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叫姜云燕，1993年12月入伍，现任新疆军区某医院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内科护士长。14年来，我始终把维护高原官兵身心健康作为神圣职责，与高寒缺氧抗争，挑战生理极限，倾心服务官兵，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荣获第三十九届“南丁格尔奖”，是目前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得者，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兰州军区授予我“雪域高原模范护士长”荣誉称号，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当选为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第十七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曾三次受到胡锦涛主席亲切接见。
1976年3月，我出生在河北省定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不满1岁，母亲就不幸去世，5岁又失去了父亲，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是堂姐和乡亲们主动承担起养育我的责任。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7岁那年，我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走进了课堂，一直读到初中毕业。童年的我虽然缺少父爱和母爱，但在这个充满和谐关爱的社会大家庭里，却时刻享受着党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我暗暗想：长大后，我一定要报答党、报答亲人。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我萌生了从军报国的念头，非常崇拜雷锋、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喜欢看战斗影片，听解放军征战疆场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军报国的愿望愈加强烈。1993年6月3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三十里营房医疗站英雄群体的感人事迹，白衣天使牺牲奉献的精神，给我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没有想到，在那么高、那么苦、那么远的地方还有一群女军人戍边守防、奉献爱心。我下定决心：做人就应该像她们那样立志边关，报效祖国，我一定要加入到那个英雄的群体中去。当时我牢牢记下了“三十里营房”这个地名，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当一名光荣的“白衣战士”。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堂姐后，她惊讶地对我说：“你太天真了，你知道昆仑山在哪里?再说，兵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一个姑娘家，从未出过远门，你走了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呀?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我哀求堂姐：“我已经长大了，你就让我去试试吧!”堂姐还是不同意。我不顾亲人的劝说，1993年8月18日，带上政府救助和帮别人织毛衣挣的500元钱、5包方便面和5个鸡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毅然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在我的印象中，昆仑山在青藏高原，于是就一路打听来到青海格尔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找到了西藏军区驻格尔木办事处，才知道这里的昆仑山根本没有什么三十里营房医疗站。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回去吧，总觉得不甘心，就这样漫无目标地找下去，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不知所措地徘徊在街头，心中反复地问自己，“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你究竟在哪里呀?……”那时，我一天的伙食就是两包方便面和一个凉馒头，眼看路费就要用完了，正当我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碰到了一位从青藏线上下来的汽车兵，他告诉我，“喀喇昆仑山在新疆，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应该也在新疆，你去哪里找找吧!”他的一番话好像一剂强心针，给了我重新振作的力量。我想，不管有多远，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要去试一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又经过9天的辗转颠簸，终于找到了直接管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十八医院。我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可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医院领导说明来意时，他们却犯难了，让我走吧不忍心，留下我吧又不符合规定。医院先后3次买好车票、备好路费劝我回家。可我想，自己费尽周折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既然来了，就决不回去，只要能为高原官兵服务，哪怕当一名“编外军人”也行。于是，我不讲任何待遇，坚持每天起早贪黑打扫卫生，到食堂帮厨，为病人送饭，脏活累活抢着干。院领导终于被我的执着和真诚所打动，1993年12月，经报请上级特批，我终于成为二十里营房医疗站的一名女兵。
