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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去入集
何永康、胡抗美、骆冬青、吴新江，广陵书社，2011
每一位中国读书人无不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熏陶下成长。我当然也不例外。记得儿时，在村子外的树林中放羊，曾抱着李白选集如痴如醉地背诵。后来也曾有很短的一段时期喜欢上了毛泽东诗词。这种对古典诗词的爱好竟然延续了很长很长。初中、中师阶段，年少轻狂，青春的苦闷与狂躁，竟让自己也常常涂鸦，当然那不过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之嫌。
大学期间，有一位老教授为我们开设古代汉语课，一学年的古代汉语课竟有大半时间是在讲解老先生自己写的近体诗。恕我不敬，老先生的诗确实少有佳作，才情不足，往往只单纯追求平仄格律，失掉了诗味，更遑论诗情、诗意。老先生还让我们这帮学生试作模仿，我当时曾怀着恶作剧的心情，写下一首打油诗作为作业交上去。现在还记得这首诗：
文章自古本天成，岂有课堂出少陵，
纵使终生不学诗，莫作寻章摘句虫。
题曰《观古代汉语课有感》。现在想来，真的为那时自己的顽劣与不肖而脸红。后来对旧体诗词的兴味大坏，恐怕也与这一年古诗课程的学习有莫大关系。
因偶然的机缘后来读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似乎与旧体诗词离得更远了。但是，有时候又觉得旧体诗词的形式往往能够寄托和发挥自己混沌而不可压制的某些情绪。记得硕士毕业前夕遭遇不大不小的挫折，心情寥落，学位论文完成后，禁不住在后记中涂鸦起来：
遥夜沈沈怅寥廓，芳心豪发亦难歌，
鲲鹏扶摇畏天远，骏马驰骋苦日多，
从来文章生草木，纵有精神泻黄河，
岁月蹉跎衣带缓，月冷波心泪一颗。
不管这算不算是诗，毕竟表达了那时候的感触和心境，这恐怕在新诗中就很难传达了。再后来忙于读学位、找工作、评职称、写四平八稳堂而皇之的所谓学术论文，竟然再也找不到那份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动了。
上述沉寂已久的回忆，都是在捧读还散发着墨香的旧体诗词合集《平上去入集：康美青江“四人转”诗稿》时唤起的，同时，这也引起了我对当代中国“新诗”与“旧诗”的某些思考。
旧体诗与中国思维
我们知道，“文革”结束以后，从聂绀弩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出版以来至今，个人的旧体诗集恐怕已经很多很多了。但是像这本四人的旧体诗合集《平上去入集：康美青江“四人转”诗稿》出版的还真不多见。所谓“四人转”，按照后记中所说，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表达一种自谦之意，一是说明创作不乏“打油”的成分。综观诗作，作者们自谦倒真的不必，要说“打油”的成分也是极少的，大多是认认真真，别有怀抱的创作态度。
除了四位作者自谦和“打油”的意思外，这种“四人转”，恰恰显示了诗作的创作状态，是“转”出来的。所谓“转”，即“一载‘转’诗，七转八转，七嘴八舌，常常为一个字、一句诗，回薄相传，信息往返，‘讨论’得如醉如痴”。也就是说这些诗都是四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灵犀共启”的结果。
由此可见，这本合集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恢复和升华了旧体诗的唱和功能。算上绪歌四首，此集共有二十一辑。这二十一辑大部分诗歌都有着鲜明的唱和、呼应的特点，可以看做是四位诗人间的酬唱，或者诗人与他人、与历史、与自然之间的呼应。于是，始读此集时，我感觉到这些诗作的“对话性”特别突出。无论是唱和、咏物、读史、写景、观书、抒情，均包含诗人与“我”、与“人”、与自然的对话。
但细心再读，却又恍悟所谓“对话性”，实不确也。我心里之所以首先跳出“对话”概念，这恐怕还是西方理论思维的惯性在驱使，自己不觉之间还是因循着这种思维。若用“对话”来评价这些旧体诗词，毕竟甚“隔”。
何以言之？作为理论的“对话”，本是源自西方的一个术语，这实际上是西方对象化思维方式的结果，与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和天人合一观念根本上不同（甚至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一用“对话”，必然先验地设定了有此有彼、有主有客、有施有受的前提，而“对”字分明暗示了主客、此彼的分离、对立、割裂。然而此合集中的诗作，体现的不是“对”，而是“和”，是“通”，是无间，是“无对”。
