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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艺术这一概念本是西方当代艺术发展中产生的，是对于架上绘画，以及由雕塑而到装置等艺术形式的再一次革命。行为艺术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是很含混的，有另称为“表演艺术”、“偶发艺术”、“行动艺术”等等；总而言之，是以人的肢体呈现为主要手段的、非叙事性的表演。随着“八五新潮”到来，行为艺术也进行了一次“西学东渐”，至今已经30余载，但这个发展如今也无可避免地逐渐式微。先结合这30余年的发展历史与普罗大众对“行为艺术”词义认识的变化来谈：
以“八五新潮”为始，中国各地普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孕育着一些行为艺术念头，零星地出现，此以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李山、吴山专、王德仁、张念、肖鲁等人的行为作品为高潮：枪击、发避孕套、洗脚、孵蛋等等，按照事件怪异、强烈的程度排定座次，共塑“当代艺术七宗罪”。据杨小彦在《名声焦虑症》一文回忆：“聪明的吴山专心里很明白，那两声枪响已经把历史的记忆给固定住了。事后，他对一个熟人说：枪一响，当时心里就一惊，心想：完了！我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假，当那位他的熟人，同时也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段逸闻时，我倒认为有真实性存在。至少其中所传达的情绪，是符合那个特有氛围的。”因而这个在美术馆里的展览，从某种程度成了当代艺术界中制作新闻的比赛，可以说只为名，不为利；但这样或者那样的挑衅也只是针对中国美术馆这个权力空间而已。当然对这段公案饶有兴致的考据与广泛传播应该是也是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蓬勃发展之后的事了。在当时的非当代艺术圈的人极少有知道的。笔者也是在中专学习美术（1998-2000年）的时候，由何赛邦老师带来一些张洹的画册，告知这是行为艺术，并比较清晰地告诉我们“行为艺术就是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材料，去创作艺术品；他的身体就等同你们用画笔与画布”，对当时我们这些还在不停地进行苏派素描训练的学生而言，新奇大于思考。随之，开始经常地在大众媒体的社会新闻版看到对各种行为艺术的描述，不过那时候也无法作出意义上的判断。经过大众媒体片面的普及以后，在街道上看到行为怪异的人，都市人步行匆匆，会扔出一句“这是行为艺术吧”——这可能就是那时公众对于行为艺术的认识。但到了2000年，中国行为艺术再次冲击了大家的神经，由栗宪庭策展的《对伤害的迷恋》，中国行为艺术家们开始挑战伦理底线，比如有朱昱吃死婴的行为艺术作品，使得行为艺术成为社会新闻的头条。时至今日，此类挑战底线的“重口味”行为艺术逐步减少，当然也会有如何云昌这样执拗的表达者。
在2000年之后，进入信息爆炸时代，数码摄像机、照相机、网络、智能手机等等重新钩织了人的感知、交流方式，人们似乎对“非常态的行为”认识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譬如，早期中国行为艺术多使用裸体这个元素，然最近一个网络红人在直播平台，直播了自己的脱衣裸体，迎来的最多反映是：“炒作！想出名吧”，像此类出位行为，现在的人第一反应不是他们认知模糊的“行为艺术”，而是“商业炒作”，是观众明确的认识到其中谋取利益的最终目的。更直接地说，目前行为艺术只是成为大型艺术展览或者双年展的“开胃菜”，而行为艺术家们太需要这个“仪式”了。因为所有的表演或者仪式得以成立，取决于观众；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观众的仪式。2015年年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大同大张”的回顾展，大张在2000年1月1日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己最后一个行为艺术作品。事隔15年后，大张写的密密麻麻的行为艺术笔记，在博物馆内整齐、庄重、像重要文献一样展出，这样一场高质量的展览，引发了各界热议。到展的策展人栗宪庭老泪纵横，但这不是行为艺术的再次隆兴，这只是给大张补了一个隆重的追认葬礼而已，而到场的当事人则在缅怀一段风云激荡的创业史。
