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的时候，回家去。爸爸在家里大兴土木，将所有房间都粉刷了一遍，又盖了两间新房间，而后由二姐买回新的床与窗帘。仲秋时节气温怡人，连续的阴雨过后，第三天下午，太阳出来了——带着明亮而强烈的光线，从种满已经黄熟还未收割的单晚稻和已经灌满米浆、垂下青青稻穗的双晚稻的田畈上投射而下。田埂上半人一人高的荒草，连同散布在远处田畈间的人家的楼房，楼房后圆锥形的水杉树影，都在这样的光线中带上一种逐渐走向成熟的青蓝的色彩。微凉而干燥的风从阳光中穿过，使人感到微微温热的舒适与惆怅。在这样的秋天的下午，我和妹妹在楼上隔壁的房间（这里从前我们用来堆放杂物）里翻到了被扔在一只旧塑料箩筐里的一包旧物——大学第一、第二年感情尚未冷却的高中同学写来的旧信，高三毕业的夏天让同学写满一本的毕业纪念册，还有一些零散遗漏的旧照片。上一回翻到它们至少也是两三年前，于是我们又一次兴致勃勃翻了起来。妹妹找到一张被裁成半截的照片，举到我面前说：
　　“看，你的照片！”
　　我接过一看，是一张初中二年级暑假时拍的照片。照片上我穿浅蓝色无袖连衣裙，剪着那些年我一直保持着的“郭富城头”，站在乡里唯一一所照相馆的室内布景前，手肘搭着一根石膏白的三角柱子，柱面上摆一盆各色玫瑰与一枝百合混杂而成的塑料假花，高处与我齐平。背景布上是青蓝色高山流水，山上一两棵松树，旁边用朱笔写着：山高水常流，仙鹤传佳音。
　　这张照片我记得清楚。那年暑假，有天在家不记得为什么爸爸用竹丝子抽了我的小腿，妈妈为了哄我，带我到街上给我拍了这张照片。那个夏天且不知道为什么脚脖子上生了疮，连着蚊子留下的红肿，被我抓到流血冒脓，连为了拍照而特意穿上的短丝袜，也被凝固的血珠粘在腿上，撕脱不得。后来的某一天，出于虚荣心，我便把照片的下半截给裁掉了。
　　对于我们这些乡下长大的小孩子而言，从前拍照的记忆，珍重明亮如同深水中透射而过的阳光。因为拍照的机会难得，每一次拍照的经历也显得格外难忘。留存在记忆里我幼年时期唯一的照片，是三岁时和妹妹一起在照相馆拍的一张三寸大小的合影。双胞胎的我们手牵手站在一起，穿着一样的衣裳，另一只手各执一把塑料花，照相的人临时挂在我们脖子上用作装饰的项链，因为太长了，几乎垂到我们腿上。这张照片直到我们念小学时才被从大柜末屉中无意间翻出来，黑白胶卷洗去塑料花的鲜艳，而给照片带上柔和亲切的光影，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珍贵的宝贝，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珍惜的东西应当小心保存”的概念，这张照片此后在说不上是些什么时候，在我们眼前又出现过几次，之后便无声无息消失在了我们杂乱无章的生活之流中。
　　念小学时，仅有的几张照片都是学校的老师所拍。地方偏僻的小学，隆重到要借相机拍照留念的日子，除了一年一度的学生毕业照，就只有偶尔认真排演过的儿童节表演了。二年级时儿童节唱歌，五年级的数学老师给我和妹妹各拍了一张照片，那时我们正站在晒得人睁不开眼的太阳下的操场上，竭力为大家歌唱《我的祖国》。不知为何，他没有给我们拍合照，而是灵机一动，折了一枝旁边花坛里正在开的蔷薇，举到镜头前面，以免露出我们身后偌大一个黄土操场上只有唯一一棵细小的雪松的事实，给我们一人拍了一张。这是直到开头所说的那张照片之前我唯一的一张单人照（然而在高一那年，也消失在一本借给同学的那时我很喜欢的拙劣的抒情散文书里）。其他的时候，偶尔有照可拍的机会里，我们这样的双胞胎在别人眼里总该是要拍合照。五年级的学生拍毕业照时，其他年级的学生若愿意，也可以在五年级拍完之后，相机里胶卷还没用完时，让老师在学校后面山上的小竹林或花坛边给自己拍一张，回头发照片时补交上胶卷和冲洗的钱便可以。每当这种时候，总会有一大群学生站在两边看热闹，洗出來的相片上，两边站着不小心照进去的成排的看热闹的人。但拍照的人其实总没有几个，没有钱是其次，最重要的大概还是不好意思出现在镜头前吧。
　　初中毕业的时候，还是去乡里唯一的这家照相馆，照两张给同学的照片。这一天我穿一件二姐从芜湖带回来的青绿格子短袖衬衫，配细格子黑灰长裤。衬衫有着透明熠熠的水晶扣子，是那时我很喜欢的，要和妹妹轮流才有得穿。也许是暮春时感染人的天，这一天照相馆的人没有再让我站到布景前面，而是带我穿过阴暗的屋子，走到楼房后面的庭院。一小片死水塘——发绿的池水上，一棵歪倒的香樟树几乎是平行在水面上伸出主干，到几米外逐渐拗直，向上空长去。水面上鼓泡泡浮着周围人扔的各色塑料袋。那人要我走到树干上去，大概看出我的犹豫之心，鼓励道：“好多人都喜欢到那去拍呢，拍出来好看得很！”我只好小心翼翼走上去。几天之后，当拿到照片时，发现的确很好看，香樟树撑出丰润鲜明的绿荫，碧水在相纸上滤去了现实的肮脏，显得干净清洁，至于垃圾袋，一个也没有拍进去——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照片可以如此违背现实而将其美化，感觉十分震惊。因为觉得是欺骗，这张照片最终也没有给同学。
