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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六旬的屠孝天，将平时积攒下来的退休金和打工挣来的近40万元用于兴办义学，创办国内首家全免费寄宿制“穷孩子”义学班，让400余名贫困家庭子女重返课堂。然而，当他申请创办一家“穷孩子”保健食品厂，以企业利润贴补办义学费用时，却有人怀疑他是借公益牟利。屠孝天为何要办“穷孩子”学校，他的义举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书山有路，
400多个穷孩子重圆读书梦
2007年9月的一天，记者沿长沙市远大一路七弯八拐，来到门牌号为1435号的“穷孩子”义学班所在地。这是一栋很不起眼的老建筑，狭窄的拐角，潮湿的泥板路，灰暗的门洞……
可爬上几层破落的阶梯到了三楼，眼前却豁然一亮：一条大红横幅高悬在头顶，上面“穷孩子义学班”几个大字异常耀眼。长长的走廊两侧，电脑室、外语语言室、办公室、寝室等依次排列。几名年轻的学子微笑着从西头的寝室走出来，礼貌地跟记者打了个招呼，紧走几步便到了东头的教室。大约一分钟，负责教务兼后勤的张老师“嘟嘟……”吹响一串清脆的哨音，孩子们便开始上课了……
讲课的老师是两年前从湖南师大毕业的长沙姑娘谭金玲。授课的内容很特别：学生们轮流上台，每人讲一个成语故事，老师在下面点评。每讲到精彩处，师生都热烈鼓掌。
校长屠孝天戴副眼镜，他说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教学，是因为他给义学班定了“自助、互教、自悟、引导”的教学八字方针，老师主要是引导、把握方向，启发学生自学、自悟和互学。
10时30分是课间休息，半个小时。这么长时间不是为了做操，而是为了做饭。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在楼西头的厨房里，手脚麻利地择菜、洗菜、切菜，两把刀“噼里啪啦”落在案板上。
“为了节省开支，同时也为了培养孩子们自立，学校的饭都是孩子们做，每天3个人排班，管后勤的周凤娇老师只负责买菜和告诉学生这一顿吃啥。”屠孝天颇为自豪地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3个孩子做几十个人的饭，这事儿富裕人家的同龄孩子想都不敢想。”
11时，饭蒸上，菜切好，开始上最后一节课。12时下课，还是那3名学生跑过去炒菜，一个是青辣椒炒肉，一个是魔芋熬酸豆角，一个是上海青煎豆腐，3大盆菜，20分钟搞定。
一闻到饭香，孩子们拎着饭缸子呼呼跑来，盛上米饭，把饭缸子摆在餐桌上，等着周凤娇老师分菜。周老师从3盆菜中每样舀出一盘，留给老师吃，把剩下的分给同学。看老师们吃完了，3个孩子又跑过来洗碗、刷锅、擦桌子、打扫卫生，一切收拾好了才去午休。
“穷孩子”义学班分走读和寄宿两类，走读班为居住在长沙市区内的学生；寄宿班为市辖下的四县（市）来的孩子。3年多时间过去了，400多双曾被贫困、挫折和苦难折磨得没了神采的眼睛，看到的却是“书山”的美丽——7个长驻老师加上100多位义教老师，用一年的时间将电脑、英语、文秘、速录等5个专业的知识，系统传授给38位全部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经历坎坷的孩子。
这些孩子刚入学，义学班就与省内多家知名企业签订了部分学员的就业合同。孩子们除了交纳每天两元钱的伙食费外，无须交纳其他任何费用，真正的“读书不要钱、上学无负担”。
义学班的走读生掌握了一门知识或技能后，就开始自食其力。王红梅随打工的父母来长沙时，因电脑不过关，一时没有事做，想继续学习家里又拿不出钱。2004年上半年，她在义学班免费上了一期的文秘班，出去后被长沙一家外企聘用，每月包食宿还可拿700元工资。
宁乡县枫木桥乡的19岁青年陶鹏，父亲得了精神病，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摔，弄得家里一贫如洗。他初中毕业后，母亲东拼西凑了200元让他到广东打工，钱用完了也没找到工作，只得露宿街头。后来，他到基建工地做小工，在多次受伤的情况下，忍痛做了两个多月，挣了1000多元。望着这点血汗钱，他悟出没有知识就没有出路的道理。得知屠老师办的义校不交钱也可读书，2006年4月，他带了些日常用品就来到这里，学习速录，一年下来学了不少知识。