比如其中何永康《咏心灵远游》诗末“神游碧落心如许，击楫星河一小船”句，这是心与物的相通融合。又如骆冬青《短歌行》中有句：“二人仁相感，骨肉之中骨肉生”，这是人与人的相感相契。如果说上述追求的还是一种形的合一的话，而“良媒岂有通幻境，象外象生生未形”（《碧落丹田赋》），则已将这种合一化为无形，所谓“无间已得象”也。由此可见，此《平上去入集》体现的创作思维绝非“对象化”的思维。“我”（个体、主体）的消弭，正是“大我”的生成与确立。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神与物游，乘桴浮于海，与天地宇宙相通。何永康有诗：“淡紫云英云雀啭，幽青水藻水花飘。”这是极妙的诗句，如果没有心与生命的相契，神与物游的切己，那是写不出这样的感觉的。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李白的名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由是观之，《平上去入集》中的诗不是对话，而是物我、人人、心心的相契与合一，是贯通，是无间，是无对。传统中国的精神即是如此，特别强调合与通。人、我、物本来就处在宇宙的大系统中，是一体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古人对“天谴论”的认同。现实生活中，最直观的例子是，当人的身体特别是关节出现了病变，每遇天气变化，气候有异，身体就会发出警报，这说明人与宇宙相隔了，在宇宙大系统中出现了不通的问题了。当身体正常时，人与宇宙大系统一体，我们浑然不觉。
旧诗体的形式与内容
传统中国的文化精髓、思维方式与生命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诗歌意境，恐怕也只有在传统的旧体诗词中才能传达得更为幽微。而康、美、青、江四位先生的旧体诗词文体的创作自觉，不仅仅是在体式上对传统的承续，更是在精神、思维上的一种返璞。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误解，每每分析一个文本常常自觉采用内容与形式的两分法，而且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这似乎成为一种套在哪里都可以屡试不爽的万能公式。其实，内容和形式从来不能分开，更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比如，一瓶饮料，按照内容形式二分法，饮料是内容，瓶子是形式的话，那么是饮料能决定瓶子，还是瓶子决定饮料呢？恐怕都不能。事实是，内容与形式共同决定了这种独特的存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典型的中国文化、中国思维、中国意趣，恐怕只能用最典型的旧体诗词才表现得最丰富最贴切了，共同构成独一无二的中国诗境。比如，“自然”的观念在旧体诗词中表达得最多也最深切。五四之后，我们常说的“自然”，是对应于西文中的nature。这个“自然”，是外在的，对象化的，是与人相对而言的，是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传统的中国的“自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词，有着极为丰富的哲学内涵，体现的是一种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存在状态。这是内在的，是一个思想的概念和观念的表达。正所谓“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这与西方的和现在中国人常用的“自然”无关。这种“自然”观的形成与“无对”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相表里的。
我们都知道，现代人写旧体诗，早已不鲜见。且不谈现代很多传统学者，就连标举全面反传统的新文学家也不例外。我们稍稍留心就会发现那些最初以新诗闻名的新文学家们，很多都转而写起旧体诗。比如以《女神》名满天下的新诗人郭沫若，在他新诗创作中的想象力已经枯竭，创造力已经告罄之时，他的旧体诗创作却格外活跃起来。当代以旧诗闻名的杂文家聂绀弩谈及自己大写旧体诗的原因是：“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我们发现，上述作家的夫子自道，无一例外地谈到旧体诗词反而更容易表达某种情感，这也证明这种情感思维与旧体诗词这种传统形式是相一致的。
诗歌的文白之辨
《平上去入集》的序言《杜钩之钓》是诗人赵恺先生的妙文，读来精气充沛，势如江河，很多论断亦颇有卓见。但是其中的某些判断，仍有商榷的余地。如赵恺先生说：
在人类精神制高点上，中国新诗面对古诗能够轻易地“新”得起来吗？
那么，就只能以文字口语化为一臂，以形式自由化为另一臂接过旗帜踽踽前行———这就是中国新诗的基本轨迹。
我想他的意思是明白的，即语言的口语化、白话化。（事实上，白话化不等于口语化，白话也有口语化和书面化之分）所以，赵恺先生接着说：“白话何咎？口语何咎？但欠缺语言美的白话口语就减损了审美仪式的骨血感，就伤害诗。”
