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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自然发展规律和人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说明，这一理论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是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破解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选择，也是社会发展的高阶追求。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对立统一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实现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的过程。当前各国所进行的工业文明建设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它也无一例外地造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扬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避免重复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继党的十七大提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党的十八大又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新布局。笔者认为，要解决我国当前的生态问题，就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认清我国生态问题的现状，分析生态问题的成因，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
一、当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困境的破解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演进的最高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基础。同自然界万物一样，“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1] 421。人类来源于自然的演化，“我们连同我们的肉体、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自然界之中的”[2] 560。甚至人类通过劳动和自然界进行的物质交换，也是“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的[3] 928，包括来自自然界的人类本身，最终也要回归自然。自然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也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物质基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活动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4] 601。简言之，人是通过劳动从自然中攫取资源而生存和发展的，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这个物资基础，人类的发展也是借助于自然的物质基础通过有目的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实现的。
自然生态系统有自己的变化、发展和进化规律，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要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须知，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环境。自从几十亿年前，地球上进化出生命机体以来，地球就进入各种生物物种、各种生态系统和生态群落漫长的演进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只是这一演进历史中的一小段。自然的演进遵循着自然的规律，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尊重自然的内在规律，促进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存在物，就是说，它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5] 191。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性，就是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体现的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外界物的本质力量。人的受动性则表明，作为自然的创造物，人创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是受自然规律制约的，而不是为所欲为的。质言之，环境创造人，人又创造环境。但人对环境的能动创造，人类开展的生存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实际上，当我们蔑视自然生态规律的时候，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取决于人类想创造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和诉诸现实的实践的行动。
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家从尽量降低成本、最大化地增加利润的动机出发所进行的生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因劳动条件的恶化对工人的伤害，对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也就在所难免。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纺织工人境况时所说：“空气中充满着原料的尘埃和纤维碎屑，即使只在纺纱车间呆上10分钟，也会感到非常难受，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2] 491资本主义为了利润的最大化的生产，在改善工作条件和资源保护上都进行着彻底的“节约”，这不但会对工人健康造成损害，也会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所以马克思说：“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生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3] 263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为生产而生产，即不顾任何事先决定和事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来发展人类劳动的生产力”，即“它是一种没有预先决定和预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所束缚的生产”。但是，“它的对立性质包含着生产的界限，而它总是力图越出这个界限。因而就发生危机、生产过剩等等”[2] 519。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致命缺陷，就是它盲目的生产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要么通过非理性的过度消费，要么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使矛盾得到暂时缓解。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难免会对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造成浪费，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的矛盾能够得以彻底解决的社会。“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 185。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要消除人和自然的对抗，所要取得生态危机的根本破解，就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消灭私有制。而当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变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占有时，人的劳动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劳动变成自我实现的方式，劳动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人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了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劳动性质转向以后，人的需求结构升级为人的自我发展的需求，人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人的自我实现的生产不再为物质的利益所驱动，那么，这种转变后的生产方式，自然包含着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因此，人和自然的紧张对立自此消解，从而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人和自然根本的和谐统一。 二、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
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体，它遵循自身的规律运行，人类进行的生存活动超出了自然的承受限度，就会造成自然生态的失衡，引发生态危机。我国当前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使我们对自然的开发高歌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正在这种大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使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乱，使自然的机体发生病变，形成各种灾害，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会报复我们。”[1] 561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相当严重。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我国难免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因而当初对工业化负面效应认识不足，亦便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市场经济逐利本性的张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我国繁荣的经济建设相伴随的是，我国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据报道，我国已经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已相当严重，同时，草原退化、山地沙漠化、土地荒漠化等环境问题蔓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地区已经酿成生态危机，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水平，同时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现实的负面效应。环境恶化给人的健康带来的危害，直接加大了人们在医疗上的花费，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的热卖更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恶化的环境是整个国家的负资产，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成为发展的阻碍。同时，环境污染和过度开发对我国生物的多样性也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物种加速灭绝的损失恐怕是我们永久的遗憾。
我国虽然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大国，但考虑到13亿多人口基数，我国的自然资源按人均计算，无论是可耕土地、森林和淡水资源，还是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水平都不高，相当一部分需要严重依赖进口，可以说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加上多年来我国许多生产行业技术水平并不高，创新能力也不强，因而资源利用率低，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直到近年来我国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由资源的消耗来支撑的。更何况资源性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又加剧了我国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废水废气废料的污染，以及温室效应和森林湿地的过度开发利用，对自然生态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需要共同直面的生态问题。
