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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经典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和延伸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国家已有的实践证据，研究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一般关系，探讨在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的过程中，当迁移规模满足一定条件时，迁移的持续进行能否对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理论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当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概率满足一定范围时，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提高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从而促进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提升是农业部门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构建我国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强相关”关系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有效推进具有长远意义。
关键词：乡城劳动力迁移;农业部门;人力资本;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017-010
一、考虑人力资本要素的农业部门现代化进程
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认为，一国经济由两大部门组成，即“与外部环境相关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依靠本部门生产以满足自身需求的传统农业部门”。（1）模型假定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隐性失业，即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相比其他要素更为充足，即便其中的一部分离开本部门，也不会对生产总量产生影响，因此，这部分劳动力被称为 “零值劳动力”（1），而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会因“零值劳动力”的存在而降低。“零值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城市部门得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资本积累。随着城市部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在持续转移出来，直到劳动力剩余不再存在于农业部门，此时，劳动力开始稀缺，其价格逐渐上升。
由此，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随着城市部门的持续扩张，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迁移的过程。当农业部门不存在隐性失业劳动力时，发展中国家就能实现发展。
后来，拉尼斯、费景汉更加重视农业部门的发展，相对于刘易斯的观点，他们更强调工、农业部门的协同，认为技术进步的地位不容忽视，此外，物质资本及人口基数的增长等也能够促进劳动力迁移至城市部门。在该模型中，二元经济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1.农业经济阶段。该阶段中，大量的显性失业，即剩余劳动力，存在于农业部门，由图1（a）中的LL1表示，且该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此时，即便其中的一部分离开农业部门，也不能降低农业部门的产量，不会使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发生变化。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存在一个下限，它取决于劳动者在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而农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仍然由制度决定。因此，图1（b）中，W1为工业部门的工资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农业部门的工资曲线WA也是一条水平线。
2.二元经济阶段。农业劳动力不断由农业部门流向城市部门，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尽管还是比既定的制度工资要低，但已开始逐渐高于0。此时，农业部门的显性失业逐渐消失，但仍伴随隐性失业的存在，因此，部分农业劳动力仍会流向城市部门，此时的隐性失业由图1（a）中的L1L2表示。然而，由于此时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是正的，劳动者数量的减少便会影响农业产量，使得农产品变得稀缺，以致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城市部门工资上升，这就降低了城市部门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能力，劳动力转移因此放缓。图1中，第一、第二阶段的交界处为S，即（农业产品）稀缺点。由S点向左，即进入二元经济阶段，此时，城市部门的工资曲线由稀缺点以后开始上升，而农业部门的工资曲线WA仍保持水平。
3.成熟市场经济阶段。此时，全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LL2都已经转移到了城市部门。农业部门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其工资水平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如果城市部门继续接收农业转移人口，就要依照与边际生产率相同的水平来支付工资。如图1（a），在A点，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城市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此时，农业部门已形成较成熟的市场，因此，A点被称为市场化点。由市场化点A往左，农业部门的工资曲线WA开始上升;在该阶段，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迅速，完成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然而，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隐含了劳动者同质性的假设，这一假设仅适用于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城市化进程初期。进入城市化进程中期以后，除物质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外，人力资本开始在农业部门的生产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它具有特殊的效应，带来边际效益的递增。所以，在分析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进程时，有必要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将人力资本要素纳入到迁移理论模型中进行分析。
可以按照人力资本禀赋的高低，将初始状态的农业部门全部劳动力分为三部分，即LH、LM和LL，L=LH+LM+LL。其中，LH是人力资本禀赋较高的农业劳动力，LM是具有高于或等于平均人力资本禀赋（低于LH的人力资本禀赋）的农业劳动力，LL为低于平均人力资本禀赋的农业劳动力。用hH，hM和hL分别表示LH、LM和LL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显然，hH>hM>hL。这里，结合我国农业部门的实际情况，LH、LM被认为占比相对较小，这样，如果用代表农业部门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那么，h可以用hH，hM和hL的加权平均数来表示：
h=hH+hM+hL，因此，Lh=LHhH+LMhM+LLhL。
这里，农业生产函数采用一般的生产函数形式：A=f（k，hL，land）其中，land（土地）作为常数，可归至物质资本的投入，因此，农业部门的生产总量为A=f[K，（LHhH+LMhM+LLhL）]。
当不考虑劳动力的质的差异时，LH、LM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并不会降低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从而影响农业部门的生产水平，如图2（a）。然而，当考虑个体间人力资本质量的不同时，随着LH和LM的降低，LL也会减少，从而导致农业部门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也使得物质资本、土地等其他要素的生产率下降。因此，农业部门的平均生产水平降低，以致农产品变得稀缺，提前出现（农业产品）稀缺点。在图2（a）中，稀缺点S向右移动到S’，（农业产品）稀缺点提前，而市场化点的出现则相应地延迟，从A点向左移动到A’，因此，（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也被延后，TP曲线下旋到TP’。此时，依然有剩余劳动力L1L1′存在于农业部门，工、农部门存在更大的工资差距，整个农业部门的现代化进程将经历更长的时间。 根据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对于城市部门来说，在一定的工资水平下，只有当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效应不那么强时，这些因素才可能抵消或超出劳动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影响。（2）在迁移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后，农业部门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以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及良好的技术进步机制与高人力资本禀赋劳动力的流出相适应。也就是说，在（农业产品）稀缺点到来后，需要通过源源不断的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上升，从而弥补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流出而引起的产量下降。事实上，先进投入要素的增加正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而农业生产水平是否能在较短时间内对先进要素的投入作出反应，这又对先进要素的使用者所具备的素质水平提出了相应要求，因此，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这里，Δh/h为农业部门的平均人力资本积累率，Δh′/h为农业部门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流出所带来的农业部门平均人力资本的下降率，前者的绝对值大于后者的绝对值，这是农业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条件。
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以及农业部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动态提高，使农产品稀缺点往左移动，市场化点往右移动，从而带来农产品稀缺点S与市场化点A的重合，即TP曲线的向上旋转，如图2（a）。拉尼斯、费景汉认为，这正是“农业发展完成的标志” （2）。
二、对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
资本积累一般关系的分析
本部分尝试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考虑劳动者的异质性（即劳动者所能够提供的效率劳动单位的数量并不相同），在坎布、拉普波特（2005）“迁移选择性与地区不平衡的发展”（3）一文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一般关系的分析框架。
首先，假设经济体包括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非农部门具有规模效益不变的技术特性，其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具有固定的工资率，不会因外来劳动力而发生变化;而农业部门的工资率由制度决定，因此也是固定的。（4）两个部门之间具有技术差异。非农部门是农村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禀赋劳动力的迁入地;而农业部门作为这部分劳动力的来源地，是相对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对人力资本的回报是不同的，这也是二者技术差异的一个表现。假设wA为单位人力资本在农业部门所得的回报，标准化为1，w为非农部门的单位人力资本回报，那么，w>wA，即w>1。这里，wA和w是除去迁移成本之后的净回报。
假设农业从业者的生命周期内存在两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的时间总量标准化为1。第一个时间段里，处于第t期的劳动个体，i，具有来自上一代的人力资本存量，ht，同时，还拥有其个体的素质，ai
