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正坐在复兴中路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一层的COFFEE CUBE，听几位美女聊2020上海咖啡生活周的事体。阳光正暖，衬得咖啡的拉花更赏心悦目，蛋糕的味道更蜜甜。
　　没过多久，又发现多伦路的公啡咖啡馆居然重新开张了。大幅的迅哥儿海报，百年前上海滩卖相的怀旧照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百乐门风格的玫瑰墙纸，老式脚踏车、电扇、台灯……浓浓的复古，引思维发散，登时念起从前的左联。“记得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是1929年10月中旬，地点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馆二楼，参加者有潘汉年、冯雪峰、阳翰笙、钱杏邨和我等10个人。”夏衍说，“筹备会一般是每周开一次，有时隔两三天也开过，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
　　开埠之后，西方饮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上海，租界成为咖啡进驻的桥头堡。尔后，独立营业的咖啡馆出现了。最初，这里是适应外侨休闲和聚会的场所，一路演变、一路扎根，终于也深深沉浸城市的生活方式，折射了近代上海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市俗人情百态。
　　好罢，现在，朋友们不妨泡上一壶咖啡，惬意地呷几口;在唇齿间的回味里，跟着本文，一道来品品魔都与咖啡的难解缘分。

前尘醉

　　实际上呢，起先，大家脚碰脚，基本都是“洋盘”。什么磕肥、加非、高馡、考非……译名五花八门五光十色，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喝下去，啊呸呸呸，哪里是饮料了？分明是咳嗽药水嘛！结果，没料到，伴随着西餐的推广和普及，“咳嗽药水”日渐风靡，翻身做主，让喝出感情的人如吸鸦片般上了瘾，终身戒不掉了。
　　1920年以后，营业性咖啡馆于沪上大量涌现。开咖啡馆的外国人多系法、俄、意、日侨民，而这些咖啡馆主要集中在霞飞路、北四川路上。至于中国籍的咖啡馆主，则多系广东人。工部局的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比较著名的咖啡馆有Carlton Cafe、Del Monte Cafe、Attractive Cafe、Welcome Cafe、Royal Cafe、Cocoanut Grove Cafe、Western Cafe、Eddie Cafe、The Winter Garden Cafe、Dinty Moore Cafe、The Palais Cafe等。此外，根据老底子的报纸杂志和如今的一些回忆录，可知DD’S、Chocolate Shop、Savannah、Victoria、Little Coffee Shop、Tkachenko Cafe、Dairy Cafe、Domino Cafe、Kingsley、Metropole、上海珈琲馆、巴尔干、伟多利、君士坦丁堡、文艺复兴、梵皇渡等咖啡馆也很出名。

　　译名五花八门五光十色，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喝下去，啊呸呸呸，哪里是饮料了？分明是咳嗽药水嘛！结果，没料到，伴随着西餐的推广和普及，“咳嗽药水”日渐风靡，翻身做主，让喝出感情的人如吸鸦片般上了瘾，终身戒不掉了。

　　活躍于上海的新文学作家们，会三不五时地与好友在咖啡馆小聚。比如迅哥儿，伊虽然讲过“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但是，早在北京生活时，伊就上过咖啡馆，到了上海，上咖啡馆的次数就更多了——1930年2月16日，鲁迅日记云：“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同年4月16日，又云：下午“侍桁来，同往市啜咖啡”。同年6月5日，复云：“午后同柔石往公啡喝咖啡。”看来，迅哥儿不喜欢喝咖啡，但绝不介意视咖啡馆为会友谈事的理想场地。

　　我们晓得，如田汉、张若谷、马国亮、周瘦鹃、曹聚仁、史蟫（周楞伽）、何为、冯亦代等（田汉有剧本《咖啡店之一夜》，张若谷一本散文集干脆以《珈琲座谈》命名）前辈，皆为写咖啡的高手，其实，不光新文学家对咖啡馆另眼相看，擅长旧体诗的骚人墨客们，也对咖啡馆不吝赞美之词。“小报状元”高唐（唐大郎）1947年即书七律《咖啡座上》表心意：“花气烟香互郁蒸，今来静坐对娉婷。三冬恒似中春暖，一饮能教百虑乘。枉以诗名称跌宕，已专殊色况飞腾。当时欲说心头事，而我心如录重刑。”而14年前，林庚白更用一阕《浣溪沙·霞飞路上的咖啡座》，咏出千般宛转情状：“雨了残霞分外明，柏油路畔绿盈盈，往来长日汽车声。破睡咖啡无限意，坠香茉莉可怜生，夜归依旧一灯莹。”
　　近日，笔者恰好翻阅了《咖啡文录》《近代上海咖啡地图》二书收录的、数篇与“魔都咖啡文化史”相关的文章，但觉编者极用心，咖香扑鼻——岂止是扑鼻了，简直扑得满脸满身都是。上海人对作为舶来品的咖啡逐步认知、接受和喜爱的过程，文学艺术与咖啡和咖啡馆之间的奇遇因缘，透过林林总总的或妩媚或戏谑的文字，仿佛“活”过来了。
　　试看原载《益世报》的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