刚上山时，我被严重的高山反应折磨得头痛、恶心、呕吐，眼圈红肿、嘴唇发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看到哨卡上那些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战友，每天身负重荷，在缺氧、陡峭的山地跋涉，在风雪中巡逻，这些都给我平添了许多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当我第一次到海拔5300多米的天文点哨卡接一名病号时，昏迷中的战友还在噫语不断，“我不下山，我要回天文点，我要回天文点……”刹那间，我的热泪止不住往下流，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心想：战友们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他守卫的边防哨卡，世上还有谁比这些高原官兵更可敬可爱呢?我一定要用满腔热血和真情挚爱，精心呵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使战友的头部减轻震动，避免碰伤，我顾不得男女之嫌，紧紧将战友的头搂在怀里，一抱就是9个多小时，到医疗站时，我的双腿已麻木得不能动弹。
一些在山下很容易治愈的疾病，在高原上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1995年11月26日，是一个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一天，红柳滩兵站送来一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我和其他医护人员，不间断地为病人量血压、测体温、数脉搏，把所有能用的设备和药品都用上了，甚至用民间流传的土办法，把头发烧成灰给病人喝，仍然止不住血，整整忙了一天一夜，可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我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年轻的战友就这样被高原病魔无情地夺走了生命。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看到在雪域高原，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同时也看到了医护人员所肩负的重任。1997年6月的一个深夜，我随救护组到神仙湾哨卡抢救突发高原心脏病的司务长，在下送途中，病人停止了呼吸，可我看着他熟悉的面孔，怎么都不相信他已经离我们而去，160多公里的路程，我仍然把他轻轻地抱在怀里，生怕离去的战友受到颠簸。一次，我为一名因高山反应引起精神紊乱的武警战士送饭，推门一看，只见他赤条条地躺在床上，见我进来，他突然跳下床来，光着身子就往外跑。这么冷的天，跑出去会冻坏的!情急之下，我一把将他抱住，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劲，硬是把高出我一头的他按倒在病床上，给他盖好被子，细心照料他，当我觉察到病人看见红色时情绪比较稳定，就有意穿上红毛衣护理他。他病愈后，得知自己患病时的冒失行为，拉着我的手愧疚地说：“好姐姐，请你谅解，非常感谢你的精心照顾，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护士。”1999年7月的一天，从红柳滩送来一个深度昏迷的民工，病人患的是高原肺水肿并发脑水肿，左心室已失去功能，粉红色的泡沫样痰，从口鼻中直往外冒。我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吸痰，病人就有生命危险。可当时发电来不及，吸痰器用不上，为了争取时间，我毫不犹豫地用嘴把病人口中的痰，一口一口地往外吸，经过紧张的抢救，病人终于转危为安。10多年来，我走遍了喀喇昆仑山的每个哨卡，为官兵巡诊4万多人次，护理病人2100多名，参与抢救危重病人130多人， 累计行程8万余公里。
在喀喇昆仑山上工作和生活，最难耐的莫过于孤独和寂寞。1996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神仙湾哨卡一名战士打来电话说，他们好多战友都病了。我焦急地问：“得了什么病?病情怎么样?”对方迟疑地说：“快过春节了，大家都非常想家，心里憋得慌，想和你们聊聊天，听你们唱唱歌。”听着听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是啊，我们的高原官兵都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可为了祖国的安宁，大家只能在这里空守寂寞、牺牲奉献。虽然我没有一副好嗓音，但还是喘着粗气为他们唱起了《说句心里话》、《想家的时候》，唱着唱着，电话里的抽泣声连成一片!从这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学唱歌、跳舞，同姐妹们一起编排文艺节目，利用巡诊的机会，为边防官兵表演节目120多场(次)，缝补衣物300多件，织手套90多副，做鞋垫500多双。官兵们自豪地说“戴上你们织的手套，手中的钢枪握得更紧了；垫上你们做的鞋垫，巡逻的步子迈得更稳了。”