t，在能力区间[0，1]上均匀分布。这种个体的素质可以理解为一种学习能力，而每个劳动个体的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即个体将受教育所花费的时间真正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存在差异;在该时间段，受教育的个体在教育上花费的时间所占的比重为e（0<e<1），这一时间段内所接受的教育被认为是实现迁移所应具备的基本人力资本要求。第二个时间段里，劳动者进行生产活动，而此时的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者在第一个时间段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即学习能力）以及在教育上的投资所共同决定的。这样，此时的人力资本水平，是个体学习能力以及第一时间段内在教育上所花费时间的增函数（假定为线性的函数）。
受教育的个体能否实现迁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劳动者个体有概率能够迁移，也有概率1-p不能迁移。因此，对教育的投资能够提高迁移的概率，但并不能确保迁移的实现（这里假定对于在教育上花费时间为0的个体来说，其迁移概率是0）。对于个体而言，受教育的预期回报取决于个体自身的能力，非农部门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以及受教育个体的迁移概率。这里没有跨期的收入贴现问题，同时劳动个体是风险中性的。
当迁移概率大于0时，农业部门的劳动者会比较受教育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与不接受教育情况下的预期收入，以选择是否进行教育投资。如果受教育的收入预期比不接受教育的收入预期高，个体就会作出对教育投资的决策。即个体选择教育的条件为：
（1-e）ht+（1-p）（1+ai）ht+p（1+wai）ht>2ht（1）
将上式化简后，可以得出：
ai>aE≡（2）
这里，aE≡是农业部门的劳动者选择是否进行教育投资的临界学习能力。
所以，当劳动者的学习能力ai大于aE时，就会作出接受教育的决策;而当劳动者的学习能力ai小于aE时，个体往往不会作出接受教育的决策;当个体的学习能力ai等于aE时，是否接受教育对于劳动者个体并没有大的不同。因为个体的学习能力不同，在能力区间[0，1]上又是分布均匀的，这样，越小的aE值，就对应着更多的劳动者作出教育投资的决策。
我们想要关注是，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当农业劳动力能够自由迁入非农部门时，未迁移者中受教育劳动者所占的比重，PE。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PE的提高对于劳动力来源地人均收入的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因此，这一比重的上升，可以认为对于劳动力来源地是有益的结果。
这里，当p=0，即经济环境封闭时，农业劳动力无法实现自由流动，此时，个体选择进行教育投资的临界学习能力为aE=e，用aF表示。那么，农业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所占的比重可以表示为：PF=1-aF=1-e。当p>0，即经济环境开放时，农业劳动力能够向非农部门自由转移，而对于滞留劳动力来说，其中受教育者所占的比重可以表示为：
PE=（3）
现在需要讨论两个问题：
1.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是否有可能对来源地（即农业部门）产生有利的影响？
当PE>PF时，说明当部门开放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流动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的比重提高了，即此时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水平比经济部门封闭时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水平要高。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对来源地产生了积极效应。 由（3）式和PF=1-e，PE>PF等价于>1-e，将aE≡代入不等式左边，化简可得：
p< （4）
令pc≡，pc则就是农业劳动力迁移到非农部门时，可以提高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比重的迁移概率临界值。
因此，p<pc等价于PE>PF，此时，农业劳动力的流出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对于迁出地的影响是有利的。这里，pc可能为负值，由式（5）可以看出，它关于的一阶导数大于0，关于的二阶导数小于0，
=>0，=<0（5）
这表明，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比重的迁移概率临界值，pc，是非农部门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增函数;w越高，迁移发生的概率也相应增大。随着w的提高，迁出的农业劳动力会越来越多，之后，增加的速度会慢慢降低。也就是说，当非农部门工资率变化较大时，农业部门可以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迁出变得对农业部门不利之前，“承担”较高的迁移规模。
同时，由（2）式可推出，
=<0（6）
可见，劳动者选择教育投资的临界学习能力会随着迁移概率的增加而下降，此时，会有更多的劳动者选择进行教育投资。这也说明，在一定范围内，迁移概率的增加能够提高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从而提升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2.当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要提升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乡城劳动力迁移概率？
这里的最优乡城劳动力迁移概率是指，当乡城迁移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处于该值时，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最高。
我们已经知道，PE为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未迁移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PE越大，表明农业部门滞留劳动力中的受教育者也越多。然而，当PE达到最大值后，农业劳动者的进一步迁出则会带来部门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比重的降低。因此，这里的目标函数为：
[max][p]PE=（7）
将aE≡代入（7）式，通过PE相对于p的一阶导数条件，可以得到：
当p==pc时，PE取最大值。可见，最优的乡城劳动力迁移概率为：
p*=max0;
=
pc（8）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以下几种情形：
（1）当pc<0，也就是w<2-e时，p*=0，同时，对于任意一个小的、大于0的迁移概率值，p，都使得p>pc，所以，PE<PF，说明乡城劳动力的迁移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下降了，农业部门受到损失。事实上，这时候农业部门要想避免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就应实施阻止劳动力迁移的政策。
（2）当pc>0，也就是w<2-e时，p*=pc，乡城劳动力迁移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0<p<p*，因为p*=pc，所以p<pc，等价于PE>PF。
这表明，乡城劳动力迁移存在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比部门封闭环境下要高。随着迁移概率的提高，选择进行教育投资的劳动力数量会增加，即在这一范围内，迁移概率的提高能够提高农业部门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所占的比重，直到达到这一比重的最大值，M点（如图3所示）。
在第二个时期，0<p*<p<pc，此时PE>PF，所以，当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仍然比部门封闭环境下要高，但已经开始降低。此时农业劳动力迁出的整体影响仍然是正向的，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会因此而得到提升，然而，因为p*<p，此时农业部门若采取措施保留人才，可以降低受教育者比重减小的速度。
在第三个时期，0<p*<pc<p，因为pc<p，所以PE<PF。说明此时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已经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的比重不断降低，甚至比封闭环境下的水平还要低。该阶段的乡城劳动力迁移规模较大，已经不利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由于p*>0，因此，该阶段对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禁止措施是一种次优选择。
图3描述了迁移发生时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其中表明了乡城劳动力迁移发生的概率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有利或有害的区间。
由此可见，当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概率满足一定范围时，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具有正向的“强相关”关系。在pc>0的条件下，迁移概率（p）满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范围（0<p<pc）时，乡城劳动力迁移都是有利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特别是当迁移概率p满足第一阶段的范围，即0<p<p*时，随着迁移概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中受过教育者所占的比例相应提升，直到达到该比重的最大值，也就是说，在该区间内，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对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产生较强的提升作用。而随着迁移的持续进行，当p*<p<pc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达到最高值后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农业部门劳动力迁出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流失效应超过了部门内部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开始降低，但仍高于无迁移状态（封闭状态）下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三、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
资本积累一般关系的实践证据
西方国家已有的实践证据和关于劳动力迁移的大量实证研究都表明，劳动力迁移不仅能够促进农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够明显地推动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第一，乡城劳动力迁移对迁移者个体人力资本具有提升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就明确指出：“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所进行的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劳动力迁移与教育都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而且，投资于其中一方面可以使得另一方面的投资收益增加”。（5）列宁关于劳动力迁移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的认识则更为深刻。在他看来，劳动力迁移不仅开拓了农民的视野，而且使其文化素质和市场意识提升，因此，“没有农民的流动和迁移，就不会有农民的开化”。（6） “迁移将农民从衰落偏远的地区解放出来，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使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情操提升，从而具有文明的习惯、怀揣文明的需要”。（6） 第二，乡城劳动力迁移对社会群体人力资本具有提升作用。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时期，为了适应劳动力迁移的需要，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各种帮助农业劳动力迁移的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鼓励农业部门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中包括，为迁移劳动力就业提供服务，加强对迁移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以及对教育领域进行改革，等等。这里以德国和美国为例。
工业化时期，德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举流动，使得对成年人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青少年的基础教育成为了更为迫切的问题。当时的德国高度重视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青少年基础教育问题，并注重在城市和农村（尤其是在农村）普及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技术培训，而出于实际生产的需要，雇主也乐于为雇员的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投资。在德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集中为其现代教育的发展培育了肥沃的土壤。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农业部门通过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推动教育的发展，以减弱人才外流给农业部门带来的损失，而这实际上带来了农业部门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这样一来，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迁移就具有了提升社会群体人力资本的作用。（7）
