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谐文化的承续与理论创新
　　
　　所谓和谐文化，就是指所有那些有利于追求和谐的人类创造物之总和。和谐是一种关系，但又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理想的关系、善的关系，体现为稳定、有序、协调、互动、共存的状态。在先秦的以儒者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中，“和”就是最核心的范畴之一。在《伦语·学而》篇中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① 就是说，在礼的运用中，以和为贵。礼，在儒者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中心范畴，主要范畴，它有政治、伦理、仪式、哲学等诸多层面。礼治，既是一种治理天下，统驭臣民的方式，它也包括了“仁政”、“王道”等政治理想及其实践；又是一个道德规范的系统，包括“四维”、“八德”、“三纲”、“五常”等，借以约束人的行为，维持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不使僭越。礼仪，既包括婚丧嫁娶的仪式，朝聘盟会的仪式，宫室、车马、服饰、仪仗的等第名分等。也包括宗教祭祀、巫祝卜筮的信式等。和，也是包括在礼的大系统之中的大概念，带有全局性。而且，它是多种要素并存下的一种关系的有序的理想状态，含有和谐、雍熙、和合等意思。它既是礼的贯彻方式，又是礼的内在结构状态，更是礼治社会的特点。“和”，还可释为调，调和之调。按照有子的阐释，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就是先王之道。按照历来注家的阐释，先王，就是指古来的圣人，比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在有子看来，按照先王之道，以和运礼，用和的方式推行礼治，并达到和的状态，便是美。但是，如果把和强调得过了头，也是行不通的。清人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解释有子的这段话时，作了如下一段颇有见地的案语：“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发明夫子中庸之义也。《说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训常。郑君《中庸目录》云：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用两义自为引申。尧咨舜，舜咨禹云：允执其中。孟子言汤执中。执中，即用中也。舜执两端，用其中于民。用中，用即中庸之例文。周官大司乐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于此章已明言之。其谓以礼节之者，礼贵得中，知所节，则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和而不流，则礼以节之也，则礼云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礼，故礼篇载之。《逸周书·度训》云，和非中不立，中非礼不慎，礼非乐不履。乐谓和乐，即此义也。”② 刘宝楠把和、贵和的观念，与中庸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发挥，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执两端而用其中，或叫允执其中，就可以避免偏向两端中的任何一端，而失之片面。在多种要素共存的统一体中，每一种都有执两用中的平衡之势，那么整个统一体就会处于有序的平衡之中，就会呈现出中和的，或中庸的，或和谐的总态势。这样就会使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宗族、朝廷、国家相容而不相悖。而“和”的范畴，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郑氏注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③ 刘宝楠进一步申说：“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义者，宜也。各适其宜，未有方体故不同。然各不同因乎义，而非执己之见，无伤于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务于是则有争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之异也。”④ 这是对“和而不同”所作的伦理阐释，引入了义、利之辨，并以此区分“君子”和“小人”。然而，和而不同的思想，还有更深入一层的哲学方法论的素朴内涵。刘宝楠在他的阐释中引了两个例证，一是《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问时讲的一段话，一是《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晏子与齐侯的对话。前者正是野心勃勃的郑桓公向史伯问计，史伯对答中认为桓公现在执行的是“去和取同”的方略，认为不可行；然后史伯就对和与同做了展开的对比：“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指七窍）以役心，和八索（指八卦对应之首、腹、足、股、目、口、耳、手），建九纪（指九个脏器）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⑤ 这已经把和合的方略上升到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连类引喻，从四肢七窍，体内脏器，到万事万物，说明系统内多种要素和合协调，而又相异互补，充满生机，才是真正和谐的理想状态。
　　和谐文化建设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理论创新。创新文化是创新事业的灵魂。有了创新文化，才能形成创新发展的氛围，才能为创新发展提供引导和动力。和谐文化的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和谐文化的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些主要的理论资源：其中有关于历史发展理论；有关于建设“社会有机体”的理论；有关于创造“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组成的“社会联合体”的理论，有关于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论资源，通过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坚定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决心和信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承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建设社会“有机体”的理论资源，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互动，形成社会有机结构和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继承了关于由“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组成的“社会联合体”的理论资源，