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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典诗歌历来都是代表传统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是古典文学发展的顶峰。鸦片战争过后，在旧体诗饱受压迫的同时，新体诗应运而生，“五四运动”后迎来它发展的大好时光。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新诗和旧诗都经历了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命运，如今，它们又在社会的呼声中重回大众视野。文章主要浅析自“五四运动”后，诗歌随时代变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新诗；旧诗；“五四运动”；发展趋势
一、旧诗的“落没”与新诗的“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近代中国开始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但这时也有很多外国先进思想理念传入，许多像康有为、梁启超等这样的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路。而这时，曾在中国传统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诗歌的创作也逐渐走向僵化，“滥调陈词”“无病呻吟”等相当普遍，且经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文字狱”等高压政策，到了清末民初时古典诗歌已经不符合当时人们所追求的对自由、民主的表达，因此，古典诗歌难以适应当时社会时代的变迁。古典旧诗开始没落，而新诗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黄遵宪在《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诗：“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真传。”不难看出人们对新诗的推崇。“五四运动”过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爱国人士找到了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时新文化运动也在蓬勃兴起，以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目标，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1917年2月，胡适的《白话诗八首》的发表标志着新诗的诞生，1920年《新青年》出版的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新体诗歌形态的艰难过程。郭沫若的《女神》是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它的发表则为新诗确立了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新诗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力压旧诗，呈现繁荣的趋势，成为中国的主导诗歌。如《凤凰涅槃》：“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凤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这段诗借凤凰浴火重生的古老传说，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敢于打破陈规、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这里面的凤凰不仅是作者的化身，也是中华民族新生的象征，是呼唤民族觉醒的精神史诗。一般来说，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文化会受到占优势地位的民族文化的影响。比如，盛唐时期，汉民族文化吸引了很多国家派使者前来学习，学习礼仪、文学等，如日本的遣唐使，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于是随着世界经济市场的发展，外国诗歌对新诗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诗人在吸收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究，形成了不同的诗派，如以冯雪峰、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以卞之琳、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等，这些诗派或大或小，成就不一，都反映了当时混乱的年代诗人们对民主、自由、平等的向往和救亡图存的思想。其中戴望舒的《雨巷》：“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就深受19世纪末法国艺术流派的影响，用暗喻、隐喻、象征等手法表现内心的情感，不同于郭沫若气势磅礴、绚丽夺目、大开大合的气势，戴望舒的诗不但有外国诗歌的影响，也深蕴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婉约、清丽韵致，是中西結合，新诗旧诗交锋的完美融合，他因此也被称为“雨巷诗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百花齐放”与“文革”时期的“萧瑟时代”
旧诗一方面仍然遭受着新诗的高压屠戮，一方面又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手下坚韧腾跃，这里就不得不提毛泽东对旧诗的贡献。据粗略估算，毛泽东一生大概写了70多首旧体诗，如《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是对抗战名将戴安澜将军的盛赞和深切的怀念，用古典挽诗的朴实庄重、悲壮意远写出了他对戴安澜将军为抗日献出宝贵生命的诚挚哀悼和无限的敬意！毛泽东诗歌的发表和有关诗歌发展格局的论述公布，也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写道：“诗应当以新体诗为主题，旧体诗也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不易学，这些话仅给你们参考。”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诗歌发展的想法，即以新诗为主，旧诗也要发展，毕竟是上下五千年传承的文化瑰宝，不能断。此后除了像陈毅这样写旧体诗的诗人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还有郭沫若、何其芳这样的新诗人也投入过旧诗的怀抱，使旧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焕发出新的光芒。新诗也在旧诗中找到了新的营养来源，化古为今，推陈出新，中国诗歌一时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是引发“文革”的导火线，从1966年开始全国开始卷入“文革”的浪潮中，造成无数的文物破坏，无数文人被打压批斗、思想受到禁锢，政治法律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混乱，终日人心惶惶。