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湾121家少年安置机构，去年通报的性侵案例就有142件，比例远高出整个社会的一般发生率。原本用以保护孩童的地方，却屡屡传出性侵丑闻，尽管类似的新闻频繁见诸媒体，但“司法体系”与“社福体系”却讳莫如深，更少有人深究原因。

“不能说的秘密”

　　小诚今年高二，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孩子，笑起来腼腆。在熙来攘往的便利商店，他勉强将自己塞进圆板凳里，弓着背且心不在焉地扭动着手指，眼神始终避免与我接触。
　　很久的沉默后，突然，他说：“小学六年级那年我在安置机构的时候，有初三的大哥哥逼我帮他口交。”
　　那天，小诚吃过早饭后，跟往常一样到指定的区域打扫卫生，一位初三的学生走过来，噌的一声，脱下裤子，开口就要小诚帮他口交。小诚吓了一跳，转身想逃，初三生一个箭步把他抓回来揍了一顿，恶狠狠地瞪着说：“你再不做就试试看。”
　　当然不仅那一次，此后小诚被要挟的地点与手段越来越随机，厕所、浴室，甚至紧邻辅导老师房间的寝室，都发生过。
　　“你怎么不呼救呢？”我忍不住问。
　　在很久很久的沉默后——“因为害怕被揍，”他的头垂得更低，用仅存的力气挤出下一句话，“我真的很害怕再受到伤害了。”
　　小诚念幼儿园时很爱哭，每次只要一哭，爸爸就会拿衣架、藤条抽打他，他常被打到缩在墙角。小学四年级那年，挨过一个被打且筋疲力竭的夜晚，他上学迟到了，站在某个班级前跟着唱完国歌，却被训导主任揪出，认为他偷了东西，一个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小诚重心不稳，跌坐在地。
　　从那天起，小诚开始逃学，每天去网吧玩游戏，肚子饿就溜进便利店偷饼干和饮料。后来他屡次被送进警局，社工认为小诚的家庭无法承担起够格的教育与抚养任务，将他送进一家少儿安置机构。
　　被家庭虐待、被学校放弃，一路坠往安置机构，这本应是社会用来接住“小诚们”下坠人生的最后一道防线，可在这里，却有着更加严峻的悲哀和屈辱。
　　台湾的安置机构又名“育幼院”、“儿少家园”或“中途之家”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台当局在落实儿童少年保护的同时，也不断扩张儿童少年安置的范围，从早期的收容孤儿延伸为同时安置受性侵、家暴或从事性交易的少男少女。1997年，台湾“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法，凡罪行轻微且经评估，家庭无法提供足够的良好教育和抚养的孩童，也会被送进儿童少年安置机构。
　　今年3月，南投县某安置机构爆发集体性侵事件，一未满14岁的少年曾先后替同院至少4名安置少年口交或肛交，最终罹患性病，此事才被意外揭露。而据调查，该机构还有至少8名性侵加害人与被害人。
　　“这绝对不是个案。”曾任“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厅副厅长，现任台北法院法官的蔡坤湖说，在他15年少年庭法官的审判经验里，估计至少2成的安置机构都发生过类似的性侵案件。
　　据“报导者”透过“立法委员”向“卫福部”拿到的统计资料，去年儿童少年安置机构通报的性侵案件为142件，而全台儿童少年安置机构不过121家，而且性侵是所有刑事犯罪案件中被隐藏率最高的一种，有台湾学者估算，实际性侵案件数是通报量的7到10倍。
　　“这是机构里最不能说的秘密。”靖娟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说，经常有安置机构辅導员私下向她倾诉。
　　辅导员所说的故事，经常让林月琴颇觉无力，但她总会多问一句：“怎么不通报呢？”得到的响应很一致，“这是不能够说的，因为会影响到捐款，也会影响到有关部门给机构的补助。”
　　安置机构接受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地方法院的委托来照顾孩童，一个孩童的安置费，政府会提供1.5万到2万元新台币不等，但据“报导者”记者调查，5家不同的安置机构都称，政府的补助不足以支付他们全年的开支，高达五至七成的费用都必须自行募款。
　　“机构的形象很重要，如果我们这家机构传出性侵的话，捐款人会怎么想？他可能就不愿意捐钱给你了。”台东海山扶儿家园主任林劭宇说到。
　　即便通报了，官方也不见得支持这个充满勇气的决定。一名不愿具名的社工曾将性侵事件通报给社会局，他记得对方说：“你们干吗找麻烦，这是我10年来收到的第一个通报。”“你们一定是管理有问题，才会发生这种事。”

