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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约1155～约1221年)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又号石帚，江西鄱阳人，是宋代著名的诗词作者和艺术理论家。作为一个作家，他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并提出“四维诗美学”“四妙诗美学”和“诗歌辞意论”等诗歌美学思想。在词的创作方面，他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值得重视的是，在其理论著作中包含丰富的艺术美学思想，其中对书法艺术，姜夔发表了许多看法，有的涉及书法艺术的核心问题，有的涉及书法艺术的技术性问题。
一、书法艺术法则的根本依据
关于书法艺术法则，姜夔指出，其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耶，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面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或者专喜方正，极意欧、颜；，或者惟务匀圆，专师虞、永：或谓体须稍扁，则自然平正，此又有徐会稽之病；或云欲其萧散，则自不尘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风，岂足以尽书法之美哉?(《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真书》)
以上三种观点，其中两种观点他不同意：一种是以整齐一律为美的艺术法则，一种是以任性而发为美的艺术法则。他所同意的是“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的艺术法则。怎样算是‘各尽字之真态”呢?也就是他所说的“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而书法艺术创作者应该依据文字之天然本真之形态，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当大则大，当小则小，当斜则斜，当正则正，当疏则疏，当密则密。这样就做到了“各尽字之真态”。他认为做到了“各尽字之真态”，就“足以尽书法之美”。而相对于这种境界，欧、颜之方正，虞、永之匀圆，徐会稽之扁平，王子敬之萧散，都不“足以尽书法之美”。
他的这种说法，虽算是一家之说，但却属偏颇浅薄之说。说其浅薄，是因为依据文字形体的天然姿态来书写，只是对书法艺术的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仅达到这一要求的东西距书法艺术美的境界还远得很。说其偏颇，是因为完全排斥艺术家的个性创造，是什么艺术美也出不来的。
其实上述观点并未表达出他的真实思想。他真正的艺术向往是魏晋潇洒飘逸的书法艺术风格。魏晋时代正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是人性觉醒的时代，是崇尚自我的时代，也是各类艺术最富于个性风格的时代。其书法艺术绝不“应规入矩”，当然也绝不会遵守姜夔所谓“各尽字之真态”的外在规定。也就是说，没有个性风格淋漓尽致的发挥，绝对不会有魏晋书法艺术“潇洒飘逸”的风采。
应该说，真正的书法艺术法则当是基于“各尽字之真态”而个性风格淋漓尽致地发挥的艺术法则。
二、笔墨之艺术法则
就书法艺术而言，墨色和笔力，各有其艺术功效。姜夔对此有些论说：凡作楷，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取运动，劲则刚而有力，圆则妍美。予尝评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则缓来，舍之则急往，世俗谓之“揭箭”：好刀按之则曲，舍之则劲直如初，世俗谓之“回性”：笔锋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后，已曲不复挺之，又安能如人意邪?故长而不劲，不如弗长；劲而不圆，不如弗劲。纸、笔、墨，皆书法之助也。(《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用墨》)
墨色有浓淡燥润之分，浓淡燥润各有所用。运用得宜，则各有其美。一篇之中，浓淡燥润相杂相成，则美感更为丰富。书法用笔则要求笔锋长劲而圆，写出字来，笔划才会既有力度，又有韧性，形体圆润而又强力内敛。这样的字才会有美感。姜夔所论虽谈不上深刻独到，却也切合一般道理。至于笔划的运用，他另有论述：
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用笔》)
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如草书尤忌横直分明，横直多则字有积薪束苇之状，而无萧散之气，时参出之，斯为妙矣。(《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方圆》)
上引言论中，姜夔对笔的肥瘦藏露，各有分说，认为笔的四种形态，用得适宜则各有美感，否则各显弊病。对用笔的方圆曲直，他也各有分说。说草书贵圆忌方，真书贵方忌圆。同时又要求“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以使方者有含蓄之美感，圆者有力度之美感。这些说法对书法艺术的发展都颇有启示意义。
三、向背、位置、疏密之艺术法则
对于书法艺术中文字的朝向和背向之相互关系，他说：“向背者，如人之顾盼指画，相揖相背。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点画之间，施设各有情理。”(《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向背》)
对于书法艺术中复合字各部分位置的经营，他说；“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须令狭长，则右有余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审量其轻重，使相负荷，计其大小，使相副称为善。”(《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位置》
对于书法艺术中文字笔划疏密的安排，他说：“书以疏欲风神，密欲老气，如‘隹’之四横，‘川’之三直，‘鱼’之四点，‘画’之九画，必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成寒乞；当密不密，必至凋疏。”(《佩文斋书画谱》卷7《缅密》)
要求安排文字笔划的向背时，须左右相应，高下相倾，“设施各有情理”。要求安排偏旁位置时，须“审量其轻重，使相负荷，计其大小，使相副称；”要求经营笔划之疏密时，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这些要求都是合乎形式美规律的。所遗憾的是对于个性风格美论述的缺如。
四、书法艺术美的八条要求
书法艺术作品达到哪些要求，才可谓之佳作?姜夔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风神》)
从上引语录中，可以看出姜夔关于书法艺术的总体思想。他认为书品是人品的体现，所以要求人品高。他崇尚古人书法艺术风格，尤其推崇魏晋书法艺术风格，所以要求“师法古”。他反对“应规中矩”，所以要求“险劲”和“时出新意”。他不提倡锋芒毕露，所以要求“极高明而道中庸”。而“笔纸兼佳”“向背得宜”和“墨色润泽”，则是他对书法作品的一般性要求。至于他那些长者、短者、肥者、瘦者、劲者、媚者、欹者、端者之比喻的说法，包涵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无论外在形态如何，都须具备内在的韵味和特殊的气质，否则便徒具形式，而没有艺术美感了。
