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粟特人三兄弟毗黎沙漫盘陀（Vrēshmanvandak）、射勿盘陀（Zhematvandak）、拂卤吐盘陀（Parōtvandak），在长安为父母建造石墓，并刻写了汉文、粟特文双语“墓志”：北周大象二年（五七九），其父凉州萨保史君，“在胡姆丹（Khumdan=长安）这里去世”。吉田丰的考释说明粟特文书写的历史信息更详尽、准确（《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二00五年版）。不仅如此，这块“墓志”实际是一块石板，镶嵌在一套图像丰富的石椁上，墓内还出土金戒指、金币、金耳坠等文物，“带有明显西方特色”（《文物》二00五年第三期）。
如何理解在中古中国发现的西方特色文物？显然，若要全面解读中国古代文明，除汉文史料和传统中国史的观察，还要以欧亚视野， 一并关照非汉文史料、非汉人群、外来文明，从欧亚看中国，在中国发现欧亚。葛承雍五卷本专题文集恰好为此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这一双主语并置的书名之下，作者对于“外来文明”如何随非汉人群进入中原影响汉地文化，做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述。英译名Han and Hu： Chinain Contact with Foreign Civilizations似在提示本书线索：胡汉人群的交错、冲突、融合，中外文明的相遇、碰撞、交融。
“绵亘万里长” 卷， 关照丝绸之路贯通欧亚的交流全景。星散中国的文物、遗迹，域外文献关于中国的知识，表明丝绸之路已将古代中国与欧亚世界联结为一体。近年关于丝绸之路的著译可谓指不胜偻，但是聚焦汉唐遗迹遗物，串联起欧亚东西方交流通道者却寥若晨星。作者将考古遗迹、珍贵文物分作商道与驿站、商人贡使、运输工具、丝绸织物、金银钱币、玻璃器皿、宗教信仰、胡语文书、歌舞艺术、天文医药、动植物等门类，全面总结西方文物对中古中国的影响，勾画中国历史记忆中的丝绸之路。提醒我们，如果从丝路上的长安放眼世界，欧亚一体的联通感将更为强烈。域外的中国知识，醒目地标识出这座位于农牧交叉地带的古都（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講談社二00一年版）：从拜占庭史家提奥菲拉克特· 西莫卡塔（Theophylacte Simocatta）的《历史》（Historiae ），到唐人《梵语杂名》、含有叙利亚文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食人所写《中国印度见闻录》，再到斯坦因一九0七年在長城烽燧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二00三年西安出土的北周史君墓，诸多中外文本中的Khoubdan/Khumdan/xwmt’n（胡姆丹），就是欧亚诸多人群对“长安”异口同声的称呼。长安，何止大唐缩影？它联通东西方道路，网罗四方人群，海纳欧亚文明。
“胡马度阴山”“绿眼紫髯胡”两卷，映照入唐胡人个体生命镜像，反映胡汉相容的中古社会面貌。非汉人群迁移到唐都长安的个人命运，又同中心—边地互动的大历史交织在一起，互相映现。这些人群涵盖的范围从西域到辽东， 从草原到南海， 举凡粟特、天竺、突骑施、葛逻禄、东突厥、契丹、奚各族人物悉数登场，蔚为壮观。其中，两位女性形象惹人注目：唐玄宗的嫔妃曹野那姬，与罗香林推断她为景教徒不同，作者综合传世与新出史料，认为曹野那姬是曹国进贡的胡女;元稹《莺莺传》女主角的现实原型（兼恋人），作者赓续陈寅恪关于崔莺莺原型系酒家胡姬曹九九的判断（《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五年版，120 页），从她的居地蒲州切入，补苴粟特移民渊源和粟特元素新证。通过新出唐代蕃族贵胄墓志，追索唐廷与各族关系也是一大研究特色。他们的墓志铭文可以说是一篇篇获得官方认可的独特传记，虽然生命轨迹不同，但“入唐”是共同主题。作者不落窠臼，将人物墓志信息嵌入唐蕃关系大背景，激活了单个文物所承载的历史功能。此外还有域外人群的入唐史。从文献源头厘清唐代“昆仑”“昆仑奴”不是非洲黑人，而是南海人种。北朝隋唐时期胡俑大量出现，提醒人们“反思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各种各样的胡俑造型，皇家胡人猎师、胡人乐工、驾车胡夫、驼载“穹庐”、胡汉马球、负囊胡商、袒腹胡人等，囊括中古社会方方面面，立体而直观地展现非汉人群融入汉地社会的原貌。域外胡人移民流布四方，胡人俑见证了人群流动书写的欧亚交流史。
