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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8 月31 日，消防官兵在会理县黎溪镇一处倒塌的房屋中抢救出一头耕牛
攀枝花-会理地震造成至少41人死亡，主要出自农村地区，这无情地折射出乡村抗震体系的脆弱
一场6级地震的伤亡
67岁的杨兆伦站在帐篷前，指着一堆废墟：“我们村死了八个人，最惨的是邓志发一家，三口人都没有了……”
杨兆伦是四川省会理县黎溪镇新桥村村民。9月5日，他向《财经》记者描述了几天前袭击他们家园的6级地震。
杨兆伦提到的邓志发，在攀枝花市区打工。地震来袭时，他家的房子轰然倒塌，15岁的儿子邓建勇、9岁的女儿邓建菊和妻子文学金都被压身亡。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8月30日下午4时30分许，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
一般来讲，震级每相差1级，其能量相差约32倍。这就意味着，“8·30”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的能量，远远小于“5·12”汶川8.0级地震。后者的能量约为前者的900多倍。
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邓昌文在攀枝花-会理地震当天向《财经》记者确认，这次地震并非汶川大地震的余震，而是一次新的地震。
在地震灾害预防工作较好的日本和美国，6级地震一般不会造成大的冲击。然而，不幸的是，攀枝花-会理地震竟然夺走了数十条生命，损坏了数十万间房屋。
截至9月6日，来自民政部等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攀枝花-会理地震造成至少41人死亡——会理县29人，攀枝花市6人，云南省楚雄州6人，另有800多人受伤。此外，倒损房屋53.2万余间，其中直接倒塌的房屋近2万间，受灾人口超过55万。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此次地震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农村地区。
距离攀枝花市区四五十公里的拉鲊－鱼鲊一带，是这次地震的震中。其中，拉鲊村隶属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鱼鲊隶属于会理县黎溪镇，与拉鲊隔金沙江相望。
在拉鲊村，有大量房屋倒塌，并且有多人受伤。拉鲊小学成为一个临时安置点，狭小的院子里挤满了帐篷。
在拉鲊村组织现场救援的武警攀枝花支队副政委李润帮中校告诉《财经》记者，村里约有95％的房屋成为危房，基本上都是抗震性能很差的土坯房和夯土房。
会理县黎溪镇灾情同样如此。黎溪镇黎屯村村民李宗诚的房屋已经严重受损。他一边收拾着尚能使用的瓦片和房梁，一边无奈地诉说：“倒的都是‘泥巴房子’，我这个房子才建了几年，就没法住了。”
黎溪镇新桥村的邓志发家，同样是土坯的“泥巴房子”。杨兆伦告诉记者，那个房子建于1987年，“只要结实一点，多撑几秒钟，他们都不会死。”
的确如此，邓志发的儿子，就倒在房屋门口。这些在瞬间倒塌的房屋，直接导致了村民们的伤亡。
农村民居不设防
攀枝花-会理地震发生后，在9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司长黄建发告诉《财经》记者，攀枝花-会理地震灾区的房屋结构以土坯房、夯土房等土木结构为主，约占85％；砖木结构约占10％，其他结构仅占5％。而土木结构房屋抗震性能差，震后容易出现多处贯通性裂缝、墙体倾斜移位、屋顶坍塌等现象。
其实，类似此次攀枝花-会理地震的震级，造成农村房屋大量倒塌、人员伤亡的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
2006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农村民居防震保安工作会议上指出，“小震致灾”甚至“小震大灾”，是中国农村地震灾害的显著特点。这与农村民居选址不合理、建筑结构不当、材料质量差、整体性能弱和抗震能力低密切相关。
堪为佐证的是，2005年11月26日的江西九江5.7级地震，造成13人死亡，一度有40多万人露宿街头。这次地震的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大多出自农村和乡镇。
九江地震发生后，广州大学教授周云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到现场进行考察。这个研究小组后来在《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由于没有专门的村庄与集镇建筑抗震技术规范或规程，农村房屋大部分未进行抗震设防和设计，乡镇部门对农村房屋建设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
中国的集镇居住着较多的人口，但建筑物的规划、设计和施工监管力度均不及城市。至于更为广大的村落，诸多房屋既缺乏科学设计，更谈不上施工监管，房屋质量更是普遍不高。
