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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严歌苓的小说多以女性为叙述主体，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鲜明的女性意识。但由于时代的思维惯性，其小说的女性意识仍然是笼罩在男权话语之下的。本文即分析了严歌苓小说女性意识和男权话语共谋的处境。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意识；男权话语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1
当代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以其鲜活新颖的人物形象和深刻复杂的历史人文思考，近十几年来一直吸引着影视导演、文艺理论学界乃至大批普通读者的关注。严歌苓的女性作家身份、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跨越东西两个文化语境的写作，成就了她小说的一大特色：通过塑造边缘化的女性形象，表现女性的命运悲剧和女性主义意识。同时，严歌苓的这种写作模式也收到了大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学者指出，严歌苓的写作仍然是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写作，其叙事隐含着对男权的依附与顺从。无意识的男权流露与有意识的女性书写，既起到了制造激烈矛盾冲突和赢得男性女性两个市场的作用，也作为一个悖论使严歌苓的女性写作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女性意识，体现在女性对自身价值、命运遭际的体验与感悟，体现在她们对传统性别话语的质疑与反抗。严歌苓的小说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从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被异化的女知青，到在民族歧视下艰难谋生的移民女孩，从传统农村泼辣而质朴的少妇，到都市里战乱中张狂而善良的妓女，她们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书写着一部部“女人的史诗”，这其中的女性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顽强的生命力。严歌苓的叙事追求一种“极致”的环境，把历史当做彰显人性的工具，如《小姨多鹤》把多鹤设定为抗战胜利后的日本遗孤，她被尴尬的身份和严酷的政治环境所制约，不得不成为张家可以抛弃的生育工具，在民族仇恨与男欢女爱交织的家庭中，她压抑着恐惧与痛苦，讨的不是男人的喜欢而是生存。她依靠着自我同化在中日文化的夹缝中卑微地活着，却始终保留着坚韧的心性。
其二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身上有一种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一切压制女性的三从四德、贞洁观念都被她的自我意识消解，她毫不掩饰对男人的情欲，毫不在乎寡妇的身份，孙少勇、朴同志等男人都驯服、取悦于她。她一反传统中国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地位，成为中国文坛上少有的真正快活的“风流寡妇”。
其三是母性意识。《少女小渔》和《扶桑》的主人公都是身处异国的东方女性，不仅忍受着自身的苦难，还给予身边痛苦的男人母亲般的关爱，体现出一种兼具东方地母与西方圣母的“母性情怀”。这种情怀体现在女性的无私奉献与自我牺牲，虽然有道德绑架女性之嫌，但从特定角度来看比强调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更胜一筹，即女性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关爱男性，成全男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成为男性精神世界的救赎。
由于小说男尊女卑的时代背景和当代社会的男权思维惯性，严歌苓需要“得到男权叙事的默认和商业文化的接纳，采取对男性话语一边模仿一边解构的叙事策略，才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样女性书写自己的历史才能成为可能”。[1]因此严歌苓并没有完全走出男权话语的写作怪圈。
首先，严歌苓的女性角色仍然是依附于男性的，男人品评着她们的身段相貌，保护着她们的生存与工作，在她们的感情世界中也从不缺席。无论是高挑野性的王葡萄还是温婉大方楚楚可怜的冯婉喻，她们都是被置于男人的审美标准之下的，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似乎只有拥有男人所认为的美，她们才有资格去关爱男性；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的工作成就几乎是男性一手促成的，而她把爱情当做了生活的全部，把毕生的精力放在了与欧阳萸的婚姻上，这样就弱化了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
其次，严歌苓所宣扬的母性情怀，虽然将女性在精神上推上了救赎者的高位，却在生活中强加给女性没有义务承受的苦难。《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用自己的生命拯救比她们“干净”的女学生的命，《扶桑》的同名主人公甚至用包容的心态面对强暴她的人和一切罪恶。严歌苓歌颂这群柔顺宽容、自我牺牲的女性，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男权话语制定的小说情节规范——不贞洁的女性是用来成就贞洁的女性的，而女性是用来成就男性的。
对此，有人批判严歌苓是一个打着女权旗号的男权歌颂者，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根据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从作品来看，严歌苓的小说背景大多设置在战争、反右、饥荒、文革这些极端的背景下，女性可有的选择少之又少，若是与男性权威进行了彻底的决裂，反而造成了环境与人物形象的不匹配，也会使传奇式叙事无法正常进行；从世界和作者来看，现当代的中国仍然以男权为主导，男权话语的流露几乎是近现代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现象，而不是严歌苓刻意为之；从读者来看，读者更期待的是严歌苓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细腻的人性思考，而不是像陈染林白式的女性个人化体悟，严歌苓的小说定位亦然，因而没有必要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对其过分解读。
