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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准确地说是2000年，“美男作家”葛红兵为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写了两篇悼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写一份悼词》。“昔者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日‘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周作人散文钞·废名序》)因此，我很想给中国的档案学研究写一篇悼词。当然有人不乐意了，中国的档案学研究正是高潮一波连一波，你现在就写悼词，不是自找霉头，公然与大家为敌么?不写也罢，还是留着以后给别人写吧。
我国的档案学向来有“幼稚”之名，只不过部分业内人士都是蔡桓公的超级粉丝。一般说来，衡量一个国家一门学科的学术标准，除了看从业人员的整体素养和品质，主要还是看它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比如我们说花旗国如何如何、英吉利又怎样怎样，无非是指它的顶尖学者和有影响的著作。记得曾有花旗国鬼佬说，一年到头雨后春笋般发表的论文当中的多数，读者恐怕不超过五个，即文章的审稿人和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评委。中國的档案学研究，滥起来断然没有让美国佬占先的道理。毕竟他们是不大敢一把剪刀、一瓶浆糊闯天下的。
尽管有圣人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大多数中国档案学研究者的骨子里还是有一种轻视经验研究的倾向，大多往往偏爱格高调响、气势恢弘的言论和一摇三叹、曲径通幽的文字。他们比较喜欢有气势的东西，一直都在追求辞章藻饰之美、意境飘逸之玄。放眼望去，几十年来的中国档案学研究，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东西，什么都没有。
尽管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方面看重气势宏伟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看重“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档案学教授、专家们对那些“有用”的东西视为小儿科，不屑于去研究。如果一项研究，既不气势宏伟，又“无用”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去做了。
我们的档案学研究文章里有几篇是调查报告?有几篇是案例描述?有几篇是数理分析?在一些档案学教授、专家们看来，这些经验调查既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因此也就不够气势宏伟；又不是马上可以拿来派上什么用场的东西，因此也就不够“有用”，于是档案学研究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兀自悬在半空中，向世人彰显其高大雄伟。纵使有零星点点的经验研究，但是这些经验研究还不规范。有的研究不信不实，在方法的运用、研究的设计方面上尚有不少欠缺。
理论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只有经验意义上的理论才重要，只有由经验的命题组成的理论才重要。那种气势宏伟的宏观理论不是已经有许多了嘛?不是已经够多了嘛?纯粹描述性的东西难道就没有价值?搞描述性的东西很可能会不受人注意，就像研究昆虫的生活习性不会受到外行人的注意一样。能不能耐得了寂寞呢?能不能做到宁愿默默无闻地去做一些经验研究也不去哗众取宠呢?更为无厘头的是，一点法学知识储备都没有也去搞什么档案法规研究，害得学法律的人满地找牙。
档案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门经验的科学、实践的科学。档案学研究就是要研究档案，研究过去形成的、现在正在形成的各种档案。我们的档案学教授、专家们每天都在脱离档案而玩概念、搞属性、谈特点。对于过去的档案，教授、专家们是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对于正在形成的档案，是不知所谓、不知所措；对于国外同行的成果，大多更是不得要领、不知所云。
中国的档案学研究，既不能利用外国的洋玩意儿，又不能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更打不开宽阔的研究思路，只好跟着感觉走，走了一圈又绕回来，然后还自我感觉良好。1849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为经济学贴上了“忧郁的科学”(the dismalscience)这一标签，因为它发明了一些“从来没有钻进过不长毛的两脚动物脑袋里的最该死的观念。”其实，这个标签贴在中国档案学研究上是毫厘不爽。今天讨论讨论发文、明天辨析辨析收文，个个口吐莲花、滔滔不绝，连玄衣鹤氅、手挥塵尾的六朝名士都自愧弗如。虽然天天在讨论概念，也没看到建立起档案哲学来。
当年，索绪尔在评论当时的语言学时说，“对语言发生兴趣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没有任何领域曾孕育出这么多的荒谬观念、偏见、迷梦和虚构。”([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thisis a paradoxical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est that isfixed on linguistics-there is no other field in whichso many absurd notions，prejudices，mirages，andfictions have sprunK up.”)这一段话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档案学研究。
中国的档案学教授、专家们，坐在电脑这台新时代的织布机旁，编织着中国档案学的繁荣迷梦和高潮迭起，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唱道——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中国档案学研究的裹尸布越织越长，他们依然高声唱：我们织，我们织!
