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纵观两千多年的中西方翻译研究史，翻译理论家们研究探讨的问题基本都集中在两种语言文字的转化层面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即“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郭建中，162）。自此，翻译研究者们开始跳出狭隘的两种语言文字转化的传统研究层面，从更为宏大的文化交际层面去审视翻译。“文化转向”揭开了翻译研究的全新一页，为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对于文学翻译来说，“文化转向”的影响显得尤为重大，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往往承载着该语言深刻的文化内涵。
例如，张若谷先生翻译的《苔丝》中有这样一句话：“苔丝，你要是让我吻一吻你那片小红樱桃嘴唇儿，再不就让我亲一亲你那副热乎乎的小脸蛋儿，我就叫马停下来”。原文是“Let me put one little kiss on those holmberry lips，Tess，or even of that warmed cheek，and I’ll stop.”（陈奇敏，124）。“holmberry”是西方圣诞节用作装饰的一种鲜红色冬青果，原文中用于描写苔丝嘴唇鲜艳动人。然而，中文中并没有唇色鲜红似冬青果的意象，如按照语言层面对等的原则直译，译文读者将很难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审美共鸣。因此，张先生大胆采用了中国传统审美观中美女的“樱桃小嘴”取而代之，虽改变了原文的喻体形象，却实现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对等。
又如，著名莎剧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的译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在决意寻死的前夜盼着夜色降临，挂好一条软梯，让罗密欧爬进闺房与她共度一夜。她对着软梯发出了如下感叹：“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原文是“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But I，a maid，die maiden-widowed”（陈奇敏，124）。原文“to my bed”含义简单明了，即“上我的床”之意。但该译本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试想对当时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一个少女怎能直截了当说出要心上人“上我的床”呢？为了顺应中国传统礼教文化心理，朱先生将其改译成含蓄得体的“相思”，从而维护了朱丽叶的纯洁形象，博得了读者对她的更多同情。由此可见，除了审美情趣，伦理道德观念更是译入语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会直接影响译文在读者中的接受程度。
“文化转向”不仅在词汇层面上意义重大，在语用层面上也影响深远。因此，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双语活动，必须遵守特定文化背景中的语用规则。
老舍《柳家大院》中这样写到：“大家见面，招呼声‘吃了吗？’透着和气。”译文为“When people meet，they pass the time of day with each other，just to show their good neighborly feelings.”（陈奇敏，125）。在汉族农耕文化影响下，“民以食为天”，人们见面问声“吃了吗”是为表关心、融洽气氛，或作为正式交谈的开场白，其真正目的并非真要问清对方吃饭没有。因此，如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就明显失去了其语用意义，还可能使译文读者误认为发问者有请客之意。在英语中，“to pass the time of day”意为“to exchange greetings”，与原文“吃了吗”语义对应，虽然牺牲了原文的民族文化特色，却符合了译文的文化习惯，便于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确切含义。
上述几例充分显示了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地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带来了翻译策略的改变，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文本对照，而是更多地采用归化策略，以期文化层面的对应。同时，“文化转向”也使译者的地位发生了巨变，其主体性得到极大彰显。在传统翻译研究中，翻译被定义为一种次等的工作，“原文是中心，像圣经一样神圣”（刘文军，59），译文则被认为是原文的复制品；同样，作者是权威的，对原文本有自始至终的发言权，译者只是作者的奴隶，必须对原文亦步亦趋，实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后，“译者的任务”不再是机械地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而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地实现两者风格和审美层面的“对等”。