工业化初期的美国，由于轻工业在工业部门中占据主要地位，当时对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训练程度要求并不高，工厂作业的技术要求较低，劳动者的工作以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为主。因此，19世纪以前，美国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差距并不大，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部门就业的人口较少，竞争也不激烈。19世纪以后，生产技术的革新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技术复杂程度也随之提高，从而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的农业部门转移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中就逐渐陷入了劣势，这主要表现在：
（1）美国的城市和农村在教育水平上有了明显差距。表1显示了1930年、1959年美国城乡的文盲率对比，可见，在文盲率这一指标上，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城乡差距是较为明显的。
（2）刚进入就业年龄的青年人在当时的农业迁移劳动力中占多数。根据Iowa州立大学的调查，1950年，美国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劳动力中，25岁以下的占近60%。（8）这些青年中的大多数由于缺乏专门培训，缺乏专业的技术，因此较难在非农部门就业。此外，此时的农村迁移劳动力中，约30%以上是粗工或工头，这些劳动力大多缺乏专业技术，也较难在非农部门从业。
（3）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非农部门从业者的知识和技能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所占的比重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对脑力劳动要求较高的岗位逐渐增多，对体力劳动要求较多的岗位越来越少。这样，非农部门中适合农业迁移劳动力从业的岗位就更加有限了。
1910年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困难，还体现在其农业部门长期较高于非农部门的失业率上。据统计资料记载，“1948到1970年期间，只有1949年农业部门的失业率比非农部门低0.2个百分点，有4年前者高出后者1个百分点，而其余的18年，美国农业部门的失业率则比非农部门综合失业率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9）。
大萧条后，为了解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性的经济政策，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帮助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刺激和推动农业部门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首先，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直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于新办的公共工程、企业和社会团体，使他们已有的劳动和专业技能得到巩固;其次，与经济结构的转变相一致，强化对农业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和素质，以便适应非农业部门的要求。自20世纪50年代后，为了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专业部门。自此，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步入新的阶段。
1962年的《人力发展训练法案》，由美国劳工部具体执行，这项法案旨在增加农业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从而使农业部门产生更多的就业。其中对农业部门的失业者进行了较严格的界定，即年家庭收入在1200美元以下的农业家庭的成员。
1964年的《就业机会法案》，其中包括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支持，援助就业、加强卫生保健的基础建设，以及对农村妇女和青年进行教育和培训的计划等等。当年，由美国政府组织的青年待就业人员（10），全部接受了相关的培训，其中，具有农业生产技能和非农业生产技能的约各占50%。该法还为低收入的农业家庭提供贷款（最高为2500美元），以帮助他们开办非农企业或者参加合作社经营。此外，政府还要向农业部门的失业者提供迁居费用上的资助。
在这些政府计划和立法的作用下，美国农业人口转移的进程大大加快。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加快，美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有显著提高。仍以Iowa州为例，“1960年，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城市的差距是1.5年，而1970年，这一差距已缩小到了0.1年”（11）。
当然，在美国，政府的教育和培训计划有很多都是直接服务于农业的，或者说，是服务于“现代大农业”的。因此，美国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并不是指他们全都完全脱离了农业部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农业生产也开始向专业化、社会化转变，分工更为细致，一些原本属于农业的生产部门逐步独立，成为专业部门。由农业衍生出的服务业迅速增多，逐渐形成了“供应—生产—加工销售”这样一个有序而庞大的“农产品有机体系”。据统计，“1984年，有约270万劳动力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约200万劳动力就业于农业产前部门，而约1600多万劳动力就业于农业产后部门;这样，所有与农业相关的部门吸纳了约2100万劳动力，占当年美国劳动力总数的20%，该数据尚不包括农业部门的大量临时工人”（12）。
这不仅是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值得借鉴的部分，也反映了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快进行，农业部门加强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削弱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损失，农业部门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劳动者更加适应农业部门的分工细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农业部门不再专注于初级农产品的生产，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环环相扣、不断延伸、又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强大部门体系。这样，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既是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一股推动力量。“工业化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变，而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的大批劳动力，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了非农部门，也有相当大的部分就业于现代大农业” （13），这其中，当然离不开农业部门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部门的专业化，分工的细化，是以劳动者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为前提条件的，而政府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推动和对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激励带来了农业部门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这是一个良性推动的过程。 四、理论分析基础上的结论性启示
1.乡城劳动力迁移下的农村人力资本提升过程
第二部分的模型分析表明，当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概率满足一定范围时，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提高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从而促进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前者对后者的这种正向的“强相关”作用，实际上解释了乡城劳动力迁移下的农业部门自身人力资本提升过程。
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考虑人力资本要素后，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农业部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迁移到非农部门，农业部门总产量曲线（TP）向下旋转，使得（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被延迟。如前所述，这时，农业部门要获得持续发展，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以更高水平的农业技术进步与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劳动力流出相适应，二是需要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率高于因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出所产生的部门人力资本下降率。由此可见，在部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竞争完全，农业部门的生产向专业化、市场化转变，那么此时，随着劳动力迁移到非农部门，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乡城劳动力迁移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强相关”作用下，农业部门人力资本动态提升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于微观视角，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迁移，能够带来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1）大部分非农部门都存在一定的受教育门槛，对从业者的教育背景和技能素质要求更为严格。农村家庭劳动力成员要想在非农部门找到工作，具备从事非农工作的资格、素质，就需要家庭增加对其成员的教育投资，使其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2）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业劳动力在城市非农部门就业，所获得的非农收入也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外出劳动力往往是家庭中受教育水平、技能水平等相对较高的，这部分劳动力外出工作的收入往往比留乡务农更高，加上很多劳动力的迁移具有“两栖迁移”的特征，就使得农户家庭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此外，外出劳动力对家庭的汇款，能够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扩大家庭农业生产等，从而进一步提高家庭收入，进而提高家庭对于人力资本的支出，这样就形成了劳动力迁移与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
第二，基于宏观视角，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直接推动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部门，使农村的人均土地占有率得到了一定改善，提高了规模效益以及边际劳动生产率，进而带来了农村人均收入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劳动、资本之比的下降，人力资本和物质生产资料作为农业生产中基本投入要素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农业部门要想获得持续的发展，就要对生产和管理实施变革，加大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力度，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理念。这同时对劳动力的技能、协调组织能力、创新的思维和理念以及学习能力等都有了更高要求。而这一系列环节又进一步提升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除工资回报外，异地转移的乡城迁移劳动力在城市部门就业，还能够拥有额外的“技能性收益”（14）、先进的思想理念、城市精神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思想、意志的成熟等等，并有机会将这些额外的收获带回农村，为农村的教育、专业技能培训、农村整体精神文明的提高以及经济发展等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面增添新的动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无需物质投入的、无形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提升途径。
