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9日上午，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作出了驳回日本侵华细菌战原告的上告申请的决定。这一决定事实上维持了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的判决结果，即一方面认定二战中日本军队曾经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的事实，一方面，又以“国家无答责”等为由驳回了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谢罪和赔偿的要求。
　　自4月27日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判决以来，中国战争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连连败诉或者被驳回。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已到了生死关节点，这条路将如何继续走下去？为此，本刊特别专访了“日本侵华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团”团长王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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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12年的“日本侵华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以败诉告终，知道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
　　
　　王选：其实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先前的种种迹象已经显示情况不妙，但不管最后什么结果，胜也好败也好，都会激起更多人对此事的关注，能让民间对日索赔的进程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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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哪些方面？
　　王选：一是缺少国内的支持，精英对此很冷漠，老百姓都忙着生存，社会风行物质主义。来自日本方面的阻力一是文化隔阂，99%的日本人从来不跟中国人谈以前战争的事，二是中国国内的受害者绝大部分都只得依赖日本方面的支援，可日本“和平运动”已经承担不住了，他们的队伍也在急速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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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为了打官司在中日间来回奔波，耗费了全部精力，搭进了所有积蓄，后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路？
　　王选：我做事从来不后悔。我是受害者的后代，我要给村里的人打官司，而且做的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和价值，我不可能做到一半就撂那不去做。但我总觉得，社会应该给予我们一定的报酬，毕竟这是牵扯到很多人的公众利益问题。我一直都是自费，直到2004年10月才开始有费用报销，真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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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报道说在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承认细菌战的事实前，7年里你总共出庭27次，但一大半的庭审就只有你一个中国人在场。在日本的中国人对此事是什么态度？
　　王选：就是很冷漠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上，中国人没有做到我们该做的，没有投入我们应该投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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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展开的对日民间索偿活动其历程都十分波折，为什么会这么难？
　　王选：我想有两点原因，最主要的一点，这是关乎普通民众特别是草根民众的权利，而这种权利自身在中国都没得到完全的认可和确立。还有个原因是历史教育的缺失，造成国人对历史事实不了解，也没有树立起一种正确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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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4月27日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判决至5月9日细菌战的败诉，中国战争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纷纷败诉或者被驳回。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公民对日赔偿请求权已经全面被封杀?
　　王选：对，实际上已经被封杀了。当然，也不是说这条渠道就完全行不通，官司还可以打，在再次否决之前还是可以继续去抗争，途径是存在的，但问题是中国人会不会去做，这是要付出极大努力的一个过程，仅仅靠几个日本律师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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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希望有人把这个棒接力下去？
　　王选：关键问题是中国人对于要付出这么大代价去追求的精神价值，绝大部分人都是放弃的，这是一个基本现实。普通老百姓没有这条件做不了，那精英会不会去做呢？如果真的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想必须要组织一支掌握专业技术具有专业能力的队伍，比如有国际法专家，历史学家的加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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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官司败诉了，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王选：官司打完了，原告就没了，现在没有组织还怎么继续呢？公司也是要登记的。现在对日诉讼主要就是依赖日本“和平运动”，我觉得这是错位的，应该要把受害者放在第一位，可现在情况是，什么事情都拿律师或者什么“协会”出来顶着，受害者自己几乎一点直接的声音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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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最渴望得到哪方面的支持？
　　王选：首先要从法律上给予我们存在地位的认可，需要一个NGO。具体来说包括三方面的支持：受害者协会、基金、研究机构。而且中国政府必须向日本政府澄清受害者个人权利问题，必须要从法律上给予明确的澄清，不表态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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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败诉是不是意味着目前的对日战争索赔只依靠民间力量已经不够了？
　　王选：民间力量已经做到极限了，能想到的都做了，接下来如果没有一个民间组织，这事就真的到头了。我们需要社会认可，需要合法地位。做事情得有规则，我们要去联合国申诉就必须得有民间组织。这个组织我们申请了十年，一直批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