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基本原则，为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伦理情操，逐步地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关于“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理论资源，以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为警戒，提出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通过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使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得到共同实现，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文化的理论创新，是中西文化的辩证综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标志的。西方文化则是以“天人对立”为特征的。应当说，这两种文化各有魅力与局限，实质上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合理地认识和处理好天与人，即自然与人类的相互作用，关涉到对自然生态的呵护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脱离“天人合一”不适度地强调“天人对立”，形成所谓“人类中心论”，由于不适度地征服自然，虽然可能促进社会的迅猛发展，但又可能会造成对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如果排斥“天人对立”而单纯孤立地主张“天人合一”，合到“人”那里，与“人类中心论”相同，“合”到“天”那里，形成所谓“自然中心论”，由于一味地强调顺从自然，又可能导致历史发展的滞后，甚至会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使这样的国家和人民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贫穷和落后状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人民的福祉，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面对上述两种不同的中西文化，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的态度和策略。既吸取“人类中心论”的合理因素，主张“以人为本”，同时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通过实施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对自然进行合理的开采，尽可能从大自然中索取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以不断提高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又吸取“自然中心论”的合理因素，善待自然，爱护自然，使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宇宙中惟一的绿色星球的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发展，防止对大自然横征暴敛，进行“杀鸡取蛋”式的掠夺和“竭泽而渔”式的发掘，而强调珍惜自然，与自然共命运，主张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国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各自的长处加以优化，进行辩证整合，实现和谐文化的理论创新。和谐文化的理论创新，是立足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总结。任何一种新理论都是对新的社会实践提出来的新问题所进行的新的理论概括的产物。和谐文化的提出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平、稳定、发展、和谐成为时代的强音和主调。为了使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必须加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但这种发展又必须是科学的发展。毫无疑问，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应当保持一种良性的生态。用和谐的文化思想处理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自身的关系，求得有机互动、协调发展的态势。只有处理好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和新矛盾，才能驾驭社会现代化的航船快速而又平稳地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为此，必须致力于和谐文化的建设，探索发展的平衡机制和和谐状态。
　　
　　二、和谐文化的特征与审美意蕴
　　
　　作为对现实需求的理论回应，和谐文化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它所表达的和谐内容，即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和谐思维方式等，另一方面，则是它的特征。1. 和谐文化是宏观的、动态的，是包含着差别、矛盾、对立冲突和斗争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只讲斗争，不讲和谐，或只讲和谐，不讲斗争，都是不符合生活的实际情况的，也是违反辩证法的。和谐与矛盾、对立与冲突往往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事物本身既存在着差异、矛盾、冲突和对峙的一面，又存在着同一、统一、融合与和谐的一面。与外部世界不相协调的痛苦的和荒诞的人生状态，正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强调和宣扬批判精神的根据。强调创造和谐文化，建构和谐社会，更要居安思危，正视现实生活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不能掩盖社会矛盾，遮蔽重大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制造虚假的现象。不然，可能会丧失正常的社会良知和健全人文精神，客观上会冲淡、消解文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我们既要强化和优化文学的批判精神，又要培育和弘扬文学的谐和精神，通过批判、揭露和抨击现实生活中的专制的、腐败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谐。2. 和谐文化的理想状态是适度。古代圣贤主张“过犹不及”、“恰到好处”、“极高明而道中庸”、“致中和”是颇有道理的。哲学上也非常讲究“度”的概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对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和谐和适度的问题。风调雨顺，方能国泰民安。