且不论白话是否就一定缺少“含蓄、简洁、神秘、优美”，单说赵恺先生的这个论断，其实是很多人对白话与文言、旧诗与新诗的一贯看法：将诗歌的旧新与语言的文白直接对应起来。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新诗所用的语言就是白话，所以新诗与白话诗是完全可以置换的两个相同概念。旧体诗词所用的就是文言。对于前一个判断，我不反对，从胡适的“尝试”开始，就明确提出要用白话作诗。但是，对后一个判断，我认为不能不认真辨析一下。说新诗就是用白话，旧诗就是用文言，似乎就将语言的文白与否作为判断新诗、旧诗的标准了。可是，我们只听说过新诗有“白话诗”、“白话新诗”之称（事实上旧诗也有白话诗），没有听到过旧诗有所谓“文言诗”的说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旧诗词是否一定就是用文言。其实举几个常见例子，就可明白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用语言是白话，还是文言？当然是白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是文言还是白话？当然还是白话。白居易的诗歌更是以通俗易懂为标准。所以古人的诗并非一味古奥，也并非尽是文言，我看是白话的绝不在少数。明白如话，却意蕴无穷，才是好诗。
也许有人会说了，你所举的都是最通俗明白的。那我们再举理学宗师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句句字字明白如话。是白话还是文言？（当然，这明白如话只是表面的，其个中意味却并不这么好懂的。这里的源头活水，并非实际的简单的书本和知识了。）我们还可以看看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咏良知诗：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
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
且不谈其中的哲学意蕴，就语言而论，也以白话为主，特别是“个个人心有仲尼”、“人人自有定盘针”等句，十分的口语化，或者说简直就是口语了。
所以，这样说来，文言与白话绝对不是新诗与旧诗的区别的标准，旧诗绝对并不就意味着用文言。那么，可见二者的区别，首先还是在于格律的有无，以及文言白话所用字词的音节的特点有异而已。由此可见，决定诗歌优劣的不是用文言还是用白话的问题，也就是说文言与白话压根不能作为诗歌的价值判断标准。甚而言之，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新旧诗体的问题，而是学养、才情、见识的问题。
诗歌的新旧之争
无论是赵恺先生的序言，还是本诗集的后记，还是拙文的行文中，都屡次出现“旧诗”、“新诗”的概念。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中国诗歌的新旧之争问题。
我们知道，几乎每个五四之后的人，在自己的观念中都已经先入为主地有了诗歌的新旧之分。20世纪初新诗萌生，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新生事物，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采取一种革命性的姿态，新旧之争由此而始。时至今日，“新诗”“旧诗”的身份早掉了个儿，新诗早已成为文坛主流，旧体诗反成为边缘的存在，旧体诗要争取自己的地位，当然也会自觉地采取革命性的姿态。就作为历史的对立物而言，新诗、旧诗的争论甚至斗争就一直未曾消歇，至今已有百年。
争论双方，各持己见。反对旧诗者认为，旧诗是僵化的，缺乏现代性（当然这是个糊涂的概念）；力挺旧诗者则认为，新诗没有旧诗的美感，缺失了文化传统。无论是将旧体诗创作现象排除在文学史写作和研究之外的反对者，还是坚持认为旧诗远胜于新诗的力挺旧诗者，双方的观点乍一看完全相反，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则惊人的相似。这种思维方式至少有两点相同：其一，是非此即彼的绝对思维。其二，是（诗体）形式决定（诗歌）价值的绝对思维。
尽管新旧的争论不休，但是大多数人对于旧体诗的前景是不乐观的。不管是持批评意见的，还是持褒扬态度者，大都认为21世纪的中国，由于离开传统越来越远，旧体诗将会消失。然而我不是预言家，对于旧诗的前景，我只知道，现代人写的“旧诗”已非500年、1000年前古人写的诗歌了，未来的“新诗”也一定不会是20世纪人写的新诗，我想，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斯文不绝，诗就永在。对于《平上去入集》，我也只能有一说一，四位作者为当代旧体诗的写作提供了有价值而且颇为成功的尝试。
合集读了一过，已近炎炎暑期。文章写毕，已至夜深人静。满脑子充斥着中国西方、新诗旧诗、传统现代、内容形式……这些个念头纠缠着，竟纷然入梦。待到次日清晨醒来，思虑尽去，方笑自己是庸人自扰。忽有所感，打油一首，聊记一点心情而已：