在喀喇昆仑这片人迹罕至、寸草不生的荒凉之地，战士们非常期盼能看到花草树木。我和姐妹们每次下山，都要采集一些鲜花和绿叶，拼接成各式各样的图案，配上我们编写的一首首小诗，制作成《绿色畅想》标本集，送到哨卡官兵手中，增添了高原官兵对生活的热爱和戍边守防的激情。大家感激地说：你们不仅维护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为雪域高原送来了“春天”，真是我们的“知心天使”。
为了长期在昆仑山上为官兵服务，我选择嫁给了一名昆仑军人。2000年初，我怀孕后，院领导考虑到我长期在高原工作，怀上孕不容易，特意安排我休假。但我看到送来的病员很多，在位的医护人员少，值班都排不开，便谢绝了领导的好意，继续坚守在岗位上。由于过度劳累，小孩比预产期提前一个多月来到人世。作为一名母亲，谁不疼爱自己的骨肉?但作为一名军人，在家庭与事业发生矛盾时，就只能选择事业。在儿子刚满百天的那个晚上，我迟疑着对丈夫说：“咱们把孩子送回老家吧，我还是想到昆仑山上去。”丈夫听了我的话，虽然心里很难受，但同样作为一名军人的他，也很理解我的心情，于是我将儿子送回了爱人的陕西老家，公公、婆婆刚开始还有点不理解：“你看你刚生完小孩，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再说，孩子这么小，你丢得下吗?”通过爱人的反复解释和开导，两位善良的老人也终于理解了我们。临别时，公公、婆婆抱着小孩，送了一程又一程，一再叮嘱我：“放心去干你的事吧，孩子由我们带，常来个电话就行。”听了老人的话，我揪心的难受，两位老人哪里知道，那时，昆仑山上是没有直拨电话的，他们这点小小的要求我根本无法满足。入伍14年，我除了上学、生孩子外，在山上呆了将近10年；结婚7年，和丈夫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年；一家三口经常分居三地，孩子6岁了，团聚的时间还不到1年。长期的高原工作和生活，使我患上了功能性子宫出血，经常流血不止。2004年6月，我感到病情不断加重，本想请假下山检查，可到了每季一次去哨卡巡诊的时间，我又放心不下山上的战友，坚持随医疗组执行巡诊任务。刚回到医疗站，又接收一名危重病人，我和战友们整整抢救了一夜，因身体虚弱、过度劳累，我晕倒在地。各级组织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决定不再安排我上山守防，可一离开喀喇昆仑山，我的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因为我知道，是各级组织培养了我，是雪域高原锤炼了我，是边防官兵成就了我，我的事业在喀喇昆仑山上，我不能离开这片深深眷恋的土地。我深知，我所做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我只不过是喀喇昆仑英雄群体的一个代表，所取得的荣誉应归功于大家，所以我获得“南丁格尔”奖之后，把各级奖励的1.8万元和自己的2000元积蓄交到医院，设立了护理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雪域高原护理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优秀护士。
曾经有人问我，你在喀喇昆仑山上干了10多年，后悔吗?我说：“在昆仑山上当一名护士，的确很苦、很累，付出的很多。但值得，是昆仑山这片热土养育了我，没有昆仑山就没有我的今天。选择喀喇昆仑山我无怨无悔。”
1976年3月，我出生在河北省定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不满1岁，母亲就不幸去世，5岁又失去了父亲，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是堂姐和乡亲们主动承担起养育我的责任。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7岁那年，我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走进了课堂，一直读到初中毕业。童年的我虽然缺少父爱和母爱，但在这个充满和谐关爱的社会大家庭里，却时刻享受着党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我暗暗想：长大后，我一定要报答党、报答亲人。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我萌生了从军报国的念头，非常崇拜雷锋、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喜欢看战斗影片，听解放军征战疆场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参军报国的愿望愈加强烈。1993年6月3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三十里营房医疗站英雄群体的感人事迹，白衣天使牺牲奉献的精神，给我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没有想到，在那么高、那么苦、那么远的地方还有一群女军人戍边守防、奉献爱心。我下定决心：做人就应该像她们那样立志边关，报效祖国，我一定要加入到那个英雄的群体中去。当时我牢牢记下了“三十里营房”这个地名，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地方，当一名光荣的“白衣战士”。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堂姐后，她惊讶地对我说：“你太天真了，你知道昆仑山在哪里?