2.乡城劳动力迁移、农村人力资本提升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如前所述，随着农业部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迁移到非农部门，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以更高水平的农业技术进步机制与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劳动力流出相适应;同时，需要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率高于因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出所产生的人力资本下降率。也就是说，农业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技术的变革和创新，同时需要农业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
当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出时，（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农业部门市场化点的重合是以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的，其中涵盖了先进生产工具及设备的引进，先进农业技术、管理理念的采用和推广等，而这些都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对农产品的质量，甚至产品的市场份额产生着影响。因此，农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人力资本提升。
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被认为是城市化进程完成的标志。在此之前，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出会引起农业生产的下降;当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迁出，使得农业部门的“人才流失”更为严重。此时，在这两股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更加艰难。
在图4中，随着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业劳动力迁出，农业部门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可能有两种变化情形：（1）如图中虚线a所示，随着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迁出，如果农业部门没有及时对滞留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那么部门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将逐渐降低，这对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十分不利。（2）当农业劳动力迁出时，如果农业部门通过各种促进政策，及时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并实施生产和管理的变革，鼓励技术创新，从而弥补迁移初期人才流出所造成的负面效应，那么从长期来看，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能够抵消或超过劳动力迁出所带来的人力资本降低，从而实现劳动者综合素质、知识、技能的积累，即人力资本提升。
图4中，纵轴表示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横轴表示迁移进行中所历经的时间。其中h0，为迁移发生前的农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图中，农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在达到点后，是否能够达到（如b曲线所示）或超过（如c曲线所示）的水平，部门内部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如果滞留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积累率大于平均人力资本下降率，即正向效应超过负向效应，则会产生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如曲线c所示，并逐渐趋近于非农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农业部门进一步发展;然而，当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有限或效率不高时，此时的投资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发挥得并不充分，那么可能沿着虚线b发展，在长期内仍无法超过。可见，当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十分关键。 3.构建我国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强相关”关系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乡城劳动力迁移时，能否通过农业内部的人力资本投资弥补“人才外流”带来的部门人力资本降低，这对于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超过点后，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迁出就不会导致（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农业市场化点重合的延后。此时，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业部门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此时的农业部门自身具备了内在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
当前，我国的农业转型是经济转型中的重要部分，然而，这段道路仍是困难重重的。首先，我国农业资源显著匾乏，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从而从自然条件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其次，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然较为明显，城市化标准明显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大量劳动力分布在农村，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得到顺畅、有效地转移，否则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较难提高，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和长远发展;第三，在平均受教育水平上，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者的差距仍较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科技创新的需要;第四，非农部门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设置了门槛，使得较高人力资本者相对于较低人力资本者能够更快迁入非农部门，却带来农业部门的人才损失，阻碍了农业转型的进程。因此，我国要实现农业部门的长远发展和农村的繁荣，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这其中，乡城劳动力迁移下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积累是重要方面。
然而长期以来，宏观决策部门仍然将乡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迁移视为单纯的经济现象和阶段问题，缺乏具有长远眼光的发展机制，仍然就短期的现象和问题制定对策措施;而微观劳动力主体又缺乏宏观政策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其迁移决策和迁移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和短期性特征，不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农村地区及农业部门的长远发展，更不利于转轨阶段改革的深化。
因此，要克服政策波动性和微观主体短期性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化解当前乡城劳动力迁移有效性不足和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缓慢等问题，就需要构建一个稳定的长效发展框架，以建立我国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强相关”关系，其目标是通过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效的迁移，推动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强相关”关系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质”的提高。这对于实现“农民变市民”，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合理有效推进都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意义。
注释：
（1）Lewis，W.Arthur.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2）： 139-191.
（2）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王月，甘杏娣，吴立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
（3）Kanbur R.，Rapoport H.Migration Selectiv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Inequality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5，5（1）： 43-57.
（4）由于规模效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对于一个小型、开放的经济体来说，其自身的工资率是不变的。即不受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任何的劳动力迁入或迁出会产生物质资本的流动，从而使资本劳动比恒定。
（5）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蒋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1页。
（6）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31页。
（7）参见沃尔夫冈·克拉伯：《19-20世纪的德国城市》，哥廷根1989年版，第71页。
（8）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原文参见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人口》，1961年，第18页。
（9）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原文参见《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至1970年》，第465页。
（10）指年龄为16-21岁的青年。
（11）原文参见罗得菲尔德等著：《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安子平、陈淑华等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75页。
（12）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原文参见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农业概览》，1986年12月，第26页。
（13）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
（14）参见刘叶：《选择性迁移、人力资本深化与中国农业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第26页。技能性收益，指在城市部门从事工作时，同时获取了就业技能及相关的知识。
参考文献：
[1]Kanbur R.，Rapoport H.Migration Selectiv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Inequality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5，5（1）： 43-57.
[2]Lewis，W.Arthur.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2）： 13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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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6.