然而，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旗帜下，为译者正名的呼声似有走向另一极端之嫌。译者主体性被过分夸大，出现了“改写”、“再创作”等译者“操纵论”的观点，忽略了语言作为翻译本体的重要性。我们应当认识到，“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当然也是一次研究的深化，但它不能取代语言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如过分强调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便会使翻译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赵彦春教授在《翻译学归结论》绪论“翻译学何去何从”中提出，对当前流行的文化派翻译理论，我们必须“慎思之、明辨之”，“取其精华”，“避免盲从”；要“直面翻译学最根本的问题：翻译的本体论（即它是什么，它存在的本源，它具有的本质）和认识论（即我们能否认识它，如果能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它），以及相应的方法论（即应用或设计什么方法来研究它）。”（赵彦春，2）他认为文化派有意无意夸大了翻译的非本质属性，将翻译的多学科、夸学科属性泛化为无学科属性，将翻译推向虚无，消解了翻译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存在，翻译的限定条件、贯穿始终的规律等也随之瓦解。（赵彦春，6）
诚然，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障碍是不容忽视的，语言本身带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特征，许多事物在一种文化中存在，对另一文化而言却是缺失或迥异的。文化派理论超出了对字、词、句结构本身的研究，讨论的是译者的语言能力、风格、交际能力、语境等外部因素，但将这些作为翻译的决定性因素未免以偏概全，有悖于翻译的本质。我们不能将翻译的制约因素与其本质混为一谈，更不可将翻译研究引入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政治研究以及意识形态研究中去，使其本体受到拆解。不可否认，目前，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还有很多内容未曾涉及，深度也有待加强；但无论如何，文化研究也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方面，绝非全部，更不可作为翻译的本体来研究。翻译的本质任务在于探寻语言转换的规律，翻译学的继续发展仍主要依赖其内在性的研究，即本体研究。
广大的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的“文化转向”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进行双重解读：既不应将其奉为至宝顶礼膜拜，摒弃传统的翻译理论；也不应对其置之不理充耳不闻，固守前人的原则主张。正确的做法是：一方面，紧随翻译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注重翻译与文化的互动研究，鼓励从多视角深人研究翻译与文化的种种现象；另一方面，在强调文化语境的宏观研究的同时，还应在新理论的指导下对翻译行为本身进行深层的微观研究，对语法、语义、语用功能等一系列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和分析，勇于不断地修正传统的概念，探寻蕴含了文化因素的语言转换规律，真正处理好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奇敏.论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湖北教育学院学报.第23卷第6期，2006.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刘文军.作者与译者之罗曼史——小议作者与译者关系的变迁.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3期，2006.
［4］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对于文学翻译来说，“文化转向”的影响显得尤为重大，因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往往承载着该语言深刻的文化内涵。
例如，张若谷先生翻译的《苔丝》中有这样一句话：“苔丝，你要是让我吻一吻你那片小红樱桃嘴唇儿，再不就让我亲一亲你那副热乎乎的小脸蛋儿，我就叫马停下来”。原文是“Let me put one little kiss on those holmberry lips，Tess，or even of that warmed cheek，and I’ll stop.”（陈奇敏，124）。“holmberry”是西方圣诞节用作装饰的一种鲜红色冬青果，原文中用于描写苔丝嘴唇鲜艳动人。然而，中文中并没有唇色鲜红似冬青果的意象，如按照语言层面对等的原则直译，译文读者将很难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审美共鸣。因此，张先生大胆采用了中国传统审美观中美女的“樱桃小嘴”取而代之，虽改变了原文的喻体形象，却实现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对等。
又如，著名莎剧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的译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在决意寻死的前夜盼着夜色降临，挂好一条软梯，让罗密欧爬进闺房与她共度一夜。她对着软梯发出了如下感叹：“他要借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原文是“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But I，a maid，die maiden-widowed”（陈奇敏，124）。原文“to my bed”含义简单明了，即“上我的床”之意。但该译本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试想对当时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一个少女怎能直截了当说出要心上人“上我的床”呢？为了顺应中国传统礼教文化心理，朱先生将其改译成含蓄得体的“相思”，从而维护了朱丽叶的纯洁形象，博得了读者对她的更多同情。由此可见，除了审美情趣，伦理道德观念更是译入语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会直接影响译文在读者中的接受程度。
“文化转向”不仅在词汇层面上意义重大，在语用层面上也影响深远。因此，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特殊双语活动，必须遵守特定文化背景中的语用规则。
