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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州中新知识城是广东省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共同开发的项目，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重要内容之一，自2009年3月以来，通过对世界成功知识城市模式的考察、研究，基本认定，广州知识城更适合通用型发展模式。本文通过对广州知识城发展模式的分析，全面论述了知识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的职能。
关键词：知识城市；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7—38 —04
导论
自2009年3月以来，广州知识城经历了广东省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省市政府战略规划以及如今正稳步推进的开发建设，一些乐观人士甚至认为，广州知识城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事实上，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广州知识城相关建设情况，大量查阅省市区三级政府有关文件、政策以及理论界关于广州知识城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尽管世界上已经有发达国家很多成功知识经济开发的先例做参照，尽管我们的相关管理者和开发者也已先后去了多个知识城市做实地考察，但确切地来说，目前广州知识城建设依然是在摸索中前进，边探索、边建设、边修正，我们其实是没有现成的“渠道”，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水到之前，修好“渠道”，比如创新知识城的管理制度和政府职能等。本文在论证广州知识城开发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下知识城市建设的政府职能。
一、 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概论
（一）知识城市的概念
知识城市（knowledge city）是20世纪九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城市转型、复兴中诞生的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新理论，是西方社会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历史反思，其宗旨是要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实施以“知识为基础发展”（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KBD）的战略，加速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以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参与全球循环的核心竞争力。[1]
（二）硅谷只是半导体知识经济
提起知识城市，我们首先会想到美国的“硅谷”，因为这是第一个体现知识经济力量的地方，“硅谷经济”实质上只是“晶体管半导体知识经济”、是专项型知识经济，不是通用型知识经济[2]，虽然在“硅谷经济”中已包含了“知识经济”的大量核心内容和原理，但它不具有通用型知识经济所要求的制度环境、培育环境和孵化环境，所以，硅谷经济依然不是“通用型知识经济”这是由“知识经济”本身独特的诞生与发展条件决定的。
（三）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内涵
通用型知识经济一定是一种既以“知识为原料或生产资料”，又以“知识为生产力”的经济，因此，通用型知识经济制度起源的构成基础和制度原理就必定主要是以大量“制度型知识”为核心而构造的。这意味着，知识经济的首要环境是“制度型知识环境”，因为只有在“制度型知识环境”中，才有可能激励和培育出“专业型异化知识”的创新与裂变。具体而言， “硅谷”成功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 通用型知识经济一定是从思想和创新起源的微小状态开始的，而不是从大企业和大品牌开始的。
当前，全球如伦敦、东京、慕尼黑以及巴塞罗那等多个现代知识城市各有特色，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知识基础设施健全完善，文化资源作为创新引擎，知识经济为主导，强调社会公平与包容，知识资本、环境资本、技术资本、文化资本、民主资本和金融资本发挥重要作用等，这些也可以概括为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共性或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基本模型。
二、广州知识城选择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的理由分析
（一）可能性理由分析
对于可能性的分析就相当于对于事物发展的前提条件的分析，只要具备了事物发展前提条件的绝大部分，那么，就有了发展的可能。
知识经济的发展不外乎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否具有知识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比如制度条件和发展氛围以及发展的基础保障条件，第二，是否具有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比如：知识储备条件等。
外部条件方面，首先，由于广东多年来引领中国经济建设，具有了敢于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在我们看来，广东创建“通用型知识经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推动“知识经济”的核心动力首先是制度条件，其次才是产生“原创思想”所必须依赖的“知识储备条件”。尽管，与美国“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中关村背靠中国顶尖大学集中地以及爱尔兰国家软件园、芬兰软件同等相比， “广州知识城”并不占据明显的“知识储备优势”，但是，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具有先行创办“经济特区”的全球独特优势——这已经成为广东省在全球范围内最具特色的行政优势和管理价值之所在。“广州知识城”的项目在以汪洋为核心的广东省委和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又有新加坡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其他城市不一定具有的优势，更何况，从根本上讲，只要人类仍然需要经济增长，那么建立在农业和IT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边际效用递减型增长方式，就不可能确保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全球走向“知识经济”已经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历史必然选择，广州选择通用型知识经济发展模式较之其他城市更加具有可能性。其次，广东这些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这也为知识城的大量基础建设得以顺利、快速进行奠定了又一个基础。再次，新加坡政府的合作也为广州知识城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内部条件方面，是关于知识城市建设的知识储备方面。以前，广州乃至广东省，相对于内陆省份，文化并不发达，但近二十年来，这个差距不但缩小，而且已经反超了。第一，广州目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全国已经处于靠前位置，这里有全国知名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一大批高校，同为珠三角的更有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的创新型科研教育机构，且广州大学城就有三十多万高级知识人才；第二，广州知识城毗邻广州科学城，同为广州经济开发区的两个知识发展高地，整体互补效应非常明显；第三，广州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使得广州能够吸引更多高尖端人才在这里积聚，这也是广州知识城发展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另一个内在保障。 （二）必要性理由分析
