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位身体维权者，应该是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麻匪六爷。为了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凉粉只该付一碗凉粉钱，六爷剖腹掏出一碗“粉块”给围观者看。这是1920年代的孙中界，他在精心设计的陷阱前无力自证清白，于是选择了刀子。刀刃对准自己。
　　多个影评人提到这个镜头的血腥：麻匪的鲜血喷注到几位看客的脸上。但这是现实世界里身体维权者们自戕的“行为艺术”的全部隐喻：他们在向法定途径寻找“说法”、“活法”撞壁后，被迫扮演自己的法官和仲裁者，判处他们所遭受的强力，沾上他们的血。这就是弱者的逻辑以及他们最无助时的做法。
　　比如18岁的河南籍上海司机孙中界，他砍断小拇指只是告诉“钓鱼”执法者自己十指连心的疼痛与无辜。
　　2009年10月14日晚上7点，浦东新区闸航路、召泰路路口附近，受雇于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职业“倒钩”陈雄杰，拦下了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司机孙中界驾驶的一辆金杯面包车。然而，这不到5分钟的善意之举，却被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认定为“非法营运”。几十个小时后，国字脸的孙中界，砍下左手小指自证清白。
　　比如河南新密市工人张海超，他剖开自己只是为了证明郑州职防所此前是在“持之以恒”地“误诊”。2004年6月，张海超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3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郑州职业病防治所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
　　尽管通过胸片便能诊断，但在走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术室之前，他为了证明自己掖着一颗装满灰尘的肺，已经折腾了3年。“麻烦您转告主刀大夫，把我开了胸之后，要注意我那肺上到底是啥。”2009年6月的一天下午，上手术台前，张海超异常平静地对麻醉师说。5个多小时后，在重症监护室里，一名参与手术的大夫告诉身上缠着绷带的他：“我们已经看了，你那就是尘肺。”
　　这便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我们所关注的原因。他们像我们邻居的兄弟一样倔强而善良，像我们自己的姐妹一样爱美爱生活。如果不对伤害他们的外力予以限制，则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面临构陷、工伤以及侵犯私产的威胁。
　　2009年，不是身体维权行动的起点——此前，曾有多起农民工自残讨薪事件，按理均属此列；也不是身体维权的终点——张海超、孙中界们的成功，反而给了社会某种示范效益。
　　自2009年11月开始，张海超接到多个农民工的电话，央求他跟当时开胸的医生说说，也给自己做一个开胸验肺。
　　即使是张海超也明白，确诊他患有“尘肺”的不是医生的医术，也不是医院的设备，而是开胸验肺这一“行为艺术”造成的巨大社会压力。
　　这恰是身体维权最残酷的地方：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成为公共事件。张海超这种个体的极端维权方式，获得成功的，只是个案。
　　就在张海超“开胸验肺”的同时，重庆万州大梧村11个尘肺工人，已有5个在漫长的维权路上陆续掉队死去了。在过去的5年里，他们打着难有尽头的官司——其实就是想多要一些钱，以便让自己活得久一些。
　　这恰是身体维权者最为悲壮的地方。他们以自己的死为筹码，用最被动、最没有尊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助。“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唐福珍对我们的工作不了解，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而我们既然是执法，肯定有强制性。”唐福珍自焚事件中曾被停职官员钟昌林如是说。人们注意到，在自戕维权的多米诺骨牌推倒之后，舆论有各种分析解释。但作为官员，钟昌林的这番话，无疑从侧面呈现出这一系列自残行为背后最根本的共同原因。
　　在获得60多万元赔偿后，张海超可以维持正常的医疗费用。他现在主持着一个“张海超网上工作室”，对外发布自己的最新动态，同时可以对需要维权帮助的朋友给予帮助和指导。
　　而孙中界，终于用自己的手指终止了中国最发达城市的一项恶法：“钓鱼”执法。这曾经是连一条人命都无法停止的。2008年3月7日，上海奉贤区头桥镇，受雇于当地执法机构的“钩子”陈素军，在诱捕21岁的司机雷庆文时，被后者用水果刀刺死。
　　只是孙中界的手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伸直，看上去像个鱼钩。
　　断指者孙中界、刨胸者张海超以及自焚者唐福珍，是这10年中我们所有过的疼痛中最疼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