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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教授家中有一件小石雕：一个人，坐在螃蟹上，仰首望天，睥睨一切，霸气外露。张鸣说自己喜欢的就是那种“牛哄哄”的感觉。生活中，张鸣与石雕上的那个人还真是一种风格——“炮轰”大学无学术，在微博上与人打嘴仗，对同事、同行毫不客气，无论讲课还是写书都带着一股嬉笑怒骂的诙谐之风，总之，此人说话做事都率性而为，不遮不拦。
2012年2月27日，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人民大学校园里见到这位“个性”学者时，穿着暗蓝色对襟衣服的他显得很儒雅，他和记者聊历史、谈教育，敢讲真话的他，同时又是深沉而内敛的。
北大荒的读书郎
张鸣是一位政治学教授，却在历史领域笔耕不辍，堪称高产作家，相继出版了《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学术著作，《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的空白处》、《辛亥：摇晃的中国》等历史随笔，其对于历史的独特解析，被称为“张鸣式说史”，成就了一家之言。近日，他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出版，小中见大，以丰富的细节，还原了活生生的历史。
这本书实际上是张鸣在人大开的一门课的讲义。选修过这门课的一位研究生这样评价：“他让我注意到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原来也是推动历史变迁合力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张鸣曾解释过自己为什么如此在意历史的细节，他说：“过于在意宏大叙事，往往流于粗疏，说明不了问题。”而治史，是要说明问题的，正因如此，他呈现给读者的历史，脱离了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分析，关注到人物的个性和历史原本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对于自己，张鸣也是调侃的。在网易博客上，他这样公开地自我介绍：“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
平日里，张鸣只看重3件事：讲课、读书和写东西。张鸣对记者回忆道：“小时候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学习条件差，还老转校，就是自己看书。看一切能找到的书，特别是文学作品。”
“文革”期间，读书变成了一件极小心的事情，于是张鸣就把封皮撕下来，偷偷摸摸地看。小小年纪的他还经常看古代的典籍，不管看不看得懂。“那时候对知识不是一般地渴望。因为书有限，看书得限时，50万字的书，很快就能看完，想回味，就把感兴趣的地方抄录下来，慢慢琢磨欣赏。”张鸣总结道，现在他看书快，研究资料积累得多，写书也很多，跟那时候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上大学后，学农业机械的张鸣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原本是想当一个“文学青年”的，但因为总去图书馆看史书，渐渐地，喜欢上了历史，从此一头扎了进来。
传统认知就是教科书
环球人物杂志：您出了不少历史方面的著作，有评论说您的书有两大特点，一是文风调侃，二是细节突出。那么您是怎么发掘出这么多历史细节的？
张鸣：我的态度自认是很严谨的。做学问，一定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材料。对材料，我从来都是挨着看，页页看。之所以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没有别的，就是辛苦点，遇到有意思的地方抄下来，作上标签，反复琢磨是怎么回事。历史的细节是非常重要的，还原它们，你会恍然大悟——历史不是黑白分明的，是五光十色的，更不是简单公式一套，就能出来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文章涉及面很广，从古代名士到民国军阀，从农村教育到公民社会，但近来好像集中在中国近代史这一段，为什么对此特别关注？
张鸣：我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党史，但是我对这段并不特别感兴趣，就往前推了推，关注的面也就变成了从晚清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了。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中国近代史，您做了很多重新解读。比如在清末改良和辛亥革命之间，您似乎更倾向于赞同改良，这与我们传统的认知有很大不同。
张鸣：所谓的传统认知，都是从教科书上来的。虽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一直觉得，从社会的稳定程度、历史的惯性来看，改良更适合当时的中国。拿君主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但之后社会却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传统伦理被打破了，民主的伦理又不能立刻建立起来，中国陷入了各自为政的混乱，人心就乱了。往回看，晚清改良社会是有很大进步的，新式学堂、近代企业都在逐步发展。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将您研究历史的方式，称为政治学式治史，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张鸣：读博士时我研究的是政治思想史，虽然归入政治学，着眼点还是在历史方面。当然也看了些政治学方面的书，多多少少拓宽了我研究历史的视角。我不排斥将其他社会科学的东西融入历史研究中。