在“5·12”汶川8.0级地震中，市区的建筑物受损相对较轻，而乡镇和农村的建筑物受损相当惨重。这同样凸显了中国城乡建筑质量的巨大差距。
攀枝花－会理地震发生后，很多人认为，灾区房屋质量低下，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其实，如果单纯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衡量，此次攀枝花-会理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会理农村，经济并不落后。作为“中国石榴种植第一县”和“烟叶种植第二县”，会理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7年达到4370元；同期，凉山州为3187元，四川省3547元，全国4140元。
至少在会理县，经济发展水平或许并不是农村房屋抗震能力的决定性因素，重要因素在于抗震意识。
攀枝花-会理交界处在历史上也是地震多发地带。1955年9月23日，在“830”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震中的拉鲊-鱼鲊一带，曾发生过6.7级地震，造成728人死亡，1547人受伤。上了年纪的当地村民，对那次地震仍然记忆犹新。会理县黎溪镇新桥村村民杨兆伦就能准确说出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八月初八晚上12点多的样子吧，我们村里死了100多个人，房子基本上都倒了，大家只有砍树枝自己搭棚子住。”
但那次惨剧似乎没有影响村民们的建房习惯，政府部门也没有及时介入。杨兆伦说：“后来盖房子的时候，大家还是盖泥巴房子，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该如何盖。”
黎溪镇黎屯村村民李宗诚也说，他的母亲在1955年地震中受伤严重，但2002年他们家新修房子时，仍然选择了“泥巴房子”。
农村房屋抗震能力，更应该引起当地政府和村民的警惕。2004年1月，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胡聿贤等18位“两院”院士，曾经联合提出“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的建议”。
胡聿贤对《财经》记者回忆说，当初他们之所以提出那份建议，就是考虑到中国农村民居和村镇公共设施防震能力薄弱，“农村建筑的质量太差了，就像这次攀枝花-会理地震中大量倒塌的土坯房，基本上没有抗震能力。”
胡聿贤等人在建议中指出，近年来，国内地震造成倒塌的建筑几乎全部是农村的民居，伤亡的也绝大部分是农民，甚至5级左右的地震也能造成人员死亡。由于缺乏法律强制要求、缺乏防震减灾意识和知识、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等原因，几乎不设防的农村民居和村镇公共设施成为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隐患。
因此，这些专家建议，国家应充分重视农村民居建设，安排一定资金，启动“地震安全农居工程”，从制定农村民居防震技术方案，建立农村民居防震技术宣传、培训服务网，建设安全农居示范工程等几个方面，对农村防震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
时任中国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专门就此致信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回良玉，并转呈了院士们的建议。回良玉很快作出批示：“提高民居防震能力是防震減灾的重大措施，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18位院士的建议和瑞祥同志的意见很好，请地震局商发改委、建设部等单位予以研酌。”温家宝和时任副总理曾培炎圈阅同意。
痛定思痛：新疆的尝试
2004年后，“地震安全农居工程”得以在部分省区开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城乡抗震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肖代君告诉《财经》记者，新疆在2004年率先启动了这项工作，“一是因为中央的指示精神，二来也是2003年巴楚-伽师地震的教训太过惨烈。”
2003年2月24日，新疆巴楚-伽师发生里氏6.8级地震，共造成268人死亡和3万余民房倒塌。肖代君说：“当时新疆80％的农村房屋都达不到抗震要求，倒塌和造成死伤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些不抗震的房屋。”
到2007年底，新疆自治区累计投入资金约321亿元，新建和改造抗震安居住房152万户，其中农村122万户。目前，这项工程在继续推进。
这321亿元资金，绝大部分不是财政投入。实际上，政府给每个农户的建房补贴分为2000元、3000元和4000元几个等级，最多的也只有4000元，其他都要靠农民自己解决。
