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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
——阎崇年
阎崇年因2004年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系列讲座《清朝十二帝疑案》而迅速走进千家万户。他凭着长达半个世纪满学研究的深厚学术功底,不仅以史料翔实。条理清晰的讲稿内容赢得了专家、同行的认可,还以深入浅出、熟稔生动的讲座风格吸引了大批普通电视观众。特别是他的“正说”定位,对当下盛行的“戏说”风形成了强烈的对抗,如一股清新的风涤荡着日益混杂的大众传播领域和历史界。其讲稿由中华书局以《正说清朝十二帝》结集出版后,曾长期占据各大图书排行榜的头把交椅,销售数近40万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正说历史的热潮。可以说,阎崇年是国内成功运用央视这一强势媒体,将历史这一严肃科学从书斋推向大众的第一人。
今年7月的一天傍晚,我们如约来到阎崇年家。一进家门,仿佛走进了图书馆,高达天花板的书柜占据了三面墙壁,沙发上。地上也散落着书刊,穿着背心的阎崇年边给我们拿拖鞋边让我们自己找地方落座。因夫人有事外出,落了单的他正准备自己煮方便面吃。看见我们他非常高兴,说这下可有人陪我吃饭了。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帮着一起煮好面后,就坐在书堆里边吃面,边听阎崇年谈笑风生地为我们讲述这一轰动节目的产生、录制及播出后的一些有趣和感人的故事。
央视到家来“相面”
节目最初的动议早在1998年。其时阎崇年尚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当时所里的和梅女士提议与电视台联系,通过电视把所里的研究成果推广出去。但这件事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而被搁置下来。直到2003年底,到任不久的朱明德院长到各个研究所走访了解情况时,和梅女士再次向他提起了这事,朱院长当即表示这个想法很好,并积极帮助和梅与电视台联系、策划此事。这时阎崇年已经从社科院退休,这些前期的策划工作当时他并不知情。2004年初,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编导突然找到阎崇年,说他们策划了一个系列讲座,定名为《清朝十二帝疑案》,一帝一讲,共十二讲,想请他担当第一讲。
“百家讲坛”此前的讲座大多是一人一讲,《清朝十二帝疑案》是第一个系列讲座,如果开头讲砸了,整个节目就可能面临失败。央视非常重视,栏目组的编导、组长。制片人分别三次到家面谈,阎崇年风趣地说:“说是面谈.其实就是‘相面’。他们到我家来看到我家里的书特别多,我谈吐也有些涵养,说话也不结巴,这才确定让我来讲。”
第一次“上镜”
2004年5月1 3日上午,人民大学容纳800人的多功能厅座无虚席。这是阎崇年第一次走出书斋,在“百家讲坛”节目中“抛头露面”。多年的学术积累使他在众多观众面前侃侃而谈,一个小时的讲座一气呵成。第二天到中央电视台看录制效果,看了五分钟,觉得效果还不错,美中不足的是两个嘴角都是白沫,他抱怨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不提醒一下,他们说当时都听出神了,谁也没注意到。
栏目组的负责人把阎崇年请到了办公室,他这才知道,栏目组的全体成员及聘请的专家当天下午已集体看过了录像片,他们对讲座给予一致认可,并且决定接下来的十一讲全都交给他一人完成。一人担当十二讲的系列讲座,在“百家讲坛”栏目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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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是抓住观众
“百家讲坛”节目并不针对特定的观众群,观众成分十分复杂,阎崇年曾将其总结为“十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地区、宗教、民族、阅历、需求。地位等,这诸多不同必然造成他们口味的千差万别。如何满足不同层次人的需求、抓住更多的观众,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阎崇年最用心的问题。栏目组从收视率考虑,希望讲稿突出故事性。但阎崇年认为这是一档学术讲座,应该以学术为基调,在这个基调上展开故事。如何使学术讲座增加故事性和趣味性,这使一直从事纯学术研究的阎崇年颇费了一番心思。经过仔细研究,他将观众对节目的期待总结为“五求”,即求知、求真、求悦、求励、求鉴。根据这“五求”,阎崇年将讲座定位为“五说”——正说、细说、新说、通说和深说。正说是历史学的根本,在“戏说”成风的今天,目的在于正本清源,还历史以真实。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学者,阎崇年对历史始终怀着一种敬畏心理。细说是讲那些通常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增加故事性和趣味性。新说是讲述自己在历史研究中的新发现、新观点,旨在与历史研究及爱好者探讨。通说是纵览历史,从历史的兴衰演变中给人以启迪,主要为满足政界、军界、文化界等管理者以史为鉴的需求。深说即透过历史现象进行本质和规律分析,比如在第一讲中,通过对努尔哈赤一生的分析,总结出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又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
一小时后面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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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每讲录制一个小时,每周录一讲,后来由于讲稿的完善和成熟而由原定的12讲改为38讲,前后录制共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阎崇年全心身投入到节目的录制工作中。每周一个小时的节目,他要准备五个小时的讲稿,每天撰稿5000字,还要查阅大量资料,他要求讲出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要有据可查。为此,他几乎谢绝了所有的交往活动。偶有来访的亲友,便成了“预讲”的观众,他们不仅要听,还得提意见,这儿讲得不透彻,那儿讲得不生动,这些意见给阎崇年提供了观众的视角。每逢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晚上,阎崇年就会从他居住的北京市社科院家属楼出发,沿着现在的奥运场馆西侧的北辰西路向北一直走到大屯路,当时这条路还不通车,很安静,散步一个来回是一个小时,正好把讲稿在脑子里过一遍,这时他才能放心睡觉,等待第二天的录制。
虽然很认真地编写讲稿,但看过讲座的人都知道,阎崇年在讲的时候并不看稿,一个个事件、年代、地名、人名、官衔等,随手拈来,丝毫不差。特别是帝王年号与公元纪年的对换,更是张口即来。曾有同行惊疑于他的这种能力,当面拿年表考问,他均能对答如流。阎崇年笑说,如果连这些年代都记不准,一边讲还要一边换算半天,观众不早换台了吗?