抱书上床去，万象入梦来，
晨兴理思绪，明镜照澄怀。
2011年夏于金陵槐香室
何永康、胡抗美、骆冬青、吴新江，广陵书社，2011
每一位中国读书人无不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熏陶下成长。我当然也不例外。记得儿时，在村子外的树林中放羊，曾抱着李白选集如痴如醉地背诵。后来也曾有很短的一段时期喜欢上了毛泽东诗词。这种对古典诗词的爱好竟然延续了很长很长。初中、中师阶段，年少轻狂，青春的苦闷与狂躁，竟让自己也常常涂鸦，当然那不过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之嫌。
大学期间，有一位老教授为我们开设古代汉语课，一学年的古代汉语课竟有大半时间是在讲解老先生自己写的近体诗。恕我不敬，老先生的诗确实少有佳作，才情不足，往往只单纯追求平仄格律，失掉了诗味，更遑论诗情、诗意。老先生还让我们这帮学生试作模仿，我当时曾怀着恶作剧的心情，写下一首打油诗作为作业交上去。现在还记得这首诗：
文章自古本天成，岂有课堂出少陵，
纵使终生不学诗，莫作寻章摘句虫。
题曰《观古代汉语课有感》。现在想来，真的为那时自己的顽劣与不肖而脸红。后来对旧体诗词的兴味大坏，恐怕也与这一年古诗课程的学习有莫大关系。
因偶然的机缘后来读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似乎与旧体诗词离得更远了。但是，有时候又觉得旧体诗词的形式往往能够寄托和发挥自己混沌而不可压制的某些情绪。记得硕士毕业前夕遭遇不大不小的挫折，心情寥落，学位论文完成后，禁不住在后记中涂鸦起来：
遥夜沈沈怅寥廓，芳心豪发亦难歌，
鲲鹏扶摇畏天远，骏马驰骋苦日多，
从来文章生草木，纵有精神泻黄河，
岁月蹉跎衣带缓，月冷波心泪一颗。
不管这算不算是诗，毕竟表达了那时候的感触和心境，这恐怕在新诗中就很难传达了。再后来忙于读学位、找工作、评职称、写四平八稳堂而皇之的所谓学术论文，竟然再也找不到那份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动了。
上述沉寂已久的回忆，都是在捧读还散发着墨香的旧体诗词合集《平上去入集：康美青江“四人转”诗稿》时唤起的，同时，这也引起了我对当代中国“新诗”与“旧诗”的某些思考。
旧体诗与中国思维
我们知道，“文革”结束以后，从聂绀弩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出版以来至今，个人的旧体诗集恐怕已经很多很多了。但是像这本四人的旧体诗合集《平上去入集：康美青江“四人转”诗稿》出版的还真不多见。所谓“四人转”，按照后记中所说，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表达一种自谦之意，一是说明创作不乏“打油”的成分。综观诗作，作者们自谦倒真的不必，要说“打油”的成分也是极少的，大多是认认真真，别有怀抱的创作态度。
除了四位作者自谦和“打油”的意思外，这种“四人转”，恰恰显示了诗作的创作状态，是“转”出来的。所谓“转”，即“一载‘转’诗，七转八转，七嘴八舌，常常为一个字、一句诗，回薄相传，信息往返，‘讨论’得如醉如痴”。也就是说这些诗都是四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灵犀共启”的结果。
由此可见，这本合集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恢复和升华了旧体诗的唱和功能。算上绪歌四首，此集共有二十一辑。这二十一辑大部分诗歌都有着鲜明的唱和、呼应的特点，可以看做是四位诗人间的酬唱，或者诗人与他人、与历史、与自然之间的呼应。于是，始读此集时，我感觉到这些诗作的“对话性”特别突出。无论是唱和、咏物、读史、写景、观书、抒情，均包含诗人与“我”、与“人”、与自然的对话。
但细心再读，却又恍悟所谓“对话性”，实不确也。我心里之所以首先跳出“对话”概念，这恐怕还是西方理论思维的惯性在驱使，自己不觉之间还是因循着这种思维。若用“对话”来评价这些旧体诗词，毕竟甚“隔”。
何以言之？作为理论的“对话”，本是源自西方的一个术语，这实际上是西方对象化思维方式的结果，与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和天人合一观念根本上不同（甚至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一用“对话”，必然先验地设定了有此有彼、有主有客、有施有受的前提，而“对”字分明暗示了主客、此彼的分离、对立、割裂。然而此合集中的诗作，体现的不是“对”，而是“和”，是“通”，是无间，是“无对”。