一般来说，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产物，特别是“文革”时期，大部分优秀作品被安上各种罪名而遭到大批判，少部分的刊物也带上了极为严重的政治色彩，被称为“遵命文学”，公开出版的诗歌主要是由工农兵创作，基本上都是口号标语类型的打油诗，几乎没有诗歌特有的艺术境界和情怀。与此同时，由人民群众发起的“地下文学”也相应兴起，也可以称为“地下诗学”，因为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诗歌，流传最广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染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这些满怀激情充满希望的话语出现在青年们迷茫的时刻，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惊醒和呼唤的作用，因此这首诗广为流传，就算是现在这首诗也发挥着它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与新时代的“迷茫”
在经历“文革”摧残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诗人在经历长久的思想禁锢和心灵扭曲之后，迎来了新的曙光。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文学创作，诗歌也如雨后春笋涌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的兴起给中国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因为在艺术表现上多用象征、含蓄、隐喻、暗示等手法，给人一种“烟笼寒水月笼沙”的美感，同时又带有隐约、不透明的讽刺、嘲笑等氛围，因此也被称为“古怪诗”。像顾城《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这个人我们且不去评价，但他笔下的这一句诗，正是他那一代青年最真实的写照，他们还没有从“文革”结束的牢笼里挣脱出来，就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因而，他们矛盾又迷茫，彷徨不安又渴望光明和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优秀的作品顺应时代的潮流涌现出来，像林希的《无名河》、流沙河的《老人与海》、赵恺的《第五十七个黎明》等，都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网络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习惯、消费概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诗歌作为一种高层的精神文化产物，不同于其他的“快餐文化”，似乎越来越不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诗歌的创作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且我国现在的应试教育，导致只追求分数，往往忽视了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积累，舍本逐末，喜爱古代小孩启蒙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虽然这三本书在现代看来也是必不可少的经典的儿童启蒙读物，但现实中却甚少有学校或者家长重视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我们现在能回想起的诗歌绝大部分都是旧诗，其余的新诗也是课本里出现诗人所写的，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人和作品几乎没有一点印象，导致我国出现诗歌断层现象。的确，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诗歌享有优越的地位，它是权力催升的阶梯，是上层人际交往的精致方式，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已经失去了至尊的地位，这就迫使诗歌必须做出转变了。
从近现代开始的文化侵略和现代社会西方的各种影视输入等，社会上出现了“唯西方论”的观点，过分崇拜西方，崇洋媚外。而我们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次的磨难，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传承至今的民族，而这正源于血脉里的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由此可知，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获得文化归属感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幸好，这几年弘扬传统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诗文化、诗活动相继出现，像“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好诗词”等，社会越发重视诗歌文化素养，但这仅针对古典诗词。
而新诗则陷入了低谷，和旧诗相比，新诗虽然形式自由、表达多样，可以将诗意尽情发挥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创作，把一些俗不可耐的句子强作诗句，且新诗本就缺乏旧诗的格律美和文化底蕴，大部分的新诗的内涵仅仅浮于表面，水平参差不齐，缺少实质。如《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
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
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
第一眼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这能算是新诗吗？但却有人对此过分解读，认为这是一首绝好的新诗，那我来仿写一首《我终于在房檐上看到》，不算原创，做不得数。
一只燕子，另一只燕子，一群燕子
可能还有更多的燕子。
我想如果按这种方式写下去，那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了。虽然这类诗存在即有它的需求，但相比这样的新诗，我还是更愿去欣赏“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佳句，这些句子能让我们隔着久远历史，体会到诗人的所感所想，那一刻，仿佛穿越时空感受诗人当时的心境，与他们同悲同乐，这是那个时代的魅力！如此想来，更愿意在旧诗里面提升文化素养，寻求精神寄托，这就导致新诗的读者越来越少，写新诗的诗人也越来越少，新诗发展受到严峻的考验。
四、结语
总的来说，不管是旧诗也好，新诗也罢，现在都呈现波浪式的发展趋势，它们需要有所转变来适应这个社会才能不被埋没在历史的发展中。旧诗隨着国力的强盛，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现在正逐渐复兴；而新诗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虽然现在遇到了挫折和困惑，但困惑往往孕育着生机。我们相信，只要重新呼唤诗歌在社会中的作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加强诗歌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一定会迎来新的生机，迎来属于诗歌的时代！