对于政府来说，提供建房补贴主要是一种激励手段。肖代君说：“除了几千元的补贴，我们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向农户免费提供八种不同结构的抗震安居房供他们选择，并且提供技术培训等。”
为了让更多农户参与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新疆日报》和《新疆经济报》等媒体上还开设了专门的栏目进行介绍和推广。
在新疆，建设农村抗震安居房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自治区政府主席与各地市州政府“一把手”签责任状，各地市州政府“一把手”又与县一级政府的“一把手”签责任状，如此类推。
肖代君向《财经》记者透露，他们每年要进行三次例行复核检查，“签订了责任状，自然就要考核，这中间我们处罚了不少人，也罚了不少款。”
肖代君所在的新疆城乡抗震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建设厅、发改委、农业厅、扶贫办等29个部门组成。这在全国大概也是首创。
迄今为止，新疆的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接受了多次地震考验。2005年2月15日，新疆乌什县发生6.2级地震，当地的抗震安居房均完好无损。
另据肖代君介绍，在新疆于田县2008年3月21日发生的7.3级地震中，“抗震安居房没有倒，也没有人员伤亡，这是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事情。”
尴尬“农居抗震工程”
从中央到地方，这些年来对于加强农村民居安全做了不少工作，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震专家对《财经》记者说：“看看汶川大地震，还有这次攀枝花-会理地震，就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了。文件从中央到省，再到市县，层层转发，在很多地方成了一纸空文。”
四川省地震局震害防御处处长漆德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四川省也从2004年开始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目前共有近150个试点村。
漆德方说，这些试点村的效果不错。这次汶川大地震后，他专门走访了什邡市的试点村，那里的地震安居房都没有倒，“你要知道，像什邡这样地震极重灾区的农村房子，差不多是80％－90％倒塌和损坏。”
但他同时坦承，四川省的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仍然停留在“试点乡”“试点村”的阶段，其力度与新疆相去甚远。
对于其中的差距，漆德方认为，这与农民建房属于自愿行为，缺乏强制力和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以及缺乏资金支持等因素有关。“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一直是农民自愿为主，没有强制性。我们又没有任何资金上的补助，只是向有需要的农民免费提供图纸，组织他们进行建筑施工方面的培训，推动起来的难度确实比较大。”
或许，资金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据漆德方介绍，对于汶川大地震后受灾农村房屋的重建，每个农户有2万元的补助，但他们在检查中发现，有的农户按照政府提供的图纸进行施工，也有的农户并没有这样做，其房屋的抗震能力依然难以保障。
漆德方说，根据测算，农村民居达到本地区的抗震标准，实际上每平方米只需要增加50元的成本，而且每年大概也只有5％-10％的农户会盖新房或改造旧房，所需资金规模并不是特别大。
无论如何，“8·30”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给人们再次敲响了警钟。
黎溪镇黎屯村村民李宗诚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次地震后，“只要政府引导我们，再支持我们一点，自己再努力，我肯定要建砖瓦房的，虽然像我这样的老农民很穷。”
漆德方对《财经》记者说，新疆的一些经验确实值得借鉴。比如，地震部门从来就是一个弱势部门，单纯靠地震部门，很难推动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对于邻近的云南省，他同样很是羡慕：“云南省级财政每年投资5亿元，准备用五年时间，来做农村地震安居房的事。”
云南的这项工作始于2007年3月，计划让该省100万户农户搬进能抵御6级地震的安居房。其中，对拆除重建和加固改造的农户进行直接现金补助，补助标准分别是每户5000元和2000元。
8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胡聿贤也向《财经》记者表示，要继续推动农村民居的抗震能力建设，“政府要真正承担责任，首先在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高危多发区，加快推进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
