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能看到他怎样老去。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他的家在学校食堂旁边，双扇门总是敞开着的，我们在土坝上排队打饭，他家里的景象就能一览无余：门槛足有两尺高，傍壁放一张红漆斑驳的八仙桌，他扶着拐杖，坐在桌边的木凳上，不错眼珠地盯住外面。他的眼珠深陷在眉骨底下，却聚着阴气和锐利，像能看穿人的骨头。学生们都不喜欢他，不知道他是否年轻过，年轻时是干什么活的，甚至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只知道他是郎师傅的丈夫。郎师傅名叫郎朝英，是这一带少见的高壮女人，身上什么都大，脸盘子也大，但长得并不难看。郎师傅才四十多岁。
　　别人不知道的事我知道一些，因为我们村以前有人到这里读过书。这所学校，普光中学，别看它孤零零地坐落在三面环水的半岛，却是有百年校史的县立重点中学，能考进这里的学子，被当然地视为必有出息。我们村的那个人，中学毕业后回去就当了会计。他已经当了二十年会计了。他说他在普光中学的几年，最忘不了的人不是老师，而是黄师傅。黄师傅是学校的工友，专司敲钟。普光中学呈方长形摆在大片农田之间，教学楼东边是操场，操场东边是洋槐夹道的碎石子路，碎石子路有百多米长，两边是男、女生宿舍，尽头是食堂；那口大铁钟，挂在傍操场的洋槐树上。黄师傅是个没有声音的人：几乎没听见他说过话，走路也悄无声息。他只把声音留给那口钟。上课，下课，就寝，起床，集合……都听黄师傅敲钟。他迈着均匀的步子走近洋槐树，从宽大的袖筒里取出铁锤，深深吸一口气，就一锤击打出去。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分秒不差!相对于敲钟人而言，钟挂得高了些，黄师傅提起脚跟，头微微仰着，眼里含笑。他像是被自己敲出的声音迷住了。
　　黄师傅就是郎朝英的丈夫。我那同乡说，他中学毕业那年，黄师傅娶了郎朝英。那时候黄师傅已经五十多岁，郎朝英才二十出头，她愿意嫁给他，是因为她是农村姑娘，要找个“工作同志”，确保一生一世的饭碗。两人结婚不满一个星期，学校就安排郎朝英进食堂做了师傅。
　　这么说来，我那同乡毕业不久，黄师傅就退了休(他退得很及时，要不然，学校装自动电铃后，就没有他的事了)，难怪我去普光中学的时候，他老成了那副模样。我自然从没听他说过话，也从没见他迈出过门槛。他给我的全部记忆，就是坐在八仙桌旁，不错眼珠地盯住外面。
　　只有高老师进去的时候，他的眼珠才会动一下。
　　高老师是总务室的，我们去保管室交了米，便去他那里领饭票；菜票也在他那里买。他个子不高，却有着中年人的壮实，春夏秋冬，都是满脸的胡茬子。在我的印象中，除了高老师，别的教职员工没有人进过黄师傅的家。高老师的家人在半岛之外的城里，他跟我们一样，每顿饭都去食堂买，他那口碗是白瓷的，大得像个洗脸盆。盛了满满一碗饭菜，他不回自己寝室去吃，而是进黄师傅的家。他把那个家进得自自然然，当着众人的面，右脚一跨，再左脚一跨，就进去了，然后将碗往桌上一放，坐在条凳上吃。他跟黄师傅没有过半句话的交谈，黄师傅也只是在他进屋的瞬间，才把眼珠动一下；他像受到惊吓的样子，很不高兴地轮高老师一眼，随后又恢复原状。
　　过后不久，我们就听到消息，说高老师跟郎朝英有一腿儿。那时候还不兴说“有‘腿儿”这个词，而是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有男女父系。学生们议论这些事，既兴致勃勃又相当抽象。但某个周末，高老师的妻子来学校闹了一场，闹得很厉害，大声武气地吵，还把高老师那个像洗脸盆的白瓷碗也摔碎了。
　　就在那天，我去食堂打饭，特地注意了黄师傅的眼神。他还是那种眼神。
　　根据我同乡的描述，黄师傅的眼神应该是柔和的，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
　　他仿佛在提防着每一个人，但对真正伤害了自己的人，却最多只能不高兴地轮上一眼了……
　　我读到初二快进初三的那个春天，黄师傅死了。他停放在学校礼堂。他婴儿般瘦小的身体上，没盖白布，而是盖着一块红布。昏黄的灯光下，红布的一角被风轻轻掀起，露出黄师傅穿着皂鞋的脚。同学们都很害怕，夜里把尿包憋坏，也不敢起来上厕所。我们上厕所，要从礼堂外过。
　　随后的整整一个月时间里，郎朝英眼睛红肿，手臂上缠着黑纱。对丈夫的死，她很伤心。
　　从普光中学毕业这么多年，我时不时会想起黄师傅。我曾在一篇小说里写到过一个敲钟人，只写了几句，说他敲出的钟声，带着暖暖的香气，在整座半岛上弥漫；说那钟声是从土地里生长起来的，先于花朵，先于果实，带着彻底的忠诚和坚定。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黄师傅。其实这只不过是浪漫的抒情，普光中学早就搬进了城，半岛上的那个长方形，青蒿掩膝，破败不堪。
　　今年七月，我回了一趟母校(确切地说，是回了一趟母校的废墟)，在傍操场那棵洋槐树的一根粗大的枝条上，竟发现了一个深可没指的凹痕。那是曾经挂铁钟的地方。那是黄师傅改变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