必要性是相对于选择性而言的一种事物倾向。显然，在这里更适合回答为什么广州知识城要选择通用型知识经济发展模式。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高科技与知识经济的区别。更准确地说，任何知识如果被认定为是“高新科技”，那么，它一定是从其他人那里学习得来的，而不再是原创性的知识。不言而喻， “高新科技知识经济”是跟随型和模仿型的知识经济。它不可能从深层次上带动人类经济生活的实质性进步。典型的案例就是， “互联网经济”是最典型的“原创知识经济效应”。显然，所有依附于互联网的“线上经济”都是由“互联网原创思想认识爆发”所带动的“专项优势知识经济连锁效应”。因此，互联网经济是一项“知识栋梁经济”。
广州非常必要并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在萝岗区范围规划一个知识城，就是因为，科学城与知识城并不是完全可以相互代替，它们不是职能的重复，前者追求的是知识的原创、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消费，后者更多的是知识的复制和传播。纵观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机械化、电气化，到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再到目前热门的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也无一不是如此。其实，新知识的作用，又何止于新兴工业。农业、文教、医疗卫生、商业服务，乃至人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何尝不是被新知识所左右？作为一个城市，这些方面的新知识必然都存在。所以，广州要再次获得知识原创的巨大动力，必须在大学城、科学城之后，科学规划和大力发展广州中新知识城，这是珠三角产业升级的需要，是实施珠三角发展纲要的需要。
三、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职能研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乃至现在，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广州知识城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推动和服务，以下将就政府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 转变和提升知识城政府的政治职能
政治职能是政府的核心职能，是由国家本质决定的。在知识城市管理上，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建立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1、宏观上的战略规划
城市发展战略是城市经营的灵魂，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要立足城市以及国际区域的资源特点，对城市进行科学定位，制定创新发展战略规划；要对城市资源进行必要的深入考察分析，摸清底数，并对城市创新发展阶段性特征有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全面的创新战略和行动纲要。
在这方面的具体策略可以通过走出去考察学习世界成功知识城市的经验，也可以通过将一些专门的机构和专家学者请进来，共同进行科学地规划。总之，广州知识城就是要利用后发的优势，高起点、高规划，把广州建成在中国南方乃至亚洲和国际上有影响的知识城市。
2、中观上的制度规范
规划是方向，制度是保障。制度建设和规范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能。因此，城市的立法机构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结合城市发展蓝图，制定和颁布一些有利于知识成长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体制上为知识城市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围绕蓝图着重制定可行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做好组织者、协调者和知识终端消费者利益的代理人，切忌大包大揽，应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城市所有主体的积极性，使每个主体都成为建设者、参与者或受益者。
美国硅谷所处的城市群落各政府部门，为了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吸引高科技企业到他们的城市落户，整个群落城市的地方政府先后颁布了超过三万部地方性法规，为高科技的成长与发展扫清了障碍[4]。
3、微观上的基础设施建设
广州中新知识城是广州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高地。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结构不断升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强化知识城市政府政治职能的重要议程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创新基础设施的共享水平，不仅有利于科学技术人员进行创新活动，还有利于培育城市集群环境，加强产学研究及中介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为城市最大限度地促进知识交流学习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加速知识培育和创新、知识共享提供良好的保障。这就要求：
第一，政府应当规划而不是包办建设。也就是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职能要减少和调整，从投资者、经营者转向规划者。
第二，政府应做好整体把握，加强对城市基础建设的引导、服务、管理和监督。根据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前景，总体布局规划出中长期计划，防止市场机制的盲目性，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
第三，政府应加强对知识产业等领域的投资，完善知识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加强信息网络、共享数据库、图书馆、咖啡厅、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愈加重要和迫切。
（二） 完善和创新知识城市政府的经济职能
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以政府机构为行为主体，从社会生活总体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的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的各种方法的总称[6]。