在今天，科技成为了生活方式的最大改变者，所有的行为艺术创作者都要面对“见怪不怪、见多识广”的普通观众，平凡的大众不会为你的深奥的肢体行动而感动，甚至不愿意为你的努力去思考一下，一切不可解读的信息只是巨大碎片信息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对于今天的当代艺术而言，显然还不存在所谓的“行为艺术专家”这样的概念，美术史专家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梳理这短短的行为艺术史，而无法对当下做出一个判断。无论是谢德庆或者玛利亚·阿布拉莫维奇这样的经典作品，几乎没有任何被学习的可能。因为行为艺术史中只存在破坏性的现代主义基调，所有的经典都是建立在对于前人的颠覆与嘲讽之中；那还有什么比大同大张用自杀作为作品更具有颠覆性的行为作品呢？当然，这种高歌猛进的现代主义思维中，却蕴含着一个逻辑上巨大的悖论——即用非A来作为A概念的进步与拓展，那么则可以演绎出这样的奇怪事实：一个艺术家用“一生不做作品”作为自己“唯一的艺术作品”。显然，这样的荒诞在现实中不能出现。还是将众多的具体事件放回到历史中，阿布拉莫维奇的亲密合作者也是她的前夫乌雷，正在就作品的版权带来的现实利益与阿布拉莫维奇对簿公堂，这恰恰印证了阿瑟·丹托那句名言“艺术终结了”；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单线性发展思维变成了一条断头路，而作为当代艺术中先锋队角色的行为艺术，面对这个断头路，真正地陷入了迷惘。而那些原本被视为保守和无聊的绘画却在商品社会中又一次地风生水起，行为艺术作为排头兵猛打猛冲几十年后，回头一看，后排部队已经纷纷散开，各忙各的；看看自己还扛着的现代主义的旗帜则确实有点悲凉。又想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摇滚人说，当时（上世纪80年代）搞摇滚的人是最牛的，其次是搞诗歌的，再次是搞艺术的；没想到现在的境遇竟然是完全相反的。这个说法也可以套在行为艺术、装置、绘画上。
当然原本混沌的行为艺术也在后现代的语境里作出了细细的分化，或者一部分回归到传统的舞台表演，比如“草台班”、王墨林们的“先锋戏剧”。但毕竟已经转换成戏剧，这是成为一些比孟京辉“先锋戏剧”更先锋的戏剧。还有一些变成了具有诗意的成人游戏，比如约一个不认识的人吃一个饭，或者通过互联网让不同地域的小卖部店主相互沟通，或者到一个古堡，蒙住眼睛，体验一天盲人生活。这些行为艺术的方式在欧洲颇为盛行，让人在家庭与工作之外，还找到一些乐趣，但就其批判性而言，可以说微乎其微。而这样的模式在中国也有所尝试，但国人似乎更乐衷于棋牌游戏与购物，对这种艺术中的诗意成分感知很低，比如在龙美术馆举办的“15个房间”要聘请“托”以及大量的管理人员。当然，时不时一些比较扎眼的行为艺术作品也会出现，这只是一些想进入当代艺术这个职业圈的年轻人交的“投名状”；因为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不做一些出格的事情，那就等于没做；真所谓“传播就是意义”，“五分钟就能成为一个名人”。但画廊体制在看到你这个“新星”的同时，会迅速判断你制作“产品”的后续能力。
徐星与老安拍摄的纪录片《5+5》，记录了一个在北京宋庄干了十几年的黑车司机老金，在影片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桥段，一旦宋庄有艺术家要表演行为艺术，老金就会开着自己的黑车，兴奋地逢人就说，今天有行为。老金与当代艺术圈内人士一样，省去了行为艺术中的“艺术”两个字，就剩下“行为”二字。这的确是很好的转译。无疑那些肯定是人的行为，也带有人的企图的行为，而像老金这样的观众至多能看到的也就是“人的行为”。可能，行为艺术可以独立成立，只有是关于身体、肢体的思考，但繁忙的都市人可能只在做按摩或者瑜伽的时候才能片刻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而要体会别人身体与肢体所表达的深刻意味，只有在我们放缓速度，周遭安静，放眼凝视之时，但对此是不是还要认定为行为艺术的延续，我认为已经不再重要了。