我国当前严重的生态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由于对引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监管不力，放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过度利用和破坏。须知“资本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讲，没有资本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市场，从而也就没有现代社会”[6] 63，但我们也不能不警惕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了达到目的，资本的运行是不择手段的。正如马克思所告诫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 871问题的关键是，“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7] 60。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放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带来的恶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商品基础上的社会，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当资本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人便被视为理性经济人，且这种人只是具有物质生活需要的单面人。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只注重物质方面的发展，把自然看作资本掠夺的对象，不考虑自然本身的承载能力。与此相近，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往往强调经济建设，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也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在一定时期内就是受到这种错误观念影响，片面向大自然索取而忽视对大自然的保护，因而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枯竭，从而形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另外，我国在工业化之初，出于国家安全和急需改变物资短缺局面的考量，工业化的生态考虑欠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加之认识上的不足，也承接了部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多、附加值低的产业链，这些都是造成当今生态问题的原因。因而，我们必须进行全面协调的发展，而不是注重物质生产的片面发展，唯有如此，方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三、用生态文明建设破解生态危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然而，我们不能曲解发展概念，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生产的发展。因为社会是人和自然协同发展的社会，所以要想解决生态问题，就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结为一体，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事业目标。笔者认为，用生态文明建设破解当前的生态危机，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选择，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应从以下四方面发力：
（一）应增进人们对生态公益和生态文明的认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没有人的发展，便没有社会的发展。人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中能够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对自然进行有效的改造。人的素质和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的生态状况，所以说，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人。生态文明建设有赖于个人认识能力和道德水平提高的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自然环境是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自然是整个人类共同的公益，生态公益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人类的利益序列中，它优先于人类的其他利益。其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每个人的自觉参与，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要实现从“理性经济人”向“理性生态人”的转变，人生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真正被审视过的人生所追求的自由，必然包括“诗意的栖居”的生活境界。 （二）应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转变生产方式
人的实践活动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来改造自然的活动，生产方式决定着人和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不是人和自然不可避免的对抗，而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作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主体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诉求不是剥削而是造福人民，那么，我们所进行的生产就应该更有利于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且生态和谐也应该是我们社会的内在气质。然而，我们目前的生态状况显然与我们生产实践的初衷相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反思我们过去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出发，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转变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作为联系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纽带，可以通过对资源的配置调节生产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整合，将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控制在自然能够接受和消化的程度，从而使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之间处在和谐共生的关系中。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我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对环境破坏性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它也为社会发展创造资源，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工业化的双重效应，要坚定不移地对污染企业进行综合治理，决不能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我们主张对三次产业进行机构服务化、工业结构轻型化、产业价值链高端化的调整方向。作为产品制造者，一定要以健康的消费为导向，直面消费者的需求，以服务为导向进行生产；工业化结构要向轻型化方向转变，就是要对粗放型重工业进行升级改造，这既有利于产品的升级，也有利于对工业污染的治理控制。由于我国是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承接了不少产业价值低端的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不但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不可避免的浪费，也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所以要把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化调整。其实，产业结构调整，离不开生产方式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进行生态改造，形成“低消耗、少污染、可循环”的生态化生产方式。
（三）应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实现机制
我们所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但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由于工业文明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影响，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像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那样，任由生产力自发的推动而转变，必须由强有力的政府以制度的形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我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发挥公有制在社会建设中的优越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一个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阐明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求“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这就要求生态建设的主体即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协同作用，建立健全政府、企业和个人生态建设的实现机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这就要求政府依托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以政府的强制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落实。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公有制国家的行政管理优势，贯彻国家意志，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但就近年来的实践经验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中也会遇到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及企业间的利益博弈，因此，需要加大政策和经济双重的刺激力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企业是生产的主要单位，企业的活动对环境影响重大，我们认为，规范企业行为，应该建立市场驱动机制。这就是说，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的成本精确量化，运用市场的办法调节企业的行为，协调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四）应争取国际合作，协同解决生态问题