参考文献：
[1]聂广友.新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2]胡 适.中国新诗经典·尝试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关键词：新诗；旧诗；“五四运动”；发展趋势
一、旧诗的“落没”与新诗的“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近代中国开始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但这时也有很多外国先进思想理念传入，许多像康有为、梁启超等这样的有志之士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路。而这时，曾在中国传统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诗歌的创作也逐渐走向僵化，“滥调陈词”“无病呻吟”等相当普遍，且经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文字狱”等高压政策，到了清末民初时古典诗歌已经不符合当时人们所追求的对自由、民主的表达，因此，古典诗歌难以适应当时社会时代的变迁。古典旧诗开始没落，而新诗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
黄遵宪在《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诗：“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真传。”不难看出人们对新诗的推崇。“五四运动”过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爱国人士找到了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时新文化运动也在蓬勃兴起，以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目标，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1917年2月，胡适的《白话诗八首》的发表标志着新诗的诞生，1920年《新青年》出版的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显示出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新体诗歌形态的艰难过程。郭沫若的《女神》是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它的发表则为新诗确立了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新诗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力压旧诗，呈现繁荣的趋势，成为中国的主导诗歌。如《凤凰涅槃》：“我便是你，你便是我。火便是凰，凤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这段诗借凤凰浴火重生的古老传说，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敢于打破陈规、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这里面的凤凰不仅是作者的化身，也是中华民族新生的象征，是呼唤民族觉醒的精神史诗。一般来说，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文化会受到占优势地位的民族文化的影响。比如，盛唐时期，汉民族文化吸引了很多国家派使者前来学习，学习礼仪、文学等，如日本的遣唐使，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于是随着世界经济市场的发展，外国诗歌对新诗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诗人在吸收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究，形成了不同的诗派，如以冯雪峰、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以卞之琳、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等，这些诗派或大或小，成就不一，都反映了当时混乱的年代诗人们对民主、自由、平等的向往和救亡图存的思想。其中戴望舒的《雨巷》：“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就深受19世纪末法国艺术流派的影响，用暗喻、隐喻、象征等手法表现内心的情感，不同于郭沫若气势磅礴、绚丽夺目、大开大合的气势，戴望舒的诗不但有外国诗歌的影响，也深蕴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婉约、清丽韵致，是中西結合，新诗旧诗交锋的完美融合，他因此也被称为“雨巷诗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百花齐放”与“文革”时期的“萧瑟时代”
旧诗一方面仍然遭受着新诗的高压屠戮，一方面又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手下坚韧腾跃，这里就不得不提毛泽东对旧诗的贡献。据粗略估算，毛泽东一生大概写了70多首旧体诗，如《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是对抗战名将戴安澜将军的盛赞和深切的怀念，用古典挽诗的朴实庄重、悲壮意远写出了他对戴安澜将军为抗日献出宝贵生命的诚挚哀悼和无限的敬意！毛泽东诗歌的发表和有关诗歌发展格局的论述公布，也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写道：“诗应当以新体诗为主题，旧体诗也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不易学，这些话仅给你们参考。”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诗歌发展的想法，即以新诗为主，旧诗也要发展，毕竟是上下五千年传承的文化瑰宝，不能断。此后除了像陈毅这样写旧体诗的诗人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还有郭沫若、何其芳这样的新诗人也投入过旧诗的怀抱，使旧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焕发出新的光芒。新诗也在旧诗中找到了新的营养来源，化古为今，推陈出新，中国诗歌一时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是引发“文革”的导火线，从1966年开始全国开始卷入“文革”的浪潮中，造成无数的文物破坏，无数文人被打压批斗、思想受到禁锢，政治法律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混乱，终日人心惶惶。一般来说，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产物，特别是“文革”时期，大部分优秀作品被安上各种罪名而遭到大批判，少部分的刊物也带上了极为严重的政治色彩，被称为“遵命文学”，公开出版的诗歌主要是由工农兵创作，基本上都是口号标语类型的打油诗，几乎没有诗歌特有的艺术境界和情怀。与此同时，由人民群众发起的“地下文学”也相应兴起，也可以称为“地下诗学”，因为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诗歌，流传最广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染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这些满怀激情充满希望的话语出现在青年们迷茫的时刻，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惊醒和呼唤的作用，因此这首诗广为流传，就算是现在这首诗也发挥着它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与新时代的“迷茫”