比如阳光、空气、水，从整体上来说，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但只有适度才能有益于人类。无阳光，人类是无法生存的，但阳光酷烈，也会危及人的生命；无空气或空气稀薄，人类也是无法或难以生存的，但如果空气的流动凶猛，形成台风，也会造成风灾；水是维系人的生命的重要原素，但水少则旱，水多则涝，过少或过多，都会不利于人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社会各方面诸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发展，也都需要有机制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既要快速，又要稳定，求得可持续性发展；既要市场经济，又要宏观调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人的进步既要强调创新能力和基本素质的提高，又要追求和谐的全面自由发展。和谐即是美。和谐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才能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和谐，反而会不同程度地损害和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酿成不幸和灾难。3. 和谐文化需要重铸人的思想灵魂、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对塑造新时代的新人的人格和性格，都具有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的滋养和借鉴意义。如道家思想尽管有主张清虚无为、回归自然、灭智弃圣、不思进取、消极倒退的一面，但它强调守中、尚中、淡泊明志、心境平和，不失为一种素朴的人生态度。儒家思想，特别是传承中被异化、发生病变了的那些负面的东西尽管带有明显的专横和禁锢的意味，但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中道、追求“至德”、“尊礼”、“仁爱”，堪称为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两者面对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浪潮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特别是《易经》中的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的源泉。我们追求和谐，将其内化和优化为人的一种思想、素质、操守和习惯，同样需要为了建构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壮美、阳刚、英雄主义气概，同样需要努力增强人民的主体意识、创造意识、自强意识、变革意识、竞争意识、效益意识、忧患意识，培育和发扬人民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冒险精神、献身精神，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无节制的欲望主义，涤荡社会中和舞台上的那种几乎近于病态的女儿气、脂粉气、小家子气，防止和抑制那种带有腐蚀性和麻醉性的孱弱的，乃至惰性的、畸变的、奢靡的社会文化氛围，以防止酿成民族生命力的退化，使中华民族失去“敢为天下先”的锐气和勇气。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应当大力弘扬新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奋发进取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和谐文化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邃的美学意蕴。和谐是一种社会理想，一种天地同和、万民同乐的太平盛世；和谐是一种道德风范，一种包容宇宙、协同万物的君子之风；和谐是一种美学境界，一种富有诗意、祥和明丽的和美景象。首先，和谐是一种至高的理想。人类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杀戮，无数的生灵涂炭、流离失所，无数的家园被毁坏，无数的族群乃至国家被毁灭。人们在经历了穷兵黩武、互相残杀的苦难之后，反思战争的罪恶，渴望和平与安宁。中华民族是最早反省战争，提倡和平、和谐的民族。《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第三十一章》）《韩非子》也说：“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存韩》）《孟子》指出：“春秋无义战。”（《尽心》）甚至连专门探讨用兵之道的《孙子兵法》也提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谋攻》）我们的先哲提倡和平、和谐、和睦，通过礼乐教化来维护社会秩序，进而提出了“小康世”和“大同世”这样的理想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战争，没有贫困，大家和睦相处，诚实守信，男女老幼，各得其所。这样的社会，看似平常实则不易，是一个充满着和谐精神的至高无上的社会理想。然而，它又不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不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样的社会，通过人们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人类应当朝着这一理想境界不断进取。第二，和谐是一种至大的气度。和谐意味着宽容，和谐意味着谦让，和谐意味着友善，和谐意味着尊重。它能使事物的种种对立因素协调运作，相互促进，融合为一个新范畴，从而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由此产生和谐，唤起美感，这就是美的和谐规律。所谓杂多统一唤起美感，其实就是这种对美的和谐规律的简要概括。比如迟子建的小说《一匹马两个人》，老俩口养一匹瘦马，过去瘦马常挨鞭子，受虐待，但儿子被捕后，他们把它当做儿子。一天起大早，老马拉着车，车上睡着老俩口，天亮了，到了农田，老马打起响鼻，唤醒了老人。老太太死后，老马最后一次拉车来到农田，老头很长时间没有下来，通人性的马知道老头死了，没有再停留，调转车头，向村里驶去。老人没有了，麦子熟了，老马来到农田赶鸟，还踢伤了偷麦子的人。这些对立因素协调运作，融合为一个新范畴的进程，就唤起了人们的强烈美感。这种美的和谐规律的实质是杂多统一唤起人们的美感。杂多统一中的杂多，不是那种贫乏的杂多，即把相同或相近的东西堆积到一起的杂多，而是丰富多彩的杂多，即相互差异相互对立的众多矛盾因素结合到一起的杂多。系统论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一个系统，因此事物矛盾的存在形式就不是矛盾的个体，而是矛盾的群体，或者说矛盾的体系。人，新人，英雄，其内心世界，都是多侧面的对立统一体——充满了创新与守旧、独清与合污、升迁与贬降、公益与私利、新风与旧俗、果断与犹疑等等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斗争，不断掀起心灵的波澜，激起人们的美感。第三，和谐是一种至美的境界。无论从社会还是道德的角度判断，和谐都是一种至高、至大、至善的境界。即使从审美的角度看，和谐也是一种至美的境界。