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是栖居于此的所有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物资和能量交换的统一体，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就是传统的工业文明忽视地球生态圈大循环的整体性，不顾自然的承载能力过度开发利用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很多生态问题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单独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我们要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框架内，争取更多国际性的共识和合作，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努力解决本国的生态问题；另一方面，在全球生态问题上，我们也要在事关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主权问题上，主持正义，坚决抵制生态霸权主义，以务实的态度尽力缓解紧迫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孙承叔.资本与社会和谐[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7]陈学明.生态文明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马昌运]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对立统一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实现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的过程。当前各国所进行的工业文明建设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它也无一例外地造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扬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避免重复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继党的十七大提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党的十八大又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新布局。笔者认为，要解决我国当前的生态问题，就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认清我国生态问题的现状，分析生态问题的成因，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
一、当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困境的破解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演进的最高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基础。同自然界万物一样，“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1] 421。人类来源于自然的演化，“我们连同我们的肉体、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自然界之中的”[2] 560。甚至人类通过劳动和自然界进行的物质交换，也是“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的[3] 928，包括来自自然界的人类本身，最终也要回归自然。自然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也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物质基础。“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活动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4] 601。简言之，人是通过劳动从自然中攫取资源而生存和发展的，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这个物资基础，人类的发展也是借助于自然的物质基础通过有目的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实现的。
自然生态系统有自己的变化、发展和进化规律，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要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须知，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环境。自从几十亿年前，地球上进化出生命机体以来，地球就进入各种生物物种、各种生态系统和生态群落漫长的演进历史，而人类的历史只是这一演进历史中的一小段。自然的演进遵循着自然的规律，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尊重自然的内在规律，促进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存在物，就是说，它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5] 191。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性，就是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所体现的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外界物的本质力量。人的受动性则表明，作为自然的创造物，人创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是受自然规律制约的，而不是为所欲为的。质言之，环境创造人，人又创造环境。但人对环境的能动创造，人类开展的生存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实际上，当我们蔑视自然生态规律的时候，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取决于人类想创造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和诉诸现实的实践的行动。
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家从尽量降低成本、最大化地增加利润的动机出发所进行的生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因劳动条件的恶化对工人的伤害，对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也就在所难免。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纺织工人境况时所说：“空气中充满着原料的尘埃和纤维碎屑，即使只在纺纱车间呆上10分钟，也会感到非常难受，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2] 491资本主义为了利润的最大化的生产，在改善工作条件和资源保护上都进行着彻底的“节约”，这不但会对工人健康造成损害，也会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所以马克思说：“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生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3] 263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为生产而生产，即不顾任何事先决定和事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来发展人类劳动的生产力”，即“它是一种没有预先决定和预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所束缚的生产”。但是，“它的对立性质包含着生产的界限，而它总是力图越出这个界限。因而就发生危机、生产过剩等等”[2] 519。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致命缺陷，就是它盲目的生产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要么通过非理性的过度消费，要么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使矛盾得到暂时缓解。无论从过程还是从结果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难免会对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造成浪费，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的矛盾能够得以彻底解决的社会。“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 185。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要消除人和自然的对抗，所要取得生态危机的根本破解，就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消灭私有制。而当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变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占有时，人的劳动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劳动变成自我实现的方式，劳动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人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了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劳动性质转向以后，人的需求结构升级为人的自我发展的需求，人的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人的自我实现的生产不再为物质的利益所驱动，那么，这种转变后的生产方式，自然包含着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因此，人和自然的紧张对立自此消解，从而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人和自然根本的和谐统一。 二、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
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体，它遵循自身的规律运行，人类进行的生存活动超出了自然的承受限度，就会造成自然生态的失衡，引发生态危机。我国当前运用现代科技进行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使我们对自然的开发高歌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正在这种大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使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乱，使自然的机体发生病变，形成各种灾害，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会报复我们。”[1] 561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相当严重。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我国难免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因而当初对工业化负面效应认识不足，亦便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市场经济逐利本性的张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我国繁荣的经济建设相伴随的是，我国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据报道，我国已经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已相当严重，同时，草原退化、山地沙漠化、土地荒漠化等环境问题蔓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地区已经酿成生态危机，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水平，同时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现实的负面效应。环境恶化给人的健康带来的危害，直接加大了人们在医疗上的花费，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的热卖更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恶化的环境是整个国家的负资产，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成为发展的阻碍。同时，环境污染和过度开发对我国生物的多样性也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物种加速灭绝的损失恐怕是我们永久的遗憾。
我国虽然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大国，但考虑到13亿多人口基数，我国的自然资源按人均计算，无论是可耕土地、森林和淡水资源，还是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水平都不高，相当一部分需要严重依赖进口，可以说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加上多年来我国许多生产行业技术水平并不高，创新能力也不强，因而资源利用率低，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直到近年来我国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由资源的消耗来支撑的。更何况资源性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又加剧了我国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废水废气废料的污染，以及温室效应和森林湿地的过度开发利用，对自然生态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需要共同直面的生态问题。
