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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生与死往往只有一秒之隔，一线之遥，每一次登台，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出，战士们也用最纯朴最真诚的感情回馈了我们。
1952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计划模仿苏联体制，把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剧种集中在一起，成立“中国大剧院”，在原有的歌剧队和舞剧队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京剧队、一个评剧队和一个越剧队。那年6月，总政派文工团副团长史行、剧作家黄宗江和总政歌舞团的兰茜三人，南下上海寻找一个合适的越剧团，条件是成员年轻、政治上单纯、业务好。史行等人在上海文化局戏改处了解情况后，经过一些初步接触，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玉兰剧团上。
1954年“上海小姐”从总政回到上海。
史行和黄宗江找我和徐玉兰大姐谈，他们说，总政要成立大剧院，将来还会建造自己的剧场，你们越剧团也能经常回上海演出。我和玉兰大姐本来就对解放军抱有好感，当即拍板同意。我们在团里公布了这个消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大部分人表示愿意去，也有人担心过不惯部队生活，但她们表示：“如果你们两个去，我们也去。”我和玉兰说，参军的事不勉强的，完全出于自愿，大家先冷静冷静，不忙表态，等考虑清楚了再决定。
当天夜戏散场后，史行、黄宗江和兰茜三人来到卡尔登剧场，我们召集全团开了动员大会，决定参军名单。讨论结果是：主要演员都去，乐队除了年老体弱的其他基本都去，编导组和舞美组去一部分，杂务和行政人员全部留下;变卖剧团的物资，作为留守人员的安置费;团里的二十几个小演员包括学员，因为名额有限，只能去十个。我们当即通过现场考核的方法决定去留，通过考试的十个孩子兴高采烈，没通过的还哭了鼻子，有的人散会后拉着史行求情，表示一定要去。
当时，热爱我们的观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反响很大。一方面去了北京之后，他们就看不到我们的戏了，另一方面，部队生活很苦，他们担心我们无法习惯。从内心来讲，我们又何尝舍得离开熟悉的上海，熟悉的观众？但此刻，我和玉兰大姐只能安慰观众们，去了部队还是可以常常回上海给大家演出的，不会就此断了关系。
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没想到“后院”起了火，我和玉兰大姐都遇到了来自家人的阻力，玉兰大姐的母亲和过房娘坚决反对，我父亲原本就不同意，得知此消息后更加坚持反对。但我始终坚持，并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工作，父亲知道拗不过我，也就沉默了。好不容易说通了父亲，没想到玉兰大姐那里传来消息，她被“软禁”在家，联系不上我们，急得病倒了。我们几次佯装探病，最终商定全团7月25日坐火车先去，我、玉兰和她过房娘28日抵京，此时她过房娘思想基本已解放，只是有点不放心，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其实我们当时自己也没底，临走前大家还商量了“退路”：多带些钱，如果部队不好，有了路费随时可以回来。
王文娟（右）与徐玉兰在朝鲜。
初到北京
到了北京没几天，就赶上“八一”建军节，在先农坛举行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排练时，我和玉兰大姐发现别人都穿着统一的军装，只有我们的团员穿着自己的衣服，走在队伍里显得特别“扎眼”。我们刚到部队，还不算正式军人，穿军装不合适，临时做服装又来不及，大家一商量，决定统一穿白衬衫蓝裤子，女同志头上戴一个蝴蝶结。开幕式那天，我和玉兰大姐在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特别兴奋。当我们的“蓝白军”走过主席台时，首长们发出一阵议论声，纷纷打听：“咦，这是什么部队啊？”有人介绍说，这是刚从上海来参加总政的越剧团小妹妹，首长们笑着说：“哦，原来是一支‘上海小姐’的队伍啊。”从此，我们这个“上海小姐”的外号就传开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考虑到我们刚参军，一时不能适应部队生活，总政特意租下了一座小旅馆供我们单住，并调来宁波籍干部胡野檎担任队长，便于同我们沟通，还配备了文化与音乐教员，上午出操，下午学音乐和文化。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快就融入了新生活，不但适应了部队的作息规律，学会了看简谱，还学会了跳交谊舞。当时其他剧团的兄弟姐妹们也十分照顾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出色，而是体现了部队这个大家庭对我们的包容。