“学校把你们称为穷孩子，你们会不会感到难堪？”面对这个问题，30多个孩子没一个觉得这伤了他们的自尊。
叶娟，这位长得很像张韶涵的18岁女孩说：“我们本来就是穷孩子，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张放平是第二期走读班的学员，在“穷孩子”义学班上了半年电脑课后，在长沙一大型超市当起了收银员。她说：“屠老师太好了，年纪那么大了，身体也不好，但为了省钱，骑车到定王台书市买教材。我从义学班学会了做人，也掌握了谋生技能，我会永远感激他们。”
倾家荡产，
办义学拯救“新三无”少年
现年63岁的屠孝天祖籍湖北，父母养育了6个孩子，他是老大。长沙和平解放前夕，有着良好文化素养的父亲带着全家来到长沙，一个人勉强支撑起全家的生活，孩子们读书的事实在顾不了。
那时，屠孝天读书没有纸和笔，上学就带一块青石板和一支石笔。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家里连一块青石板也买不起了。为了能够买一块青石板和一支石笔，他经常偷偷地溜到大街上去卖冰棍。尽管学校条件差，最后他还是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中。“穷则思变，变则通”，他认为只要有志气，穷孩子照样有好前程。
因为勤奋且善思考，从高中起，屠孝天便把对生活、对人生、对时事的思考转变成文字，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高中毕业后，他从长沙粮食系统职工做到长沙微型计算机厂厂长、党委书记。
1992年，屠孝天因公负伤后提前退休。“退休似乎意味着老了，但是要我在家清闲混日子，那还不如让我去死。”揣着这个想法，他到深圳闯荡了两年。回长沙后，他先后开办了一家收音机加工厂并做了几年电器代理。有了一定积蓄后，他反倒有了更大的“心理负担”：那就是如何“做一件比挣钱更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他开始做好事：给五保户、贫困户、失学儿童募捐。后来，他做了中国福利儿童时代社湖南工作站的站长，成为长沙慈善会会员，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到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尤其是教育状况。
2003年，对职业教育情有独钟的屠孝天，计划筹办一所民办职业学校。在办理相关手续时他通过民政局了解到：仅在长沙城区，低保和特困家庭就有12万户之多。全国范围内，16岁以下特困中小学生有希望工程、青少年基金会等帮助，大学生则有奖学金、助学贷款等保证其继续深造，而夹杂在这两个群体中间的孩子，90％以上成了“新三无（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人员”，他们成了目前全国犯罪低龄化的一大诱因。
“不能让这些孩子过早流向社会，我要让他们重返校园。”于是，屠孝天决定自己办一个学校，收留这些“新三无人员”。
可办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首先是场地难找，贵了租不起，偏了学生上学不便。经过多次考察，屠孝天最后选定了位于长沙市远大一路的省五交化公司一栋废弃的旧楼。打扫干净后，他买来涂料将里外粉刷了一遍，再把电接通。接着，他又买来120台586式二手电脑，添了外语教学机房，装了闭路电视教学系统，还置办了50张学生用高低床。为此，他一共花了近20万元，这些钱包括他打工的钱以及过去的积蓄。2003年7月，屠孝天以“穷孩子”命名的义学班正式开张，教授语文、电脑、英语等5门课程。
尽管屠孝天为此掏光了口袋，和他高中同学、一生恩爱的老伴尹必成没有任何意见。可最后因为学校开支大，而家里又实在拿不出一分钱了，屠孝天决定把长沙定王台的老房子抵押给银行，尹必成这才怔住了，她实在是舍不得家里这份唯一的祖业。丈夫拿着房产证往外走，她在后面跟着。到了银行，屠孝天毫不犹豫地填表办手续。因为是夫妻共有财产，必须两人共同签字。屠孝天把填好的表格拿给老伴签字，尹必成把表格看了又看，迟迟不愿落笔。