[9]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吴晓妹）
关键词：乡城劳动力迁移;农业部门;人力资本;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017-010
一、考虑人力资本要素的农业部门现代化进程
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认为，一国经济由两大部门组成，即“与外部环境相关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依靠本部门生产以满足自身需求的传统农业部门”。（1）模型假定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隐性失业，即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相比其他要素更为充足，即便其中的一部分离开本部门，也不会对生产总量产生影响，因此，这部分劳动力被称为 “零值劳动力”（1），而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会因“零值劳动力”的存在而降低。“零值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城市部门得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资本积累。随着城市部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在持续转移出来，直到劳动力剩余不再存在于农业部门，此时，劳动力开始稀缺，其价格逐渐上升。
由此，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随着城市部门的持续扩张，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迁移的过程。当农业部门不存在隐性失业劳动力时，发展中国家就能实现发展。
后来，拉尼斯、费景汉更加重视农业部门的发展，相对于刘易斯的观点，他们更强调工、农业部门的协同，认为技术进步的地位不容忽视，此外，物质资本及人口基数的增长等也能够促进劳动力迁移至城市部门。在该模型中，二元经济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1.农业经济阶段。该阶段中，大量的显性失业，即剩余劳动力，存在于农业部门，由图1（a）中的LL1表示，且该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此时，即便其中的一部分离开农业部门，也不能降低农业部门的产量，不会使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发生变化。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存在一个下限，它取决于劳动者在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而农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仍然由制度决定。因此，图1（b）中，W1为工业部门的工资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农业部门的工资曲线WA也是一条水平线。
2.二元经济阶段。农业劳动力不断由农业部门流向城市部门，农业的边际生产率尽管还是比既定的制度工资要低，但已开始逐渐高于0。此时，农业部门的显性失业逐渐消失，但仍伴随隐性失业的存在，因此，部分农业劳动力仍会流向城市部门，此时的隐性失业由图1（a）中的L1L2表示。然而，由于此时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是正的，劳动者数量的减少便会影响农业产量，使得农产品变得稀缺，以致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城市部门工资上升，这就降低了城市部门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能力，劳动力转移因此放缓。图1中，第一、第二阶段的交界处为S，即（农业产品）稀缺点。由S点向左，即进入二元经济阶段，此时，城市部门的工资曲线由稀缺点以后开始上升，而农业部门的工资曲线WA仍保持水平。
3.成熟市场经济阶段。此时，全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LL2都已经转移到了城市部门。农业部门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其工资水平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如果城市部门继续接收农业转移人口，就要依照与边际生产率相同的水平来支付工资。如图1（a），在A点，劳动者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城市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此时，农业部门已形成较成熟的市场，因此，A点被称为市场化点。由市场化点A往左，农业部门的工资曲线WA开始上升;在该阶段，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迅速，完成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然而，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隐含了劳动者同质性的假设，这一假设仅适用于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城市化进程初期。进入城市化进程中期以后，除物质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以外，人力资本开始在农业部门的生产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它具有特殊的效应，带来边际效益的递增。所以，在分析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进程时，有必要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将人力资本要素纳入到迁移理论模型中进行分析。
可以按照人力资本禀赋的高低，将初始状态的农业部门全部劳动力分为三部分，即LH、LM和LL，L=LH+LM+LL。其中，LH是人力资本禀赋较高的农业劳动力，LM是具有高于或等于平均人力资本禀赋（低于LH的人力资本禀赋）的农业劳动力，LL为低于平均人力资本禀赋的农业劳动力。用hH，hM和hL分别表示LH、LM和LL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显然，hH>hM>hL。这里，结合我国农业部门的实际情况，LH、LM被认为占比相对较小，这样，如果用代表农业部门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那么，h可以用hH，hM和hL的加权平均数来表示：
h=hH+hM+hL，因此，Lh=LHhH+LMhM+LLhL。
这里，农业生产函数采用一般的生产函数形式：A=f（k，hL，land）其中，land（土地）作为常数，可归至物质资本的投入，因此，农业部门的生产总量为A=f[K，（LHhH+LMhM+LLhL）]。
当不考虑劳动力的质的差异时，LH、LM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并不会降低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从而影响农业部门的生产水平，如图2（a）。然而，当考虑个体间人力资本质量的不同时，随着LH和LM的降低，LL也会减少，从而导致农业部门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也使得物质资本、土地等其他要素的生产率下降。因此，农业部门的平均生产水平降低，以致农产品变得稀缺，提前出现（农业产品）稀缺点。在图2（a）中，稀缺点S向右移动到S’，（农业产品）稀缺点提前，而市场化点的出现则相应地延迟，从A点向左移动到A’，因此，（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也被延后，TP曲线下旋到TP’。此时，依然有剩余劳动力L1L1′存在于农业部门，工、农部门存在更大的工资差距，整个农业部门的现代化进程将经历更长的时间。 根据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对于城市部门来说，在一定的工资水平下，只有当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效应不那么强时，这些因素才可能抵消或超出劳动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影响。（2）在迁移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后，农业部门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以更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及良好的技术进步机制与高人力资本禀赋劳动力的流出相适应。也就是说，在（农业产品）稀缺点到来后，需要通过源源不断的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上升，从而弥补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流出而引起的产量下降。事实上，先进投入要素的增加正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表现，而农业生产水平是否能在较短时间内对先进要素的投入作出反应，这又对先进要素的使用者所具备的素质水平提出了相应要求，因此，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这里，Δh/h为农业部门的平均人力资本积累率，Δh′/h为农业部门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流出所带来的农业部门平均人力资本的下降率，前者的绝对值大于后者的绝对值，这是农业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条件。
由此可见，技术进步以及农业部门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动态提高，使农产品稀缺点往左移动，市场化点往右移动，从而带来农产品稀缺点S与市场化点A的重合，即TP曲线的向上旋转，如图2（a）。拉尼斯、费景汉认为，这正是“农业发展完成的标志” （2）。
二、对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
资本积累一般关系的分析
本部分尝试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考虑劳动者的异质性（即劳动者所能够提供的效率劳动单位的数量并不相同），在坎布、拉普波特（2005）“迁移选择性与地区不平衡的发展”（3）一文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一般关系的分析框架。
首先，假设经济体包括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非农部门具有规模效益不变的技术特性，其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具有固定的工资率，不会因外来劳动力而发生变化;而农业部门的工资率由制度决定，因此也是固定的。（4）两个部门之间具有技术差异。非农部门是农村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禀赋劳动力的迁入地;而农业部门作为这部分劳动力的来源地，是相对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对人力资本的回报是不同的，这也是二者技术差异的一个表现。假设wA为单位人力资本在农业部门所得的回报，标准化为1，w为非农部门的单位人力资本回报，那么，w>wA，即w>1。这里，wA和w是除去迁移成本之后的净回报。
假设农业从业者的生命周期内存在两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的时间总量标准化为1。第一个时间段里，处于第t期的劳动个体，i，具有来自上一代的人力资本存量，ht，同时，还拥有其个体的素质，ai
t，在能力区间[0，1]上均匀分布。这种个体的素质可以理解为一种学习能力，而每个劳动个体的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即个体将受教育所花费的时间真正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能力存在差异;在该时间段，受教育的个体在教育上花费的时间所占的比重为e（0<e<1），这一时间段内所接受的教育被认为是实现迁移所应具备的基本人力资本要求。第二个时间段里，劳动者进行生产活动，而此时的劳动生产率，是由劳动者在第一个时间段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即学习能力）以及在教育上的投资所共同决定的。这样，此时的人力资本水平，是个体学习能力以及第一时间段内在教育上所花费时间的增函数（假定为线性的函数）。
受教育的个体能否实现迁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劳动者个体有概率能够迁移，也有概率1-p不能迁移。因此，对教育的投资能够提高迁移的概率，但并不能确保迁移的实现（这里假定对于在教育上花费时间为0的个体来说，其迁移概率是0）。对于个体而言，受教育的预期回报取决于个体自身的能力，非农部门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以及受教育个体的迁移概率。这里没有跨期的收入贴现问题，同时劳动个体是风险中性的。
当迁移概率大于0时，农业部门的劳动者会比较受教育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与不接受教育情况下的预期收入，以选择是否进行教育投资。如果受教育的收入预期比不接受教育的收入预期高，个体就会作出对教育投资的决策。即个体选择教育的条件为：
