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两年前我有幸参加了“阿坝文学走向暨阿坝作家书系（第一辑）发布会”，会上有同仁说，“阿坝作家书系”有第一辑，就该有第二辑、第三辑，无非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推动阿坝文学的发展。两年后的今天，“阿坝作家书系（第二辑）”如期出版，遂同仁们之愿。
在“阿坝文学走向暨阿坝作家书系（第一辑）发布会”上，我和宁克多杰有过简短的交流，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个子高、块头大，面带笑容，十分温厚。宁克多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四川文学》《西藏文学》《青年作家》《草地》等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最近，《宁克多杰小说集》由“阿坝作家书系（第二辑）”隆重推出，该集子由一个长篇、一个中篇和四个短篇结集而成。由于宁克多杰十分重视小说的叙事策略，因此，他所讲述的故事总是生动具体、真切感人。
长篇小说《柏树下守望》以少年索波为叙事线索，这就有意识地避开成人世界的残酷、复杂的成分，频发的政治运动、成人间的明争暗斗淡化为小说的背景，说明作家找到了一种有别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叙事策略，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部小说没有“伤痕”、没有“反思”，少年索波的不幸遭遇本来就饱含人世的酸辛，本身就是引人深思的，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造成索波遭遇的正是淡化为小说背景的各种政治运动、政治斗争。
作家将小说放置在十年动乱的大背景下进行书写，少年索波的活动空间主要在一个叫“神格宗（雄狮）”的藏寨。索波的母亲是“神格宗”曾经的大寨子头人的女儿，父亲是一个汉人，二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直到最后反目成仇，都与当时中国特定的现实语境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之下，人性中的恶、甚至兽性都被彻底激发出来，索波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升迁，要与自己的妻子划清界限，要离婚，就连索波落水被救起，他也只是远远观望，在他身上只有冷漠，没有亲情，而索波的母亲十分倔强，二人之间的这种拉锯战，最终导致了妹妹索花的死。母亲的一再下放，索波不得不回到外婆那里。在索波回到“神格宗”藏寨之后，成人之间的争斗逐渐淡化为人物活动的背景，索波不再与“神格宗”藏寨的成人发生更为直接的关系，他拥有的是少年的世界，三郎彭措、索朗王青、杨富贵、达尔吉等少年先后成为他的朋友。索波活动的这个小天地是蒙昧的、混沌的、贫困的，但是它充满纯真、善良、质朴，当时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份真情，就是阿来先生所说的“温暖的诗意”。正因为如此，在作家看来，这群少年乃至“神格宗”藏寨的人们都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长篇小说《柏树下守望》另一个重要叙事策略就是悬念设置。在叙事过程中，作家通过设置悬念、层层设伏来增强小说的故事性与感染力。小说在开头绘声绘色地描绘索波醉酒后的状态，他感觉自己“像只被放在火塘上烧烤的羊羔，浑身的皮肉都焦糊了”，“心跳得快从口中蹦出来了，两眼昏沉，周身无力”，“处在深度的黑暗中，上上下下沉浮，仿佛进入了‘黑洞’世界”，“无边无际的空间寂静无声，像一只硕大的吸盘把索波紧紧地吸在里面，不停上下翻腾”，“那双小手在空中狂抓乱舞，两条腿使劲地乱蹬乱踢，但他像粘在海绵上，软绵绵的，使不上劲”。可以说，小说一开始就抓住了读者，读者不禁要问，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会喝醉酒，这中间必定有什么缘由，作家在这里设置悬念，为后面的故事演绎埋下伏笔，小说的第五、六节对此作了回应，把索波醉酒的来龙去脉叙写的非常详尽。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索波的母亲寄来三十元钱，他的外婆让他去公社供销社买酒，于是他叫三郎彭措和他一起去，在返回的途中，两个孩子出于好奇，把一瓶酒喝完，醉得不省人事，这是一个叫人忍俊不禁的故事。悬念的设置使小说的叙事摇曳多姿、起伏有致，避免了叙事线索的单一给读者造成的疲惫感。
同样，在小说的第一节，通过索波醉酒后产生的幻觉继续设伏，在幻觉中，索波在黑暗中仿佛抓住父亲的双腿，又使出所有的力气扑向父亲的怀抱，而父亲转身就走，自己就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恍惚中，他又看见父亲的双手举着一个小小的东西，恶狠狠地扔在地上。当我们在阅读小说的第四节时，不难发现，这是索波的潜在记忆，只是在这里被酒精激活而已。在这一节中，小说对索波被遗弃与索花的死都有细致的描述，这是对前面伏笔的回应。