“老婆子啊，我这也是没办法，你就支持我这一回吧……”见老伴犹豫不决，屠孝天有些急了。尹必成最后一次摸了摸那本有些发旧的房产证，磨蹭再三，还是提起手中的笔，在表格上丈夫签字的旁边，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屠孝天用老房子从银行抵押的20万元，也全部投入到办义学班中去了。
在招收首批学员时，屠孝天带着几位老师找到长沙一位低保家庭的辍学少年，在明确读书全免费的情况下，那个孩子因为交不起上下学回家的公交车费而拒绝入学……屠孝天毅然决定：自己的职业学校专门面向那些贫困孩子，而且免收全部费用。
义学班首期招收的35名学生全部来自长沙市区城市低保家庭中，主要是初中毕业后无钱上高中或职高的学生。学校对他们实行“四免一提供”，即免学费、免教材费、免上机费、免食宿费，提供生活用品。不到两年时间，屠孝天的“穷孩子”义学班共办了6期走读班，为长沙市区低保家庭的364名贫困孩子提供免费学习。
“长沙市区的孩子可以走读，可农村的穷孩子比城里的穷孩子更苦，他们太远不能走读呀！”屠孝天在实践中感到，农村特困家庭的子女同样需要帮助。2006年4月，他又在全国率先办起了全日制寄宿制义学教学班，专门招收了长沙市辖区内的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等地因家庭贫困失学的38个孩子。
义学班租了省五交化公司26间房子，每月房租5000元，7个老师的工资1950元、水电费1400多元、电话费400多元。尽管管后勤的周凤娇老师精打细算，每天到马王堆菜市场批菜吃，学校伙食费每月也得补贴6000多元。3年来，义学班总共招收了400多个穷孩子，屠孝天前后贴进去40万元钱。为此，他每月的600多元退休金，外加三湘电器城门面收来的租金，全部投入到办义学中去了。
为了当好“穷孩子”的“妈妈”，屠孝天退休多年的老伴尹必成也只好外出打工，筹钱支持丈夫的事业。
拒绝捐助，
倔老头撑起“穷孩子”一片天
“穷孩子”从走读班到“全日制”义学班，悄悄开办一年多，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但后来通过民政部门找到的“穷孩子”越来越多，学校维持下去的资金越来越少。屠孝天的事迹在当地传开后，社会各界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这两年，先后有近百人表示愿意捐钱捐物，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慈善捐赠，只解一时之困，救一时之急，且容易造成依赖思想。我不接受任何捐赠，是因为我喜欢拼搏精神，喜欢自己去解决问题。”为此，后来他着手创办了一家“穷孩子”保健食品厂，目的是以企业的利润来贴补办学的费用支出。
2003年11月，长沙某商标事务所代理了屠孝天的商标注册申请，并就“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茶、糖果”等10种服务项目向国家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12月18日，屠孝天收到国家商标局下发的“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被告知“穷孩子”商标注册申请已受理。但是，这又让人们对屠孝天当初办义学的善举起了疑心：有人说他是靠穷孩子赚取政治资本，是利用慈善牟取商业利益。
面对大家疑虑的目光，屠孝天求助于在国家工商总局任职的一位老上级，“穷孩子”商标才于2005年11月成功注册。
2006年下半年，屠孝天以“穷孩子”名义注册的保健食品厂，与两个大型食品加工厂合作，正式投产，主要生产杂粮制成的花卷、馒头、饺子等孩子们爱吃的保健食品。由屠孝天亲自设计的食品包装袋图案上，清晰地印着“穷不失义，拼搏图强”八个醒目的大字。
“我为穷孩子办厂，既是通过自身努力解决办学经费问题，也是在社会上宣传这种穷孩子精神。”屠孝天说，他拒绝社会捐赠的另一顾虑是，担心义学班接受捐赠后，孩子们会产生依赖心理。他表明，自己给义学班起名“穷孩子”，就是要把“穷不失义、穷则思变、拼搏图强”的精神发扬光大，而不是方便他们四处伸手。