（1-e）ht+（1-p）（1+ai）ht+p（1+wai）ht>2ht（1）
将上式化简后，可以得出：
ai>aE≡（2）
这里，aE≡是农业部门的劳动者选择是否进行教育投资的临界学习能力。
所以，当劳动者的学习能力ai大于aE时，就会作出接受教育的决策;而当劳动者的学习能力ai小于aE时，个体往往不会作出接受教育的决策;当个体的学习能力ai等于aE时，是否接受教育对于劳动者个体并没有大的不同。因为个体的学习能力不同，在能力区间[0，1]上又是分布均匀的，这样，越小的aE值，就对应着更多的劳动者作出教育投资的决策。
我们想要关注是，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当农业劳动力能够自由迁入非农部门时，未迁移者中受教育劳动者所占的比重，PE。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PE的提高对于劳动力来源地人均收入的增长具有正向效应，因此，这一比重的上升，可以认为对于劳动力来源地是有益的结果。
这里，当p=0，即经济环境封闭时，农业劳动力无法实现自由流动，此时，个体选择进行教育投资的临界学习能力为aE=e，用aF表示。那么，农业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所占的比重可以表示为：PF=1-aF=1-e。当p>0，即经济环境开放时，农业劳动力能够向非农部门自由转移，而对于滞留劳动力来说，其中受教育者所占的比重可以表示为：
PE=（3）
现在需要讨论两个问题：
1.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是否有可能对来源地（即农业部门）产生有利的影响？
当PE>PF时，说明当部门开放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流动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的比重提高了，即此时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水平比经济部门封闭时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水平要高。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对来源地产生了积极效应。 由（3）式和PF=1-e，PE>PF等价于>1-e，将aE≡代入不等式左边，化简可得：
p< （4）
令pc≡，pc则就是农业劳动力迁移到非农部门时，可以提高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比重的迁移概率临界值。
因此，p<pc等价于PE>PF，此时，农业劳动力的流出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对于迁出地的影响是有利的。这里，pc可能为负值，由式（5）可以看出，它关于的一阶导数大于0，关于的二阶导数小于0，
=>0，=<0（5）
这表明，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比重的迁移概率临界值，pc，是非农部门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增函数;w越高，迁移发生的概率也相应增大。随着w的提高，迁出的农业劳动力会越来越多，之后，增加的速度会慢慢降低。也就是说，当非农部门工资率变化较大时，农业部门可以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迁出变得对农业部门不利之前，“承担”较高的迁移规模。
同时，由（2）式可推出，
=<0（6）
可见，劳动者选择教育投资的临界学习能力会随着迁移概率的增加而下降，此时，会有更多的劳动者选择进行教育投资。这也说明，在一定范围内，迁移概率的增加能够提高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从而提升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2.当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要提升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乡城劳动力迁移概率？
这里的最优乡城劳动力迁移概率是指，当乡城迁移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处于该值时，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最高。
我们已经知道，PE为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未迁移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PE越大，表明农业部门滞留劳动力中的受教育者也越多。然而，当PE达到最大值后，农业劳动者的进一步迁出则会带来部门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比重的降低。因此，这里的目标函数为：
[max][p]PE=（7）
将aE≡代入（7）式，通过PE相对于p的一阶导数条件，可以得到：
当p==pc时，PE取最大值。可见，最优的乡城劳动力迁移概率为：
p*=max0;
=
pc（8）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以下几种情形：
（1）当pc<0，也就是w<2-e时，p*=0，同时，对于任意一个小的、大于0的迁移概率值，p，都使得p>pc，所以，PE<PF，说明乡城劳动力的迁移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所占的百分比下降了，农业部门受到损失。事实上，这时候农业部门要想避免人力资本水平的降低，就应实施阻止劳动力迁移的政策。
（2）当pc>0，也就是w<2-e时，p*=pc，乡城劳动力迁移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0<p<p*，因为p*=pc，所以p<pc，等价于PE>PF。
这表明，乡城劳动力迁移存在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比部门封闭环境下要高。随着迁移概率的提高，选择进行教育投资的劳动力数量会增加，即在这一范围内，迁移概率的提高能够提高农业部门劳动力中受教育者所占的比重，直到达到这一比重的最大值，M点（如图3所示）。
在第二个时期，0<p*<p<pc，此时PE>PF，所以，当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仍然比部门封闭环境下要高，但已经开始降低。此时农业劳动力迁出的整体影响仍然是正向的，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会因此而得到提升，然而，因为p*<p，此时农业部门若采取措施保留人才，可以降低受教育者比重减小的速度。
在第三个时期，0<p*<pc<p，因为pc<p，所以PE<PF。说明此时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已经使得农业部门受教育者的比重不断降低，甚至比封闭环境下的水平还要低。该阶段的乡城劳动力迁移规模较大，已经不利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由于p*>0，因此，该阶段对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禁止措施是一种次优选择。
图3描述了迁移发生时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其中表明了乡城劳动力迁移发生的概率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有利或有害的区间。
由此可见，当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概率满足一定范围时，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具有正向的“强相关”关系。在pc>0的条件下，迁移概率（p）满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范围（0<p<pc）时，乡城劳动力迁移都是有利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特别是当迁移概率p满足第一阶段的范围，即0<p<p*时，随着迁移概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中受过教育者所占的比例相应提升，直到达到该比重的最大值，也就是说，在该区间内，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对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产生较强的提升作用。而随着迁移的持续进行，当p*<p<pc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达到最高值后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农业部门劳动力迁出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流失效应超过了部门内部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开始降低，但仍高于无迁移状态（封闭状态）下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三、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
资本积累一般关系的实践证据
西方国家已有的实践证据和关于劳动力迁移的大量实证研究都表明，劳动力迁移不仅能够促进农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够明显地推动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
第一，乡城劳动力迁移对迁移者个体人力资本具有提升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就明确指出：“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所进行的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劳动力迁移与教育都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而且，投资于其中一方面可以使得另一方面的投资收益增加”。（5）列宁关于劳动力迁移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的认识则更为深刻。在他看来，劳动力迁移不仅开拓了农民的视野，而且使其文化素质和市场意识提升，因此，“没有农民的流动和迁移，就不会有农民的开化”。（6） “迁移将农民从衰落偏远的地区解放出来，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使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情操提升，从而具有文明的习惯、怀揣文明的需要”。（6） 第二，乡城劳动力迁移对社会群体人力资本具有提升作用。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时期，为了适应劳动力迁移的需要，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各种帮助农业劳动力迁移的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鼓励农业部门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中包括，为迁移劳动力就业提供服务，加强对迁移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以及对教育领域进行改革，等等。这里以德国和美国为例。
工业化时期，德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举流动，使得对成年人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青少年的基础教育成为了更为迫切的问题。当时的德国高度重视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青少年基础教育问题，并注重在城市和农村（尤其是在农村）普及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技术培训，而出于实际生产的需要，雇主也乐于为雇员的学习和专业技能培训投资。在德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集中为其现代教育的发展培育了肥沃的土壤。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农业部门通过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推动教育的发展，以减弱人才外流给农业部门带来的损失，而这实际上带来了农业部门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这样一来，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迁移就具有了提升社会群体人力资本的作用。（7）
工业化初期的美国，由于轻工业在工业部门中占据主要地位，当时对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和训练程度要求并不高，工厂作业的技术要求较低，劳动者的工作以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为主。因此，19世纪以前，美国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差距并不大，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部门就业的人口较少，竞争也不激烈。19世纪以后，生产技术的革新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技术复杂程度也随之提高，从而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的农业部门转移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中就逐渐陷入了劣势，这主要表现在：