而这条叙事线索并未中断，作家顺着这条线索，叙写醉酒之后索波在“神格宗”藏寨有了自己的朋友——三郎彭措与索朗王青，并逐渐融入这里的生活。从三郎彭措的父母到索波家兴师问罪，再到事情的最后解决（喝醋或者喝酸菜水解酒），达成双方的沟通理解，索波终于与外界发生了关系。索波与杨富贵有着地主成份的相似家庭背景，承受着相同的孤独，因而很快成为好朋友，杨富贵让索波骑牛、羊、猪、公鸡，甚至给公鸡套上“枷担”，让它像牛一样耕院坝菜地，这些看似有趣的故事，其背后却饱含人世的酸涩。杨富贵虽然是一个残疾人，但他会讲故事，而且生性聪明、善良。他替父亲到马耳岭砍木头，他的这一行为惊动了整个寨子，被演绎为各种版本的神话，“有人说他在半路的和尚沟烧香求了神仙，是神仙帮他砍原木，替他拉到了河边；还有更玄的是，说他本人就是神仙，是铁拐李下凡投胎了杨家”。作家对杨富贵的塑造是多了几分夸耀的成分，同时这也是为小说的结尾处神奇地救走达尔吉作铺垫。达尔吉是出了名的“天棒”（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惹不起的人），他给索波玉米馍馍，请索波帮他喂养松鼠，教索波游泳，甚至是索波青春萌动的启迪者，当他得知索波将要到母亲那里上学的消息后，就到生产队的果园里偷苹果，以此作为礼物送给索波，却被严老二带来的民兵捉住。杨富贵与达尔吉是有矛盾的，但他们都是索波的朋友。当杨富贵得知达尔吉因偷苹果送给索波而被打的消息时，他认为达尔吉讲义气、够朋友，给他送去弯刀防身，结果弯刀成为袭击严老二的凶器。在民兵押送达尔吉的途中，杨富贵打翻几个民兵，和达尔吉一起逃走。
可以说，整部小说处处设伏，设置悬念，然后有条不紊地展开，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使小说的故事性更强，更具感染力。在小说的结尾处，索波到杨富贵那里打听达尔吉的消息，在半路遇到达尔吉的姐姐卓玛雍宗，从她那里得知达尔吉已经被杨富贵救走。卓玛雍宗与索波在这里相遇也并非偶然，小说在前面已埋下伏笔，索波到达尔吉家，无意之间看到正在洗澡的卓玛雍宗。卓玛雍宗觉得索波是个十分可爱的小男孩，并没有责怪他。索波认为卓玛雍宗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一想起她，索波就有那种少年的青春萌动。显然，作家追求的是叙事的起伏有致与叙事技巧的圆融。正因为如此，小说的结尾既是故事的结束，又是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留下的空白需要讀者去填补，读者不禁要追问索波到他母亲那里上学了吗？索波的母亲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如果索波离开“神格宗”，他的外婆又是怎么生活的？达尔吉和杨富贵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小说这样结尾有一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艺术效果。 二
就小说的叙事策略而言，如果说长篇小说《柏树下守望》是以索波为叙事线索，并将特定时代淡化为小说背景来呈现一个少年的世界，那么，中篇小说《迷失的太阳》则设置明暗两条线索来进行叙写。《迷失的太阳》叙写的是一个常务副县长的爱情故事，以爱情为明线，以官场的升降起落为暗线，明暗两条线索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展开。与官场小说相比，作家的真正兴趣还在于探讨人的幽微、隐秘的情感世界。
小说一开始就设置悬念，“莫坛尘副县长出事了”，放在现在的语境中，这位官员的出事多与官场的争斗或者与为官的清廉与否有关，读者不禁要问，“莫坛尘”究竟出了什么事？又是如何出事的？
小说以莫坛尘为叙事视角，以回忆的方式展开。从两年前的一次生日晚会，莫坛尘与阿佳的不期而遇，到莫坛尘到K县担任副县长在“扎崇节”上驯马与阿佳的怦然心动，从“庆国庆”晚会上的醉酒，到成都的“迷失”的一晚，“迷失”是人生方向的丢失，“迷死”是陷入诱惑而难以自拔。但这是一种行走在道德边缘的“爱情”，是注定没有好结果的。莫坛尘有一个很爱他的妻子小月，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还有年迈的母亲，而阿佳也是结了婚的。两人的这种关系，最终被到K县度假的小月发现，莫坛尘想回头但为时已晚，而阿佳却飞蛾扑火似的要与莫坛尘结婚。这件事在K县继续发酵，闹得满城风雨，最终以莫坛尘、阿佳离开K县而收场。
《迷失的太阳》以爱情为主线进行叙写，尽管这是道德边缘上行走的爱情，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始终藏在故事的背后，没有主观的介入，只有相当冷静、客观的叙写，人物的活动都是由故事情节的推动来完成，作家所做的更多的是审美评判，至于道德评判则是读者自己的事。换言之，小说的这种表达方式，有利于作家将叙述的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体察人物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深刻性。
由于莫坛尘与阿佳都是地方官员，因此，他们必然与官场发生关系，尽管作家的兴趣不在官场，如果把小说中的人物从官场完全剥离，那么这就有悖于生活真实，这也不能进一步上升为艺术真实，因而，小说又将官场上的升降起落作为暗线，明线与暗线的交织，构成人物活动的关系网。莫坛尘到K县任副县长，他了解到娃娃不想上学是K县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又要面临“普九”验收。卫生局副局长阿佳的出现，也并非出于偶然，都是与莫坛尘的工作相关。后来，二人一起到乡镇上的调研，在工作中不断增进彼此的了解，他们的感情也随之升温，最终走到一起。这只是工作关系，而不是官场。莫坛尘的官员身份，使他必然与官场发生关系。因为年轻、有闯劲，莫坛尘很快得到K县干部群众的认可。莫坛尘在抓牧区教育“普九”工作时，一上任就改变了过去“抓”的方式，而是用“请”和“引”的方法，校长带队挨家挨户去“请”，乡村干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去“引”，同时还增加学生的伙食补助。