为了400多个穷孩子，屠孝天可谓呕心沥血。一次，正在给外语班的同学讲授《国学课》的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学生把其他几位老师叫来了，大家准备送他到医院抢救。屠孝天怕耽误学生的课，连忙摆手示意，说他到办公室休息几分钟就好了。几分钟后，他果然又拖着病体走上讲台，直到两节课上完。
屠孝天说，“穷孩子”义学班目前实际上是“6个半”老师，当校长的他，70％的精力都是在外面给学校挣钱。张科洪老师主要负责实习基地，他们两个都不从学校拿工资。剩下的“4个半”老师一个是周凤娇，属元老级，她家里有上高中的女儿，却一个月都不回家一次，一天24小时守在义学班，当起所有“穷孩子”的妈妈，每月工资500元；教文秘的谭金玲、教平面设计的卢金凤、教电脑维护的王曦，他们3个人每月都是400元，还有一个是以前的学员，因为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每月工资250元。
义学班还有100多位编外义教，他们是省会高校的学生、老师和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定期给“穷孩子”上课。
“穷孩子”义学班先后走了20多位老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工资太低。但作为慈善义学班，屠孝天又不可能给老师涨多少工资。因为到这里来当老师都是讲奉献，都是带着一种帮助穷孩子的使命感，如果拿钱很多，就无从对孩子言传身教。这老师们都理解。
义学班默默办了3年，屠孝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长沙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为他担当顾问；湖南多家知名企业、集团为其提供学员就业机会；湖南省100多位大专院校的大学生、教师提供教学帮助。
尤其让屠孝天兴奋的是，“穷孩子”商标现在也开始“火”起来了，目前已经有数家单位和他合作。由“穷孩子”引发的城镇、农村“新三无人员”教育问题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为了使“穷孩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贫困孩子，屠老师眼下正张罗着办个永久性义校——买上几亩地盖个像样的学校。他还说，要成立“穷孩子”全国联盟，把义学班办到全国去，每个省市都办一所，帮助更多的穷孩子。
编辑 / 尤 雅
书山有路，
400多个穷孩子重圆读书梦
2007年9月的一天，记者沿长沙市远大一路七弯八拐，来到门牌号为1435号的“穷孩子”义学班所在地。这是一栋很不起眼的老建筑，狭窄的拐角，潮湿的泥板路，灰暗的门洞……
可爬上几层破落的阶梯到了三楼，眼前却豁然一亮：一条大红横幅高悬在头顶，上面“穷孩子义学班”几个大字异常耀眼。长长的走廊两侧，电脑室、外语语言室、办公室、寝室等依次排列。几名年轻的学子微笑着从西头的寝室走出来，礼貌地跟记者打了个招呼，紧走几步便到了东头的教室。大约一分钟，负责教务兼后勤的张老师“嘟嘟……”吹响一串清脆的哨音，孩子们便开始上课了……
讲课的老师是两年前从湖南师大毕业的长沙姑娘谭金玲。授课的内容很特别：学生们轮流上台，每人讲一个成语故事，老师在下面点评。每讲到精彩处，师生都热烈鼓掌。
校长屠孝天戴副眼镜，他说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教学，是因为他给义学班定了“自助、互教、自悟、引导”的教学八字方针，老师主要是引导、把握方向，启发学生自学、自悟和互学。
10时30分是课间休息，半个小时。这么长时间不是为了做操，而是为了做饭。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在楼西头的厨房里，手脚麻利地择菜、洗菜、切菜，两把刀“噼里啪啦”落在案板上。
“为了节省开支，同时也为了培养孩子们自立，学校的饭都是孩子们做，每天3个人排班，管后勤的周凤娇老师只负责买菜和告诉学生这一顿吃啥。”屠孝天颇为自豪地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由3个孩子做几十个人的饭，这事儿富裕人家的同龄孩子想都不敢想。”
11时，饭蒸上，菜切好，开始上最后一节课。12时下课，还是那3名学生跑过去炒菜，一个是青辣椒炒肉，一个是魔芋熬酸豆角，一个是上海青煎豆腐，3大盆菜，20分钟搞定。