进总政后不久，我们就开始排演两出带去的大戏，《梁祝》和《西厢记》，演出后反响不错，也提出了修改意见，由团长陈其通负责重排。陈团长是四川人，为人直爽，平时与我们有说有笑很是融洽。但在排戏上，却发生了争执。他曾说起自己年轻时参加革命，有一次回家探亲，临走时妻子拉着马缰不让他走，连说带比划，十分生动，我们当时听了觉得很有趣，没想到排“长亭送别”一场，他竟要我们来个“如法炮制”，我和玉兰大姐都觉得这个处理不妥，可陈团长坚持要这样演。
在部队排戏，演员要绝对服从导演，就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尽管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还是不习惯这样的做法，总觉得搞艺术要更民主一点，不能像下行政命令那样简单粗暴。因此，对于这个处理，我们怎么都演不好，陈团长生气了，大声说：“你们搞什么？不排了！”我们本来就一肚子火，见他如此，哪里还忍得住？也把剧本一扔，“不排就不排！”说罢扭头就走。回到宿舍，我和玉兰越想越委屈，忍不住哭了出来。那些小演员见我们哭了，也跟着哭，边哭边说，我们千里迢迢来北京参军，够要求进步了，居然这么对我们，还不如回上海算了。
那一晚我们都没有睡好，碰巧第二天要为首长演出《梁祝》，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进来，看气氛不对，了解情况后把陈其通批评了一通。隔了一天，陈其通来敲我们的门，说道：“还在生气呢？为了此事我挨了陈部长的批评，胃疼病犯了，一夜没睡好。今天川剧团演出《柳荫记》（即《梁祝》），走，我陪你们看戏去，看完请你们吃饭。”他这么一说，我们也心软了，一起看了戏，讨论了许久，不知不觉中就算讲和了。 1953年春节前夕，我们开始了参军后第一次南下演出，先到松江慰问换防的志愿军战士，接着去舟山慰问解放军，最后到上海演出，顺便在上海过年，还能与家人团聚。不料就在小年夜那天，总政突然来电，召我们速回北京，另有重要演出。大年三十那天，我们赶回北京，才知道新任务是去旅顺大连慰问苏军。我们赶忙连夜准备，要是以前，过年不能在家里，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意见和想法，但经历了半年多的部队生活，大家的观念在悄悄地改变着，心里不再只有自己的小天地了。
正月初五，我们与周总理等领导一起乘专列出发。周总理一见面就笑着说：“哦，‘上海小姐’们来了！”一路上，总理还充当起了“临时导游”，为第一次来到关外的我们介绍风土人情和历史掌故，总理的博学、睿智与亲和力，在此后十几年的接触中，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玉兰剧团演员在朝鲜合影
抗美援朝
1953年4月13日，我们来到丹东志愿军基地慰问演出。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新义州，夜晚在江边散步时，就能看见对岸纷飞的战火。丹东的梁兴初司令员很喜欢我们的演出，他建议我们跨过鸭绿江到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让战士们也能看到来自祖国的艺术。我们听后很受鼓舞，觉得离朝鲜这么近，理应过江去慰问一下“最可爱的人”。在联欢会上，我们遇见了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他说：“你们如果能去就太好了，战士们看到这样的演出，一定会鼓舞士气的。安全问题不用担心，一定会派最好的驾驶员送你们过去，需要的话我们空军也可以掩护你们。”他的鼓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决心。
我和玉兰大姐找到队长胡野檎，表达了入朝的愿望，胡野檎十分支持，马上召集全团开动员大会，他说：“志愿军战士在前方保卫祖国流血牺牲，我们已经到了鸭绿江边上了，怎么能不去问候一声？哪怕是说一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也能表一表我们的心意。如果因为害怕而过门不入，大家难道不会觉得歉疚和遗憾吗？”这番话很有感染力，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决心是有了，还有个手续问题，入朝必须请示总政，我们决定“先斩后奏”：先行入朝，批复后补。