　　拍完这张，照相的人又让我站到院子里一个大水泥花坛边去。花坛里种些菊花，这时节只有绿色。他让我坐到花坛沿上，我坐下来，他却不满意，吩咐我把一条腿抬起来，摆到花坛沿上，见我不能领悟，干脆直接过来把我脚搬上去，然后叫我一只手搭到腿膝盖上，一只手撑在身子后面。直到是他满意的样子了，才拍下来。那时候我剪短发，走在街上被后面骑自行车的人拍肩膀，“小伙子，让一让”，就这样眯着眼，像一个秀气的、不耐烦的男孩儿，在花坛上摆出照相的人所指导的“女性的”、柔和的姿态。倘若懂得多年以后明白的道理，那时我就会知道拒绝。这时候我们地方又流行给照片压上花花绿绿的塑料膜，虽然我在离开前跟照相馆的人说了照片不要压膜，最后拿到时，还是失望地发现被压上了。膜的角落是几朵红花，几片绿叶，再印上粗圆的彩色“难忘友情”“祝福”字样，把照片四角遮得严严实实。我没有办法，只好拿剪刀把相片剪成小小的圆饼，只剩下中间一个我，就这样送给了同学。
　　然而交换照片的风气，真正是到高三才热烈起来。写毕业纪念册也到了这时候，才成为郑重的告别仪式。离学校不远穿城而过的泗桥河边的金凤书店，于满屋的教辅、资料、练习册中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作品选格外受我们喜欢，有钱的同学买得一册，全班但凡对写作文有一点兴趣的同学都要传看，然后争相模仿，各自在周记本上写下一些不伦不类模仿的片断。关系很好的喜欢唱歌踢球的男同学，下课时总喜欢把球衣帽子套到头上，塞上耳机偷偷听Jay的《范特西》，那时候班上其他的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个叫周杰伦的人。是这样满怀忧愁与热诚的年纪，因为对必然从此转折的未来充满了美好期望，和诸多置诸心腹未曾明言的爱恋，而告别来得格外小心而漫长。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毕业纪念册已经传写起来，每个下课的中午和晚上，常常能在教室外看到匆匆交换纪念册的人。只要稍微熟悉一点点，就应当交换一张照片，为此大部分同学专门去照相馆照了相，洗出几十份以便奉赠。傻瓜照相机在县城也不再是非常稀罕的事物，有同学家里有或借到了，便相约一起在校园里或是去县城那时刚刚建造好、还未开放的第一个广场上拍照。我和妹妹先是去照相馆拍了照，这时候仍然是站在布景前，有几种风景，诸如春花烂漫、月夜秋芒、枫叶飘零之类的可选，喜欢哪一种，就把那张背景拉下来，底端垂一点到地下，让人或站或坐在背景前拍。后来有一天，宿舍里的人借来了一台傻瓜相机，我们全宿舍人便一起到广场上再拍一遍，在那里还遇到了另外一拨拍照的同学。
　　也是因为嫌卖的毕业纪念册太花哨难看，那时妹妹想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我们在二中附近的文具店各买了一本厚厚的蓝色软壳笔记本，准备把这笔记本用来给关系较好的同学写毕业留言，并且要问他们每个人要一张照片，贴到他们的留言后面，至于那些关系一般，或是只同学了一年就分班了的，就买几扎信纸来分送给人写，这样还可以节约时间，不用像本子那样一定要等前面一个写完了后面的人才能写。留言本的前面，贴上了那时我们借了相机精心所拍的没有焦的学校花草的照片，这样一本本子，怀着珍而重之的心情拿出来，然而心里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等到最后拿给偷偷喜欢的人去写，这样其他人就不会看到——而且已经有那么多人写，那么多人贴了照片，即便不开口提出来，理所当然地，也可以得到一张喜欢的人的照片吧——然而等啊等，每一天在每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瞬间，悄悄侧过头去看那模糊的面孔，终于没有勇气当着同学的面公然把本子递过去，更没有勇气趁班上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去说什么麻烦请你给我留言之类的话。青春的纪念册里最后贴满了普通同学的照片，而那个偷偷喜欢的人，终究是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也没有一句临别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