道义的原则。
其次，要结合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积极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一要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
二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群众工作职能。针对传统群众工作渠道影响力下降问题，我们既要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群众工作职责，还要努力创新群众工作载体和联系群众方式。
三要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改变有些地方基层组织“权小责大”的状况。
四要提高干部沟通群众的能力。要鼓励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学会与群众平等交流，做到“进得了门，谈得上话，交得上心”，对其他受众的宣传工作，同样切忌空话、套话、官话、大话。
五要善于利用网络媒体与群众互动。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虚拟社会对党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挑战。现在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网民。网上交流和网络议政日益活跃，博客数量达2亿。因此，我们既要依法加强网络管理，也要学会利用这一低成本、大面积、高速度的现代传播工具，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和进行在线交流，了解社情民意，实现科学执政。当然，对于“网络民意”的代表性和客观性，也要有科学态度。中国网民政治热情很高，对自己代表“民意“深信不疑。但目前网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约占四分之一，以白领和大学毕业生最为活跃。高中学历以下者占四分之三，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83%。而城市老年人和大量农村人口，仍基本处于互联网生活之外。因此，网上舆论对就业、房价等问题反应最强烈是不奇怪的。而目前流行的微搏，全文长度最多只有140字。用户要确保自己的微博受到关注，必然要使信息简单化、抽象化、符号化甚至极端化。这些都可能导致信息扭曲和失真。因此，对于“民意”也要保持足够的分析判断能力。
最后，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不仅要有对干部的作风要求，还要有制度保证。要理顺群众情绪，从根本上说要理顺制度。事实一再证明，在影响社会稳定的客观因素大量存在时，自上而下压力的维稳方式并不能治本。只有保障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让弱势群体能在体制内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才能用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实现长治久安。同样，制度如果长期扭曲，想依靠群众工作理顺群众情绪，也会事倍功半。例如，社会贫富悬殊已成为人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只有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在利益均衡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
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保证
作好群众工作，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做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一致。因为群众不仅会用耳朵听我们怎么说，更会用眼睛看我们怎么做，用心来品味这个干部值不值得他信任。上个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共产党人榜样的力量。
大家都熟悉毛泽东的“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这两句形容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诗句。而我们党最早的五位农民运动领袖，除广州农讲所第二任所长毛泽东出身富农外，其他都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有历史记载的中共最早的农运领袖沈玄庐，是建党时的53名党员之一。他父亲家财万贯，在浙江萧山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但沈玄庐回到家乡后，公开站到土地庙前讲演，号召农民起来斗争，并多次表示自己不向农民收租，还要把家里从农民身上得来的钱，用回到农民身上。家里人以为他疯了，农民也以为他疯了。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家的佃户超过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当到县教育局长，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甚至亲自带人分自家的土地，把父亲气个半死，说没想到花钱送他出国却学回了这样一个逆子。但他却被农民呼为“彭菩萨”、“农民王”。广西的韦拔群，家里也是当地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牛群之多，到了有牛因拥挤踩踏致死后许久都没被发现的地步。但他创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办学及为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湖南的夏明翰则出身豪绅家庭，世代为官，后来却当了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便是他就义前的绝笔。这五位当时都很年轻的共产党人，是我们党联系农民群众最早的纽带。除了沈玄庐后来加入“西山会议派”，1928年被蒋介石派人暗杀，结束了毁誉参半的一生外，其他四人都成为坚定的革命家。当时的中国农村，文盲占90%以上，且绝大多数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的乡村，除逃荒要饭外，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无论是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讲劳工权利，他们都很难听懂，更不要说理解和接受了，真正吸引住他们的是这些农运领袖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家境优裕却无纨绔作风，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变卖祖产，直至为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献出年轻的生命。是什么使他们变成如此与众不同的人？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听他们讲的道理，开始琢磨道理在哪里，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共产党人；那么在中国的乡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而后有马克思主义。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正是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我们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但彭湃、韦拔群振臂一呼，就有成千上万农民响应的根本原因。是广州暴动失败后,他们的家乡广东海陆丰和广西左右江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栖身地和新的出发地的重要原因。
在建党90年的今天，回顾这些陈年往事，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做群众工作需要提高理论宣传水平，更需要身体力行、表里一致地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因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关键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信任。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言行，对群众工作效果影响很大。湖南省委原副书记郑培民所以被誉为“三不书记”、“三民书记”，就因为他不唱高调，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政绩工程；爱民、亲民、一心为民。在湘西群众心目中，郑培民“比天还大”，不是因为他是省委领导，而是因为在郑培民直接过问下，为他们修造了公路、接通了自来水、用上了平价电，这些实惠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即使他离开很久了，当地农民仍然会指着这些民生工程告诉客人，这是郑书记修的，是他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湘西群众身边。相反，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手中做的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对我们的群众工作也会产生颠覆性影响。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被审查前几天，还在2011年铁路反腐倡廉工作会上对领导干部“约法三章”：一是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管住自己，对一些敏感事项不乱插手；二是要管好亲属，不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取私利；三是要有党性原则和法纪观念，在铁路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引领作用。谁能想到，这竟是他被列入贪腐高官名单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表演。这种严重的双重人格，对党的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信任的败坏，是不能低估的。因此，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也是作好群众工作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