再说，兵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一个姑娘家，从未出过远门，你走了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呀?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我哀求堂姐：“我已经长大了，你就让我去试试吧!”堂姐还是不同意。我不顾亲人的劝说，1993年8月18日，带上政府救助和帮别人织毛衣挣的500元钱、5包方便面和5个鸡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毅然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在我的印象中，昆仑山在青藏高原，于是就一路打听来到青海格尔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找到了西藏军区驻格尔木办事处，才知道这里的昆仑山根本没有什么三十里营房医疗站。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回去吧，总觉得不甘心，就这样漫无目标地找下去，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不知所措地徘徊在街头，心中反复地问自己，“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你究竟在哪里呀?……”那时，我一天的伙食就是两包方便面和一个凉馒头，眼看路费就要用完了，正当我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碰到了一位从青藏线上下来的汽车兵，他告诉我，“喀喇昆仑山在新疆，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应该也在新疆，你去哪里找找吧!”他的一番话好像一剂强心针，给了我重新振作的力量。我想，不管有多远，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要去试一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又经过9天的辗转颠簸，终于找到了直接管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十八医院。我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可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医院领导说明来意时，他们却犯难了，让我走吧不忍心，留下我吧又不符合规定。医院先后3次买好车票、备好路费劝我回家。可我想，自己费尽周折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既然来了，就决不回去，只要能为高原官兵服务，哪怕当一名“编外军人”也行。于是，我不讲任何待遇，坚持每天起早贪黑打扫卫生，到食堂帮厨，为病人送饭，脏活累活抢着干。院领导终于被我的执着和真诚所打动，1993年12月，经报请上级特批，我终于成为二十里营房医疗站的一名女兵。
刚上山时，我被严重的高山反应折磨得头痛、恶心、呕吐，眼圈红肿、嘴唇发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看到哨卡上那些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战友，每天身负重荷，在缺氧、陡峭的山地跋涉，在风雪中巡逻，这些都给我平添了许多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当我第一次到海拔5300多米的天文点哨卡接一名病号时，昏迷中的战友还在噫语不断，“我不下山，我要回天文点，我要回天文点……”刹那间，我的热泪止不住往下流，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心想：战友们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他守卫的边防哨卡，世上还有谁比这些高原官兵更可敬可爱呢?我一定要用满腔热血和真情挚爱，精心呵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使战友的头部减轻震动，避免碰伤，我顾不得男女之嫌，紧紧将战友的头搂在怀里，一抱就是9个多小时，到医疗站时，我的双腿已麻木得不能动弹。
一些在山下很容易治愈的疾病，在高原上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1995年11月26日，是一个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一天，红柳滩兵站送来一名消化道出血的病人，我和其他医护人员，不间断地为病人量血压、测体温、数脉搏，把所有能用的设备和药品都用上了，甚至用民间流传的土办法，把头发烧成灰给病人喝，仍然止不住血，整整忙了一天一夜，可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我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年轻的战友就这样被高原病魔无情地夺走了生命。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看到在雪域高原，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同时也看到了医护人员所肩负的重任。1997年6月的一个深夜，我随救护组到神仙湾哨卡抢救突发高原心脏病的司务长，在下送途中，病人停止了呼吸，可我看着他熟悉的面孔，怎么都不相信他已经离我们而去，160多公里的路程，我仍然把他轻轻地抱在怀里，生怕离去的战友受到颠簸。一次，我为一名因高山反应引起精神紊乱的武警战士送饭，推门一看，只见他赤条条地躺在床上，见我进来，他突然跳下床来，光着身子就往外跑。