这些方法有力推进了K县的“普九”工作。在常务副县长泽丹看来，莫坛尘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到这里来锻炼，是完全冲着他来的，下届换届有可能接东周县长的班。K县的重点工作是“人、草、畜”三配套建设，即通过二至三年的时间让“人有定居点，草有网围栏，畜有越冬棚”。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莫坛尘建议组织几个工作组进行交叉检查，他自己也担任一个检查组的组长，他检查的那个乡离县城最近，交通最方便，“三配套”工作却做得最差，这又恰好是常务副县长泽丹安排的施工队，因而他在“三配套”检查汇报会上直接指出，“把个人利益掺杂其中的干部把这件好事搞歪了”，并建议纪委调查“三配套”建设项目中有问题的地方，调查处理的结果是，与泽丹亲近的几个局长受到处理，泽丹家乡来做工程的老板返工重建，此事必然加深莫坛尘与泽丹的矛盾。
莫坛尘与阿佳的关系，正好成为官场上的对手攻击他的最锐利的武器。尼玛是官场的一把好手，师范校毕业被分到县团委，下乡当了几年副书记，很快就是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他办事稳慎、为人老练、城府很深，和东周、泽丹非常要好。他早就注意到莫坛尘与阿佳的关系，在一次县委常委会结束后，故作神秘地问：“莫坛尘怎么没有来开会？”东周说莫坛尘家里有事，尼玛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对东周说：“后院起火了！”随后将莫坛尘的事情和盘托出，东周向张书记反映了莫坛尘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莫坛尘一到K县就被尼玛盯上，尼玛按泽丹的吩咐悄悄地收集莫坛尘在经济上的问题，但一无所获。尼玛隐隐约约听说莫坛尘与阿佳的关系不正常，于是，他把对莫坛尘的关注点由经济问题转向男女关系上。尼玛曾经追求过阿佳，曾有一夜之欢，凭他对阿佳的了解，认为莫坛尘与阿佳肯定有问题，于是跟踪阿佳进行确认。尼玛与谢静是师范校的同学，因尼玛移情别恋追求阿佳而与谢静分手。谢静曾分管教育、卫生，把卫生局的这个阿佳盯得死死的，让尼玛无法下手，等尼玛与阿佳的关系冷了下来，她又疯狂地追求尼玛，她和尼玛一直保持着那种暗楚楚的关系。谢静调到A县当宣传部长，仍然与阿佳保留着那种无话不说的姐妹关系，自然知道阿佳與莫坛尘的关系。殊不知，这是尼玛与谢静联手搞的一次阴谋，后面还有泽丹的出谋划策，目的就是要搞垮莫坛尘。谢静一直在背后挑动阿佳在小月面前暴露她与莫坛尘的关系，造成莫坛尘的家庭危机，又鼓动阿佳向莫坛尘提出结婚的要求。他们策划的这场闹剧终于成功了，先是阿佳的割腕自杀，然后是阿佳的丈夫拔刀相向，最后则是组织出面处理此事，莫坛尘被调到地区党史办去做助理调研员。总之，官场这条暗线始终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虽然作家的注意力在爱情方面，但这条暗线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三
《宁克多杰小说集》寄予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对笔下人物不幸遭遇的同情与宽容、理解。这种贯穿于小说始终的情怀左右着小说的叙事策略，包括小说叙事线索的设置、故事情节的推进、乃至于整部作品的谋篇布局。
长篇小说《柏树下守望》揭示的是在中国当时政治斗争旋涡中各色人物苦苦挣扎的命运。作家笔下的人物无一不能激起人们的同情，作家的这种情怀直接影响小说叙事线索的设置、悬念的设置以及故事情节的推动。索波的父母值得同情，与之相伴的则是故事情节，则是二人从相识、相知、到相恋，成为人们羡慕的幸福眷属，但好景不长，成分的差异、政治斗争的惨烈、人性的幽暗与残忍，最终使二人的关系分崩离析，形同陌路，甚至成为仇敌。索波的父亲得到了所谓的升迁，为了达到目的，置妻儿老小于不顾，在他身上，除了令人窒息的冷漠，没有一丝亲情可言，在这里，作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扭曲与变形，因此，索波的父亲仍然是一个悲剧人物，仍然值得同情，因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激发出来的人性的幽暗与残忍。因此，作家的这种情怀决定着小说的叙事策略。作家十分同情少年索波的遭遇，索波就成为小说的叙事线索，小说的情节也是随着这一线索逐步推进。父母离异，父亲的冷漠，母亲的一再下放，他不得不回到“神格宗”藏寨，与他的外婆相依为命，这算是这个少年仅有的亲情的温暖。索波的外婆亦是如此，她不过是新中国成立前“神格宗”大寨子头人的妻子，因为“成分”二字，使她和她的女儿、外孙都遭厄运。可以说，同情作为作家对笔下人物的人文关怀，贯穿小说的始终，或者说它像一条红线将一个个故事演绎出来，即便是“张大炮”、“严老二”这样的人物也值得同情。“张大炮”不过是当时政治斗争的棋子，他只不过在那个年代多进行了几场滑稽表演而已。在“神格宗”藏寨，“严老二”好像是蛮横霸道、不可一世的民兵连长，但是，他的好勇斗狠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结果，最后在达尔吉的刀下变成残疾之人。与此同时，小说在灰暗的色调中始终透露出一丝温暖的光芒，那就是作家一直守望的人间的亲情、友情，一直守望的人类的纯真、善良、正直、勇敢等高贵的精神品质。这种守望可以说是作家的人文情怀、作家的同情心所唤起的，因而，从叙事策略上看，小说有意识地叙写索波外婆的坚强与乐观，因为这是索波仅存的亲情的温暖，作家是不会让他轻易熄灭的。