1、知识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仅要对知识经济的问题进行调控，而且要更多地面对世界经济的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并实施相应的调控和引导。知识城市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首先是长期的经济计划，包括制定和实施资源开发、智力开发、科技进步、控制人口、保护环境等全局性方案；其次是较近期的项目规划，具体涉及行业规划、产业政策、用地政策、用地标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划[7]。
2、知识经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市场监管是政府为控制市场失灵，而对市场进行的微观介入。知识经济市场监管可从两个路径入手：一是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建立起灵敏高效的知识经济市场监管信息系统，提高知识经济市场监管的反应能力和效能。二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的法律体系，为市场监管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证。应根据建立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的需要，协调有关地方性法律规章，特别是要加快制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有关法律规章和舆论监督、公众参与的制度规定，以保证多主体市场监管的严肃性和有效性[8]。 3、 知识经济政府基础建设职能
知识基础设施是知识城市成功的根基。知识基础设施是一个将科研、高校、企业等知识机构与广大知识工作者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网络，通过在这个网络中的协同和互动，知识得以生产、传播和应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应用所需要的知识。这个社会网络一般由四部分组成：（1）载体是高素质、高技能的人；（2）知识机构。它是知识生产、扩散和运用的主体，包括企业、学校、研究院所和中介机构；（3）建立渠道。就是以知识网络的方式来改变教育和知识的传播，影响偏远地区的生活和文化，使更多的人参与知识网络学习，促进各方面知识和信息的转移；（4）网络基础设施。包括电视、广播、通信等容易使大众参与信息和知识共享的设施 。
实践证明，凡是国际上成功的知识城市，均是政府在这些基础建设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三）挖掘和凸显知识城市政府的文化职能
政府的文化职能是指促进全社会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和社会观念等不断进步和提高的政府行为[9]。
1、健全知识城市意象建设的参与机制
城市意象建设不仅仅是美化城市的几个景观，而且包括打造城市素质、城市结构、城市管理水平、市民行为以及城市发展目标等一系列内容，具体如政府形象建设、政府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市容市貌建设、市民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文化环境建设，以及城市可利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等。因此，广州中新知识城市意象建设必须由城市政府统一领导，专家、学者等精英群体积极参与，动员所有市民力量，共同参与，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范例，使之尽可能完美。
2、打造个性化城市建设的品牌形象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鲜明的城市个性，因此，政府在城市意象的规划上必须追求个性化差异，让城市具有独特的魅力，让人们记住并喜欢。建设个性化的城市意象，对内可以提升市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市民优秀的文化素养与气质，巩固城市的居住价值和就业价值；对外可以强化城市的形象推广，提高城市知名度，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和更高的产业凝聚力，从而为城市价值和品牌的提升获取更多的机会，使城市规划获得源源不断的价值回报，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10]。
3、加速城市文化资本的财富积累
文化资本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资本需求，文化资本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上，包括各类文物古迹、城市精神、文化传统等。知识城市政府应当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开发具有鲜明城市特色的精神文化财富，丰富知识城市的文化底蕴。伦敦就是一座拥有众多文物古迹，世界一流博物馆、美术馆和著名建筑的城市，丰富的文化资源推动了伦敦“以知识为基础”产业的发展。
（四）健全和深化知识城市政府的社会职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职能外，知识城市政府还应承担社会职能。社会职能，是政府通过兴办公共事业，具有社会公共性，直接造福国民的职能，这类职能无法完全由市场解决，是由政府从全社会的角度加以引导、调节和管理[11]。
1、建立知识城市的公共政策网络
进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后，公共政策的内容、制定和执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知识城市，公共政策不再停留在传统的项目和处理方式上，它已经突破特定的区域界限，形成统一的网络，如欧盟委员会早在1994年就提出了整合各国资源，并提议建立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网络、电子办公网络、远程学习网络、道路和航空管制网络、医疗卫生网络和泛欧公共管理网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与市民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那些出台的公共政策更能反映民意，彰显城市民主资本的活力。
2、 建立知识城市的公共保障体系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因此，知识城市政府在积极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改革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是责无旁贷的。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竞争所达到的状态具有帕累托效率，则资源配置已经达到最优，市场的运行是最有效的。但是，社会经济稳定和公平也很重要。帕累托效率不能保证竞争过程产生的收入分配状况与社会公众广为接受的公平概念相一致，尽管公平的标准是高度主观性的[12]。
3、 做好知识城市的生态产业规划
21世纪，随着人们开始痛惜人类原来美好的环境被钢铁、水泥、砖瓦、沥青和塑料所毁掉，人们会愈来愈看重田园生活般的村落化的人居环境，并向广阔的农村和海边发展。因此，广州知识城的生态环境规划，至少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生态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二是污染综合防治规划；三是自然保护（或重点保护对象）规划；四是环境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具体落实，比如；知识城建设不再完全追求高楼大夏，而是更加重视园林式建筑，园区配套建设生命深度维护产业，通过合理的规划提高城市的生活品质，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志章.范式与特点：全球知识城市案例分析[J].城市观察，2010，（01）.