以“八五新潮”为始，中国各地普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孕育着一些行为艺术念头，零星地出现，此以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李山、吴山专、王德仁、张念、肖鲁等人的行为作品为高潮：枪击、发避孕套、洗脚、孵蛋等等，按照事件怪异、强烈的程度排定座次，共塑“当代艺术七宗罪”。据杨小彦在《名声焦虑症》一文回忆：“聪明的吴山专心里很明白，那两声枪响已经把历史的记忆给固定住了。事后，他对一个熟人说：枪一响，当时心里就一惊，心想：完了！我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假，当那位他的熟人，同时也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段逸闻时，我倒认为有真实性存在。至少其中所传达的情绪，是符合那个特有氛围的。”因而这个在美术馆里的展览，从某种程度成了当代艺术界中制作新闻的比赛，可以说只为名，不为利；但这样或者那样的挑衅也只是针对中国美术馆这个权力空间而已。当然对这段公案饶有兴致的考据与广泛传播应该是也是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蓬勃发展之后的事了。在当时的非当代艺术圈的人极少有知道的。笔者也是在中专学习美术（1998-2000年）的时候，由何赛邦老师带来一些张洹的画册，告知这是行为艺术，并比较清晰地告诉我们“行为艺术就是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材料，去创作艺术品；他的身体就等同你们用画笔与画布”，对当时我们这些还在不停地进行苏派素描训练的学生而言，新奇大于思考。随之，开始经常地在大众媒体的社会新闻版看到对各种行为艺术的描述，不过那时候也无法作出意义上的判断。经过大众媒体片面的普及以后，在街道上看到行为怪异的人，都市人步行匆匆，会扔出一句“这是行为艺术吧”——这可能就是那时公众对于行为艺术的认识。但到了2000年，中国行为艺术再次冲击了大家的神经，由栗宪庭策展的《对伤害的迷恋》，中国行为艺术家们开始挑战伦理底线，比如有朱昱吃死婴的行为艺术作品，使得行为艺术成为社会新闻的头条。时至今日，此类挑战底线的“重口味”行为艺术逐步减少，当然也会有如何云昌这样执拗的表达者。
在2000年之后，进入信息爆炸时代，数码摄像机、照相机、网络、智能手机等等重新钩织了人的感知、交流方式，人们似乎对“非常态的行为”认识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譬如，早期中国行为艺术多使用裸体这个元素，然最近一个网络红人在直播平台，直播了自己的脱衣裸体，迎来的最多反映是：“炒作！想出名吧”，像此类出位行为，现在的人第一反应不是他们认知模糊的“行为艺术”，而是“商业炒作”，是观众明确的认识到其中谋取利益的最终目的。更直接地说，目前行为艺术只是成为大型艺术展览或者双年展的“开胃菜”，而行为艺术家们太需要这个“仪式”了。因为所有的表演或者仪式得以成立，取决于观众；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观众的仪式。2015年年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大同大张”的回顾展，大张在2000年1月1日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己最后一个行为艺术作品。事隔15年后，大张写的密密麻麻的行为艺术笔记，在博物馆内整齐、庄重、像重要文献一样展出，这样一场高质量的展览，引发了各界热议。到展的策展人栗宪庭老泪纵横，但这不是行为艺术的再次隆兴，这只是给大张补了一个隆重的追认葬礼而已，而到场的当事人则在缅怀一段风云激荡的创业史。