虽说不应该以偏激的女权角度抨击严歌苓的小说，但是严歌苓小说中无意识的男权话语与其有意弘扬的女性意识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在塑造具有自主意识和抗争精神的女性的同时，避免陷入与男权话语共谋的尴尬处境，如何使女性形象摆脱边缘化与历史偏见，如何真正地在作品中体现平等和谐的两性意识、现代审美文化观念，是值得当代作家深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意识；男权话语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1
当代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以其鲜活新颖的人物形象和深刻复杂的历史人文思考，近十几年来一直吸引着影视导演、文艺理论学界乃至大批普通读者的关注。严歌苓的女性作家身份、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跨越东西两个文化语境的写作，成就了她小说的一大特色：通过塑造边缘化的女性形象，表现女性的命运悲剧和女性主义意识。同时，严歌苓的这种写作模式也收到了大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学者指出，严歌苓的写作仍然是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写作，其叙事隐含着对男权的依附与顺从。无意识的男权流露与有意识的女性书写，既起到了制造激烈矛盾冲突和赢得男性女性两个市场的作用，也作为一个悖论使严歌苓的女性写作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女性意识，体现在女性对自身价值、命运遭际的体验与感悟，体现在她们对传统性别话语的质疑与反抗。严歌苓的小说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从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被异化的女知青，到在民族歧视下艰难谋生的移民女孩，从传统农村泼辣而质朴的少妇，到都市里战乱中张狂而善良的妓女，她们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书写着一部部“女人的史诗”，这其中的女性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顽强的生命力。严歌苓的叙事追求一种“极致”的环境，把历史当做彰显人性的工具，如《小姨多鹤》把多鹤设定为抗战胜利后的日本遗孤，她被尴尬的身份和严酷的政治环境所制约，不得不成为张家可以抛弃的生育工具，在民族仇恨与男欢女爱交织的家庭中，她压抑着恐惧与痛苦，讨的不是男人的喜欢而是生存。她依靠着自我同化在中日文化的夹缝中卑微地活着，却始终保留着坚韧的心性。
其二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身上有一种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一切压制女性的三从四德、贞洁观念都被她的自我意识消解，她毫不掩饰对男人的情欲，毫不在乎寡妇的身份，孙少勇、朴同志等男人都驯服、取悦于她。她一反传统中国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地位，成为中国文坛上少有的真正快活的“风流寡妇”。
其三是母性意识。《少女小渔》和《扶桑》的主人公都是身处异国的东方女性，不仅忍受着自身的苦难，还给予身边痛苦的男人母亲般的关爱，体现出一种兼具东方地母与西方圣母的“母性情怀”。这种情怀体现在女性的无私奉献与自我牺牲，虽然有道德绑架女性之嫌，但从特定角度来看比强调男女平等的女性意识更胜一筹，即女性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关爱男性，成全男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成为男性精神世界的救赎。
由于小说男尊女卑的时代背景和当代社会的男权思维惯性，严歌苓需要“得到男权叙事的默认和商业文化的接纳，采取对男性话语一边模仿一边解构的叙事策略，才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样女性书写自己的历史才能成为可能”。[1]因此严歌苓并没有完全走出男权话语的写作怪圈。
首先，严歌苓的女性角色仍然是依附于男性的，男人品评着她们的身段相貌，保护着她们的生存与工作，在她们的感情世界中也从不缺席。无论是高挑野性的王葡萄还是温婉大方楚楚可怜的冯婉喻，她们都是被置于男人的审美标准之下的，成为被观看的对象，似乎只有拥有男人所认为的美，她们才有资格去关爱男性；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的工作成就几乎是男性一手促成的，而她把爱情当做了生活的全部，把毕生的精力放在了与欧阳萸的婚姻上，这样就弱化了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
其次，严歌苓所宣扬的母性情怀，虽然将女性在精神上推上了救赎者的高位，却在生活中强加给女性没有义务承受的苦难。《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用自己的生命拯救比她们“干净”的女学生的命，《扶桑》的同名主人公甚至用包容的心态面对强暴她的人和一切罪恶。严歌苓歌颂这群柔顺宽容、自我牺牲的女性，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男权话语制定的小说情节规范——不贞洁的女性是用来成就贞洁的女性的，而女性是用来成就男性的。
对此，有人批判严歌苓是一个打着女权旗号的男权歌颂者，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根据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说，从作品来看，严歌苓的小说背景大多设置在战争、反右、饥荒、文革这些极端的背景下，女性可有的选择少之又少，若是与男性权威进行了彻底的决裂，反而造成了环境与人物形象的不匹配，也会使传奇式叙事无法正常进行；从世界和作者来看，现当代的中国仍然以男权为主导，男权话语的流露几乎是近现代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现象，而不是严歌苓刻意为之；从读者来看，读者更期待的是严歌苓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细腻的人性思考，而不是像陈染林白式的女性个人化体悟，严歌苓的小说定位亦然，因而没有必要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对其过分解读。
虽说不应该以偏激的女权角度抨击严歌苓的小说，但是严歌苓小说中无意识的男权话语与其有意弘扬的女性意识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在塑造具有自主意识和抗争精神的女性的同时，避免陷入与男权话语共谋的尴尬处境，如何使女性形象摆脱边缘化与历史偏见，如何真正地在作品中体现平等和谐的两性意识、现代审美文化观念，是值得当代作家深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