环球人物杂志：对您来说，历史和现实是分开的吗？研究历史对现实有什么意义？
张鸣：历史跟现实肯定很有关系。为什么我写民国多一点呢？就是因为民国政府是民主政体的一次试验，当时宪法、民主、自由等都有，但试验却没有成功，它变得越来越不民主，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失败了”。
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历史文化随笔在大学生中受到追捧，像《辛亥：摇晃的中国》、《重说中国近代史》都热卖，这客观上促进了历史教育的普及。您本人也很注重对历史的轻松解读，您觉得这种解读方式更利于年轻人接受吗？
张鸣：普及历史教育，这是对我的谬赞了。我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历史。我主张对历史进行轻松解读，但做的是专业的学问，每一本书、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有史料为证的。我认为做历史学问并非要严肃说话，干巴巴，这样没意思。随笔更是要给人看的，我的初衷只是想让人喜欢看。青年愿意看这样的书，把它买回去读，我也就达到目的了。自己这样写，也比较爽。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待现代年轻人的历史观？
张鸣：现在不是年轻人的历史观有没有问题，而是很多年轻人对历史压根儿不感兴趣。进大学就奔着金融、会计、法律这样的专业去。学历史有没有用？当然是有用的，大到对一个国家民族，小到对个人，都能从过往中得到宝贵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历史可以让我们对现实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避免思想上的迷惑。但这不怪他们，跟我们一贯的历史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的历史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张鸣：现在的历史课就是“满堂灌”，统一一个标准答案，把学生都教傻了，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认为其实大学历史没有必要开这么多课，应该把话语权还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看书，去体会历史。当然这样难免会有一叶障目的局限，那就需要讨论，产生思想的交锋。历史的真相往往在激烈的辩驳中，自己就浮现出来了。
环球人物杂志：读书、做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件大事，您是怎么评价自己做人的呢？
张鸣：我的性格跟文风比较相符。我不是个太正经的人，可以说有顽童心态，性格比较激进，疾恶如仇，对不平我是要大声喊出来的，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所以，我也希望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
2012年2月27日，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人民大学校园里见到这位“个性”学者时，穿着暗蓝色对襟衣服的他显得很儒雅，他和记者聊历史、谈教育，敢讲真话的他，同时又是深沉而内敛的。
北大荒的读书郎
张鸣是一位政治学教授，却在历史领域笔耕不辍，堪称高产作家，相继出版了《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学术著作，《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的空白处》、《辛亥：摇晃的中国》等历史随笔，其对于历史的独特解析，被称为“张鸣式说史”，成就了一家之言。近日，他的《重说中国近代史》一书出版，小中见大，以丰富的细节，还原了活生生的历史。
这本书实际上是张鸣在人大开的一门课的讲义。选修过这门课的一位研究生这样评价：“他让我注意到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原来也是推动历史变迁合力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张鸣曾解释过自己为什么如此在意历史的细节，他说：“过于在意宏大叙事，往往流于粗疏，说明不了问题。”而治史，是要说明问题的，正因如此，他呈现给读者的历史，脱离了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分析，关注到人物的个性和历史原本存在的多种可能性。
对于自己，张鸣也是调侃的。在网易博客上，他这样公开地自我介绍：“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
平日里，张鸣只看重3件事：讲课、读书和写东西。张鸣对记者回忆道：“小时候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学习条件差，还老转校，就是自己看书。看一切能找到的书，特别是文学作品。”
“文革”期间，读书变成了一件极小心的事情，于是张鸣就把封皮撕下来，偷偷摸摸地看。小小年纪的他还经常看古代的典籍，不管看不看得懂。“那时候对知识不是一般地渴望。因为书有限，看书得限时，50万字的书，很快就能看完，想回味，就把感兴趣的地方抄录下来，慢慢琢磨欣赏。”张鸣总结道，现在他看书快，研究资料积累得多，写书也很多，跟那时候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上大学后，学农业机械的张鸣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原本是想当一个“文学青年”的，但因为总去图书馆看史书，渐渐地，喜欢上了历史，从此一头扎了进来。