本刊记者朱弢对此文亦有贡献
攀枝花-会理地震造成至少41人死亡，主要出自农村地区，这无情地折射出乡村抗震体系的脆弱
一场6级地震的伤亡
67岁的杨兆伦站在帐篷前，指着一堆废墟：“我们村死了八个人，最惨的是邓志发一家，三口人都没有了……”
杨兆伦是四川省会理县黎溪镇新桥村村民。9月5日，他向《财经》记者描述了几天前袭击他们家园的6级地震。
杨兆伦提到的邓志发，在攀枝花市区打工。地震来袭时，他家的房子轰然倒塌，15岁的儿子邓建勇、9岁的女儿邓建菊和妻子文学金都被压身亡。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8月30日下午4时30分许，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交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
一般来讲，震级每相差1级，其能量相差约32倍。这就意味着，“8·30”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的能量，远远小于“5·12”汶川8.0级地震。后者的能量约为前者的900多倍。
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邓昌文在攀枝花-会理地震当天向《财经》记者确认，这次地震并非汶川大地震的余震，而是一次新的地震。
在地震灾害预防工作较好的日本和美国，6级地震一般不会造成大的冲击。然而，不幸的是，攀枝花-会理地震竟然夺走了数十条生命，损坏了数十万间房屋。
截至9月6日，来自民政部等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攀枝花-会理地震造成至少41人死亡——会理县29人，攀枝花市6人，云南省楚雄州6人，另有800多人受伤。此外，倒损房屋53.2万余间，其中直接倒塌的房屋近2万间，受灾人口超过55万。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此次地震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农村地区。
距离攀枝花市区四五十公里的拉鲊－鱼鲊一带，是这次地震的震中。其中，拉鲊村隶属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鱼鲊隶属于会理县黎溪镇，与拉鲊隔金沙江相望。
在拉鲊村，有大量房屋倒塌，并且有多人受伤。拉鲊小学成为一个临时安置点，狭小的院子里挤满了帐篷。
在拉鲊村组织现场救援的武警攀枝花支队副政委李润帮中校告诉《财经》记者，村里约有95％的房屋成为危房，基本上都是抗震性能很差的土坯房和夯土房。
会理县黎溪镇灾情同样如此。黎溪镇黎屯村村民李宗诚的房屋已经严重受损。他一边收拾着尚能使用的瓦片和房梁，一边无奈地诉说：“倒的都是‘泥巴房子’，我这个房子才建了几年，就没法住了。”
黎溪镇新桥村的邓志发家，同样是土坯的“泥巴房子”。杨兆伦告诉记者，那个房子建于1987年，“只要结实一点，多撑几秒钟，他们都不会死。”
的确如此，邓志发的儿子，就倒在房屋门口。这些在瞬间倒塌的房屋，直接导致了村民们的伤亡。
农村民居不设防
攀枝花-会理地震发生后，在9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司长黄建发告诉《财经》记者，攀枝花-会理地震灾区的房屋结构以土坯房、夯土房等土木结构为主，约占85％；砖木结构约占10％，其他结构仅占5％。而土木结构房屋抗震性能差，震后容易出现多处贯通性裂缝、墙体倾斜移位、屋顶坍塌等现象。
其实，类似此次攀枝花-会理地震的震级，造成农村房屋大量倒塌、人员伤亡的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
2006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农村民居防震保安工作会议上指出，“小震致灾”甚至“小震大灾”，是中国农村地震灾害的显著特点。这与农村民居选址不合理、建筑结构不当、材料质量差、整体性能弱和抗震能力低密切相关。
堪为佐证的是，2005年11月26日的江西九江5.7级地震，造成13人死亡，一度有40多万人露宿街头。这次地震的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大多出自农村和乡镇。
九江地震发生后，广州大学教授周云带领的一个研究小组到现场进行考察。这个研究小组后来在《工程抗震与加固改造》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由于没有专门的村庄与集镇建筑抗震技术规范或规程，农村房屋大部分未进行抗震设防和设计，乡镇部门对农村房屋建设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
中国的集镇居住着较多的人口，但建筑物的规划、设计和施工监管力度均不及城市。至于更为广大的村落，诸多房屋既缺乏科学设计，更谈不上施工监管，房屋质量更是普遍不高。
在“5·12”汶川8.0级地震中，市区的建筑物受损相对较轻，而乡镇和农村的建筑物受损相当惨重。这同样凸显了中国城乡建筑质量的巨大差距。