比如其中何永康《咏心灵远游》诗末“神游碧落心如许，击楫星河一小船”句，这是心与物的相通融合。又如骆冬青《短歌行》中有句：“二人仁相感，骨肉之中骨肉生”，这是人与人的相感相契。如果说上述追求的还是一种形的合一的话，而“良媒岂有通幻境，象外象生生未形”（《碧落丹田赋》），则已将这种合一化为无形，所谓“无间已得象”也。由此可见，此《平上去入集》体现的创作思维绝非“对象化”的思维。“我”（个体、主体）的消弭，正是“大我”的生成与确立。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神与物游，乘桴浮于海，与天地宇宙相通。何永康有诗：“淡紫云英云雀啭，幽青水藻水花飘。”这是极妙的诗句，如果没有心与生命的相契，神与物游的切己，那是写不出这样的感觉的。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李白的名句“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由是观之，《平上去入集》中的诗不是对话，而是物我、人人、心心的相契与合一，是贯通，是无间，是无对。传统中国的精神即是如此，特别强调合与通。人、我、物本来就处在宇宙的大系统中，是一体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古人对“天谴论”的认同。现实生活中，最直观的例子是，当人的身体特别是关节出现了病变，每遇天气变化，气候有异，身体就会发出警报，这说明人与宇宙相隔了，在宇宙大系统中出现了不通的问题了。当身体正常时，人与宇宙大系统一体，我们浑然不觉。
旧诗体的形式与内容
传统中国的文化精髓、思维方式与生命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诗歌意境，恐怕也只有在传统的旧体诗词中才能传达得更为幽微。而康、美、青、江四位先生的旧体诗词文体的创作自觉，不仅仅是在体式上对传统的承续，更是在精神、思维上的一种返璞。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误解，每每分析一个文本常常自觉采用内容与形式的两分法，而且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这似乎成为一种套在哪里都可以屡试不爽的万能公式。其实，内容和形式从来不能分开，更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比如，一瓶饮料，按照内容形式二分法，饮料是内容，瓶子是形式的话，那么是饮料能决定瓶子，还是瓶子决定饮料呢？恐怕都不能。事实是，内容与形式共同决定了这种独特的存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典型的中国文化、中国思维、中国意趣，恐怕只能用最典型的旧体诗词才表现得最丰富最贴切了，共同构成独一无二的中国诗境。比如，“自然”的观念在旧体诗词中表达得最多也最深切。五四之后，我们常说的“自然”，是对应于西文中的nature。这个“自然”，是外在的，对象化的，是与人相对而言的，是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传统的中国的“自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词，有着极为丰富的哲学内涵，体现的是一种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存在状态。这是内在的，是一个思想的概念和观念的表达。正所谓“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这与西方的和现在中国人常用的“自然”无关。这种“自然”观的形成与“无对”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相表里的。
我们都知道，现代人写旧体诗，早已不鲜见。且不谈现代很多传统学者，就连标举全面反传统的新文学家也不例外。我们稍稍留心就会发现那些最初以新诗闻名的新文学家们，很多都转而写起旧体诗。比如以《女神》名满天下的新诗人郭沫若，在他新诗创作中的想象力已经枯竭，创造力已经告罄之时，他的旧体诗创作却格外活跃起来。当代以旧诗闻名的杂文家聂绀弩谈及自己大写旧体诗的原因是：“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聂绀弩《散宜生诗·自序》）我们发现，上述作家的夫子自道，无一例外地谈到旧体诗词反而更容易表达某种情感，这也证明这种情感思维与旧体诗词这种传统形式是相一致的。
诗歌的文白之辨
《平上去入集》的序言《杜钩之钓》是诗人赵恺先生的妙文，读来精气充沛，势如江河，很多论断亦颇有卓见。但是其中的某些判断，仍有商榷的余地。如赵恺先生说：
在人类精神制高点上，中国新诗面对古诗能够轻易地“新”得起来吗？
那么，就只能以文字口语化为一臂，以形式自由化为另一臂接过旗帜踽踽前行———这就是中国新诗的基本轨迹。
我想他的意思是明白的，即语言的口语化、白话化。（事实上，白话化不等于口语化，白话也有口语化和书面化之分）所以，赵恺先生接着说：“白话何咎？口语何咎？但欠缺语言美的白话口语就减损了审美仪式的骨血感，就伤害诗。”
