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创作，最能体现作家人格与良知、风骨与气质的一种创作。在文学这个大家族中，几乎找不到一种文体能像报告文学这样最公开、最直接、最尖锐地面对现实的挑战，同时也是作家自身面对的挑战。

“沉住气，沉下心”

　　《檢察风云》：2018年，您的作品《乡村国是》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您觉得这部作品为何能够胜出？
　　纪红建：评奖委员会认为我的《乡村国是》从十多个省、202个村庄的深入行走中，获得总体性视野和生动具体的经验，充分表现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历史性成就和千百万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在我看来，能够获奖，首先是题材重大，关注了老百姓和社会各界关心的大问题。其次在写作上，我将写作聚焦在人性、精神和情怀上，融入真实的感情。再次是体现出了问题意识、忧患意识，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设性的意见，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这部作品充满思辨和温暖，是一部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场感、有血有肉的报告文学作品”。
　　《检察风云》：获奖后，您在创作上有了哪些新的体会？
　　纪红建：这次获奖，我有几个体会：第一个体会，当下是一个信息化时代，节奏很快。我觉得，一定要沉住气、沉下心，淡泊名利，要放下身子。我在采访的时候，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走出办公室，谁也不认识谁，作为一个普通的采访者，人家不一定会给你好脸色看，但我不计较这么多。要走入火热的生活，就要放下身段，把自己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体验者、寻找者、记录者。
　　第二个体会，要把个人的情感和国家的命运联结起来，把湖湘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联结起来。很多人说，写文章就是玩文字游戏，但是我这么多年的坚守，深切地感受到，这不是文字游戏，真的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我要求我写的东西真实，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因为报告文学的生命就在于真实。《乡村国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紧紧把握住了两点，一是有忧患意识，二是有思辨，有自己的反思。实际上，这部作品里面，你细细地看，就会发现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有两个山村的对比。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中央扶贫办乐于把这部书推向全国，就是因为写得客观。
　　第三个体会，对自己要有高标准高要求。我检验的办法就是写出来的作品，出版社市场化运作效果如何，能不能在国家级主流文学期刊发头题，或者能重点推出，如果能做到，就有了基本的质量保证。在当下的自媒体时代，你只有这样严格要求，才能出精品。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

采访收获很多感动

　　《检察风云》：在创作《乡村国是》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纪红建：两年的行走过程中，我收获了无尽的感动与感叹。在一个人的旅程中，我常常忍不住热泪满面，为老百姓的善良、顽强、奉献、乐观，也为自己的勇气与坚持。2016年秋天，我到了广西罗甸县龙坪镇大关村。
　　村庄地处滇桂黔石漠化地区，1200余村民，就靠在石缝缝里种苞谷为生，人均产粮130公斤，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村里人六次出门找能整体迁居之处，次次都失望而归。怎么活下去？大关人想出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炸掉石头，剔出平地去“造田”。
　　“造田”，是与天争命的悲壮事。为了造田，大关人付出了血汗。1988年大年初三，复员军人王光明用炸药炸石头，右眼被炸瞎，左手炸掉三根手指……知道大关的人，都被感动了。进入90年代，各级政府开始给予支持。到1997年，村中共造田1038亩，配套修建水渠255个，种植经济作物近200万株。当年人均占有粮食580公斤，人均收入1280元，基本解决了温饱。
　　还有一件事，我亲身经历，也很感动。有一次，我从贵州晴隆县赶往贵阳，采访结束天已晚，客车已停运，为了赶时间上了一辆黑车。我突然发现手里少了电脑包。遗落在车上的包里装了存满资料的笔记本电脑、U盘以及录音笔。没有司机电话的我几乎瘫坐在了黑黢黢的高速路边。苦心人，天不负，捡到包的一个女孩在包里发现了我的名片，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的资料也失而复得。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

　　《检察风云》：为了写好作品，您经常到外面采访？
　　纪红建：是的。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一属性也决定了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行走与思辨。这几年，在中国作协和湖南省作协的具体指导下，我一直坚持行走，行走在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改革开放的前沿，抵达生活和历史现场。坚持思辨，以对人民对信仰对真理的爱，去呈现真善美，鞭笞假丑恶。创作实践让我深深感悟到：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青年作家才能健康成长，才能创作出既有时代精神，又有思想深度和生活温度的作品。方向是根本，行动是关键，报告文学作家更需要扎扎实实、默默无闻地行走、记录、思考和报告。
　　报告文学的行走，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价值，一种艺术，一种情怀，一种理想，是责任与担当的选择。既包括脚步的行走，也包括思想的行走;既有现实生活的抵达，也有历史现场的抵达。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报告文学作家只有抛弃一切功利，坚定地行走在中国大地，真实地记录现实生活，再现历史图景，关照现实，才能完成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使命。
　　近几年来，行走成了我的生活常态，既行走在书本中，更行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图景中。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马桑树儿搭灯台》，我在山村吃住两个多月，走遍湘西革命老区;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见证》，我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生活了近半年，深深感受到了革命老区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我先是在书本里行走，通读并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理论书籍和扶贫文学作品100多部，接着走入火热的生活现场。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独自行走于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14个省、自治区39个县的202个村庄。在辽阔的大地和无边的海域行走，不仅让我吸收了文学的营养，更让我深深体味到“精神”二字的宽广与无垠。
　　《检察风云》：报告文学中的思辨应该如何理解？
　　纪红建：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力量，或者说文学的张力来自思辨。思辨就是要有反思，有忧患意识，有问题意识，给人启迪，发人深思。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毫无疑问，报告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创作，最能体现作家人格与良知、风骨与气质的一种创作。在文学这个大家族中，几乎找不到一种文体能像报告文学这样最公开、最直接、最尖锐地面对现实的挑战，同时也是作家自身面对的挑战。当然，这必然是建立在“思想精深”的基础之上。只有拥有现实主义精神，才能重建历史真实与强烈的现实关照。所以我认为，报告文学的思考，既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使命与担当。
　　文：文涛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