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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州作为超大城市，“大城市病”正处于全面爆发阶段。需要从共生理论角度思考处理好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的关系。外围城区功能配套不完善，城区县镇村间资源分布不均，需要将中心城市周边乡村地域（所辖县区乡镇）纳入直接吸引与辐射空间范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关联转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建立以中心市区为核心，包括中小城镇与乡村区域在内的城乡一体化功能地域。
关键词：大城市病;城乡共生;外部空间体系
广州从特大城市晋升为超大城市，面积7434平方公里，现有户籍人口840万，常住人口1400多万，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控制户籍和常住人口在920万和1550万以内，2013年的广州市人口城市化率已达83%，而土地的城市化率为63%，住房的城市化率为66%。伴随着广州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广州的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存在着这样的现状：荔湾、越秀、天河、海珠、白云、黄埔中心城区集中大量现代化服务业，同时专业批发市场数量庞大，高低端产业犬牙交错，引发交通拥堵、居住逼仄;番禺、南沙、黄埔东北部、花都、增城、从化等外围城区功能配套不完善，城区县镇村间资源分布不均，“大城市病”正处于全面爆发阶段：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垃圾围城、城市更新、文化缺失、来穗人员融合、相对贫困人口增加、经济面临增长困境等问题。广州在思考如何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标准化、精准化和品质化的城市治理水平。广州治理城市病的经验也将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共生理论
1.生物学中的共生概念
共生理论是起源于共生（Symbiosis）这一生物学名词并由之发展而来的。德国学者德贝里（1951）最先提出共生一词并做出正式阐释，认为“共生的本质就是不 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之后，共生概念得到生物学家们的进一步认识，柯勒瑞、刘威斯等人提出并阐释了 互惠共生的概念，生物学家斯科特（1969）则对共生概念进行了更为确切的界定，认为这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的状态”。美国微生物学家玛葛莉丝（1970）提出细胞共生学说，并且从生态学 的角度再次解释了共生的含义，认为“共生是不同生物 种类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合部分的联合”。道格拉斯 （1994）认为，“共生体本质上是生物体从其共生伙伴处 获得一种新的代谢能力，从而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 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并各自获取一定利益的 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总之，最初生物学中的共生主要强调的是生物间共同生活与生存的一种密切联系。
2.共生理论的拓展
多领域的深化 20世纪中叶以后，共生的思想和概念已扩展应用于生态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领域，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共生思想率先在生态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和拓展，并成为种群生态学中的核心理论。陈锦赐（2004）利用生物学的共生观念，建构出了环境共 生的理论架构体系，指出环境共生本质上是为了保证 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顺应生态环境的一种生活 生产方式，基本观念在于高效率地、最低伤害地利用自然资源，目的是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皆能和合共生、互利共存。
共生概念已由最初的生物学名词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并且在多个学科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更要强调的是，在多学科领域的应用中，总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即均能反映出共生理论的核心要义——共存、合作、互利、互补、和谐、共进。至此，我们可以勾勒出共生理论应用的整体性脉络。
二、广州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空间体系不完善
1. 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必须要使生产力有计划地利用和平衡分布。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条件”换言之，即消灭城乡分离必须实现城市工业向农村的扩散。目前我国学术界认为农村工业化的模式主要有外生型、内生型和综合型三种。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主要是内生型的，即主要由农村内部原因所驱动。经过 30 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上完成，如果按发展经济学将工业化所划分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话，中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为此，在农村工业化的模式选择上应当与时俱进，在实施内生型农村工业化的同时，有条件地引导城市工业向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农村地区扩散。
2. 共生理论表明城市与乡村共生体还没完全形成
广州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空间体系不完善，外围城镇（所辖县区）和周边乡村地区功能不健全，经济规模小、基础设施滞后、公共服务短缺、产业支撑不足，大、中、小不同各阶层等级和空间网络分布结构不合理。共生理论对城乡统筹问题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适用性。要解决当前的大城市病，就必须采用共生这个超越经济的视角，来进行城乡协调统筹发展，只有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两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生态有机种群，真正树立共生理念，使城乡之间在空间上互为环境，城带乡、鄉促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实现治标又治本。
三、广州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空间体系的完善策略
乡村是国际大都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将中心城市周边乡村地域（所辖县区乡镇）纳入直接吸引与辐射空间范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关联转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精细农业、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当好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和表率。
1. 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加快建设连接从化、增城、花都、南沙的快速轨道交通，健全镇际快速经济干道，加快公路主干道市政化改造和农村道路覆盖。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加强农村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推进村民危破房改造、路灯、交通灯、绿道建设，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城乡社会治安设施和信息化设施建设。到2020年，实现全部行政村通公交车，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预期达到100%，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70%以上。 2.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统筹城镇和乡村规划建设，全面提高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建设水平。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提升干净整洁村、美丽宜居村、特色精品村创建水平，建设岭南特色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群。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农村改厕、“四好农村路”建设、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北部乡村旅游景观公路，将美丽乡村和生态景观串点连线成面。科学治理“空心村”。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壮大新型职业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等带头人队伍，提升主体从业者生产经营能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鄉村人才振兴。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支持从化区建设全国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