一闻到饭香，孩子们拎着饭缸子呼呼跑来，盛上米饭，把饭缸子摆在餐桌上，等着周凤娇老师分菜。周老师从3盆菜中每样舀出一盘，留给老师吃，把剩下的分给同学。看老师们吃完了，3个孩子又跑过来洗碗、刷锅、擦桌子、打扫卫生，一切收拾好了才去午休。
“穷孩子”义学班分走读和寄宿两类，走读班为居住在长沙市区内的学生；寄宿班为市辖下的四县（市）来的孩子。3年多时间过去了，400多双曾被贫困、挫折和苦难折磨得没了神采的眼睛，看到的却是“书山”的美丽——7个长驻老师加上100多位义教老师，用一年的时间将电脑、英语、文秘、速录等5个专业的知识，系统传授给38位全部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经历坎坷的孩子。
这些孩子刚入学，义学班就与省内多家知名企业签订了部分学员的就业合同。孩子们除了交纳每天两元钱的伙食费外，无须交纳其他任何费用，真正的“读书不要钱、上学无负担”。
义学班的走读生掌握了一门知识或技能后，就开始自食其力。王红梅随打工的父母来长沙时，因电脑不过关，一时没有事做，想继续学习家里又拿不出钱。2004年上半年，她在义学班免费上了一期的文秘班，出去后被长沙一家外企聘用，每月包食宿还可拿700元工资。
宁乡县枫木桥乡的19岁青年陶鹏，父亲得了精神病，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摔，弄得家里一贫如洗。他初中毕业后，母亲东拼西凑了200元让他到广东打工，钱用完了也没找到工作，只得露宿街头。后来，他到基建工地做小工，在多次受伤的情况下，忍痛做了两个多月，挣了1000多元。望着这点血汗钱，他悟出没有知识就没有出路的道理。得知屠老师办的义校不交钱也可读书，2006年4月，他带了些日常用品就来到这里，学习速录，一年下来学了不少知识。
“学校把你们称为穷孩子，你们会不会感到难堪？”面对这个问题，30多个孩子没一个觉得这伤了他们的自尊。
叶娟，这位长得很像张韶涵的18岁女孩说：“我们本来就是穷孩子，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张放平是第二期走读班的学员，在“穷孩子”义学班上了半年电脑课后，在长沙一大型超市当起了收银员。她说：“屠老师太好了，年纪那么大了，身体也不好，但为了省钱，骑车到定王台书市买教材。我从义学班学会了做人，也掌握了谋生技能，我会永远感激他们。”
倾家荡产，
办义学拯救“新三无”少年
现年63岁的屠孝天祖籍湖北，父母养育了6个孩子，他是老大。长沙和平解放前夕，有着良好文化素养的父亲带着全家来到长沙，一个人勉强支撑起全家的生活，孩子们读书的事实在顾不了。
那时，屠孝天读书没有纸和笔，上学就带一块青石板和一支石笔。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家里连一块青石板也买不起了。为了能够买一块青石板和一支石笔，他经常偷偷地溜到大街上去卖冰棍。尽管学校条件差，最后他还是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中。“穷则思变，变则通”，他认为只要有志气，穷孩子照样有好前程。
因为勤奋且善思考，从高中起，屠孝天便把对生活、对人生、对时事的思考转变成文字，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高中毕业后，他从长沙粮食系统职工做到长沙微型计算机厂厂长、党委书记。
1992年，屠孝天因公负伤后提前退休。“退休似乎意味着老了，但是要我在家清闲混日子，那还不如让我去死。”揣着这个想法，他到深圳闯荡了两年。回长沙后，他先后开办了一家收音机加工厂并做了几年电器代理。有了一定积蓄后，他反倒有了更大的“心理负担”：那就是如何“做一件比挣钱更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他开始做好事：给五保户、贫困户、失学儿童募捐。后来，他做了中国福利儿童时代社湖南工作站的站长，成为长沙慈善会会员，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到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尤其是教育状况。