去朝鲜前，每个人都给家里写了封信，信里安慰家人，虽然是去前线演出，志愿军战士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安全，让他们不必担心;但其实大家心里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谁都明白战火无情，随时可能牺牲在异国他乡，万一回不来，这封家书也就算是诀别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对于生死的确没有考虑太多，在那个激情年代里，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内心的荣耀感，冲淡了对死亡的恐惧。
1953年4月24日，这是我始终铭记的一天，在嘹亮的军乐声中，人们唱着歌夹道欢送，这样的场面并不陌生，在上海时我们也常常参与其中，只是角色身份对换了一下，今天我们成了被送者。带着满满的自豪和兴奋，我们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第一出戏演的是《梁祝》，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坐满了志愿军战士。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我们起初担心没有字幕，战士们看不懂，但当演到“山伯临终”时，一位战士突然站起来高声喊道：“梁山伯，不要死！你带着祝英台开小差！”我们在台上听了吓一跳，继而明白这是战士入了戏，让梁山伯带着祝英台私奔呢。演到“英台哭灵”时，敌机把电线炸断了，洞里一团漆黑，正当慌乱之际，不知哪位机灵的战士掏出随身携带的军用手电筒往台上照，其他战士看了纷纷效仿，顿时千百束光源汇聚在一起照亮了舞台。这是我永难忘怀的一场特殊演出，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台下这些真诚淳朴的面孔，却让我们时刻感受着光明、热忱和温暖。一剧终了，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战争中，生与死往往只有一秒之隔，一线之遥，每一次登台，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出，战士们也用最纯朴最真诚的感情回馈了我们。志愿军某部听说祖国的越剧队要来，马上就欢腾起来，虽然有些人连越剧的名字都还是头一回听到。战士们自告奋勇花了一个星期赶建了一个礼堂，为了这个礼堂，平均每个战士每天要抬土跑三十里路，有的战士把肩膀磨肿了也不肯休息。因为路面太滑，他们又特地铺了条石头路，说：“这样演员来了就不会滑倒了。”可能是我们演的《梁祝》《西厢记》在艰苦残酷的战场上，唤起了大家对美好生活和真挚爱情的向往，许多人甚至接连看了七八遍也不觉得厌腻。
除了演出，战士们行军或者挖战壕的时候，我们也会即兴演唱，给他们鼓劲。大家纷纷说：“祖国亲人给咱们唱歌来了，加油干啊！”见战士们爱听，我们更加起劲地唱，唱了“双看相”“唱道情”，又唱“三番十二郎”，把脑子里所有的越剧开篇、短曲都唱了个遍，然后临时“掼路头”编词唱，唱一些贴合当时感情的开篇，一直唱到日落西山。
告别总政
玉兰剧团参加总政期间演出《梁祝》。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历时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我们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停战的消息，大家连夜赶扎庆祝用的彩色纸花，停战当天，街上到处是披红带绿的人们，大家唱着歌跳着舞，庆贺和平的到来。然而，对许多朝鲜家庭来说，喜悦又是如此短暂，随着战争结束，许多倚门翘首盼望亲人归来的妇女，渐渐地由充满希望的等待变成了绝望的啜泣，她们明白，如果战争停了亲人还不归来，那就意味着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永远都回不来了，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比起血肉横飞的战场，永失至亲的痛楚或许更能让人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望着她们茫然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也十分难受，只有希望时光流逝能带走人们心中最深的伤痛。