攀枝花－会理地震发生后，很多人认为，灾区房屋质量低下，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其实，如果单纯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衡量，此次攀枝花-会理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会理农村，经济并不落后。作为“中国石榴种植第一县”和“烟叶种植第二县”，会理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7年达到4370元；同期，凉山州为3187元，四川省3547元，全国4140元。
至少在会理县，经济发展水平或许并不是农村房屋抗震能力的决定性因素，重要因素在于抗震意识。
攀枝花-会理交界处在历史上也是地震多发地带。1955年9月23日，在“830”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震中的拉鲊-鱼鲊一带，曾发生过6.7级地震，造成728人死亡，1547人受伤。上了年纪的当地村民，对那次地震仍然记忆犹新。会理县黎溪镇新桥村村民杨兆伦就能准确说出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八月初八晚上12点多的样子吧，我们村里死了100多个人，房子基本上都倒了，大家只有砍树枝自己搭棚子住。”
但那次惨剧似乎没有影响村民们的建房习惯，政府部门也没有及时介入。杨兆伦说：“后来盖房子的时候，大家还是盖泥巴房子，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该如何盖。”
黎溪镇黎屯村村民李宗诚也说，他的母亲在1955年地震中受伤严重，但2002年他们家新修房子时，仍然选择了“泥巴房子”。
农村房屋抗震能力，更应该引起当地政府和村民的警惕。2004年1月，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员胡聿贤等18位“两院”院士，曾经联合提出“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的建议”。
胡聿贤对《财经》记者回忆说，当初他们之所以提出那份建议，就是考虑到中国农村民居和村镇公共设施防震能力薄弱，“农村建筑的质量太差了，就像这次攀枝花-会理地震中大量倒塌的土坯房，基本上没有抗震能力。”
胡聿贤等人在建议中指出，近年来，国内地震造成倒塌的建筑几乎全部是农村的民居，伤亡的也绝大部分是农民，甚至5级左右的地震也能造成人员死亡。由于缺乏法律强制要求、缺乏防震减灾意识和知识、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等原因，几乎不设防的农村民居和村镇公共设施成为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隐患。
因此，这些专家建议，国家应充分重视农村民居建设，安排一定资金，启动“地震安全农居工程”，从制定农村民居防震技术方案，建立农村民居防震技术宣传、培训服务网，建设安全农居示范工程等几个方面，对农村防震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
时任中国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专门就此致信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回良玉，并转呈了院士们的建议。回良玉很快作出批示：“提高民居防震能力是防震減灾的重大措施，也是一项基础性工作。18位院士的建议和瑞祥同志的意见很好，请地震局商发改委、建设部等单位予以研酌。”温家宝和时任副总理曾培炎圈阅同意。
痛定思痛：新疆的尝试
2004年后，“地震安全农居工程”得以在部分省区开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城乡抗震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肖代君告诉《财经》记者，新疆在2004年率先启动了这项工作，“一是因为中央的指示精神，二来也是2003年巴楚-伽师地震的教训太过惨烈。”
2003年2月24日，新疆巴楚-伽师发生里氏6.8级地震，共造成268人死亡和3万余民房倒塌。肖代君说：“当时新疆80％的农村房屋都达不到抗震要求，倒塌和造成死伤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些不抗震的房屋。”
到2007年底，新疆自治区累计投入资金约321亿元，新建和改造抗震安居住房152万户，其中农村122万户。目前，这项工程在继续推进。
这321亿元资金，绝大部分不是财政投入。实际上，政府给每个农户的建房补贴分为2000元、3000元和4000元几个等级，最多的也只有4000元，其他都要靠农民自己解决。
对于政府来说，提供建房补贴主要是一种激励手段。肖代君说：“除了几千元的补贴，我们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向农户免费提供八种不同结构的抗震安居房供他们选择，并且提供技术培训等。”