在那个特定年代，友情在人们的心中就显得更加可贵，孤立无援的索波从中找到慰藉，因而这部小说的众多情节都是围绕友情展开的，友情为索波、三郎彭措、索朗王青、杨富贵、达尔吉等人打开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由是观之，贯穿于小说始终的人文情怀左右着作家叙事策略的走向，影响着整部小说的谋篇布局。 如果说长篇小说《柏树下守望》寄予的是作家对笔下人物不幸遭遇的同情，那么中篇小说《迷失的太阳》则是作家希望人与人之间需要更多的宽容与理解。可以说，作家的宽容与理解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左右着小说的叙事策略，包括叙事线索的设置、故事情节的有效推进等等。由于长期身处阿坝工作的宁克多杰有足够丰富的基层生活体验，因此，他在对这种生活进行书写的时候总是那么得心应手，笔下的人物如莫坛尘、阿佳、尼玛、东周、泽丹等总是那么鲜活生动。莫坛尘是一位头脑灵活、有闯劲的年轻干部，是上级组织培养的对象，因而，作家安排了牧区教育“普九”验收这一情节，莫坛尘用“请”、“引”、“导”代替“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安排了推进“人、草、畜”三配套工作这样的情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干部，由于与妻子两地分居，感情生活出现空档，而就在这个时候，婚姻一再受挫的阿佳出现在他面前，因而，作家安排了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相爱等情节，使二人的情感在这些情节中水到渠成，但这是一个行走在道德边缘的爱情。作家采取这种叙事策略，其目的是要给莫坛尘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给予宽容与理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家甚至安排了莫坛尘下乡检查“人、草、畜”三配套的过程中遭遇车祸这一情节，这无非是说在牧区工作的艰难，对牧区的干部要多一分宽容与理解。由于小说要突出莫坛尘与阿佳的爱是出于真情，因此，爱情的书写自然成为小说的主要线索，作家讲述这个行走在道德边缘的爱情故事，本身就是对笔下人物的宽容与理解。这就使《迷失的太阳》没有陷入官场小说的“老套路”，官场小说中对两性关系的书写，往往都有上司对下属的潜规则或者下属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主动献身。作家始终不动声色地藏在小说文本的后面，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叙写，对莫坛尘与阿佳从未作道德评判，对这个没有结果的爱情给予了足够的宽容与理解。在小说的结尾，给莫坛尘、阿佳都安排一个好的去处，莫坛尘到地区党史办去做助理调研员，而阿佳去四星酒店做经理。同样，作家对谢静、尼玛、泽丹等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在背后彻底搞垮莫坛尘也作淡化处理为小说的暗线，在作家看来，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种宽容，他希望人们在宽容中达到和解。
《宁克多杰小说集》的其他四个短篇都蕴含着这种宽容与理解。这种宽容与理解左右着小说的叙事策略，从小说的叙事线索、悬念设置，再到情节的安排与推进，无一不受作家的这种情怀影响。《说不清的爱》叙写的是一个性格有些懦弱、保守的人，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酒醉之后吐露真情，然后又在真情与家庭伦理之间徘徊、纠结，最后重回情感的正常轨道。“从未失去，也不曾擁有”，这就是小说所书写的说不清的爱，在宽容与理解之中，为人间的这份真情留下一定的空间。《陨落的梨花》叙写的也是行走在道德边缘的爱情，次仁多吉对梨花从仰慕到追求，到他们之间的怦然心动，再到因误解而天各一方，最后梨花因酒后开车与大货车相撞而“陨落”，临死之前呼唤着一个怪怪的名字，小说以隽永的笔触书写梨花的真情流露，使次仁多吉消除对她的误解，从而达成他们之间的宽容和理解。《飘逝的爱情》中“你”与“瑜”之间的情感纠葛，其中，“你”和“瑜”之间的关系从亲密到疏远，再到完全中断，在“你”知道真实原因之后，“你”失去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你”渴望着他人的理解与尊重。《神灵保佑》中的甲央在一次车祸中幸免于难，人们认为他受到神灵护佑，其实不然，而是他的汉族父亲在车祸发生后拼死相救，这中间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需要理解与沟通。宁克多杰小说中的这种同情、宽容与理解，使他笔触下人物的情感世界更加深刻与丰富。
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过程。对于作家而言，既要尝试不同题材，又要尝试不同写法，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自我否定，实现自我超越。从某种程度上说，宁克多杰也在寻求创作上的突破，特别是中篇小说《迷失的太阳》传递着一个重要信息，也就是作家要寻求题材上的突破，开始关注他熟悉的题材，而且其叙事策略也相对成熟。阿坝是文学的宝地，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都值得用文学予以表达。就作家的艺术修为与生活阅历、生活体验而言，宁克多杰应该把目光聚焦在自己熟悉的题材方面，把阿坝人的故事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发展的背景中来进行书写，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具有时代精神的大作品、好作品，这是我们的共同期待。
