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钱能是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的著名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
　　当时云南还有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财,当地人都叫他槟榔王。钱能听说了,便把这位姓王的抓了起来,道:“你是个老百姓,竟敢惑众,僭越称王!” 书上没有仔细描绘这位槟榔王的反应,但是敢肯定,无论是什么季节,他听到这个罪名之后一定汗如雨下。擅自称王就是向皇上宣战。谁抓住这个王,谁的功劳就大得足够封侯了。槟榔王深知这个罪名的厉害,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灾免祸,史书上说他“尽出其所有”,才算逃过了这一劫。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最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没有流民,老百姓安居乐业,闯王恐怕只能当个小团伙的头头。甚至闯王李自成本人也不会去闯,他没有土地,又被驿站(邮电局兼招待所)裁员下岗,走投无路才加入了老闯王的团伙。钱能啃净了槟榔王,其作用正是制造了李闯王。本来那位槟榔王可以给众多农民和小商贩带来生意,现在其中一些人却要失业甚至成为流民,从这个角度看,钱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
　　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况,御史和镇守太监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们之间也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成化六年(1470年),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给皇上写报告,专门汇报了镇守太监钱能的情况。郭瑞说:“钱能刚强果敢,大有作为,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如今钱能生了病,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乞求皇上圣恩,怜悯云南百姓,永远令他镇守云南。”
　　由此看来,皇上是个容易糊弄的冤大头。钱能回京后还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以职务而论,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
　　
　　贰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现象。回到北京后,李东阳给皇上写了份汇报,描述了亲眼见到的民情: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织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
　　臣在山东的时候,听说陛下因为天灾异常,要求大家直言不讳地反映情况。然而,尽管圣旨频频下发,下边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况,而一旦事情涉及到内廷和贵戚的利益时,什么谏言都会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弃了。实际上,老百姓和皇帝之间只隔了两道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这是第一关。衙役要向书吏汇报,这是第二关。书吏再向州县官员汇报,这是第三关。州县官员向府一级的官员汇报,这是第四关。府级向省级官员汇报,这是第五关。各省向中央各部汇报,这是第六关。中央各部向内阁(皇上的秘书班子)汇报,这是第七关。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
　　
　　叁
　　
　　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崇祯皇上在遗书中写道:“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
　　崇祯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17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官员们也表态说,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于是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