传统认知就是教科书
环球人物杂志：您出了不少历史方面的著作，有评论说您的书有两大特点，一是文风调侃，二是细节突出。那么您是怎么发掘出这么多历史细节的？
张鸣：我的态度自认是很严谨的。做学问，一定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材料。对材料，我从来都是挨着看，页页看。之所以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没有别的，就是辛苦点，遇到有意思的地方抄下来，作上标签，反复琢磨是怎么回事。历史的细节是非常重要的，还原它们，你会恍然大悟——历史不是黑白分明的，是五光十色的，更不是简单公式一套，就能出来的。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文章涉及面很广，从古代名士到民国军阀，从农村教育到公民社会，但近来好像集中在中国近代史这一段，为什么对此特别关注？
张鸣：我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党史，但是我对这段并不特别感兴趣，就往前推了推，关注的面也就变成了从晚清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了。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中国近代史，您做了很多重新解读。比如在清末改良和辛亥革命之间，您似乎更倾向于赞同改良，这与我们传统的认知有很大不同。
张鸣：所谓的传统认知，都是从教科书上来的。虽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一直觉得，从社会的稳定程度、历史的惯性来看，改良更适合当时的中国。拿君主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但之后社会却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传统伦理被打破了，民主的伦理又不能立刻建立起来，中国陷入了各自为政的混乱，人心就乱了。往回看，晚清改良社会是有很大进步的，新式学堂、近代企业都在逐步发展。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将您研究历史的方式，称为政治学式治史，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张鸣：读博士时我研究的是政治思想史，虽然归入政治学，着眼点还是在历史方面。当然也看了些政治学方面的书，多多少少拓宽了我研究历史的视角。我不排斥将其他社会科学的东西融入历史研究中。
环球人物杂志：对您来说，历史和现实是分开的吗？研究历史对现实有什么意义？
张鸣：历史跟现实肯定很有关系。为什么我写民国多一点呢？就是因为民国政府是民主政体的一次试验，当时宪法、民主、自由等都有，但试验却没有成功，它变得越来越不民主，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失败了”。
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历史文化随笔在大学生中受到追捧，像《辛亥：摇晃的中国》、《重说中国近代史》都热卖，这客观上促进了历史教育的普及。您本人也很注重对历史的轻松解读，您觉得这种解读方式更利于年轻人接受吗？
张鸣：普及历史教育，这是对我的谬赞了。我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历史。我主张对历史进行轻松解读，但做的是专业的学问，每一本书、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有史料为证的。我认为做历史学问并非要严肃说话，干巴巴，这样没意思。随笔更是要给人看的，我的初衷只是想让人喜欢看。青年愿意看这样的书，把它买回去读，我也就达到目的了。自己这样写，也比较爽。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待现代年轻人的历史观？
张鸣：现在不是年轻人的历史观有没有问题，而是很多年轻人对历史压根儿不感兴趣。进大学就奔着金融、会计、法律这样的专业去。学历史有没有用？当然是有用的，大到对一个国家民族，小到对个人，都能从过往中得到宝贵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历史可以让我们对现实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避免思想上的迷惑。但这不怪他们，跟我们一贯的历史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的历史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张鸣：现在的历史课就是“满堂灌”，统一一个标准答案，把学生都教傻了，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认为其实大学历史没有必要开这么多课，应该把话语权还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去看书，去体会历史。当然这样难免会有一叶障目的局限，那就需要讨论，产生思想的交锋。历史的真相往往在激烈的辩驳中，自己就浮现出来了。
环球人物杂志：读书、做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件大事，您是怎么评价自己做人的呢？
张鸣：我的性格跟文风比较相符。我不是个太正经的人，可以说有顽童心态，性格比较激进，疾恶如仇，对不平我是要大声喊出来的，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所以，我也希望年轻人要有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