两年前我有幸参加了“阿坝文学走向暨阿坝作家书系（第一辑）发布会”，会上有同仁说，“阿坝作家书系”有第一辑，就该有第二辑、第三辑，无非是希望以这种方式推动阿坝文学的发展。两年后的今天，“阿坝作家书系（第二辑）”如期出版，遂同仁们之愿。
在“阿坝文学走向暨阿坝作家书系（第一辑）发布会”上，我和宁克多杰有过简短的交流，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个子高、块头大，面带笑容，十分温厚。宁克多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四川文学》《西藏文学》《青年作家》《草地》等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最近，《宁克多杰小说集》由“阿坝作家书系（第二辑）”隆重推出，该集子由一个长篇、一个中篇和四个短篇结集而成。由于宁克多杰十分重视小说的叙事策略，因此，他所讲述的故事总是生动具体、真切感人。
长篇小说《柏树下守望》以少年索波为叙事线索，这就有意识地避开成人世界的残酷、复杂的成分，频发的政治运动、成人间的明争暗斗淡化为小说的背景，说明作家找到了一种有别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叙事策略，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部小说没有“伤痕”、没有“反思”，少年索波的不幸遭遇本来就饱含人世的酸辛，本身就是引人深思的，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造成索波遭遇的正是淡化为小说背景的各种政治运动、政治斗争。
作家将小说放置在十年动乱的大背景下进行书写，少年索波的活动空间主要在一个叫“神格宗（雄狮）”的藏寨。索波的母亲是“神格宗”曾经的大寨子头人的女儿，父亲是一个汉人，二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直到最后反目成仇，都与当时中国特定的现实语境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之下，人性中的恶、甚至兽性都被彻底激发出来，索波的父亲为了自己的升迁，要与自己的妻子划清界限，要离婚，就连索波落水被救起，他也只是远远观望，在他身上只有冷漠，没有亲情，而索波的母亲十分倔强，二人之间的这种拉锯战，最终导致了妹妹索花的死。母亲的一再下放，索波不得不回到外婆那里。在索波回到“神格宗”藏寨之后，成人之间的争斗逐渐淡化为人物活动的背景，索波不再与“神格宗”藏寨的成人发生更为直接的关系，他拥有的是少年的世界，三郎彭措、索朗王青、杨富贵、达尔吉等少年先后成为他的朋友。索波活动的这个小天地是蒙昧的、混沌的、贫困的，但是它充满纯真、善良、质朴，当时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份真情，就是阿来先生所说的“温暖的诗意”。正因为如此，在作家看来，这群少年乃至“神格宗”藏寨的人们都应该有更好的命运。
长篇小说《柏树下守望》另一个重要叙事策略就是悬念设置。在叙事过程中，作家通过设置悬念、层层设伏来增强小说的故事性与感染力。小说在开头绘声绘色地描绘索波醉酒后的状态，他感觉自己“像只被放在火塘上烧烤的羊羔，浑身的皮肉都焦糊了”，“心跳得快从口中蹦出来了，两眼昏沉，周身无力”，“处在深度的黑暗中，上上下下沉浮，仿佛进入了‘黑洞’世界”，“无边无际的空间寂静无声，像一只硕大的吸盘把索波紧紧地吸在里面，不停上下翻腾”，“那双小手在空中狂抓乱舞，两条腿使劲地乱蹬乱踢，但他像粘在海绵上，软绵绵的，使不上劲”。可以说，小说一开始就抓住了读者，读者不禁要问，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会喝醉酒，这中间必定有什么缘由，作家在这里设置悬念，为后面的故事演绎埋下伏笔，小说的第五、六节对此作了回应，把索波醉酒的来龙去脉叙写的非常详尽。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索波的母亲寄来三十元钱，他的外婆让他去公社供销社买酒，于是他叫三郎彭措和他一起去，在返回的途中，两个孩子出于好奇，把一瓶酒喝完，醉得不省人事，这是一个叫人忍俊不禁的故事。悬念的设置使小说的叙事摇曳多姿、起伏有致，避免了叙事线索的单一给读者造成的疲惫感。
同样，在小说的第一节，通过索波醉酒后产生的幻觉继续设伏，在幻觉中，索波在黑暗中仿佛抓住父亲的双腿，又使出所有的力气扑向父亲的怀抱，而父亲转身就走，自己就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恍惚中，他又看见父亲的双手举着一个小小的东西，恶狠狠地扔在地上。当我们在阅读小说的第四节时，不难发现，这是索波的潜在记忆，只是在这里被酒精激活而已。在这一节中，小说对索波被遗弃与索花的死都有细致的描述，这是对前面伏笔的回应。
