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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规律怎样实现，千百万人是否因此而破产，这对规律和政治经济学家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曾经用犀利的辩证法，一招拆碎了庸俗经济学发黑的骨架：“不为私利的研究没有了，作为代替的是领取津贴的論难攻击；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作为代替的是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
娱乐专制，也正是在经济规律的掩护下，用他人的巨大代价来换取规律的实现。
它一方面把人们的人生从意义追求中赶出来，赶入琐碎无聊的幽闭之室，让人们在娱乐垃圾中消磨光阴。 对于这一处境人们几乎没有表示过反对。即便是波兹曼这样的学者，也表示“我对这些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任何人”。“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
不过，如果人们集体自发的“交税”数额未能达到“娱乐君主”的预期，就会被大发雷霆地指斥为“垃圾观众造就垃圾电影”。这当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呢喃梦呓，波兹曼说“垃圾是好东西”，前提是“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
娱乐圈作为主流大众文化的提供者，丧失“道统”制衡，彻底被金钱力量所支配，最终将遭到大众的唾弃。
另一方面，被外部的光鲜所遮蔽起来的内部龌龊，被规律的幌子掩护起来的反规律，如阴阳合同、坑投资者、洗钱、“潜规则”、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等，事实上是在用不法手段持续制造不平等，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让劳动变得愈益贬值，而不为大众所觉。
阴阳合同，“4天6000万”，在这个幽暗的数字面前，劳动还有意义吗？
“垃圾观众”即便真实存在，也是被刻意制造出来，并用于支持这个制造系统循环运转的。唯有在一条“满载傻瓜的船”上，才没有人怀疑水手的专业程度。
京剧艺术家王佩瑜谈及唱戏，说演员最怕在天津唱，因为那里的观众太内行，任何一点功夫不到位，都会被喝倒彩，即便他们是你的戏迷。京剧演员和票友的关系，与明星和粉丝的关系天殊地别。前者是以人视人，而后者是以神视物。
天津的京剧观众，其实代表着过去京剧观众的主流样貌。京剧曾经长时间代表着传统的主流娱乐方式，所以它对今天的娱乐文化是有镜鉴意义的，它告诉我们，娱乐生态并不必然是今天这种状况。
京剧的时代，演员不敢也无法在精神上统治戏迷。
合流与自爆
崔永元发起的战斗，谈不上出于公心，而是一种私人“复仇”，这是大众清楚，他本人也不隐讳的。
不过从本质上说，这是娱乐圈的自爆。如果这个“专制君主”没有展现出前面所说的那种近于疯狂的傲慢，那么崔永元就不会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决定其自爆的本质是什么呢？
那就是，娱乐圈专制已经从不尊重抽象意义上的“人”，进化为不尊重具体的个人—前者还是意识和思想层面的活动，后者则是对象化到了社会生活之中。
恰恰是这种对具体个人的不尊重提醒了人们：所有人都一直被从人格和智商上藐视。这就实现了激发自爆的要素集成。
这个集成过程，事实上崔永元已经说清楚了，那就是知识分子和娱乐圈的合流。用他的话说，知识分子（作家），就该有“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的深沉天真，应该在人性的完善上有自发主动进取的行为。“但他的心已经不自觉地、舒服地躺下了。”
在这种局面下，个人的复仇行动并不影响人们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反而因其人性化而更容易让人理解。正如有许多参与抗击外侮的英雄，原初的动机也正是个人的复仇一样。
知识分子和娱乐专制的合流，是一种利益的共谋，其代价就是社会制衡力量的丧失，他们合体为一，既不惮于愚弄大众，也不惮于伤害他人。
中国传统的政治运行，向来就有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相互制衡，而一个专制王朝的自爆，往往是以道统被政统所压制或吸收为先导。娱乐专制的自爆，也是同样的逻辑。
知识分子（作家），就该有“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的深沉天真，应该在人性的完善上有自发主动进取的行为。“但他的心已经不自觉地、舒服地躺下了。”
娱乐圈作为主流大众文化的提供者，丧失“道统”制衡，彻底被金钱力量所支配，最终将遭到大众的唾弃，但其成本是由全社会所有成员从物质和精神上去分摊的。所以，如果它不自爆，它的“狐白裘”下成群的虫虱永不对阳光暴露，那么就可能一步步走向波兹曼的预言：“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所谓毁灭，当然不是物质存在意义上的，而是我们的精神活动今后将越来越不具有“人”的属性，因为“大脑长在了胃里”。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论述原始审美和艺术创作时说了一段非常动情的话。
“你不能藐视那已成陈迹的、僵硬了的图像轮廓，你不要以为那只是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你不要小看那似乎非常冷静的阴阳八卦……想当年，他们都是火一般炽热虔信的巫术礼仪的组成部分或符号标记。它们是具有神力魔法的舞蹈、歌唱、咒语的凝冻化了的代表。它们浓缩着、积淀着原始人們强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待。”
王国维认为戏剧起源于原始巫术仪式。也就是说，戏剧一样如李泽厚所述，在最初是有着“火一般的炽热虔信”的。
今天，人们不会再提出这么高级的期待，但求不被当作傻瓜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