我国当前严重的生态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由于对引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监管不力，放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过度利用和破坏。须知“资本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讲，没有资本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市场，从而也就没有现代社会”[6] 63，但我们也不能不警惕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了达到目的，资本的运行是不择手段的。正如马克思所告诫的那样：“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 871问题的关键是，“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7] 60。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放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带来的恶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商品基础上的社会，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当资本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人便被视为理性经济人，且这种人只是具有物质生活需要的单面人。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只注重物质方面的发展，把自然看作资本掠夺的对象，不考虑自然本身的承载能力。与此相近，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往往强调经济建设，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也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在一定时期内就是受到这种错误观念影响，片面向大自然索取而忽视对大自然的保护，因而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枯竭，从而形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另外，我国在工业化之初，出于国家安全和急需改变物资短缺局面的考量，工业化的生态考虑欠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为了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加之认识上的不足，也承接了部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多、附加值低的产业链，这些都是造成当今生态问题的原因。因而，我们必须进行全面协调的发展，而不是注重物质生产的片面发展，唯有如此，方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三、用生态文明建设破解生态危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然而，我们不能曲解发展概念，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经济生产的发展。因为社会是人和自然协同发展的社会，所以要想解决生态问题，就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结为一体，共同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事业目标。笔者认为，用生态文明建设破解当前的生态危机，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选择，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应从以下四方面发力：
（一）应增进人们对生态公益和生态文明的认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没有人的发展，便没有社会的发展。人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中能够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对自然进行有效的改造。人的素质和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的生态状况，所以说，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人。生态文明建设有赖于个人认识能力和道德水平提高的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自然环境是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自然是整个人类共同的公益，生态公益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人类的利益序列中，它优先于人类的其他利益。其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每个人的自觉参与，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要实现从“理性经济人”向“理性生态人”的转变，人生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真正被审视过的人生所追求的自由，必然包括“诗意的栖居”的生活境界。 （二）应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转变生产方式
人的实践活动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来改造自然的活动，生产方式决定着人和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不是人和自然不可避免的对抗，而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作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主体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诉求不是剥削而是造福人民，那么，我们所进行的生产就应该更有利于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且生态和谐也应该是我们社会的内在气质。然而，我们目前的生态状况显然与我们生产实践的初衷相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反思我们过去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出发，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转变生产方式。产业结构作为联系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纽带，可以通过对资源的配置调节生产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整合，将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控制在自然能够接受和消化的程度，从而使人的生产、生活活动与自然之间处在和谐共生的关系中。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我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对环境破坏性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它也为社会发展创造资源，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工业化的双重效应，要坚定不移地对污染企业进行综合治理，决不能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我们主张对三次产业进行机构服务化、工业结构轻型化、产业价值链高端化的调整方向。作为产品制造者，一定要以健康的消费为导向，直面消费者的需求，以服务为导向进行生产；工业化结构要向轻型化方向转变，就是要对粗放型重工业进行升级改造，这既有利于产品的升级，也有利于对工业污染的治理控制。由于我国是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承接了不少产业价值低端的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不但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不可避免的浪费，也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所以要把产业价值链向高端化调整。其实，产业结构调整，离不开生产方式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工业化生产方式进行生态改造，形成“低消耗、少污染、可循环”的生态化生产方式。
（三）应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实现机制
我们所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但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由于工业文明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影响，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像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那样，任由生产力自发的推动而转变，必须由强有力的政府以制度的形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我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发挥公有制在社会建设中的优越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一个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阐明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求“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这就要求生态建设的主体即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协同作用，建立健全政府、企业和个人生态建设的实现机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这就要求政府依托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以政府的强制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落实。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公有制国家的行政管理优势，贯彻国家意志，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但就近年来的实践经验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中也会遇到国家利益和区域利益及企业间的利益博弈，因此，需要加大政策和经济双重的刺激力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企业是生产的主要单位，企业的活动对环境影响重大，我们认为，规范企业行为，应该建立市场驱动机制。这就是说，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的成本精确量化，运用市场的办法调节企业的行为，协调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四）应争取国际合作，协同解决生态问题
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是栖居于此的所有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物资和能量交换的统一体，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就是传统的工业文明忽视地球生态圈大循环的整体性，不顾自然的承载能力过度开发利用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很多生态问题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单独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我们要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框架内，争取更多国际性的共识和合作，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努力解决本国的生态问题；另一方面，在全球生态问题上，我们也要在事关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主权问题上，主持正义，坚决抵制生态霸权主义，以务实的态度尽力缓解紧迫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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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