[2]马国书. 对“广州知识城”创建成“知识经济特区”的建议[J].城市观察，2010，（01）.
[3]季琳，我国知识城市构建中的政府职能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4）.
[4]袁勇.创新型城市建设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7.
[5]李晖.城市意象构建中的政府职能研究——以新余城市建设为例[D].南昌：南昌大学，2008.
[6]王志章.全球知识城市视野下城市知识资本运营的战略性思考[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59—66.
[7]刘志生.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及实现途径[J].上海经济研究，2008，（02）：85—86.
[8]王志章.知识城市：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378.
[9]汪杰贵.政府文化职能概念新论[J].社会科学论坛，2006，（01）：98.
[10] 王立.城市文化建设问题研究综述[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124—127.
[11]BARRIE A，HUGGINGS IL Towards a Post—nationalPolicy：The Emergenc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in Eu—rope[M]//SMITH D，WRIGHT S.Whose Europe？The Turn Towards Democracy.New Jersey：Wiley—Blackwell，2000：192—193.
[12]黄成.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7：32—33.
作者简介：
杨玉国，男，湖南吉首人，区域经济硕士、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公司财务管理。
关键词：知识城市；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政府职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7—38 —04
导论
自2009年3月以来，广州知识城经历了广东省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省市政府战略规划以及如今正稳步推进的开发建设，一些乐观人士甚至认为，广州知识城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事实上，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广州知识城相关建设情况，大量查阅省市区三级政府有关文件、政策以及理论界关于广州知识城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尽管世界上已经有发达国家很多成功知识经济开发的先例做参照，尽管我们的相关管理者和开发者也已先后去了多个知识城市做实地考察，但确切地来说，目前广州知识城建设依然是在摸索中前进，边探索、边建设、边修正，我们其实是没有现成的“渠道”，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水到之前，修好“渠道”，比如创新知识城的管理制度和政府职能等。本文在论证广州知识城开发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下知识城市建设的政府职能。
一、 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概论
（一）知识城市的概念
知识城市（knowledge city）是20世纪九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城市转型、复兴中诞生的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新理论，是西方社会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历史反思，其宗旨是要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实施以“知识为基础发展”（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KBD）的战略，加速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型，以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参与全球循环的核心竞争力。[1]
（二）硅谷只是半导体知识经济
提起知识城市，我们首先会想到美国的“硅谷”，因为这是第一个体现知识经济力量的地方，“硅谷经济”实质上只是“晶体管半导体知识经济”、是专项型知识经济，不是通用型知识经济[2]，虽然在“硅谷经济”中已包含了“知识经济”的大量核心内容和原理，但它不具有通用型知识经济所要求的制度环境、培育环境和孵化环境，所以，硅谷经济依然不是“通用型知识经济”这是由“知识经济”本身独特的诞生与发展条件决定的。
（三）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内涵
通用型知识经济一定是一种既以“知识为原料或生产资料”，又以“知识为生产力”的经济，因此，通用型知识经济制度起源的构成基础和制度原理就必定主要是以大量“制度型知识”为核心而构造的。这意味着，知识经济的首要环境是“制度型知识环境”，因为只有在“制度型知识环境”中，才有可能激励和培育出“专业型异化知识”的创新与裂变。具体而言， “硅谷”成功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 通用型知识经济一定是从思想和创新起源的微小状态开始的，而不是从大企业和大品牌开始的。
当前，全球如伦敦、东京、慕尼黑以及巴塞罗那等多个现代知识城市各有特色，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知识基础设施健全完善，文化资源作为创新引擎，知识经济为主导，强调社会公平与包容，知识资本、环境资本、技术资本、文化资本、民主资本和金融资本发挥重要作用等，这些也可以概括为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共性或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基本模型。
二、广州知识城选择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的理由分析
（一）可能性理由分析
对于可能性的分析就相当于对于事物发展的前提条件的分析，只要具备了事物发展前提条件的绝大部分，那么，就有了发展的可能。
知识经济的发展不外乎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否具有知识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比如制度条件和发展氛围以及发展的基础保障条件，第二，是否具有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比如：知识储备条件等。