老舍《柳家大院》中这样写到：“大家见面，招呼声‘吃了吗？’透着和气。”译文为“When people meet，they pass the time of day with each other，just to show their good neighborly feelings.”（陈奇敏，125）。在汉族农耕文化影响下，“民以食为天”，人们见面问声“吃了吗”是为表关心、融洽气氛，或作为正式交谈的开场白，其真正目的并非真要问清对方吃饭没有。因此，如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就明显失去了其语用意义，还可能使译文读者误认为发问者有请客之意。在英语中，“to pass the time of day”意为“to exchange greetings”，与原文“吃了吗”语义对应，虽然牺牲了原文的民族文化特色，却符合了译文的文化习惯，便于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确切含义。
上述几例充分显示了文化因素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地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带来了翻译策略的改变，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文本对照，而是更多地采用归化策略，以期文化层面的对应。同时，“文化转向”也使译者的地位发生了巨变，其主体性得到极大彰显。在传统翻译研究中，翻译被定义为一种次等的工作，“原文是中心，像圣经一样神圣”（刘文军，59），译文则被认为是原文的复制品；同样，作者是权威的，对原文本有自始至终的发言权，译者只是作者的奴隶，必须对原文亦步亦趋，实现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后，“译者的任务”不再是机械地追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而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地实现两者风格和审美层面的“对等”。
然而，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旗帜下，为译者正名的呼声似有走向另一极端之嫌。译者主体性被过分夸大，出现了“改写”、“再创作”等译者“操纵论”的观点，忽略了语言作为翻译本体的重要性。我们应当认识到，“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当然也是一次研究的深化，但它不能取代语言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如过分强调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便会使翻译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赵彦春教授在《翻译学归结论》绪论“翻译学何去何从”中提出，对当前流行的文化派翻译理论，我们必须“慎思之、明辨之”，“取其精华”，“避免盲从”；要“直面翻译学最根本的问题：翻译的本体论（即它是什么，它存在的本源，它具有的本质）和认识论（即我们能否认识它，如果能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它），以及相应的方法论（即应用或设计什么方法来研究它）。”（赵彦春，2）他认为文化派有意无意夸大了翻译的非本质属性，将翻译的多学科、夸学科属性泛化为无学科属性，将翻译推向虚无，消解了翻译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存在，翻译的限定条件、贯穿始终的规律等也随之瓦解。（赵彦春，6）
诚然，文学翻译中的文化障碍是不容忽视的，语言本身带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特征，许多事物在一种文化中存在，对另一文化而言却是缺失或迥异的。文化派理论超出了对字、词、句结构本身的研究，讨论的是译者的语言能力、风格、交际能力、语境等外部因素，但将这些作为翻译的决定性因素未免以偏概全，有悖于翻译的本质。我们不能将翻译的制约因素与其本质混为一谈，更不可将翻译研究引入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政治研究以及意识形态研究中去，使其本体受到拆解。不可否认，目前，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还有很多内容未曾涉及，深度也有待加强；但无论如何，文化研究也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方面，绝非全部，更不可作为翻译的本体来研究。翻译的本质任务在于探寻语言转换的规律，翻译学的继续发展仍主要依赖其内在性的研究，即本体研究。
广大的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的“文化转向”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进行双重解读：既不应将其奉为至宝顶礼膜拜，摒弃传统的翻译理论；也不应对其置之不理充耳不闻，固守前人的原则主张。正确的做法是：一方面，紧随翻译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注重翻译与文化的互动研究，鼓励从多视角深人研究翻译与文化的种种现象；另一方面，在强调文化语境的宏观研究的同时，还应在新理论的指导下对翻译行为本身进行深层的微观研究，对语法、语义、语用功能等一系列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和分析，勇于不断地修正传统的概念，探寻蕴含了文化因素的语言转换规律，真正处理好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奇敏.论译入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湖北教育学院学报.第23卷第6期，2006.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刘文军.作者与译者之罗曼史——小议作者与译者关系的变迁.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3期，2006.
［4］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