在今天，科技成为了生活方式的最大改变者，所有的行为艺术创作者都要面对“见怪不怪、见多识广”的普通观众，平凡的大众不会为你的深奥的肢体行动而感动，甚至不愿意为你的努力去思考一下，一切不可解读的信息只是巨大碎片信息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对于今天的当代艺术而言，显然还不存在所谓的“行为艺术专家”这样的概念，美术史专家所能做的就是不断梳理这短短的行为艺术史，而无法对当下做出一个判断。无论是谢德庆或者玛利亚·阿布拉莫维奇这样的经典作品，几乎没有任何被学习的可能。因为行为艺术史中只存在破坏性的现代主义基调，所有的经典都是建立在对于前人的颠覆与嘲讽之中；那还有什么比大同大张用自杀作为作品更具有颠覆性的行为作品呢？当然，这种高歌猛进的现代主义思维中，却蕴含着一个逻辑上巨大的悖论——即用非A来作为A概念的进步与拓展，那么则可以演绎出这样的奇怪事实：一个艺术家用“一生不做作品”作为自己“唯一的艺术作品”。显然，这样的荒诞在现实中不能出现。还是将众多的具体事件放回到历史中，阿布拉莫维奇的亲密合作者也是她的前夫乌雷，正在就作品的版权带来的现实利益与阿布拉莫维奇对簿公堂，这恰恰印证了阿瑟·丹托那句名言“艺术终结了”；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单线性发展思维变成了一条断头路，而作为当代艺术中先锋队角色的行为艺术，面对这个断头路，真正地陷入了迷惘。而那些原本被视为保守和无聊的绘画却在商品社会中又一次地风生水起，行为艺术作为排头兵猛打猛冲几十年后，回头一看，后排部队已经纷纷散开，各忙各的；看看自己还扛着的现代主义的旗帜则确实有点悲凉。又想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摇滚人说，当时（上世纪80年代）搞摇滚的人是最牛的，其次是搞诗歌的，再次是搞艺术的；没想到现在的境遇竟然是完全相反的。这个说法也可以套在行为艺术、装置、绘画上。
当然原本混沌的行为艺术也在后现代的语境里作出了细细的分化，或者一部分回归到传统的舞台表演，比如“草台班”、王墨林们的“先锋戏剧”。但毕竟已经转换成戏剧，这是成为一些比孟京辉“先锋戏剧”更先锋的戏剧。还有一些变成了具有诗意的成人游戏，比如约一个不认识的人吃一个饭，或者通过互联网让不同地域的小卖部店主相互沟通，或者到一个古堡，蒙住眼睛，体验一天盲人生活。这些行为艺术的方式在欧洲颇为盛行，让人在家庭与工作之外，还找到一些乐趣，但就其批判性而言，可以说微乎其微。而这样的模式在中国也有所尝试，但国人似乎更乐衷于棋牌游戏与购物，对这种艺术中的诗意成分感知很低，比如在龙美术馆举办的“15个房间”要聘请“托”以及大量的管理人员。当然，时不时一些比较扎眼的行为艺术作品也会出现，这只是一些想进入当代艺术这个职业圈的年轻人交的“投名状”；因为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不做一些出格的事情，那就等于没做；真所谓“传播就是意义”，“五分钟就能成为一个名人”。但画廊体制在看到你这个“新星”的同时，会迅速判断你制作“产品”的后续能力。
徐星与老安拍摄的纪录片《5+5》，记录了一个在北京宋庄干了十几年的黑车司机老金，在影片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桥段，一旦宋庄有艺术家要表演行为艺术，老金就会开着自己的黑车，兴奋地逢人就说，今天有行为。老金与当代艺术圈内人士一样，省去了行为艺术中的“艺术”两个字，就剩下“行为”二字。这的确是很好的转译。无疑那些肯定是人的行为，也带有人的企图的行为，而像老金这样的观众至多能看到的也就是“人的行为”。可能，行为艺术可以独立成立，只有是关于身体、肢体的思考，但繁忙的都市人可能只在做按摩或者瑜伽的时候才能片刻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而要体会别人身体与肢体所表达的深刻意味，只有在我们放缓速度，周遭安静，放眼凝视之时，但对此是不是还要认定为行为艺术的延续，我认为已经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