“致中和”，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是一种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同中有异，又是一种美；“乐极和，礼极顺”，其乐融融，有礼彬彬，是一种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体己及人的善心，又是一种美；“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地之间，万物和谐共生，更是一种美。可以说，人世间和自然界一切真、善、美都是统一的。像古代曾哲所描述的景象：“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⑥ 暮春时节，五六个志同道合的人一道，带着一群孩子，在沂水里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在雩坛上跳跳舞，吹吹风，一路上唱着歌回去。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境界！这种安宁祥和的社会景象，不仅令人陶醉，而且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和与和谐社会的美学意蕴。这正如费孝通所提倡的“文化自觉”，主张以“和而不同”的思想处理好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美美四句”。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⑦ 费孝通这里用“美”概括了“和谐”的意蕴，为世界文化多样化描绘了“美美与共”的发展理念和美好前景。他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今天，既要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又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应当相互尊重、相互交流，既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又学习借鉴其他文化的长处，通过交流、融合，达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三、文艺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与责任担当
　　
　　文艺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凝聚力量、鼓励人心，激励亿万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相比，文艺主要是通过审美娱乐功能来实现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鼓舞作用。在建设和谐文化的伟大进程中，文艺能够以生动丰富的文学作品、舞台艺术、影视作品反映生动、丰富、感人的社会生活，折射出文艺家的哲学观念、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提出的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影响很多读者和观众，在潜移默化之中引领和启迪人们的思想，陶冶和激励人们的精神，塑造和培育人们的品格。我国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爱国主义精神就是通过文艺这个载体，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渗透于人民大众之中。古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认识到文艺具有展示和谐精神、体现和谐理念的重要作用。《周礼·春官》记载：“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周朝的统治者认识到，音乐、舞蹈具有使国家与国家和谐、人民与人民和谐、主人与宾客和谐、人与自然界和谐的独特功能。唐宋之际的很多大文学家提倡“文以载道”的思想。柳宗元说：“文者以明道”⑧。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⑨ 这些论述鲜明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人明确地把自己的文学作品与传播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联系起来，承担起文学教化人民的责任和道义。实际上，文艺的许多形式如戏剧、美术、曲艺、杂技、书法、摄影、电影、电视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示和谐理念、和谐思想、和谐精神，为构建和谐文化起到很好的作用。当前，文艺作品要以极其丰富的内容、风格、样式和品种来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描写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生动实践，反映各族人民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的思想理念，促进全社会形成文明诚信、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不断促进和谐文化的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外，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文艺在营造崇尚和谐、追求和谐风尚的过程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因为文艺具有疏导思想冲突、缓解思想矛盾的巨大作用。文艺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促进人民和谐心态的涵养，使人民能够以一种和谐的心态去处理好同自然界、社会、他人之间的关系。《乐记》说：“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记》认为，古代的圣王为了克服社会的混乱状况，通过诗、歌感动人的善心，祛除人的邪恶心。荀子认为音乐的教化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的作用。他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⑩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跨越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时期。社会思潮的冲突中既有非对抗性思想的分歧，也有各种外来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各种不健康思想甚至错误思想的冲突，还有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渗透。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各门类要发挥自身优势，各展所长，形成合力，使观众在审美享受的同时，认清是与非、真与假、善与恶，增进社会共识，促进社会思想意识的和谐，有效避免因为思想差异和冲突而引发社会矛盾。当然，文艺也可以通过对不和谐现象的抨击，加速不和谐现象的消失，促进和谐文化的建设。