《停战协定》签署当晚，司令员彭德怀出席了志愿军代表团的庆祝晚会，还高兴地观看了我们演出的《西厢记》，大家都陶醉在了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久经沙场的彭老总似乎也醉了，工作人员给他端来橘子汁，彭老总挥挥手说：“端到后台去，演员比我辛苦。”演出结束，余兴未尽的彭老总又到后台慰勉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不容易呀，从舒适安逸的环境中来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从老百姓一下子变成志愿军文艺工作者，不容易呀！”
在朝鲜为期八个月的演出中，我们在东海岸、西海岸以及开城地区总共慰问演出一百一十六场，共计观众十三万余人。回到志愿军司令部，我和玉兰大姐都荣立二等功，并获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但这段岁月带给我们的人生感受，却不是两枚军功章就能完全包括的。
1953年底，我们回国后先到沈阳，后回北京。回北京没几天，听说周恩来总理有指示，打算调我们回上海，加入新成立的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经过这一年多在总政的生活，尤其是在朝鲜战场上的八个月，我们对部队有了感情，大家都不愿意回去，还去找了贺龙老总，请他向总理说情。最后周总理亲自找我们谈话，周总理开玩笑说，“把你们留在这里，我的压力也很大啊。”他说，自从我们参军后，上海很多观众写信来“质问”，为什么把徐玉兰王文娟关在部队里，我们要看她们演戏。总理表示，你们回上海后还是能常常回部队演出，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演戏。最后，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南方的花还是要开到南方去。”这句话让我们想了很久，为了艺术的长远发展，总理的决定是对的。
周总理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想了想，提出了两点：第一，希望剧团能然保持独立编制;第二，队长胡野檎随团一同回上海。总理很爽快地答应了。总政的领导们得知我们要走的消息也很舍不得，陈其通团长还流了眼泪，他说，你们这些“上海小姐”，虽然有点小姐脾气，可相处久了，觉得你们很单纯很直率很可爱。
小别十八个月后，1954年1月我们又回到了上海，成立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二团，后来改建为上海越剧院二团。
1952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计划模仿苏联体制，把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剧种集中在一起，成立“中国大剧院”，在原有的歌剧队和舞剧队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京剧队、一个评剧队和一个越剧队。那年6月，总政派文工团副团长史行、剧作家黄宗江和总政歌舞团的兰茜三人，南下上海寻找一个合适的越剧团，条件是成员年轻、政治上单纯、业务好。史行等人在上海文化局戏改处了解情况后，经过一些初步接触，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玉兰剧团上。
史行和黄宗江找我和徐玉兰大姐谈，他们说，总政要成立大剧院，将来还会建造自己的剧场，你们越剧团也能经常回上海演出。我和玉兰大姐本来就对解放军抱有好感，当即拍板同意。我们在团里公布了这个消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大部分人表示愿意去，也有人担心过不惯部队生活，但她们表示：“如果你们两个去，我们也去。”我和玉兰说，参军的事不勉强的，完全出于自愿，大家先冷静冷静，不忙表态，等考虑清楚了再决定。
当天夜戏散场后，史行、黄宗江和兰茜三人来到卡尔登剧场，我们召集全团开了动员大会，决定参军名单。讨论结果是：主要演员都去，乐队除了年老体弱的其他基本都去，编导组和舞美组去一部分，杂务和行政人员全部留下;变卖剧团的物资，作为留守人员的安置费;团里的二十几个小演员包括学员，因为名额有限，只能去十个。我们当即通过现场考核的方法决定去留，通过考试的十个孩子兴高采烈，没通过的还哭了鼻子，有的人散会后拉着史行求情，表示一定要去。