外部条件方面，首先，由于广东多年来引领中国经济建设，具有了敢于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在我们看来，广东创建“通用型知识经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推动“知识经济”的核心动力首先是制度条件，其次才是产生“原创思想”所必须依赖的“知识储备条件”。尽管，与美国“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中关村背靠中国顶尖大学集中地以及爱尔兰国家软件园、芬兰软件同等相比， “广州知识城”并不占据明显的“知识储备优势”，但是，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具有先行创办“经济特区”的全球独特优势——这已经成为广东省在全球范围内最具特色的行政优势和管理价值之所在。“广州知识城”的项目在以汪洋为核心的广东省委和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又有新加坡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是其他城市不一定具有的优势，更何况，从根本上讲，只要人类仍然需要经济增长，那么建立在农业和IT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边际效用递减型增长方式，就不可能确保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全球走向“知识经济”已经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历史必然选择，广州选择通用型知识经济发展模式较之其他城市更加具有可能性。其次，广东这些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这也为知识城的大量基础建设得以顺利、快速进行奠定了又一个基础。再次，新加坡政府的合作也为广州知识城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内部条件方面，是关于知识城市建设的知识储备方面。以前，广州乃至广东省，相对于内陆省份，文化并不发达，但近二十年来，这个差距不但缩小，而且已经反超了。第一，广州目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全国已经处于靠前位置，这里有全国知名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一大批高校，同为珠三角的更有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的创新型科研教育机构，且广州大学城就有三十多万高级知识人才；第二，广州知识城毗邻广州科学城，同为广州经济开发区的两个知识发展高地，整体互补效应非常明显；第三，广州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使得广州能够吸引更多高尖端人才在这里积聚，这也是广州知识城发展通用型知识经济的另一个内在保障。 （二）必要性理由分析
必要性是相对于选择性而言的一种事物倾向。显然，在这里更适合回答为什么广州知识城要选择通用型知识经济发展模式。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高科技与知识经济的区别。更准确地说，任何知识如果被认定为是“高新科技”，那么，它一定是从其他人那里学习得来的，而不再是原创性的知识。不言而喻， “高新科技知识经济”是跟随型和模仿型的知识经济。它不可能从深层次上带动人类经济生活的实质性进步。典型的案例就是， “互联网经济”是最典型的“原创知识经济效应”。显然，所有依附于互联网的“线上经济”都是由“互联网原创思想认识爆发”所带动的“专项优势知识经济连锁效应”。因此，互联网经济是一项“知识栋梁经济”。
广州非常必要并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在萝岗区范围规划一个知识城，就是因为，科学城与知识城并不是完全可以相互代替，它们不是职能的重复，前者追求的是知识的原创、知识的生产、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消费，后者更多的是知识的复制和传播。纵观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机械化、电气化，到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再到目前热门的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也无一不是如此。其实，新知识的作用，又何止于新兴工业。农业、文教、医疗卫生、商业服务，乃至人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何尝不是被新知识所左右？作为一个城市，这些方面的新知识必然都存在。所以，广州要再次获得知识原创的巨大动力，必须在大学城、科学城之后，科学规划和大力发展广州中新知识城，这是珠三角产业升级的需要，是实施珠三角发展纲要的需要。
三、通用型知识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职能研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乃至现在，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广州知识城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推动和服务，以下将就政府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 转变和提升知识城政府的政治职能
政治职能是政府的核心职能，是由国家本质决定的。在知识城市管理上，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建立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1、宏观上的战略规划
城市发展战略是城市经营的灵魂，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要立足城市以及国际区域的资源特点，对城市进行科学定位，制定创新发展战略规划；要对城市资源进行必要的深入考察分析，摸清底数，并对城市创新发展阶段性特征有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全面的创新战略和行动纲要。
在这方面的具体策略可以通过走出去考察学习世界成功知识城市的经验，也可以通过将一些专门的机构和专家学者请进来，共同进行科学地规划。总之，广州知识城就是要利用后发的优势，高起点、高规划，把广州建成在中国南方乃至亚洲和国际上有影响的知识城市。
2、中观上的制度规范