我国的档案学向来有“幼稚”之名，只不过部分业内人士都是蔡桓公的超级粉丝。一般说来，衡量一个国家一门学科的学术标准，除了看从业人员的整体素养和品质，主要还是看它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比如我们说花旗国如何如何、英吉利又怎样怎样，无非是指它的顶尖学者和有影响的著作。记得曾有花旗国鬼佬说，一年到头雨后春笋般发表的论文当中的多数，读者恐怕不超过五个，即文章的审稿人和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评委。中國的档案学研究，滥起来断然没有让美国佬占先的道理。毕竟他们是不大敢一把剪刀、一瓶浆糊闯天下的。
尽管有圣人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大多数中国档案学研究者的骨子里还是有一种轻视经验研究的倾向，大多往往偏爱格高调响、气势恢弘的言论和一摇三叹、曲径通幽的文字。他们比较喜欢有气势的东西，一直都在追求辞章藻饰之美、意境飘逸之玄。放眼望去，几十年来的中国档案学研究，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东西，什么都没有。
尽管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方面看重气势宏伟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看重“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档案学教授、专家们对那些“有用”的东西视为小儿科，不屑于去研究。如果一项研究，既不气势宏伟，又“无用”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去做了。
我们的档案学研究文章里有几篇是调查报告?有几篇是案例描述?有几篇是数理分析?在一些档案学教授、专家们看来，这些经验调查既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因此也就不够气势宏伟；又不是马上可以拿来派上什么用场的东西，因此也就不够“有用”，于是档案学研究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兀自悬在半空中，向世人彰显其高大雄伟。纵使有零星点点的经验研究，但是这些经验研究还不规范。有的研究不信不实，在方法的运用、研究的设计方面上尚有不少欠缺。
理论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只有经验意义上的理论才重要，只有由经验的命题组成的理论才重要。那种气势宏伟的宏观理论不是已经有许多了嘛?不是已经够多了嘛?纯粹描述性的东西难道就没有价值?搞描述性的东西很可能会不受人注意，就像研究昆虫的生活习性不会受到外行人的注意一样。能不能耐得了寂寞呢?能不能做到宁愿默默无闻地去做一些经验研究也不去哗众取宠呢?更为无厘头的是，一点法学知识储备都没有也去搞什么档案法规研究，害得学法律的人满地找牙。
档案学，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门经验的科学、实践的科学。档案学研究就是要研究档案，研究过去形成的、现在正在形成的各种档案。我们的档案学教授、专家们每天都在脱离档案而玩概念、搞属性、谈特点。对于过去的档案，教授、专家们是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对于正在形成的档案，是不知所谓、不知所措；对于国外同行的成果，大多更是不得要领、不知所云。
中国的档案学研究，既不能利用外国的洋玩意儿，又不能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更打不开宽阔的研究思路，只好跟着感觉走，走了一圈又绕回来，然后还自我感觉良好。1849年，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为经济学贴上了“忧郁的科学”(the dismalscience)这一标签，因为它发明了一些“从来没有钻进过不长毛的两脚动物脑袋里的最该死的观念。”其实，这个标签贴在中国档案学研究上是毫厘不爽。今天讨论讨论发文、明天辨析辨析收文，个个口吐莲花、滔滔不绝，连玄衣鹤氅、手挥塵尾的六朝名士都自愧弗如。虽然天天在讨论概念，也没看到建立起档案哲学来。
当年，索绪尔在评论当时的语言学时说，“对语言发生兴趣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没有任何领域曾孕育出这么多的荒谬观念、偏见、迷梦和虚构。”([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thisis a paradoxical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est that isfixed on linguistics-there is no other field in whichso many absurd notions，prejudices，mirages，andfictions have sprunK up.”)这一段话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档案学研究。
中国的档案学教授、专家们，坐在电脑这台新时代的织布机旁，编织着中国档案学的繁荣迷梦和高潮迭起，嘴里还念念有词地唱道——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中国档案学研究的裹尸布越织越长，他们依然高声唱：我们织，我们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