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曾纪鑫的新书《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十一个人》（以下简称《历史的砝码》），是他继《千秋家国梦》、《历史的刀锋》、《永远的驿站》之后的又一部文化历史散文力作。此书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的十一位闽南人为对象，如郑成功、俞大猷、李贽、陈嘉庚等，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身上具有强大的文化内聚力和延展性，是闽南文化的传承者。曾纪鑫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当代意识切入历史人物生命活动的关键节点，通过对人物本身及其影响的审视与评判，对相关人文历史景观的田野考察与辨析，不仅向我们展示了闽南人物所创造的历史功绩，更追索了他们与闽南文化发展成熟及相互作用的历程。《历史的砝码》体现了曾纪鑫的大文化视野，以及他站在新启蒙主义立场下的问题意识写作。
　　从文化心理多层级主体的角度出发，曾纪鑫选择的这十一位闽南历史人物是作为第一层级的文化个人，与第二层级的文化群体和第三层级的文化民族共同构成三位一体的文化心理主体。喻大翔在《论文化心理》一文中指出：“文化个人的人格部分由文化模塑而成，自我部分则表现为或顺应、或抵制、或反叛文化，许多时候还发扬文化的某一因子或创造新文化。”因而，在文化承传创造的一般情形中，文化个人能够帮助文化群体、民族使某种文化系统得以传承，而其他两个层级则可以反过来推动或牵制文化个人的发展。但“只有文化个人才是某种学科及要素的真正创造者与实施者，是一切民族文化历史性延续的真正动力与生命链条”（喻大翔《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国二十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所以，曾纪鑫创作《历史的砝码》一书，其目的并非单纯钩沉闽南历史人物及其功绩，而是旨在发掘、厘清他们与闽南文化甚至是与整个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
　　曾纪鑫在正式写作前，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史料考据工作．对于每一位所写的历史人物，他都尽可能搜集挖掘相关史料，加以考订甄别、阅读消化，探寻与其相关的名胜遗迹，还原现场，澄清事实，增强感悟。比如，为创作《李贽：另类思想家》一篇，曾纪鑫先前往湖北麻城探寻他的隐居之地，后拜访位于福建泉州的李贽故居。而在创作《黄道周：大明孤臣》一文时，为弄清历史上黄道周被行刑的地址究竟是在南京的东华门还是西华门，曾纪鑫在一时难以进行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几经周折，最终托友人请教了当地的专家才得以确认史实。正因有如此深入严谨的前期准备，我们看到，曾纪鑫笔下的历史人物融合了多重因子，人物形象丰满且蕴含着作者深刻的情感体验。
　　十多年来，随着对闽南自然人文和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曾纪鑫的创作逐渐生出一种建立在对地域文化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的文化体认。这种文化体认表现在曾纪鑫将自我的心灵和精神融入到闽南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中，并在对人物本身及其影响重新审视、评判的过程中予以实现。他体验到的是闽南文化的多元融合和博大精深，于创作中则设身处地通过逻辑和想象来重新探索闽南文化是如何发展、作用的奥义。在他的笔下，从明代的李贽、郑成功，到现代的林语堂、陈嘉庚等人，他们的身上融合了闽南土著文化、儒家文化以及外来西方文化等多重因子。比如，思想家李贽一生对所谓“正统”的反叛，探索真知实学的勇气与决心，甚至不惜以死抗争，所彰显的是生于边缘的闽南文化中不畏强权，充满野性与活力，与中心、正统悖逆的一面；而“学贯中西”的林语堂，自幼年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基督教家庭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他始终将幽默闲适、性灵雍容作为自己的人生立场和美学追求，另一方面也不乏犀利批判之作。而曾纪鑫更指出，林语堂身上彰显了闽南人激进偏执的个性特征，他与鲁迅、赛珍珠间的友谊交恶，十年致力于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而无果都有意气用事之嫌。在曾纪鑫所审视评判的这十一位闽南历史人物身上，不仅体现了闽南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一体化和多元性、稳定性与开放性、地域性与世界性兼备的特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是超越了闽南地区的地域限制，其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甚至是偶然的人生细节，都对闽南文化向内“发力”，为中华民族群体人格的形成和全民文化心理的发展提供了丰富、感性、睿智的材料。
　　曾纪鑫运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将历史人物和闽南文化置于大文化视野中，与同时期的西方文化进行观照比较。如在肯定宋代科技丞相苏颂重视科学规律、坚持科学真理，研制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的同时，也批判了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轻视科学技术，以致苏颂的天文、医学成就在当时甚至后世都未引起相关重视。而于当下对苏颂的纪念与学习，曾纪鑫强调不能只是虚应故事，“只有当科学成为一种时尚，当官本位过渡为科学本位，当社会不再因循守旧、模仿‘山寨’，而是以知识、创造为本，以科学、民主立国，中华民族才足以称得上强大与强盛”。在《李贽：另类思想家》一篇中，作者先指出李贽的思想水平为中国同时代学人所不及，后又将他放在整个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中，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巨人们相比较，进而揭示出当时的明朝故步自封，自诩天朝上邦，实际已经被西方的近代文明革命所反超的事实。这样的文化视角，深刻体现了曾纪鑫强烈的文化批判品格和忧患意识。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早在1940年代就指出：“即使是那些看来明白无误而又极具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当人们适时地向它提出问题时，它才会开口说话。”可见，由今知古，由古知今，带着问题进入历史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曾纪鑫的《历史的砝码》就体现出这种以史为鉴的问题意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专制统治、思想控制、轻视科技等弊端的批判和反思，让我们不禁想起“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系统。而曾纪鑫在此书中所追索的问题，不止于人性之辩，也关乎民族和时代——在长夜漫漫、举世萎靡、万马齐喑的专制社会里，李贽桀骜不驯、奋力抗争的内在动力源于何处？郑成功为何不随父亲降清，他举起抗清义旗究竟是为报效明室皇恩，还是为报母之仇、成就自我？这些问题都不是小问题，也并非过去式。夏志清曾用“感时忧国”概括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一种主导性情感，此语亦可用来形容曾纪鑫问题意识背后深度的现实关怀与思考。
　　此书收录的虽然是十一位独立成篇的人物传记，除《苏颂：中国古代唯一的科技丞相》外，其他篇目由于人物的年代相近，在文章内在关联性上就呈现出一定的互现性与互补性。例如，《洪承畴：千古贰臣》和《黄道周：大明孤臣》两篇的主人公，同乡故旧，皆为明末汉臣，洪承畴降清变节，为清朝一统中原可谓“鞠躬尽瘁”，最终却洗不掉“贰臣”之名；黄道周怀一腔孤勇救国救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拒绝洪承畴的劝降，以死明志，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样的对比可谓用心良苦。而《郑成功：勉为其难的民族英雄》和《施琅：复仇与超越》两篇，郑成功和施琅的功绩均涉光复台湾，将两篇合起来阅读，就能理清二人各自的立场和恩怨始末，相互映照之后也互生感慨，不能不令后人深思。
　　（《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十一个人》，曾纪鑫著，九州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