节目播出后的“明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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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播出后,阎崇年从一位书斋深处的学者成了一名家喻户晓的明星,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变化。大量的讲学邀请及约稿几乎让他应接不暇,到目前为止,除了西藏因家人担心他的身体而没让去以外,国内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他踏过的讲台,并数次应邀到国外讲学。
现在,阎崇年无论走到哪儿,都有可能遇到喜爱他的观众。有一次在扬州参观,一位导游小姐认出了他,激动地丢下她的旅游团跑过去 合影。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欧洲居然也碰到了他的“粉丝”。今年夏天阎崇年和同去旅行的同事正在巴黎塞纳河上乘船观光,突然另一条船上的几位女士纷纷向他挥手,原来她们是北京市文化局的工作人员,暑期结伴来欧洲旅行,没想到在异域他乡巧遇明星同胞,欣喜之余自然少不了合影留念。
勤奋豁达的阎崇年
学习历史重要的是借鉴历史。从清朝十二个皇帝及其296年的历史,阎崇年总结出了“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天、地、人三合早有人提出,但“己合”却长期未被重视。己合,对于一个国家,就是内部的和谐,对于一个人,就是善于调节身心健康。有些人虽占尽天、地、人合,但由于不善于己合而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顺治帝6岁登极,7岁入关定都北京,又有众大臣辅佐,基本上是风调雨顺、民心归一,但由于不善己合而24岁早亡。
阎崇年为自己的书房取名“四合书屋”,认为自己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也得益于这四合。首先他占了天合,整个社会崇尚科学、重视学术的氛围浓厚。同时他更占有地合,自己身处北京,在满学研究及成果的发现方面可说是占尽先机。人合更是不可或缺,人生道路上,他有幸得到众多的帮助和支持。最后是己合,把人生的各种经历包括挫折都看成财富,以一颗平常心笑对人生。
谈及他的明星生活,阎崇年轻松一笑说,没有几个年潜心书斋的学术成果,我也不会被那么多人喜欢和认可,如果我现在在书房坐不住了,那我很快就会被遗忘。因此,他现在依然过着几十年如一日的简单且规律的生活。每天早4点起床,晚11点睡觉,中年就在沙发上打个盹。如果没有节目录制或其他外出活动,他便整日蜗居书房,写作累了就读书,读书累了就翻翻报刊。
方便面在愉快的气氛中吃完了,阎崇年在电脑上打开他为即将出版的新书《明亡清兴六十年》作的序,对我说:“你是编辑,正好帮我修改修改。”我认真拜读后,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对两处用词提出修改,阎崇年仔细考虑后,当场修改,并十分高兴地说:“你帮我修改,出版时可就成了我的成果了!”
人们常以十年磨一剑来比喻做事的坚韧。阎崇年就像一位铸剑者,数千年默默地打磨着他的宝剑,之后又将宝剑——入鞘封存。2004年在“百家讲坛”的亮相,可说是他的第一次亮剑,宝剑出鞘,立即光芒四射。如今,阎崇年又将亮出他的第二把剑——《袁崇焕》。这是一个共40余讲的系列讲座,分为上(袁崇焕前明清争局)、中(袁崇焕与明清争局)、下(袁崇焕后明清争局)三部分,以袁崇焕这个明末著名将领为切入点,讲述明亡清兴六个年的历史。截至采访时,已录制了30余讲,预计将于今年9月初在央视“百家讲坛”与观众见面。
编辑/李小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