“拂菻花乱彩”“蕃僧入华来”两卷，展现欧亚艺术和宗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图景。希腊罗马—拜占庭文化与艺术，伊朗—印度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突厥的习俗，欧亚文明古国的洗浴文化、建筑与造型艺术，不同程度地渗透进中原内地的日常文化生活。二0一一年底，在西安出土两件负有“醉拂菻”图案驼囊的隋代陶俑，醉态可掬的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和他的随从萨梯尔（Satyr）、迈那得斯（Maenads），加上安法拉罐、“来通”角杯、科林斯式柱、常青藤装饰等元素，不仅昭示着这件艺术品的西方渊源，还表明希腊化的辐射范围也包括对中国有直接影响的粟特人或景教徒。无独有偶，二0一0年从美国追索回国的武惠妃石椁，其精美的线刻画有西方源头，希腊罗马式画法和人物构成、面容展现等细节，将这件文物与秉承希腊文化的拜占庭艺术风格联系在一起。拂菻画样由景教传教士直接携来中国则表明，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希腊文化，其来华途径并非都经过波斯、粟特及突厥的转手。而据作者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浪漫爱情故事的重要舞台华清宫的研究，华清池是中国古代沐浴建筑的异数，却和从古罗马到阿拉伯帝国及中亚、南亚的欧亚大浴场和洗浴文化存在纽带。由此，中外文明畅通、频仍的交流之于伟大帝国的重要性亦得以强调。
实际上，北亚草原的艺术传统也流行于长安、洛阳等地。例如，昭陵六骏属突厥系马种，名号也来自突厥语：拳毛（KhowarKho），指拘卫国;什伐（?ad，也作设发、设、杀、沙、厢察）、特勤（tegin，也作特勒），皆是突厥高级官号;白蹄（bata），本意马驹、幼驼，引申为少汗;青骓之“青”（sin），即大秦;飒露（i?bara）或为沙钵略/始波罗，“勇健者”。以山为陵、陵前骏马并非唐太宗葬俗中仅见的突厥元素，隋唐人浸染草原习俗不止一处。唐陵蕃人石像与遍布欧亚草原的突厥石人的联系，也勾画出隋唐帝国统合胡汉的雄伟气魄。
如何理解在中古中国发现的西方特色文物？显然，若要全面解读中国古代文明，除汉文史料和传统中国史的观察，还要以欧亚视野， 一并关照非汉文史料、非汉人群、外来文明，从欧亚看中国，在中国发现欧亚。葛承雍五卷本专题文集恰好为此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这一双主语并置的书名之下，作者对于“外来文明”如何随非汉人群进入中原影响汉地文化，做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述。英译名Han and Hu： Chinain Contact with Foreign Civilizations似在提示本书线索：胡汉人群的交错、冲突、融合，中外文明的相遇、碰撞、交融。
“绵亘万里长” 卷， 关照丝绸之路贯通欧亚的交流全景。星散中国的文物、遗迹，域外文献关于中国的知识，表明丝绸之路已将古代中国与欧亚世界联结为一体。近年关于丝绸之路的著译可谓指不胜偻，但是聚焦汉唐遗迹遗物，串联起欧亚东西方交流通道者却寥若晨星。作者将考古遗迹、珍贵文物分作商道与驿站、商人贡使、运输工具、丝绸织物、金银钱币、玻璃器皿、宗教信仰、胡语文书、歌舞艺术、天文医药、动植物等门类，全面总结西方文物对中古中国的影响，勾画中国历史记忆中的丝绸之路。提醒我们，如果从丝路上的长安放眼世界，欧亚一体的联通感将更为强烈。域外的中国知识，醒目地标识出这座位于农牧交叉地带的古都（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講談社二00一年版）：从拜占庭史家提奥菲拉克特· 西莫卡塔（Theophylacte Simocatta）的《历史》（Historiae ），到唐人《梵语杂名》、含有叙利亚文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食人所写《中国印度见闻录》，再到斯坦因一九0七年在長城烽燧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二00三年西安出土的北周史君墓，诸多中外文本中的Khoubdan/Khumdan/xwmt’n（胡姆丹），就是欧亚诸多人群对“长安”异口同声的称呼。长安，何止大唐缩影？它联通东西方道路，网罗四方人群，海纳欧亚文明。