而这条叙事线索并未中断，作家顺着这条线索，叙写醉酒之后索波在“神格宗”藏寨有了自己的朋友——三郎彭措与索朗王青，并逐渐融入这里的生活。从三郎彭措的父母到索波家兴师问罪，再到事情的最后解决（喝醋或者喝酸菜水解酒），达成双方的沟通理解，索波终于与外界发生了关系。索波与杨富贵有着地主成份的相似家庭背景，承受着相同的孤独，因而很快成为好朋友，杨富贵让索波骑牛、羊、猪、公鸡，甚至给公鸡套上“枷担”，让它像牛一样耕院坝菜地，这些看似有趣的故事，其背后却饱含人世的酸涩。杨富贵虽然是一个残疾人，但他会讲故事，而且生性聪明、善良。他替父亲到马耳岭砍木头，他的这一行为惊动了整个寨子，被演绎为各种版本的神话，“有人说他在半路的和尚沟烧香求了神仙，是神仙帮他砍原木，替他拉到了河边；还有更玄的是，说他本人就是神仙，是铁拐李下凡投胎了杨家”。作家对杨富贵的塑造是多了几分夸耀的成分，同时这也是为小说的结尾处神奇地救走达尔吉作铺垫。达尔吉是出了名的“天棒”（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惹不起的人），他给索波玉米馍馍，请索波帮他喂养松鼠，教索波游泳，甚至是索波青春萌动的启迪者，当他得知索波将要到母亲那里上学的消息后，就到生产队的果园里偷苹果，以此作为礼物送给索波，却被严老二带来的民兵捉住。杨富贵与达尔吉是有矛盾的，但他们都是索波的朋友。当杨富贵得知达尔吉因偷苹果送给索波而被打的消息时，他认为达尔吉讲义气、够朋友，给他送去弯刀防身，结果弯刀成为袭击严老二的凶器。在民兵押送达尔吉的途中，杨富贵打翻几个民兵，和达尔吉一起逃走。
可以说，整部小说处处设伏，设置悬念，然后有条不紊地展开，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使小说的故事性更强，更具感染力。在小说的结尾处，索波到杨富贵那里打听达尔吉的消息，在半路遇到达尔吉的姐姐卓玛雍宗，从她那里得知达尔吉已经被杨富贵救走。卓玛雍宗与索波在这里相遇也并非偶然，小说在前面已埋下伏笔，索波到达尔吉家，无意之间看到正在洗澡的卓玛雍宗。卓玛雍宗觉得索波是个十分可爱的小男孩，并没有责怪他。索波认为卓玛雍宗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一想起她，索波就有那种少年的青春萌动。显然，作家追求的是叙事的起伏有致与叙事技巧的圆融。正因为如此，小说的结尾既是故事的结束，又是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留下的空白需要讀者去填补，读者不禁要追问索波到他母亲那里上学了吗？索波的母亲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如果索波离开“神格宗”，他的外婆又是怎么生活的？达尔吉和杨富贵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小说这样结尾有一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艺术效果。 二
就小说的叙事策略而言，如果说长篇小说《柏树下守望》是以索波为叙事线索，并将特定时代淡化为小说背景来呈现一个少年的世界，那么，中篇小说《迷失的太阳》则设置明暗两条线索来进行叙写。《迷失的太阳》叙写的是一个常务副县长的爱情故事，以爱情为明线，以官场的升降起落为暗线，明暗两条线索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展开。与官场小说相比，作家的真正兴趣还在于探讨人的幽微、隐秘的情感世界。
小说一开始就设置悬念，“莫坛尘副县长出事了”，放在现在的语境中，这位官员的出事多与官场的争斗或者与为官的清廉与否有关，读者不禁要问，“莫坛尘”究竟出了什么事？又是如何出事的？
小说以莫坛尘为叙事视角，以回忆的方式展开。从两年前的一次生日晚会，莫坛尘与阿佳的不期而遇，到莫坛尘到K县担任副县长在“扎崇节”上驯马与阿佳的怦然心动，从“庆国庆”晚会上的醉酒，到成都的“迷失”的一晚，“迷失”是人生方向的丢失，“迷死”是陷入诱惑而难以自拔。但这是一种行走在道德边缘的“爱情”，是注定没有好结果的。莫坛尘有一个很爱他的妻子小月，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还有年迈的母亲，而阿佳也是结了婚的。两人的这种关系，最终被到K县度假的小月发现，莫坛尘想回头但为时已晚，而阿佳却飞蛾扑火似的要与莫坛尘结婚。这件事在K县继续发酵，闹得满城风雨，最终以莫坛尘、阿佳离开K县而收场。
《迷失的太阳》以爱情为主线进行叙写，尽管这是道德边缘上行走的爱情，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始终藏在故事的背后，没有主观的介入，只有相当冷静、客观的叙写，人物的活动都是由故事情节的推动来完成，作家所做的更多的是审美评判，至于道德评判则是读者自己的事。换言之，小说的这种表达方式，有利于作家将叙述的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体察人物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深刻性。
由于莫坛尘与阿佳都是地方官员，因此，他们必然与官场发生关系，尽管作家的兴趣不在官场，如果把小说中的人物从官场完全剥离，那么这就有悖于生活真实，这也不能进一步上升为艺术真实，因而，小说又将官场上的升降起落作为暗线，明线与暗线的交织，构成人物活动的关系网。莫坛尘到K县任副县长，他了解到娃娃不想上学是K县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又要面临“普九”验收。卫生局副局长阿佳的出现，也并非出于偶然，都是与莫坛尘的工作相关。后来，二人一起到乡镇上的调研，在工作中不断增进彼此的了解，他们的感情也随之升温，最终走到一起。这只是工作关系，而不是官场。莫坛尘的官员身份，使他必然与官场发生关系。因为年轻、有闯劲，莫坛尘很快得到K县干部群众的认可。莫坛尘在抓牧区教育“普九”工作时，一上任就改变了过去“抓”的方式，而是用“请”和“引”的方法，校长带队挨家挨户去“请”，乡村干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去“引”，同时还增加学生的伙食补助。这些方法有力推进了K县的“普九”工作。