且不论白话是否就一定缺少“含蓄、简洁、神秘、优美”，单说赵恺先生的这个论断，其实是很多人对白话与文言、旧诗与新诗的一贯看法：将诗歌的旧新与语言的文白直接对应起来。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新诗所用的语言就是白话，所以新诗与白话诗是完全可以置换的两个相同概念。旧体诗词所用的就是文言。对于前一个判断，我不反对，从胡适的“尝试”开始，就明确提出要用白话作诗。但是，对后一个判断，我认为不能不认真辨析一下。说新诗就是用白话，旧诗就是用文言，似乎就将语言的文白与否作为判断新诗、旧诗的标准了。可是，我们只听说过新诗有“白话诗”、“白话新诗”之称（事实上旧诗也有白话诗），没有听到过旧诗有所谓“文言诗”的说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旧诗词是否一定就是用文言。其实举几个常见例子，就可明白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用语言是白话，还是文言？当然是白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是文言还是白话？当然还是白话。白居易的诗歌更是以通俗易懂为标准。所以古人的诗并非一味古奥，也并非尽是文言，我看是白话的绝不在少数。明白如话，却意蕴无穷，才是好诗。
也许有人会说了，你所举的都是最通俗明白的。那我们再举理学宗师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句句字字明白如话。是白话还是文言？（当然，这明白如话只是表面的，其个中意味却并不这么好懂的。这里的源头活水，并非实际的简单的书本和知识了。）我们还可以看看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咏良知诗：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
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
且不谈其中的哲学意蕴，就语言而论，也以白话为主，特别是“个个人心有仲尼”、“人人自有定盘针”等句，十分的口语化，或者说简直就是口语了。
所以，这样说来，文言与白话绝对不是新诗与旧诗的区别的标准，旧诗绝对并不就意味着用文言。那么，可见二者的区别，首先还是在于格律的有无，以及文言白话所用字词的音节的特点有异而已。由此可见，决定诗歌优劣的不是用文言还是用白话的问题，也就是说文言与白话压根不能作为诗歌的价值判断标准。甚而言之，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新旧诗体的问题，而是学养、才情、见识的问题。
诗歌的新旧之争
无论是赵恺先生的序言，还是本诗集的后记，还是拙文的行文中，都屡次出现“旧诗”、“新诗”的概念。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中国诗歌的新旧之争问题。
我们知道，几乎每个五四之后的人，在自己的观念中都已经先入为主地有了诗歌的新旧之分。20世纪初新诗萌生，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新生事物，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采取一种革命性的姿态，新旧之争由此而始。时至今日，“新诗”“旧诗”的身份早掉了个儿，新诗早已成为文坛主流，旧体诗反成为边缘的存在，旧体诗要争取自己的地位，当然也会自觉地采取革命性的姿态。就作为历史的对立物而言，新诗、旧诗的争论甚至斗争就一直未曾消歇，至今已有百年。
争论双方，各持己见。反对旧诗者认为，旧诗是僵化的，缺乏现代性（当然这是个糊涂的概念）；力挺旧诗者则认为，新诗没有旧诗的美感，缺失了文化传统。无论是将旧体诗创作现象排除在文学史写作和研究之外的反对者，还是坚持认为旧诗远胜于新诗的力挺旧诗者，双方的观点乍一看完全相反，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则惊人的相似。这种思维方式至少有两点相同：其一，是非此即彼的绝对思维。其二，是（诗体）形式决定（诗歌）价值的绝对思维。
尽管新旧的争论不休，但是大多数人对于旧体诗的前景是不乐观的。不管是持批评意见的，还是持褒扬态度者，大都认为21世纪的中国，由于离开传统越来越远，旧体诗将会消失。然而我不是预言家，对于旧诗的前景，我只知道，现代人写的“旧诗”已非500年、1000年前古人写的诗歌了，未来的“新诗”也一定不会是20世纪人写的新诗，我想，不管是什么形式，只要斯文不绝，诗就永在。对于《平上去入集》，我也只能有一说一，四位作者为当代旧体诗的写作提供了有价值而且颇为成功的尝试。
合集读了一过，已近炎炎暑期。文章写毕，已至夜深人静。满脑子充斥着中国西方、新诗旧诗、传统现代、内容形式……这些个念头纠缠着，竟纷然入梦。待到次日清晨醒来，思虑尽去，方笑自己是庸人自扰。忽有所感，打油一首，聊记一点心情而已：
抱书上床去，万象入梦来，
晨兴理思绪，明镜照澄怀。
2011年夏于金陵槐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