“胡马度阴山”“绿眼紫髯胡”两卷，映照入唐胡人个体生命镜像，反映胡汉相容的中古社会面貌。非汉人群迁移到唐都长安的个人命运，又同中心—边地互动的大历史交织在一起，互相映现。这些人群涵盖的范围从西域到辽东， 从草原到南海， 举凡粟特、天竺、突骑施、葛逻禄、东突厥、契丹、奚各族人物悉数登场，蔚为壮观。其中，两位女性形象惹人注目：唐玄宗的嫔妃曹野那姬，与罗香林推断她为景教徒不同，作者综合传世与新出史料，认为曹野那姬是曹国进贡的胡女;元稹《莺莺传》女主角的现实原型（兼恋人），作者赓续陈寅恪关于崔莺莺原型系酒家胡姬曹九九的判断（《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一五年版，120 页），从她的居地蒲州切入，补苴粟特移民渊源和粟特元素新证。通过新出唐代蕃族贵胄墓志，追索唐廷与各族关系也是一大研究特色。他们的墓志铭文可以说是一篇篇获得官方认可的独特传记，虽然生命轨迹不同，但“入唐”是共同主题。作者不落窠臼，将人物墓志信息嵌入唐蕃关系大背景，激活了单个文物所承载的历史功能。此外还有域外人群的入唐史。从文献源头厘清唐代“昆仑”“昆仑奴”不是非洲黑人，而是南海人种。北朝隋唐时期胡俑大量出现，提醒人们“反思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各种各样的胡俑造型，皇家胡人猎师、胡人乐工、驾车胡夫、驼载“穹庐”、胡汉马球、负囊胡商、袒腹胡人等，囊括中古社会方方面面，立体而直观地展现非汉人群融入汉地社会的原貌。域外胡人移民流布四方，胡人俑见证了人群流动书写的欧亚交流史。
“拂菻花乱彩”“蕃僧入华来”两卷，展现欧亚艺术和宗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图景。希腊罗马—拜占庭文化与艺术，伊朗—印度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突厥的习俗，欧亚文明古国的洗浴文化、建筑与造型艺术，不同程度地渗透进中原内地的日常文化生活。二0一一年底，在西安出土两件负有“醉拂菻”图案驼囊的隋代陶俑，醉态可掬的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和他的随从萨梯尔（Satyr）、迈那得斯（Maenads），加上安法拉罐、“来通”角杯、科林斯式柱、常青藤装饰等元素，不仅昭示着这件艺术品的西方渊源，还表明希腊化的辐射范围也包括对中国有直接影响的粟特人或景教徒。无独有偶，二0一0年从美国追索回国的武惠妃石椁，其精美的线刻画有西方源头，希腊罗马式画法和人物构成、面容展现等细节，将这件文物与秉承希腊文化的拜占庭艺术风格联系在一起。拂菻画样由景教传教士直接携来中国则表明，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希腊文化，其来华途径并非都经过波斯、粟特及突厥的转手。而据作者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浪漫爱情故事的重要舞台华清宫的研究，华清池是中国古代沐浴建筑的异数，却和从古罗马到阿拉伯帝国及中亚、南亚的欧亚大浴场和洗浴文化存在纽带。由此，中外文明畅通、频仍的交流之于伟大帝国的重要性亦得以强调。
实际上，北亚草原的艺术传统也流行于长安、洛阳等地。例如，昭陵六骏属突厥系马种，名号也来自突厥语：拳毛（KhowarKho），指拘卫国;什伐（?ad，也作设发、设、杀、沙、厢察）、特勤（tegin，也作特勒），皆是突厥高级官号;白蹄（bata），本意马驹、幼驼，引申为少汗;青骓之“青”（sin），即大秦;飒露（i?bara）或为沙钵略/始波罗，“勇健者”。以山为陵、陵前骏马并非唐太宗葬俗中仅见的突厥元素，隋唐人浸染草原习俗不止一处。唐陵蕃人石像与遍布欧亚草原的突厥石人的联系，也勾画出隋唐帝国统合胡汉的雄伟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