在常务副县长泽丹看来，莫坛尘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到这里来锻炼，是完全冲着他来的，下届换届有可能接东周县长的班。K县的重点工作是“人、草、畜”三配套建设，即通过二至三年的时间让“人有定居点，草有网围栏，畜有越冬棚”。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莫坛尘建议组织几个工作组进行交叉检查，他自己也担任一个检查组的组长，他检查的那个乡离县城最近，交通最方便，“三配套”工作却做得最差，这又恰好是常务副县长泽丹安排的施工队，因而他在“三配套”检查汇报会上直接指出，“把个人利益掺杂其中的干部把这件好事搞歪了”，并建议纪委调查“三配套”建设项目中有问题的地方，调查处理的结果是，与泽丹亲近的几个局长受到处理，泽丹家乡来做工程的老板返工重建，此事必然加深莫坛尘与泽丹的矛盾。
莫坛尘与阿佳的关系，正好成为官场上的对手攻击他的最锐利的武器。尼玛是官场的一把好手，师范校毕业被分到县团委，下乡当了几年副书记，很快就是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他办事稳慎、为人老练、城府很深，和东周、泽丹非常要好。他早就注意到莫坛尘与阿佳的关系，在一次县委常委会结束后，故作神秘地问：“莫坛尘怎么没有来开会？”东周说莫坛尘家里有事，尼玛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对东周说：“后院起火了！”随后将莫坛尘的事情和盘托出，东周向张书记反映了莫坛尘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莫坛尘一到K县就被尼玛盯上，尼玛按泽丹的吩咐悄悄地收集莫坛尘在经济上的问题，但一无所获。尼玛隐隐约约听说莫坛尘与阿佳的关系不正常，于是，他把对莫坛尘的关注点由经济问题转向男女关系上。尼玛曾经追求过阿佳，曾有一夜之欢，凭他对阿佳的了解，认为莫坛尘与阿佳肯定有问题，于是跟踪阿佳进行确认。尼玛与谢静是师范校的同学，因尼玛移情别恋追求阿佳而与谢静分手。谢静曾分管教育、卫生，把卫生局的这个阿佳盯得死死的，让尼玛无法下手，等尼玛与阿佳的关系冷了下来，她又疯狂地追求尼玛，她和尼玛一直保持着那种暗楚楚的关系。谢静调到A县当宣传部长，仍然与阿佳保留着那种无话不说的姐妹关系，自然知道阿佳與莫坛尘的关系。殊不知，这是尼玛与谢静联手搞的一次阴谋，后面还有泽丹的出谋划策，目的就是要搞垮莫坛尘。谢静一直在背后挑动阿佳在小月面前暴露她与莫坛尘的关系，造成莫坛尘的家庭危机，又鼓动阿佳向莫坛尘提出结婚的要求。他们策划的这场闹剧终于成功了，先是阿佳的割腕自杀，然后是阿佳的丈夫拔刀相向，最后则是组织出面处理此事，莫坛尘被调到地区党史办去做助理调研员。总之，官场这条暗线始终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虽然作家的注意力在爱情方面，但这条暗线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三
《宁克多杰小说集》寄予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对笔下人物不幸遭遇的同情与宽容、理解。这种贯穿于小说始终的情怀左右着小说的叙事策略，包括小说叙事线索的设置、故事情节的推进、乃至于整部作品的谋篇布局。
长篇小说《柏树下守望》揭示的是在中国当时政治斗争旋涡中各色人物苦苦挣扎的命运。作家笔下的人物无一不能激起人们的同情，作家的这种情怀直接影响小说叙事线索的设置、悬念的设置以及故事情节的推动。索波的父母值得同情，与之相伴的则是故事情节，则是二人从相识、相知、到相恋，成为人们羡慕的幸福眷属，但好景不长，成分的差异、政治斗争的惨烈、人性的幽暗与残忍，最终使二人的关系分崩离析，形同陌路，甚至成为仇敌。索波的父亲得到了所谓的升迁，为了达到目的，置妻儿老小于不顾，在他身上，除了令人窒息的冷漠，没有一丝亲情可言，在这里，作家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扭曲与变形，因此，索波的父亲仍然是一个悲剧人物，仍然值得同情，因为这是特定历史时期激发出来的人性的幽暗与残忍。因此，作家的这种情怀决定着小说的叙事策略。作家十分同情少年索波的遭遇，索波就成为小说的叙事线索，小说的情节也是随着这一线索逐步推进。父母离异，父亲的冷漠，母亲的一再下放，他不得不回到“神格宗”藏寨，与他的外婆相依为命，这算是这个少年仅有的亲情的温暖。索波的外婆亦是如此，她不过是新中国成立前“神格宗”大寨子头人的妻子，因为“成分”二字，使她和她的女儿、外孙都遭厄运。可以说，同情作为作家对笔下人物的人文关怀，贯穿小说的始终，或者说它像一条红线将一个个故事演绎出来，即便是“张大炮”、“严老二”这样的人物也值得同情。“张大炮”不过是当时政治斗争的棋子，他只不过在那个年代多进行了几场滑稽表演而已。在“神格宗”藏寨，“严老二”好像是蛮横霸道、不可一世的民兵连长，但是，他的好勇斗狠并没有给他带来好的结果，最后在达尔吉的刀下变成残疾之人。与此同时，小说在灰暗的色调中始终透露出一丝温暖的光芒，那就是作家一直守望的人间的亲情、友情，一直守望的人类的纯真、善良、正直、勇敢等高贵的精神品质。这种守望可以说是作家的人文情怀、作家的同情心所唤起的，因而，从叙事策略上看，小说有意识地叙写索波外婆的坚强与乐观，因为这是索波仅存的亲情的温暖，作家是不会让他轻易熄灭的。在那个特定年代，友情在人们的心中就显得更加可贵，孤立无援的索波从中找到慰藉，因而这部小说的众多情节都是围绕友情展开的，友情为索波、三郎彭措、索朗王青、杨富贵、达尔吉等人打开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由是观之，贯穿于小说始终的人文情怀左右着作家叙事策略的走向，影响着整部小说的谋篇布局。 