综上所述，姜夔书法艺术论中的笔墨、向背、位置、疏密之艺术法则和书法艺术的八美要求，都是见解独到、影响深远的艺术美学思想。
一、书法艺术法则的根本依据
关于书法艺术法则，姜夔指出，其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耶，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面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或者专喜方正，极意欧、颜；，或者惟务匀圆，专师虞、永：或谓体须稍扁，则自然平正，此又有徐会稽之病；或云欲其萧散，则自不尘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风，岂足以尽书法之美哉?(《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真书》)
以上三种观点，其中两种观点他不同意：一种是以整齐一律为美的艺术法则，一种是以任性而发为美的艺术法则。他所同意的是“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的艺术法则。怎样算是‘各尽字之真态”呢?也就是他所说的“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而书法艺术创作者应该依据文字之天然本真之形态，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当大则大，当小则小，当斜则斜，当正则正，当疏则疏，当密则密。这样就做到了“各尽字之真态”。他认为做到了“各尽字之真态”，就“足以尽书法之美”。而相对于这种境界，欧、颜之方正，虞、永之匀圆，徐会稽之扁平，王子敬之萧散，都不“足以尽书法之美”。
他的这种说法，虽算是一家之说，但却属偏颇浅薄之说。说其浅薄，是因为依据文字形体的天然姿态来书写，只是对书法艺术的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仅达到这一要求的东西距书法艺术美的境界还远得很。说其偏颇，是因为完全排斥艺术家的个性创造，是什么艺术美也出不来的。
其实上述观点并未表达出他的真实思想。他真正的艺术向往是魏晋潇洒飘逸的书法艺术风格。魏晋时代正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是人性觉醒的时代，是崇尚自我的时代，也是各类艺术最富于个性风格的时代。其书法艺术绝不“应规入矩”，当然也绝不会遵守姜夔所谓“各尽字之真态”的外在规定。也就是说，没有个性风格淋漓尽致的发挥，绝对不会有魏晋书法艺术“潇洒飘逸”的风采。
应该说，真正的书法艺术法则当是基于“各尽字之真态”而个性风格淋漓尽致地发挥的艺术法则。
二、笔墨之艺术法则
就书法艺术而言，墨色和笔力，各有其艺术功效。姜夔对此有些论说：凡作楷，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取运动，劲则刚而有力，圆则妍美。予尝评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则缓来，舍之则急往，世俗谓之“揭箭”：好刀按之则曲，舍之则劲直如初，世俗谓之“回性”：笔锋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后，已曲不复挺之，又安能如人意邪?故长而不劲，不如弗长；劲而不圆，不如弗劲。纸、笔、墨，皆书法之助也。(《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用墨》)
墨色有浓淡燥润之分，浓淡燥润各有所用。运用得宜，则各有其美。一篇之中，浓淡燥润相杂相成，则美感更为丰富。书法用笔则要求笔锋长劲而圆，写出字来，笔划才会既有力度，又有韧性，形体圆润而又强力内敛。这样的字才会有美感。姜夔所论虽谈不上深刻独到，却也切合一般道理。至于笔划的运用，他另有论述：
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用笔》)
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如草书尤忌横直分明，横直多则字有积薪束苇之状，而无萧散之气，时参出之，斯为妙矣。(《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方圆》)
上引言论中，姜夔对笔的肥瘦藏露，各有分说，认为笔的四种形态，用得适宜则各有美感，否则各显弊病。对用笔的方圆曲直，他也各有分说。说草书贵圆忌方，真书贵方忌圆。同时又要求“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以使方者有含蓄之美感，圆者有力度之美感。这些说法对书法艺术的发展都颇有启示意义。
三、向背、位置、疏密之艺术法则
对于书法艺术中文字的朝向和背向之相互关系，他说：“向背者，如人之顾盼指画，相揖相背。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点画之间，施设各有情理。”(《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向背》)
对于书法艺术中复合字各部分位置的经营，他说；“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须令狭长，则右有余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审量其轻重，使相负荷，计其大小，使相副称为善。”(《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位置》
对于书法艺术中文字笔划疏密的安排，他说：“书以疏欲风神，密欲老气，如‘隹’之四横，‘川’之三直，‘鱼’之四点，‘画’之九画，必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成寒乞；当密不密，必至凋疏。”(《佩文斋书画谱》卷7《缅密》)
要求安排文字笔划的向背时，须左右相应，高下相倾，“设施各有情理”。要求安排偏旁位置时，须“审量其轻重，使相负荷，计其大小，使相副称；”要求经营笔划之疏密时，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这些要求都是合乎形式美规律的。所遗憾的是对于个性风格美论述的缺如。
四、书法艺术美的八条要求
书法艺术作品达到哪些要求，才可谓之佳作?姜夔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佩文斋书画谱》卷7《续书谱、风神》)
从上引语录中，可以看出姜夔关于书法艺术的总体思想。他认为书品是人品的体现，所以要求人品高。他崇尚古人书法艺术风格，尤其推崇魏晋书法艺术风格，所以要求“师法古”。他反对“应规中矩”，所以要求“险劲”和“时出新意”。他不提倡锋芒毕露，所以要求“极高明而道中庸”。而“笔纸兼佳”“向背得宜”和“墨色润泽”，则是他对书法作品的一般性要求。至于他那些长者、短者、肥者、瘦者、劲者、媚者、欹者、端者之比喻的说法，包涵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无论外在形态如何，都须具备内在的韵味和特殊的气质，否则便徒具形式，而没有艺术美感了。
综上所述，姜夔书法艺术论中的笔墨、向背、位置、疏密之艺术法则和书法艺术的八美要求，都是见解独到、影响深远的艺术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