（1）美国的城市和农村在教育水平上有了明显差距。表1显示了1930年、1959年美国城乡的文盲率对比，可见，在文盲率这一指标上，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城乡差距是较为明显的。
（2）刚进入就业年龄的青年人在当时的农业迁移劳动力中占多数。根据Iowa州立大学的调查，1950年，美国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劳动力中，25岁以下的占近60%。（8）这些青年中的大多数由于缺乏专门培训，缺乏专业的技术，因此较难在非农部门就业。此外，此时的农村迁移劳动力中，约30%以上是粗工或工头，这些劳动力大多缺乏专业技术，也较难在非农部门从业。
（3）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非农部门从业者的知识和技能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所占的比重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对脑力劳动要求较高的岗位逐渐增多，对体力劳动要求较多的岗位越来越少。这样，非农部门中适合农业迁移劳动力从业的岗位就更加有限了。
1910年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困难，还体现在其农业部门长期较高于非农部门的失业率上。据统计资料记载，“1948到1970年期间，只有1949年农业部门的失业率比非农部门低0.2个百分点，有4年前者高出后者1个百分点，而其余的18年，美国农业部门的失业率则比非农部门综合失业率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9）。
大萧条后，为了解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性的经济政策，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帮助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刺激和推动农业部门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首先，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直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于新办的公共工程、企业和社会团体，使他们已有的劳动和专业技能得到巩固;其次，与经济结构的转变相一致，强化对农业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和素质，以便适应非农业部门的要求。自20世纪50年代后，为了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案，并成立了专业部门。自此，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步入新的阶段。
1962年的《人力发展训练法案》，由美国劳工部具体执行，这项法案旨在增加农业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机会，从而使农业部门产生更多的就业。其中对农业部门的失业者进行了较严格的界定，即年家庭收入在1200美元以下的农业家庭的成员。
1964年的《就业机会法案》，其中包括了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支持，援助就业、加强卫生保健的基础建设，以及对农村妇女和青年进行教育和培训的计划等等。当年，由美国政府组织的青年待就业人员（10），全部接受了相关的培训，其中，具有农业生产技能和非农业生产技能的约各占50%。该法还为低收入的农业家庭提供贷款（最高为2500美元），以帮助他们开办非农企业或者参加合作社经营。此外，政府还要向农业部门的失业者提供迁居费用上的资助。
在这些政府计划和立法的作用下，美国农业人口转移的进程大大加快。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加快，美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有显著提高。仍以Iowa州为例，“1960年，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城市的差距是1.5年，而1970年，这一差距已缩小到了0.1年”（11）。
当然，在美国，政府的教育和培训计划有很多都是直接服务于农业的，或者说，是服务于“现代大农业”的。因此，美国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并不是指他们全都完全脱离了农业部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农业生产也开始向专业化、社会化转变，分工更为细致，一些原本属于农业的生产部门逐步独立，成为专业部门。由农业衍生出的服务业迅速增多，逐渐形成了“供应—生产—加工销售”这样一个有序而庞大的“农产品有机体系”。据统计，“1984年，有约270万劳动力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约200万劳动力就业于农业产前部门，而约1600多万劳动力就业于农业产后部门;这样，所有与农业相关的部门吸纳了约2100万劳动力，占当年美国劳动力总数的20%，该数据尚不包括农业部门的大量临时工人”（12）。
这不仅是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值得借鉴的部分，也反映了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快进行，农业部门加强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削弱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损失，农业部门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劳动者更加适应农业部门的分工细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农业部门不再专注于初级农产品的生产，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环环相扣、不断延伸、又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强大部门体系。这样，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既是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一股推动力量。“工业化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变，而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的大批劳动力，相当一部分转移到了非农部门，也有相当大的部分就业于现代大农业” （13），这其中，当然离不开农业部门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部门的专业化，分工的细化，是以劳动者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提高为前提条件的，而政府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推动和对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激励带来了农业部门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这是一个良性推动的过程。 四、理论分析基础上的结论性启示
1.乡城劳动力迁移下的农村人力资本提升过程
第二部分的模型分析表明，当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概率满足一定范围时，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提高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从而促进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前者对后者的这种正向的“强相关”作用，实际上解释了乡城劳动力迁移下的农业部门自身人力资本提升过程。
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考虑人力资本要素后，其他条件不变时，随着农业部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迁移到非农部门，农业部门总产量曲线（TP）向下旋转，使得（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被延迟。如前所述，这时，农业部门要获得持续发展，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以更高水平的农业技术进步与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劳动力流出相适应，二是需要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率高于因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出所产生的部门人力资本下降率。由此可见，在部门经济开放的环境下，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竞争完全，农业部门的生产向专业化、市场化转变，那么此时，随着劳动力迁移到非农部门，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乡城劳动力迁移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强相关”作用下，农业部门人力资本动态提升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基于微观视角，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迁移，能够带来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1）大部分非农部门都存在一定的受教育门槛，对从业者的教育背景和技能素质要求更为严格。农村家庭劳动力成员要想在非农部门找到工作，具备从事非农工作的资格、素质，就需要家庭增加对其成员的教育投资，使其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2）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业劳动力在城市非农部门就业，所获得的非农收入也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外出劳动力往往是家庭中受教育水平、技能水平等相对较高的，这部分劳动力外出工作的收入往往比留乡务农更高，加上很多劳动力的迁移具有“两栖迁移”的特征，就使得农户家庭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此外，外出劳动力对家庭的汇款，能够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扩大家庭农业生产等，从而进一步提高家庭收入，进而提高家庭对于人力资本的支出，这样就形成了劳动力迁移与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
第二，基于宏观视角，乡城劳动力迁移能够直接推动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部门，使农村的人均土地占有率得到了一定改善，提高了规模效益以及边际劳动生产率，进而带来了农村人均收入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劳动、资本之比的下降，人力资本和物质生产资料作为农业生产中基本投入要素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农业部门要想获得持续的发展，就要对生产和管理实施变革，加大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力度，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理念。这同时对劳动力的技能、协调组织能力、创新的思维和理念以及学习能力等都有了更高要求。而这一系列环节又进一步提升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除工资回报外，异地转移的乡城迁移劳动力在城市部门就业，还能够拥有额外的“技能性收益”（14）、先进的思想理念、城市精神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思想、意志的成熟等等，并有机会将这些额外的收获带回农村，为农村的教育、专业技能培训、农村整体精神文明的提高以及经济发展等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面增添新的动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无需物质投入的、无形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提升途径。
2.乡城劳动力迁移、农村人力资本提升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如前所述，随着农业部门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迁移到非农部门，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以更高水平的农业技术进步机制与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劳动力流出相适应;同时，需要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率高于因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出所产生的人力资本下降率。也就是说，农业的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技术的变革和创新，同时需要农业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