如果说长篇小说《柏树下守望》寄予的是作家对笔下人物不幸遭遇的同情，那么中篇小说《迷失的太阳》则是作家希望人与人之间需要更多的宽容与理解。可以说，作家的宽容与理解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左右着小说的叙事策略，包括叙事线索的设置、故事情节的有效推进等等。由于长期身处阿坝工作的宁克多杰有足够丰富的基层生活体验，因此，他在对这种生活进行书写的时候总是那么得心应手，笔下的人物如莫坛尘、阿佳、尼玛、东周、泽丹等总是那么鲜活生动。莫坛尘是一位头脑灵活、有闯劲的年轻干部，是上级组织培养的对象，因而，作家安排了牧区教育“普九”验收这一情节，莫坛尘用“请”、“引”、“导”代替“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又安排了推进“人、草、畜”三配套工作这样的情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干部，由于与妻子两地分居，感情生活出现空档，而就在这个时候，婚姻一再受挫的阿佳出现在他面前，因而，作家安排了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相爱等情节，使二人的情感在这些情节中水到渠成，但这是一个行走在道德边缘的爱情。作家采取这种叙事策略，其目的是要给莫坛尘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给予宽容与理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家甚至安排了莫坛尘下乡检查“人、草、畜”三配套的过程中遭遇车祸这一情节，这无非是说在牧区工作的艰难，对牧区的干部要多一分宽容与理解。由于小说要突出莫坛尘与阿佳的爱是出于真情，因此，爱情的书写自然成为小说的主要线索，作家讲述这个行走在道德边缘的爱情故事，本身就是对笔下人物的宽容与理解。这就使《迷失的太阳》没有陷入官场小说的“老套路”，官场小说中对两性关系的书写，往往都有上司对下属的潜规则或者下属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主动献身。作家始终不动声色地藏在小说文本的后面，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叙写，对莫坛尘与阿佳从未作道德评判，对这个没有结果的爱情给予了足够的宽容与理解。在小说的结尾，给莫坛尘、阿佳都安排一个好的去处，莫坛尘到地区党史办去做助理调研员，而阿佳去四星酒店做经理。同样，作家对谢静、尼玛、泽丹等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在背后彻底搞垮莫坛尘也作淡化处理为小说的暗线，在作家看来，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种宽容，他希望人们在宽容中达到和解。
《宁克多杰小说集》的其他四个短篇都蕴含着这种宽容与理解。这种宽容与理解左右着小说的叙事策略，从小说的叙事线索、悬念设置，再到情节的安排与推进，无一不受作家的这种情怀影响。《说不清的爱》叙写的是一个性格有些懦弱、保守的人，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酒醉之后吐露真情，然后又在真情与家庭伦理之间徘徊、纠结，最后重回情感的正常轨道。“从未失去，也不曾擁有”，这就是小说所书写的说不清的爱，在宽容与理解之中，为人间的这份真情留下一定的空间。《陨落的梨花》叙写的也是行走在道德边缘的爱情，次仁多吉对梨花从仰慕到追求，到他们之间的怦然心动，再到因误解而天各一方，最后梨花因酒后开车与大货车相撞而“陨落”，临死之前呼唤着一个怪怪的名字，小说以隽永的笔触书写梨花的真情流露，使次仁多吉消除对她的误解，从而达成他们之间的宽容和理解。《飘逝的爱情》中“你”与“瑜”之间的情感纠葛，其中，“你”和“瑜”之间的关系从亲密到疏远，再到完全中断，在“你”知道真实原因之后，“你”失去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你”渴望着他人的理解与尊重。《神灵保佑》中的甲央在一次车祸中幸免于难，人们认为他受到神灵护佑，其实不然，而是他的汉族父亲在车祸发生后拼死相救，这中间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需要理解与沟通。宁克多杰小说中的这种同情、宽容与理解，使他笔触下人物的情感世界更加深刻与丰富。
文学创作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过程。对于作家而言，既要尝试不同题材，又要尝试不同写法，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自我否定，实现自我超越。从某种程度上说，宁克多杰也在寻求创作上的突破，特别是中篇小说《迷失的太阳》传递着一个重要信息，也就是作家要寻求题材上的突破，开始关注他熟悉的题材，而且其叙事策略也相对成熟。阿坝是文学的宝地，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都值得用文学予以表达。就作家的艺术修为与生活阅历、生活体验而言，宁克多杰应该把目光聚焦在自己熟悉的题材方面，把阿坝人的故事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发展的背景中来进行书写，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具有时代精神的大作品、好作品，这是我们的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