3.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城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入实施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接受义务教育。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扩大公办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推动市属公办名校以建设新校区、托管、建立学校联盟等方式与外围新城合作办学。鼓励教师到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任教，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校长定期培训制度。
建立覆盖城乡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城乡养老保障体系、居民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救助体系，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同步调整机制，增强社会救助精确性。加强前置救助，探索实施支出性救助。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建立城乡就业服务管理机制，对本市户籍居民城乡适龄青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提供政府资助，帮助其实现技能就业。大力推进新型农民培训，实施技能晋升计划，对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本市农村劳动力，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补贴，推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转移就业创业。
4.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人口就业与产业不协调。引导城市工业向农村扩散，促进农村工业化的进展，使农村在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方面与城市化逐渐接近，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就地城市化后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
落实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实施重要农产品增量提质行动，开展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试点，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障粮、油、肉、菜等供给安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壮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优质农产品加工、贸易、流通集散中心，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休闲康养、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和服务网络，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加大对北部山区贫困镇、贫困村2.8万人的贫困对口帮扶力度。把全市贫困家庭纳入帮扶对象，对我市相对贫困人群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脱贫一批“五个一批”分类扶持贫困家庭。衔接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对生态特别重要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自愿包干参与扶贫。
作者简介：刘凤梅（1977- ），女，山东即墨人，教授，主要从事治理现代化与思政教育研究;程高军（1977- ），男，湖北武汉人，讲师，主要法学教育教学研究;顾群（1979- ），女，山东高密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学、乡村振兴等研究。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城乡共生理论的广州‘大城市病’治理现代化研究”（GZ17ZX056）、广东省特色创新项目“乡村振兴视阈下广州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发展研究”（2019GWTSCX039）、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合作治理视阈下的广州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研究”（2019GZGJ1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大城市病;城乡共生;外部空间体系
广州从特大城市晋升为超大城市，面积7434平方公里，现有户籍人口840万，常住人口1400多万，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控制户籍和常住人口在920万和1550万以内，2013年的广州市人口城市化率已达83%，而土地的城市化率为63%，住房的城市化率为66%。伴随着广州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广州的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存在着这样的现状：荔湾、越秀、天河、海珠、白云、黄埔中心城区集中大量现代化服务业，同时专业批发市场数量庞大，高低端产业犬牙交错，引发交通拥堵、居住逼仄;番禺、南沙、黄埔东北部、花都、增城、从化等外围城区功能配套不完善，城区县镇村间资源分布不均，“大城市病”正处于全面爆发阶段：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垃圾围城、城市更新、文化缺失、来穗人员融合、相对贫困人口增加、经济面临增长困境等问题。广州在思考如何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标准化、精准化和品质化的城市治理水平。广州治理城市病的经验也将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共生理论
1.生物学中的共生概念
共生理论是起源于共生（Symbiosis）这一生物学名词并由之发展而来的。德国学者德贝里（1951）最先提出共生一词并做出正式阐释，认为“共生的本质就是不 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之后，共生概念得到生物学家们的进一步认识，柯勒瑞、刘威斯等人提出并阐释了 互惠共生的概念，生物学家斯科特（1969）则对共生概念进行了更为确切的界定，认为这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的状态”。美国微生物学家玛葛莉丝（1970）提出细胞共生学说，并且从生态学 的角度再次解释了共生的含义，认为“共生是不同生物 种类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合部分的联合”。道格拉斯 （1994）认为，“共生体本质上是生物体从其共生伙伴处 获得一种新的代谢能力，从而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 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并各自获取一定利益的 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总之，最初生物学中的共生主要强调的是生物间共同生活与生存的一种密切联系。
2.共生理论的拓展
多领域的深化 20世纪中叶以后，共生的思想和概念已扩展应用于生态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领域，并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共生思想率先在生态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和拓展，并成为种群生态学中的核心理论。陈锦赐（2004）利用生物学的共生观念，建构出了环境共 生的理论架构体系，指出环境共生本质上是为了保证 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而顺应生态环境的一种生活 生产方式，基本观念在于高效率地、最低伤害地利用自然资源，目的是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皆能和合共生、互利共存。
共生概念已由最初的生物学名词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并且在多个学科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更要强调的是，在多学科领域的应用中，总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即均能反映出共生理论的核心要义——共存、合作、互利、互补、和谐、共进。至此，我们可以勾勒出共生理论应用的整体性脉络。
二、广州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空间体系不完善