当时，热爱我们的观众得知这个消息后，反响很大。一方面去了北京之后，他们就看不到我们的戏了，另一方面，部队生活很苦，他们担心我们无法习惯。从内心来讲，我们又何尝舍得离开熟悉的上海，熟悉的观众？但此刻，我和玉兰大姐只能安慰观众们，去了部队还是可以常常回上海给大家演出的，不会就此断了关系。
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没想到“后院”起了火，我和玉兰大姐都遇到了来自家人的阻力，玉兰大姐的母亲和过房娘坚决反对，我父亲原本就不同意，得知此消息后更加坚持反对。但我始终坚持，并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工作，父亲知道拗不过我，也就沉默了。好不容易说通了父亲，没想到玉兰大姐那里传来消息，她被“软禁”在家，联系不上我们，急得病倒了。我们几次佯装探病，最终商定全团7月25日坐火车先去，我、玉兰和她过房娘28日抵京，此时她过房娘思想基本已解放，只是有点不放心，要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其实我们当时自己也没底，临走前大家还商量了“退路”：多带些钱，如果部队不好，有了路费随时可以回来。
初到北京
到了北京没几天，就赶上“八一”建军节，在先农坛举行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排练时，我和玉兰大姐发现别人都穿着统一的军装，只有我们的团员穿着自己的衣服，走在队伍里显得特别“扎眼”。我们刚到部队，还不算正式军人，穿军装不合适，临时做服装又来不及，大家一商量，决定统一穿白衬衫蓝裤子，女同志头上戴一个蝴蝶结。开幕式那天，我和玉兰大姐在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特别兴奋。当我们的“蓝白军”走过主席台时，首长们发出一阵议论声，纷纷打听：“咦，这是什么部队啊？”有人介绍说，这是刚从上海来参加总政的越剧团小妹妹，首长们笑着说：“哦，原来是一支‘上海小姐’的队伍啊。”从此，我们这个“上海小姐”的外号就传开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考虑到我们刚参军，一时不能适应部队生活，总政特意租下了一座小旅馆供我们单住，并调来宁波籍干部胡野檎担任队长，便于同我们沟通，还配备了文化与音乐教员，上午出操，下午学音乐和文化。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快就融入了新生活，不但适应了部队的作息规律，学会了看简谱，还学会了跳交谊舞。当时其他剧团的兄弟姐妹们也十分照顾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出色，而是体现了部队这个大家庭对我们的包容。
进总政后不久，我们就开始排演两出带去的大戏，《梁祝》和《西厢记》，演出后反响不错，也提出了修改意见，由团长陈其通负责重排。陈团长是四川人，为人直爽，平时与我们有说有笑很是融洽。但在排戏上，却发生了争执。他曾说起自己年轻时参加革命，有一次回家探亲，临走时妻子拉着马缰不让他走，连说带比划，十分生动，我们当时听了觉得很有趣，没想到排“长亭送别”一场，他竟要我们来个“如法炮制”，我和玉兰大姐都觉得这个处理不妥，可陈团长坚持要这样演。
在部队排戏，演员要绝对服从导演，就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尽管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还是不习惯这样的做法，总觉得搞艺术要更民主一点，不能像下行政命令那样简单粗暴。因此，对于这个处理，我们怎么都演不好，陈团长生气了，大声说：“你们搞什么？不排了！”我们本来就一肚子火，见他如此，哪里还忍得住？也把剧本一扔，“不排就不排！”说罢扭头就走。回到宿舍，我和玉兰越想越委屈，忍不住哭了出来。那些小演员见我们哭了，也跟着哭，边哭边说，我们千里迢迢来北京参军，够要求进步了，居然这么对我们，还不如回上海算了。
那一晚我们都没有睡好，碰巧第二天要为首长演出《梁祝》，总政文化部陈沂部长进来，看气氛不对，了解情况后把陈其通批评了一通。隔了一天，陈其通来敲我们的门，说道：“还在生气呢？为了此事我挨了陈部长的批评，胃疼病犯了，一夜没睡好。今天川剧团演出《柳荫记》（即《梁祝》），走，我陪你们看戏去，看完请你们吃饭。”他这么一说，我们也心软了，一起看了戏，讨论了许久，不知不觉中就算讲和了。 1953年春节前夕，我们开始了参军后第一次南下演出，先到松江慰问换防的志愿军战士，接着去舟山慰问解放军，最后到上海演出，顺便在上海过年，还能与家人团聚。不料就在小年夜那天，总政突然来电，召我们速回北京，另有重要演出。大年三十那天，我们赶回北京，才知道新任务是去旅顺大连慰问苏军。我们赶忙连夜准备，要是以前，过年不能在家里，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意见和想法，但经历了半年多的部队生活，大家的观念在悄悄地改变着，心里不再只有自己的小天地了。