当劳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出时，（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农业部门市场化点的重合是以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的，其中涵盖了先进生产工具及设备的引进，先进农业技术、管理理念的采用和推广等，而这些都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对农产品的质量，甚至产品的市场份额产生着影响。因此，农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人力资本提升。
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市场化点的重合被认为是城市化进程完成的标志。在此之前，农业部门劳动力的流出会引起农业生产的下降;当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后，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迁出，使得农业部门的“人才流失”更为严重。此时，在这两股阻力的共同作用下，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更加艰难。
在图4中，随着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业劳动力迁出，农业部门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可能有两种变化情形：（1）如图中虚线a所示，随着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迁出，如果农业部门没有及时对滞留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那么部门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将逐渐降低，这对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十分不利。（2）当农业劳动力迁出时，如果农业部门通过各种促进政策，及时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并实施生产和管理的变革，鼓励技术创新，从而弥补迁移初期人才流出所造成的负面效应，那么从长期来看，农业部门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能够抵消或超过劳动力迁出所带来的人力资本降低，从而实现劳动者综合素质、知识、技能的积累，即人力资本提升。
图4中，纵轴表示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横轴表示迁移进行中所历经的时间。其中h0，为迁移发生前的农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图中，农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在达到点后，是否能够达到（如b曲线所示）或超过（如c曲线所示）的水平，部门内部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如果滞留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积累率大于平均人力资本下降率，即正向效应超过负向效应，则会产生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如曲线c所示，并逐渐趋近于非农部门的人力资本水平，农业部门进一步发展;然而，当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有限或效率不高时，此时的投资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发挥得并不充分，那么可能沿着虚线b发展，在长期内仍无法超过。可见，当存在乡城劳动力迁移时，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十分关键。 3.构建我国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强相关”关系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乡城劳动力迁移时，能否通过农业内部的人力资本投资弥补“人才外流”带来的部门人力资本降低，这对于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超过点后，高人力资本劳动力的迁出就不会导致（农业产品）稀缺点和农业市场化点重合的延后。此时，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升，农业部门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此时的农业部门自身具备了内在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
当前，我国的农业转型是经济转型中的重要部分，然而，这段道路仍是困难重重的。首先，我国农业资源显著匾乏，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从而从自然条件上制约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其次，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然较为明显，城市化标准明显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大量劳动力分布在农村，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得到顺畅、有效地转移，否则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较难提高，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和长远发展;第三，在平均受教育水平上，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者的差距仍较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科技创新的需要;第四，非农部门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设置了门槛，使得较高人力资本者相对于较低人力资本者能够更快迁入非农部门，却带来农业部门的人才损失，阻碍了农业转型的进程。因此，我国要实现农业部门的长远发展和农村的繁荣，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这其中，乡城劳动力迁移下的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积累是重要方面。
然而长期以来，宏观决策部门仍然将乡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迁移视为单纯的经济现象和阶段问题，缺乏具有长远眼光的发展机制，仍然就短期的现象和问题制定对策措施;而微观劳动力主体又缺乏宏观政策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其迁移决策和迁移行为往往具有盲目性和短期性特征，不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农村地区及农业部门的长远发展，更不利于转轨阶段改革的深化。
因此，要克服政策波动性和微观主体短期性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化解当前乡城劳动力迁移有效性不足和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缓慢等问题，就需要构建一个稳定的长效发展框架，以建立我国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强相关”关系，其目标是通过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效的迁移，推动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乡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强相关”关系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质”的提高。这对于实现“农民变市民”，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合理有效推进都具有重要而长远的意义。
注释：
（1）Lewis，W.Arthur.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2）： 139-191.
（2）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王月，甘杏娣，吴立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01页。
（3）Kanbur R.，Rapoport H.Migration Selectiv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Inequality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5，5（1）： 43-57.
（4）由于规模效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对于一个小型、开放的经济体来说，其自身的工资率是不变的。即不受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任何的劳动力迁入或迁出会产生物质资本的流动，从而使资本劳动比恒定。
（5）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蒋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1页。
（6）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31页。
（7）参见沃尔夫冈·克拉伯：《19-20世纪的德国城市》，哥廷根1989年版，第71页。
（8）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原文参见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人口》，1961年，第18页。
（9）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原文参见《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代至1970年》，第465页。
（10）指年龄为16-21岁的青年。
（11）原文参见罗得菲尔德等著：《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安子平、陈淑华等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75页。
（12）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原文参见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农业概览》，1986年12月，第26页。
（13）转引自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美国研究》1989年第3期，第58-75页。
（14）参见刘叶：《选择性迁移、人力资本深化与中国农业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9年，第26页。技能性收益，指在城市部门从事工作时，同时获取了就业技能及相关的知识。
参考文献：
[1]Kanbur R.，Rapoport H.Migration Selectiv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Inequality [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5，5（1）： 43-57.
[2]Lewis，W.Arthur.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2）： 139-191.
[3]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李胜军.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J].美国研究，1989，（3）：58-75.
[5]刘叶.选择性迁移、人力资本深化与中国农业发展[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
[6]罗得菲尔德，等，著.美国的农业与农村[M].安子平，陈淑华，等，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7]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蒋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8]王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6.
[9]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