1. 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必须要使生产力有计划地利用和平衡分布。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条件”换言之，即消灭城乡分离必须实现城市工业向农村的扩散。目前我国学术界认为农村工业化的模式主要有外生型、内生型和综合型三种。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主要是内生型的，即主要由农村内部原因所驱动。经过 30 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基本上完成，如果按发展经济学将工业化所划分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话，中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为此，在农村工业化的模式选择上应当与时俱进，在实施内生型农村工业化的同时，有条件地引导城市工业向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农村地区扩散。
2. 共生理论表明城市与乡村共生体还没完全形成
广州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空间体系不完善，外围城镇（所辖县区）和周边乡村地区功能不健全，经济规模小、基础设施滞后、公共服务短缺、产业支撑不足，大、中、小不同各阶层等级和空间网络分布结构不合理。共生理论对城乡统筹问题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适用性。要解决当前的大城市病，就必须采用共生这个超越经济的视角，来进行城乡协调统筹发展，只有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两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生态有机种群，真正树立共生理念，使城乡之间在空间上互为环境，城带乡、鄉促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实现治标又治本。
三、广州城市外部（县区乡镇村）空间体系的完善策略
乡村是国际大都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将中心城市周边乡村地域（所辖县区乡镇）纳入直接吸引与辐射空间范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关联转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精细农业、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当好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和表率。
1. 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加快建设连接从化、增城、花都、南沙的快速轨道交通，健全镇际快速经济干道，加快公路主干道市政化改造和农村道路覆盖。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加强农村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推进村民危破房改造、路灯、交通灯、绿道建设，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城乡社会治安设施和信息化设施建设。到2020年，实现全部行政村通公交车，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预期达到100%，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70%以上。 2.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统筹城镇和乡村规划建设，全面提高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建设水平。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提升干净整洁村、美丽宜居村、特色精品村创建水平，建设岭南特色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群。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农村改厕、“四好农村路”建设、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北部乡村旅游景观公路，将美丽乡村和生态景观串点连线成面。科学治理“空心村”。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壮大新型职业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等带头人队伍，提升主体从业者生产经营能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鄉村人才振兴。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支持从化区建设全国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
3.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城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入实施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接受义务教育。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扩大公办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推动市属公办名校以建设新校区、托管、建立学校联盟等方式与外围新城合作办学。鼓励教师到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任教，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校长定期培训制度。
建立覆盖城乡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城乡养老保障体系、居民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救助体系，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同步调整机制，增强社会救助精确性。加强前置救助，探索实施支出性救助。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建立城乡就业服务管理机制，对本市户籍居民城乡适龄青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提供政府资助，帮助其实现技能就业。大力推进新型农民培训，实施技能晋升计划，对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本市农村劳动力，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补贴，推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转移就业创业。
4.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人口就业与产业不协调。引导城市工业向农村扩散，促进农村工业化的进展，使农村在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方面与城市化逐渐接近，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就地城市化后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
落实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实施重要农产品增量提质行动，开展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试点，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障粮、油、肉、菜等供给安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壮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产业集群，建设优质农产品加工、贸易、流通集散中心，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休闲康养、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和服务网络，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加大对北部山区贫困镇、贫困村2.8万人的贫困对口帮扶力度。把全市贫困家庭纳入帮扶对象，对我市相对贫困人群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脱贫一批“五个一批”分类扶持贫困家庭。衔接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应保尽保，对生态特别重要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自愿包干参与扶贫。
作者简介：刘凤梅（1977- ），女，山东即墨人，教授，主要从事治理现代化与思政教育研究;程高军（1977- ），男，湖北武汉人，讲师，主要法学教育教学研究;顾群（1979- ），女，山东高密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学、乡村振兴等研究。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城乡共生理论的广州‘大城市病’治理现代化研究”（GZ17ZX056）、广东省特色创新项目“乡村振兴视阈下广州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发展研究”（2019GWTSCX039）、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合作治理视阈下的广州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研究”（2019GZGJ1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