被隐藏的“丛林”

　　夜晚的安置機构，是个近身肉搏的“丛林社会”，有套“地下法庭”在主持“正义”。
　　全台121家儿童少年安置机构中，不管是社会局安置，还是法院安置的孩子，都在这里呈现一种丛林社会的轮回：强大的可以欺凌弱小的，弱小的没有反抗之力。
　　有些人注定是“执法者”，他们大多肩宽体壮，敢冲敢拼，像狼一样透着一股狠劲。小诚更像是羊，他平时很安静，走路永远低着头、驼着背，像是要把自己缩成一座地窖。
　　当拳头成为真理，青春的荷尔蒙又在释放，机构内的性侵开始频繁发生。而机构内的少年和一般少年最大的差异，在于缺乏私人空间，欲望在庞大的安置机构内一直无处安放，“当我有欲望的时候，又找不到任何管道可以发泄，身边刚好一个小弟弟在，很容易就抓他来口交或自慰了。”
　　而对于安置机构，性议题不仅牵涉钱、资源、名声，往往还蕴藏违法的风险。
　　在“陈绸儿童少年家园”工作的社工徐瑜能够理解少年的欲望，但站在一个机构经营者的立场，“我没办法提供他们那些资源（她指的是A片、A漫），因为那是违法的。”她说。
　　每个遇到类似问题的社工都在尽力解决所面对的两难困境，但也有人选择把“错误”扼杀在摇篮里。
　　他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去性化的空间。加装更多的监视器，严格禁止少年使用手机以及任何通信用品，计算机必须在老师监督下使用，除了机构提供的书籍外，都属于违禁品，禁止男女交往，书包、抽屉、衣柜随时会被抽查。
　　明远就是在这样去性化的环境中长大。小学四年级那年，某个夜里他正在睡觉，却感觉到他的手被某人拉进裤裆里，醒来后发现他在帮一个学长自慰。那天以后，那名学长更常在他面前裸露生殖器，要他帮着口交、自慰。
　　身心的屈辱以及被威胁的恐惧，让明远始终不敢说出来。直到上初中时，有次他终于鼓起勇气，跟一名信任的辅导员说到此事，那名老师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后来，他握着明远的手，说：“那个哥哥已经离院了，就不要追究了吧。”
　　那次谈话后，明远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性需求。他经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自慰。某次，当他躲在户外草丛后自慰时，被一台监视器拍下他手淫的过程，机构的老师带他去看身心科，整个过程老师跟医师在讨论他有多么不正常，最后医师开了药，他为自慰吃了3年的镇定剂。
　　“你从小就以为自己的性需求是丢脸的、危险的。”后来明远只要一发现自己想自慰，就涌上很深的罪恶感。直到离院，上了大学，他才知道自慰是一件正常的事，“我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吃药？”
　　林月琴觉得正是从政府到儿童少年安置机构都不愿面对少年的性议题，才会让机构内这些受害者持续地受到惩罚。而最糟的情况，就是这些被侵犯的少年变成了加害者。
　　安置机构处理性侵案件有套最简单方便的做法，将性侵的加害人与受害人分开，并强制转院，然后社工在转出孩子时，继续隐匿孩子被性侵或性侵他人的事实，任他们在体系中流转。
　　结果，记忆无法抹除，痛苦在时光中延续。
　　（仇欣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