这么冷的天，跑出去会冻坏的!情急之下，我一把将他抱住，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劲，硬是把高出我一头的他按倒在病床上，给他盖好被子，细心照料他，当我觉察到病人看见红色时情绪比较稳定，就有意穿上红毛衣护理他。他病愈后，得知自己患病时的冒失行为，拉着我的手愧疚地说：“好姐姐，请你谅解，非常感谢你的精心照顾，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护士。”1999年7月的一天，从红柳滩送来一个深度昏迷的民工，病人患的是高原肺水肿并发脑水肿，左心室已失去功能，粉红色的泡沫样痰，从口鼻中直往外冒。我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吸痰，病人就有生命危险。可当时发电来不及，吸痰器用不上，为了争取时间，我毫不犹豫地用嘴把病人口中的痰，一口一口地往外吸，经过紧张的抢救，病人终于转危为安。10多年来，我走遍了喀喇昆仑山的每个哨卡，为官兵巡诊4万多人次，护理病人2100多名，参与抢救危重病人130多人， 累计行程8万余公里。
在喀喇昆仑山上工作和生活，最难耐的莫过于孤独和寂寞。1996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神仙湾哨卡一名战士打来电话说，他们好多战友都病了。我焦急地问：“得了什么病?病情怎么样?”对方迟疑地说：“快过春节了，大家都非常想家，心里憋得慌，想和你们聊聊天，听你们唱唱歌。”听着听着，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是啊，我们的高原官兵都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可为了祖国的安宁，大家只能在这里空守寂寞、牺牲奉献。虽然我没有一副好嗓音，但还是喘着粗气为他们唱起了《说句心里话》、《想家的时候》，唱着唱着，电话里的抽泣声连成一片!从这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学唱歌、跳舞，同姐妹们一起编排文艺节目，利用巡诊的机会，为边防官兵表演节目120多场(次)，缝补衣物300多件，织手套90多副，做鞋垫500多双。官兵们自豪地说“戴上你们织的手套，手中的钢枪握得更紧了；垫上你们做的鞋垫，巡逻的步子迈得更稳了。”
在喀喇昆仑这片人迹罕至、寸草不生的荒凉之地，战士们非常期盼能看到花草树木。我和姐妹们每次下山，都要采集一些鲜花和绿叶，拼接成各式各样的图案，配上我们编写的一首首小诗，制作成《绿色畅想》标本集，送到哨卡官兵手中，增添了高原官兵对生活的热爱和戍边守防的激情。大家感激地说：你们不仅维护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为雪域高原送来了“春天”，真是我们的“知心天使”。
为了长期在昆仑山上为官兵服务，我选择嫁给了一名昆仑军人。2000年初，我怀孕后，院领导考虑到我长期在高原工作，怀上孕不容易，特意安排我休假。但我看到送来的病员很多，在位的医护人员少，值班都排不开，便谢绝了领导的好意，继续坚守在岗位上。由于过度劳累，小孩比预产期提前一个多月来到人世。作为一名母亲，谁不疼爱自己的骨肉?但作为一名军人，在家庭与事业发生矛盾时，就只能选择事业。在儿子刚满百天的那个晚上，我迟疑着对丈夫说：“咱们把孩子送回老家吧，我还是想到昆仑山上去。”丈夫听了我的话，虽然心里很难受，但同样作为一名军人的他，也很理解我的心情，于是我将儿子送回了爱人的陕西老家，公公、婆婆刚开始还有点不理解：“你看你刚生完小孩，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再说，孩子这么小，你丢得下吗?”通过爱人的反复解释和开导，两位善良的老人也终于理解了我们。临别时，公公、婆婆抱着小孩，送了一程又一程，一再叮嘱我：“放心去干你的事吧，孩子由我们带，常来个电话就行。”听了老人的话，我揪心的难受，两位老人哪里知道，那时，昆仑山上是没有直拨电话的，他们这点小小的要求我根本无法满足。入伍14年，我除了上学、生孩子外，在山上呆了将近10年；结婚7年，和丈夫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两年；一家三口经常分居三地，孩子6岁了，团聚的时间还不到1年。长期的高原工作和生活，使我患上了功能性子宫出血，经常流血不止。2004年6月，我感到病情不断加重，本想请假下山检查，可到了每季一次去哨卡巡诊的时间，我又放心不下山上的战友，坚持随医疗组执行巡诊任务。刚回到医疗站，又接收一名危重病人，我和战友们整整抢救了一夜，因身体虚弱、过度劳累，我晕倒在地。各级组织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决定不再安排我上山守防，可一离开喀喇昆仑山，我的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因为我知道，是各级组织培养了我，是雪域高原锤炼了我，是边防官兵成就了我，我的事业在喀喇昆仑山上，我不能离开这片深深眷恋的土地。我深知，我所做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我只不过是喀喇昆仑英雄群体的一个代表，所取得的荣誉应归功于大家，所以我获得“南丁格尔”奖之后，把各级奖励的1.8万元和自己的2000元积蓄交到医院，设立了护理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雪域高原护理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优秀护士。
曾经有人问我，你在喀喇昆仑山上干了10多年，后悔吗?我说：“在昆仑山上当一名护士，的确很苦、很累，付出的很多。但值得，是昆仑山这片热土养育了我，没有昆仑山就没有我的今天。选择喀喇昆仑山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