正月初五，我们与周总理等领导一起乘专列出发。周总理一见面就笑着说：“哦，‘上海小姐’们来了！”一路上，总理还充当起了“临时导游”，为第一次来到关外的我们介绍风土人情和历史掌故，总理的博学、睿智与亲和力，在此后十几年的接触中，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抗美援朝
1953年4月13日，我们来到丹东志愿军基地慰问演出。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新义州，夜晚在江边散步时，就能看见对岸纷飞的战火。丹东的梁兴初司令员很喜欢我们的演出，他建议我们跨过鸭绿江到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让战士们也能看到来自祖国的艺术。我们听后很受鼓舞，觉得离朝鲜这么近，理应过江去慰问一下“最可爱的人”。在联欢会上，我们遇见了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他说：“你们如果能去就太好了，战士们看到这样的演出，一定会鼓舞士气的。安全问题不用担心，一定会派最好的驾驶员送你们过去，需要的话我们空军也可以掩护你们。”他的鼓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决心。
我和玉兰大姐找到队长胡野檎，表达了入朝的愿望，胡野檎十分支持，马上召集全团开动员大会，他说：“志愿军战士在前方保卫祖国流血牺牲，我们已经到了鸭绿江边上了，怎么能不去问候一声？哪怕是说一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也能表一表我们的心意。如果因为害怕而过门不入，大家难道不会觉得歉疚和遗憾吗？”这番话很有感染力，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决心是有了，还有个手续问题，入朝必须请示总政，我们决定“先斩后奏”：先行入朝，批复后补。
去朝鲜前，每个人都给家里写了封信，信里安慰家人，虽然是去前线演出，志愿军战士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安全，让他们不必担心;但其实大家心里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谁都明白战火无情，随时可能牺牲在异国他乡，万一回不来，这封家书也就算是诀别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对于生死的确没有考虑太多，在那个激情年代里，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内心的荣耀感，冲淡了对死亡的恐惧。
1953年4月24日，这是我始终铭记的一天，在嘹亮的军乐声中，人们唱着歌夹道欢送，这样的场面并不陌生，在上海时我们也常常参与其中，只是角色身份对换了一下，今天我们成了被送者。带着满满的自豪和兴奋，我们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第一出戏演的是《梁祝》，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坐满了志愿军战士。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我们起初担心没有字幕，战士们看不懂，但当演到“山伯临终”时，一位战士突然站起来高声喊道：“梁山伯，不要死！你带着祝英台开小差！”我们在台上听了吓一跳，继而明白这是战士入了戏，让梁山伯带着祝英台私奔呢。演到“英台哭灵”时，敌机把电线炸断了，洞里一团漆黑，正当慌乱之际，不知哪位机灵的战士掏出随身携带的军用手电筒往台上照，其他战士看了纷纷效仿，顿时千百束光源汇聚在一起照亮了舞台。这是我永难忘怀的一场特殊演出，在黑暗潮湿的山洞里，台下这些真诚淳朴的面孔，却让我们时刻感受着光明、热忱和温暖。一剧终了，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战争中，生与死往往只有一秒之隔，一线之遥，每一次登台，都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出，战士们也用最纯朴最真诚的感情回馈了我们。志愿军某部听说祖国的越剧队要来，马上就欢腾起来，虽然有些人连越剧的名字都还是头一回听到。战士们自告奋勇花了一个星期赶建了一个礼堂，为了这个礼堂，平均每个战士每天要抬土跑三十里路，有的战士把肩膀磨肿了也不肯休息。因为路面太滑，他们又特地铺了条石头路，说：“这样演员来了就不会滑倒了。”可能是我们演的《梁祝》《西厢记》在艰苦残酷的战场上，唤起了大家对美好生活和真挚爱情的向往，许多人甚至接连看了七八遍也不觉得厌腻。