规划是方向，制度是保障。制度建设和规范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能。因此，城市的立法机构要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结合城市发展蓝图，制定和颁布一些有利于知识成长的法律法规，从制度上、体制上为知识城市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围绕蓝图着重制定可行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做好组织者、协调者和知识终端消费者利益的代理人，切忌大包大揽，应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城市所有主体的积极性，使每个主体都成为建设者、参与者或受益者。
美国硅谷所处的城市群落各政府部门，为了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吸引高科技企业到他们的城市落户，整个群落城市的地方政府先后颁布了超过三万部地方性法规，为高科技的成长与发展扫清了障碍[4]。
3、微观上的基础设施建设
广州中新知识城是广州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高地。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结构不断升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强化知识城市政府政治职能的重要议程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创新基础设施的共享水平，不仅有利于科学技术人员进行创新活动，还有利于培育城市集群环境，加强产学研究及中介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为城市最大限度地促进知识交流学习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加速知识培育和创新、知识共享提供良好的保障。这就要求：
第一，政府应当规划而不是包办建设。也就是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职能要减少和调整，从投资者、经营者转向规划者。
第二，政府应做好整体把握，加强对城市基础建设的引导、服务、管理和监督。根据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前景，总体布局规划出中长期计划，防止市场机制的盲目性，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
第三，政府应加强对知识产业等领域的投资，完善知识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加强信息网络、共享数据库、图书馆、咖啡厅、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愈加重要和迫切。
（二） 完善和创新知识城市政府的经济职能
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以政府机构为行为主体，从社会生活总体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的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的各种方法的总称[6]。
1、知识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仅要对知识经济的问题进行调控，而且要更多地面对世界经济的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并实施相应的调控和引导。知识城市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首先是长期的经济计划，包括制定和实施资源开发、智力开发、科技进步、控制人口、保护环境等全局性方案；其次是较近期的项目规划，具体涉及行业规划、产业政策、用地政策、用地标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划[7]。
2、知识经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市场监管是政府为控制市场失灵，而对市场进行的微观介入。知识经济市场监管可从两个路径入手：一是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建立起灵敏高效的知识经济市场监管信息系统，提高知识经济市场监管的反应能力和效能。二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的法律体系，为市场监管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证。应根据建立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的需要，协调有关地方性法律规章，特别是要加快制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有关法律规章和舆论监督、公众参与的制度规定，以保证多主体市场监管的严肃性和有效性[8]。 3、 知识经济政府基础建设职能
知识基础设施是知识城市成功的根基。知识基础设施是一个将科研、高校、企业等知识机构与广大知识工作者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网络，通过在这个网络中的协同和互动，知识得以生产、传播和应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应用所需要的知识。这个社会网络一般由四部分组成：（1）载体是高素质、高技能的人；（2）知识机构。它是知识生产、扩散和运用的主体，包括企业、学校、研究院所和中介机构；（3）建立渠道。就是以知识网络的方式来改变教育和知识的传播，影响偏远地区的生活和文化，使更多的人参与知识网络学习，促进各方面知识和信息的转移；（4）网络基础设施。包括电视、广播、通信等容易使大众参与信息和知识共享的设施 。
实践证明，凡是国际上成功的知识城市，均是政府在这些基础建设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三）挖掘和凸显知识城市政府的文化职能
政府的文化职能是指促进全社会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体育、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社会心理和社会观念等不断进步和提高的政府行为[9]。
1、健全知识城市意象建设的参与机制
城市意象建设不仅仅是美化城市的几个景观，而且包括打造城市素质、城市结构、城市管理水平、市民行为以及城市发展目标等一系列内容，具体如政府形象建设、政府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市容市貌建设、市民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文化环境建设，以及城市可利用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等。因此，广州中新知识城市意象建设必须由城市政府统一领导，专家、学者等精英群体积极参与，动员所有市民力量，共同参与，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范例，使之尽可能完美。