2003年，对职业教育情有独钟的屠孝天，计划筹办一所民办职业学校。在办理相关手续时他通过民政局了解到：仅在长沙城区，低保和特困家庭就有12万户之多。全国范围内，16岁以下特困中小学生有希望工程、青少年基金会等帮助，大学生则有奖学金、助学贷款等保证其继续深造，而夹杂在这两个群体中间的孩子，90％以上成了“新三无（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人员”，他们成了目前全国犯罪低龄化的一大诱因。
“不能让这些孩子过早流向社会，我要让他们重返校园。”于是，屠孝天决定自己办一个学校，收留这些“新三无人员”。
可办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首先是场地难找，贵了租不起，偏了学生上学不便。经过多次考察，屠孝天最后选定了位于长沙市远大一路的省五交化公司一栋废弃的旧楼。打扫干净后，他买来涂料将里外粉刷了一遍，再把电接通。接着，他又买来120台586式二手电脑，添了外语教学机房，装了闭路电视教学系统，还置办了50张学生用高低床。为此，他一共花了近20万元，这些钱包括他打工的钱以及过去的积蓄。2003年7月，屠孝天以“穷孩子”命名的义学班正式开张，教授语文、电脑、英语等5门课程。
尽管屠孝天为此掏光了口袋，和他高中同学、一生恩爱的老伴尹必成没有任何意见。可最后因为学校开支大，而家里又实在拿不出一分钱了，屠孝天决定把长沙定王台的老房子抵押给银行，尹必成这才怔住了，她实在是舍不得家里这份唯一的祖业。丈夫拿着房产证往外走，她在后面跟着。到了银行，屠孝天毫不犹豫地填表办手续。因为是夫妻共有财产，必须两人共同签字。屠孝天把填好的表格拿给老伴签字，尹必成把表格看了又看，迟迟不愿落笔。
“老婆子啊，我这也是没办法，你就支持我这一回吧……”见老伴犹豫不决，屠孝天有些急了。尹必成最后一次摸了摸那本有些发旧的房产证，磨蹭再三，还是提起手中的笔，在表格上丈夫签字的旁边，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屠孝天用老房子从银行抵押的20万元，也全部投入到办义学班中去了。
在招收首批学员时，屠孝天带着几位老师找到长沙一位低保家庭的辍学少年，在明确读书全免费的情况下，那个孩子因为交不起上下学回家的公交车费而拒绝入学……屠孝天毅然决定：自己的职业学校专门面向那些贫困孩子，而且免收全部费用。
义学班首期招收的35名学生全部来自长沙市区城市低保家庭中，主要是初中毕业后无钱上高中或职高的学生。学校对他们实行“四免一提供”，即免学费、免教材费、免上机费、免食宿费，提供生活用品。不到两年时间，屠孝天的“穷孩子”义学班共办了6期走读班，为长沙市区低保家庭的364名贫困孩子提供免费学习。
“长沙市区的孩子可以走读，可农村的穷孩子比城里的穷孩子更苦，他们太远不能走读呀！”屠孝天在实践中感到，农村特困家庭的子女同样需要帮助。2006年4月，他又在全国率先办起了全日制寄宿制义学教学班，专门招收了长沙市辖区内的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等地因家庭贫困失学的38个孩子。
义学班租了省五交化公司26间房子，每月房租5000元，7个老师的工资1950元、水电费1400多元、电话费400多元。尽管管后勤的周凤娇老师精打细算，每天到马王堆菜市场批菜吃，学校伙食费每月也得补贴6000多元。3年来，义学班总共招收了400多个穷孩子，屠孝天前后贴进去40万元钱。为此，他每月的600多元退休金，外加三湘电器城门面收来的租金，全部投入到办义学中去了。
为了当好“穷孩子”的“妈妈”，屠孝天退休多年的老伴尹必成也只好外出打工，筹钱支持丈夫的事业。
拒绝捐助，
倔老头撑起“穷孩子”一片天
“穷孩子”从走读班到“全日制”义学班，悄悄开办一年多，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但后来通过民政部门找到的“穷孩子”越来越多，学校维持下去的资金越来越少。屠孝天的事迹在当地传开后，社会各界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纷纷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这两年，先后有近百人表示愿意捐钱捐物，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慈善捐赠，只解一时之困，救一时之急，且容易造成依赖思想。我不接受任何捐赠，是因为我喜欢拼搏精神，喜欢自己去解决问题。”为此，后来他着手创办了一家“穷孩子”保健食品厂，目的是以企业的利润来贴补办学的费用支出。