在经历“文革”摧残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诗人在经历长久的思想禁锢和心灵扭曲之后，迎来了新的曙光。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文学创作，诗歌也如雨后春笋涌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的兴起给中国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因为在艺术表现上多用象征、含蓄、隐喻、暗示等手法，给人一种“烟笼寒水月笼沙”的美感，同时又带有隐约、不透明的讽刺、嘲笑等氛围，因此也被称为“古怪诗”。像顾城《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这个人我们且不去评价，但他笔下的这一句诗，正是他那一代青年最真实的写照，他们还没有从“文革”结束的牢笼里挣脱出来，就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因而，他们矛盾又迷茫，彷徨不安又渴望光明和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优秀的作品顺应时代的潮流涌现出来，像林希的《无名河》、流沙河的《老人与海》、赵恺的《第五十七个黎明》等，都曾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 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网络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习惯、消费概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诗歌作为一种高层的精神文化产物，不同于其他的“快餐文化”，似乎越来越不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诗歌的创作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且我国现在的应试教育，导致只追求分数，往往忽视了优秀传统文化素养的积累，舍本逐末，喜爱古代小孩启蒙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虽然这三本书在现代看来也是必不可少的经典的儿童启蒙读物，但现实中却甚少有学校或者家长重视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我们现在能回想起的诗歌绝大部分都是旧诗，其余的新诗也是课本里出现诗人所写的，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人和作品几乎没有一点印象，导致我国出现诗歌断层现象。的确，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诗歌享有优越的地位，它是权力催升的阶梯，是上层人际交往的精致方式，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已经失去了至尊的地位，这就迫使诗歌必须做出转变了。
从近现代开始的文化侵略和现代社会西方的各种影视输入等，社会上出现了“唯西方论”的观点，过分崇拜西方，崇洋媚外。而我们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次的磨难，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传承至今的民族，而这正源于血脉里的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由此可知，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获得文化归属感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幸好，这几年弘扬传统的呼声日益高涨，各种诗文化、诗活动相继出现，像“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好诗词”等，社会越发重视诗歌文化素养，但这仅针对古典诗词。
而新诗则陷入了低谷，和旧诗相比，新诗虽然形式自由、表达多样，可以将诗意尽情发挥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创作，把一些俗不可耐的句子强作诗句，且新诗本就缺乏旧诗的格律美和文化底蕴，大部分的新诗的内涵仅仅浮于表面，水平参差不齐，缺少实质。如《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
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
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
第一眼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这能算是新诗吗？但却有人对此过分解读，认为这是一首绝好的新诗，那我来仿写一首《我终于在房檐上看到》，不算原创，做不得数。
一只燕子，另一只燕子，一群燕子
可能还有更多的燕子。
我想如果按这种方式写下去，那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了。虽然这类诗存在即有它的需求，但相比这样的新诗，我还是更愿去欣赏“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佳句，这些句子能让我们隔着久远历史，体会到诗人的所感所想，那一刻，仿佛穿越时空感受诗人当时的心境，与他们同悲同乐，这是那个时代的魅力！如此想来，更愿意在旧诗里面提升文化素养，寻求精神寄托，这就导致新诗的读者越来越少，写新诗的诗人也越来越少，新诗发展受到严峻的考验。
四、结语
总的来说，不管是旧诗也好，新诗也罢，现在都呈现波浪式的发展趋势，它们需要有所转变来适应这个社会才能不被埋没在历史的发展中。旧诗隨着国力的强盛，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现在正逐渐复兴；而新诗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虽然现在遇到了挫折和困惑，但困惑往往孕育着生机。我们相信，只要重新呼唤诗歌在社会中的作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加强诗歌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一定会迎来新的生机，迎来属于诗歌的时代！
参考文献：
[1]聂广友.新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2]胡 适.中国新诗经典·尝试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