2、打造个性化城市建设的品牌形象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鲜明的城市个性，因此，政府在城市意象的规划上必须追求个性化差异，让城市具有独特的魅力，让人们记住并喜欢。建设个性化的城市意象，对内可以提升市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市民优秀的文化素养与气质，巩固城市的居住价值和就业价值；对外可以强化城市的形象推广，提高城市知名度，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和更高的产业凝聚力，从而为城市价值和品牌的提升获取更多的机会，使城市规划获得源源不断的价值回报，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10]。
3、加速城市文化资本的财富积累
文化资本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资本需求，文化资本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上，包括各类文物古迹、城市精神、文化传统等。知识城市政府应当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开发具有鲜明城市特色的精神文化财富，丰富知识城市的文化底蕴。伦敦就是一座拥有众多文物古迹，世界一流博物馆、美术馆和著名建筑的城市，丰富的文化资源推动了伦敦“以知识为基础”产业的发展。
（四）健全和深化知识城市政府的社会职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职能外，知识城市政府还应承担社会职能。社会职能，是政府通过兴办公共事业，具有社会公共性，直接造福国民的职能，这类职能无法完全由市场解决，是由政府从全社会的角度加以引导、调节和管理[11]。
1、建立知识城市的公共政策网络
进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后，公共政策的内容、制定和执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知识城市，公共政策不再停留在传统的项目和处理方式上，它已经突破特定的区域界限，形成统一的网络，如欧盟委员会早在1994年就提出了整合各国资源，并提议建立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网络、电子办公网络、远程学习网络、道路和航空管制网络、医疗卫生网络和泛欧公共管理网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与市民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那些出台的公共政策更能反映民意，彰显城市民主资本的活力。
2、 建立知识城市的公共保障体系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是：强者生存，弱者淘汰。因此，知识城市政府在积极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改革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是责无旁贷的。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竞争所达到的状态具有帕累托效率，则资源配置已经达到最优，市场的运行是最有效的。但是，社会经济稳定和公平也很重要。帕累托效率不能保证竞争过程产生的收入分配状况与社会公众广为接受的公平概念相一致，尽管公平的标准是高度主观性的[12]。
3、 做好知识城市的生态产业规划
21世纪，随着人们开始痛惜人类原来美好的环境被钢铁、水泥、砖瓦、沥青和塑料所毁掉，人们会愈来愈看重田园生活般的村落化的人居环境，并向广阔的农村和海边发展。因此，广州知识城的生态环境规划，至少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生态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二是污染综合防治规划；三是自然保护（或重点保护对象）规划；四是环境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具体落实，比如；知识城建设不再完全追求高楼大夏，而是更加重视园林式建筑，园区配套建设生命深度维护产业，通过合理的规划提高城市的生活品质，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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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国书. 对“广州知识城”创建成“知识经济特区”的建议[J].城市观察，2010，（01）.
[3]季琳，我国知识城市构建中的政府职能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4）.
[4]袁勇.创新型城市建设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7.
[5]李晖.城市意象构建中的政府职能研究——以新余城市建设为例[D].南昌：南昌大学，2008.
[6]王志章.全球知识城市视野下城市知识资本运营的战略性思考[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59—66.
[7]刘志生.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及实现途径[J].上海经济研究，2008，（02）：85—86.
[8]王志章.知识城市：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378.
[9]汪杰贵.政府文化职能概念新论[J].社会科学论坛，2006，（01）：98.
[10] 王立.城市文化建设问题研究综述[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124—127.
[11]BARRIE A，HUGGINGS IL Towards a Post—nationalPolicy：The Emergenc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in Eu—rope[M]//SMITH D，WRIGHT S.Whose Europe？The Turn Towards Democracy.New Jersey：Wiley—Blackwell，2000：192—193.
[12]黄成.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7：32—33.
作者简介：
杨玉国，男，湖南吉首人，区域经济硕士、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公司财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