除了演出，战士们行军或者挖战壕的时候，我们也会即兴演唱，给他们鼓劲。大家纷纷说：“祖国亲人给咱们唱歌来了，加油干啊！”见战士们爱听，我们更加起劲地唱，唱了“双看相”“唱道情”，又唱“三番十二郎”，把脑子里所有的越剧开篇、短曲都唱了个遍，然后临时“掼路头”编词唱，唱一些贴合当时感情的开篇，一直唱到日落西山。
告别总政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历时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我们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停战的消息，大家连夜赶扎庆祝用的彩色纸花，停战当天，街上到处是披红带绿的人们，大家唱着歌跳着舞，庆贺和平的到来。然而，对许多朝鲜家庭来说，喜悦又是如此短暂，随着战争结束，许多倚门翘首盼望亲人归来的妇女，渐渐地由充满希望的等待变成了绝望的啜泣，她们明白，如果战争停了亲人还不归来，那就意味着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永远都回不来了，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比起血肉横飞的战场，永失至亲的痛楚或许更能让人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望着她们茫然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也十分难受，只有希望时光流逝能带走人们心中最深的伤痛。
《停战协定》签署当晚，司令员彭德怀出席了志愿军代表团的庆祝晚会，还高兴地观看了我们演出的《西厢记》，大家都陶醉在了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久经沙场的彭老总似乎也醉了，工作人员给他端来橘子汁，彭老总挥挥手说：“端到后台去，演员比我辛苦。”演出结束，余兴未尽的彭老总又到后台慰勉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不容易呀，从舒适安逸的环境中来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从老百姓一下子变成志愿军文艺工作者，不容易呀！”
在朝鲜为期八个月的演出中，我们在东海岸、西海岸以及开城地区总共慰问演出一百一十六场，共计观众十三万余人。回到志愿军司令部，我和玉兰大姐都荣立二等功，并获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但这段岁月带给我们的人生感受，却不是两枚军功章就能完全包括的。
1953年底，我们回国后先到沈阳，后回北京。回北京没几天，听说周恩来总理有指示，打算调我们回上海，加入新成立的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经过这一年多在总政的生活，尤其是在朝鲜战场上的八个月，我们对部队有了感情，大家都不愿意回去，还去找了贺龙老总，请他向总理说情。最后周总理亲自找我们谈话，周总理开玩笑说，“把你们留在这里，我的压力也很大啊。”他说，自从我们参军后，上海很多观众写信来“质问”，为什么把徐玉兰王文娟关在部队里，我们要看她们演戏。总理表示，你们回上海后还是能常常回部队演出，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演戏。最后，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南方的花还是要开到南方去。”这句话让我们想了很久，为了艺术的长远发展，总理的决定是对的。
周总理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想了想，提出了两点：第一，希望剧团能然保持独立编制;第二，队长胡野檎随团一同回上海。总理很爽快地答应了。总政的领导们得知我们要走的消息也很舍不得，陈其通团长还流了眼泪，他说，你们这些“上海小姐”，虽然有点小姐脾气，可相处久了，觉得你们很单纯很直率很可爱。
小别十八个月后，1954年1月我们又回到了上海，成立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二团，后来改建为上海越剧院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