为了让更多农户参与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新疆日报》和《新疆经济报》等媒体上还开设了专门的栏目进行介绍和推广。
在新疆，建设农村抗震安居房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自治区政府主席与各地市州政府“一把手”签责任状，各地市州政府“一把手”又与县一级政府的“一把手”签责任状，如此类推。
肖代君向《财经》记者透露，他们每年要进行三次例行复核检查，“签订了责任状，自然就要考核，这中间我们处罚了不少人，也罚了不少款。”
肖代君所在的新疆城乡抗震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建设厅、发改委、农业厅、扶贫办等29个部门组成。这在全国大概也是首创。
迄今为止，新疆的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接受了多次地震考验。2005年2月15日，新疆乌什县发生6.2级地震，当地的抗震安居房均完好无损。
另据肖代君介绍，在新疆于田县2008年3月21日发生的7.3级地震中，“抗震安居房没有倒，也没有人员伤亡，这是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事情。”
尴尬“农居抗震工程”
从中央到地方，这些年来对于加强农村民居安全做了不少工作，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震专家对《财经》记者说：“看看汶川大地震，还有这次攀枝花-会理地震，就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了。文件从中央到省，再到市县，层层转发，在很多地方成了一纸空文。”
四川省地震局震害防御处处长漆德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四川省也从2004年开始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目前共有近150个试点村。
漆德方说，这些试点村的效果不错。这次汶川大地震后，他专门走访了什邡市的试点村，那里的地震安居房都没有倒，“你要知道，像什邡这样地震极重灾区的农村房子，差不多是80％－90％倒塌和损坏。”
但他同时坦承，四川省的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仍然停留在“试点乡”“试点村”的阶段，其力度与新疆相去甚远。
对于其中的差距，漆德方认为，这与农民建房属于自愿行为，缺乏强制力和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以及缺乏资金支持等因素有关。“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一直是农民自愿为主，没有强制性。我们又没有任何资金上的补助，只是向有需要的农民免费提供图纸，组织他们进行建筑施工方面的培训，推动起来的难度确实比较大。”
或许，资金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据漆德方介绍，对于汶川大地震后受灾农村房屋的重建，每个农户有2万元的补助，但他们在检查中发现，有的农户按照政府提供的图纸进行施工，也有的农户并没有这样做，其房屋的抗震能力依然难以保障。
漆德方说，根据测算，农村民居达到本地区的抗震标准，实际上每平方米只需要增加50元的成本，而且每年大概也只有5％-10％的农户会盖新房或改造旧房，所需资金规模并不是特别大。
无论如何，“8·30”攀枝花-会理6.1级地震给人们再次敲响了警钟。
黎溪镇黎屯村村民李宗诚对《财经》记者表示，这次地震后，“只要政府引导我们，再支持我们一点，自己再努力，我肯定要建砖瓦房的，虽然像我这样的老农民很穷。”
漆德方对《财经》记者说，新疆的一些经验确实值得借鉴。比如，地震部门从来就是一个弱势部门，单纯靠地震部门，很难推动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对于邻近的云南省，他同样很是羡慕：“云南省级财政每年投资5亿元，准备用五年时间，来做农村地震安居房的事。”
云南的这项工作始于2007年3月，计划让该省100万户农户搬进能抵御6级地震的安居房。其中，对拆除重建和加固改造的农户进行直接现金补助，补助标准分别是每户5000元和2000元。
8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胡聿贤也向《财经》记者表示，要继续推动农村民居的抗震能力建设，“政府要真正承担责任，首先在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高危多发区，加快推进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這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
本刊记者朱弢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