2003年11月，长沙某商标事务所代理了屠孝天的商标注册申请，并就“含牛奶的巧克力饮料、茶、糖果”等10种服务项目向国家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12月18日，屠孝天收到国家商标局下发的“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被告知“穷孩子”商标注册申请已受理。但是，这又让人们对屠孝天当初办义学的善举起了疑心：有人说他是靠穷孩子赚取政治资本，是利用慈善牟取商业利益。
面对大家疑虑的目光，屠孝天求助于在国家工商总局任职的一位老上级，“穷孩子”商标才于2005年11月成功注册。
2006年下半年，屠孝天以“穷孩子”名义注册的保健食品厂，与两个大型食品加工厂合作，正式投产，主要生产杂粮制成的花卷、馒头、饺子等孩子们爱吃的保健食品。由屠孝天亲自设计的食品包装袋图案上，清晰地印着“穷不失义，拼搏图强”八个醒目的大字。
“我为穷孩子办厂，既是通过自身努力解决办学经费问题，也是在社会上宣传这种穷孩子精神。”屠孝天说，他拒绝社会捐赠的另一顾虑是，担心义学班接受捐赠后，孩子们会产生依赖心理。他表明，自己给义学班起名“穷孩子”，就是要把“穷不失义、穷则思变、拼搏图强”的精神发扬光大，而不是方便他们四处伸手。
为了400多个穷孩子，屠孝天可谓呕心沥血。一次，正在给外语班的同学讲授《国学课》的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学生把其他几位老师叫来了，大家准备送他到医院抢救。屠孝天怕耽误学生的课，连忙摆手示意，说他到办公室休息几分钟就好了。几分钟后，他果然又拖着病体走上讲台，直到两节课上完。
屠孝天说，“穷孩子”义学班目前实际上是“6个半”老师，当校长的他，70％的精力都是在外面给学校挣钱。张科洪老师主要负责实习基地，他们两个都不从学校拿工资。剩下的“4个半”老师一个是周凤娇，属元老级，她家里有上高中的女儿，却一个月都不回家一次，一天24小时守在义学班，当起所有“穷孩子”的妈妈，每月工资500元；教文秘的谭金玲、教平面设计的卢金凤、教电脑维护的王曦，他们3个人每月都是400元，还有一个是以前的学员，因为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每月工资250元。
义学班还有100多位编外义教，他们是省会高校的学生、老师和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定期给“穷孩子”上课。
“穷孩子”义学班先后走了20多位老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工资太低。但作为慈善义学班，屠孝天又不可能给老师涨多少工资。因为到这里来当老师都是讲奉献，都是带着一种帮助穷孩子的使命感，如果拿钱很多，就无从对孩子言传身教。这老师们都理解。
义学班默默办了3年，屠孝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长沙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为他担当顾问；湖南多家知名企业、集团为其提供学员就业机会；湖南省100多位大专院校的大学生、教师提供教学帮助。
尤其让屠孝天兴奋的是，“穷孩子”商标现在也开始“火”起来了，目前已经有数家单位和他合作。由“穷孩子”引发的城镇、农村“新三无人员”教育问题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为了使“穷孩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贫困孩子，屠老师眼下正张罗着办个永久性义校——买上几亩地盖个像样的学校。他还说，要成立“穷孩子”全国联盟，把义学班办到全国去，每个省市都办一所，帮助更多的穷孩子。
编辑 / 尤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