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颁布已过15周年，新年之始，检点自己担任政协委员以来所发起以及参与的政协提案，做一个关于贯彻《意见》的自我小结。
　　没想到这一“小结”倒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的提案所关心的领域随着文化身份的改变和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而变得越来越宽阔。 我发起并起草的第一份提案——《关于尽快制定有关高校校园安全法规的建议》——于2001年1月获广东省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优秀提案奖。之后又提交了建议广东省尽早与教育部共同扶持中山大学的提案以及一些比较具体的有关中山大学发展的提案。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我还没有完全从“中山大学教师”这一文化身份中超脱出来。
　　后来，我以民进广东省委副主委的身份参与了省民进提出的《京九沿线地区发展战略建议》和《改革高校科技体制建议》的调研和起草工作。前一个提案由我在省政协全会上宣读，后一个提案被省政协作为专题调研项目。后又参加发起的《关于解决珠江口海域环境问题的建议》、《加速建立我省技术评级机制进程，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拓宽道路》两个提案，都于2002年1月同时获广东省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优秀提案奖。我作为第三名发起人的《关于大力推进电厂脱硫设施建设的建议》提案于2003年1月获广东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优秀提案奖。在不知不觉中，我思考的问题超出了一个英语教师通常的视野了。
　　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可以说是我履行参政议政职责的第三阶段。我提交了《关于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的建议》、《迅速制定切实可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为发展民办教育创造有利条件》、《关于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由省统一发放的建议》等提案。从网络上搜索到的媒体有关报道以及对我的访谈录来看，这些提案在全国也受到一定的关注。
　　我想我的这种演变过程也是很多其他政协委员经历过的，人常称之为“角色转换”。
　　其实，如果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用“文化身份”这一概念替代“角色”似乎更合适，因为“角色”强调的是某人在一个系统(一场戏)中与他人的关系，而“文化身份”是一种认同，一种意识，“是使某个群体的成员或某类人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成员或另一类人的集体思想编程(collectiveprogramming of the mind)”。(GeertHofstede，1994)
　　每个人都有多重文化身份，换言之，文化身份有许多不同的层面，例如民族国家的层面(中国人、美国人)，宗教的层面(基督徒、佛教徒)，种族的层面(黑人、白人)，语言的层面(母语为广州方言、母语为潮州方言)，性别的层面(男性、女性)，地域的层面(南方人、北方人、广东人)等等。我们常说的“阶级”，也是文化身份之一。一个组织，无论是经济的或政治的或任何其他性质的，同样可以是一个文化身份的层面。省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就是政治组织层面的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面对自然世界加工创造出来的为满足人类继续生活和繁衍后代的人文世界。文化是学来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文化身份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因此，需要提倡“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针对的是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文化身份迷失的潜在危险。其实，“文化自觉”对于任何一种文化身份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女性主义者就十分自觉地认同女性文化身份，后殖民主义者十分自觉地认同第三世界殖民地文化身份，马克思也十分自觉地认同无产阶级的文化身份。
　　在组织上成为人民政协的一员，可以是极短时间里发生的事，但要明确自己的政协委员文化身份，不忘履行政协委员的义务，则是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的事。这就有赖于对于政协委员文化身份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