当前，在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和谐思想、不道德现象甚至违法乱纪的情况，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文艺作品应该通过鞭挞一切假恶丑的现象，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对不道德行为、不法行为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抨击歪风邪气、树立社会正气，为建设和谐文化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建设和谐文化，离不开和谐文艺创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是中华文化史册中色彩瑰丽的篇章。从我国秦汉以前的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五四运动时期兴起的新文化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我国人民创造的形式多样的优秀文学艺术，描绘了我国人民壮阔而又艰辛的奋斗历程，展示了我国人民细腻而又丰满的艺术情趣，记录了我国人民充实而又多彩的社会生活，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11) 而和谐文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创作大量的优秀文艺作品。优秀文艺作品所展示的真、善、美，体现了文艺家们对人的精神情感层面的人文关怀，体现了文艺家们的社会责任感。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一部好的电影、戏剧、电视剧，能够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精神风貌和人生选择，这种巨大力量，可以说是任何其他作品都难以达到的。在建设和谐文化的伟大进程中，必须多创作生产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产品，通过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和谐文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建设和谐文化，是我们党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打牢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有效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将此界定为“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则可以理解为党中央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寄予的深切厚望。深刻认识和领会，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表现和实践这个主题，无疑是我国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与责任担当。事实上，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不断推动着文艺活动的发展；而文艺活动的发展进一步激励着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二者的交互促进，不断为文艺活动提供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并最终开创文学艺术的繁荣局面。建设和谐社会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伟大事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期许，在这个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定会获得无比广阔的天地，并一定能够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第一，中国社会正处于在向市场经济深刻转轨的历史进程之中，与之相伴的基本现实是，物质化的力量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日益深入生活的根部。这一切给所有社会成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和挑战。较之于我们以往轻率地漠视和蔑视物质生活的那种愚顽状态，这无论如何都显示了一种进步。我们真诚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人的生活毕竟不是仅仅依靠物质内容便能加以涵盖的，在物质化的生活之外和之上，这个生物种类永远还需要一种非物质的力量来滋养它，支撑它，保护它，提升它，这就是人类的精神需求永不枯竭的“生命学根源”。只要这种“生命学根源”尚未颠覆瓦解，人类就永远需要文学艺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这些精神性的存在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生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文艺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现实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2)。人类将自己“本质力量”的一部分，通过文学艺术的创造和欣赏展现和外化出来，文艺活动是人类为自己再造的一个“属人的存在”，有了这个“属人的存在”，人类作为物种的生活才真正成为完整丰富的。一个崇尚丰富生命内涵的民族，其社会成员不容易被狂热的情绪左右，并且能够自觉保持对社会的关怀，对大自然的审美尊重，在经济建设中也更节制和更理性；一个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民族，其社会成员在物质化力量甚嚣尘上之际，能够比较清醒冷静地葆有人格操守和道德自律，抵御低级趣味的侵蚀和困扰。就是因为将“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作为“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绝不是强加于文学艺术的额外要求，而是现阶段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发展所理应依循的内在规定。第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用体现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文艺作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审美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凝聚全民族精神，引导社会积极向上的主要价值取向。文学艺术正是这种核心价值观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良好中介。文艺借助于真善美，借助于作品中凝聚着道德理想的艺术形象，感染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使人们获得内心的充实。核心价值观借助于文艺，将理性的规范变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使抽象的道德准则、价值理想，获得了更易于人们理解和接受的美的品格，得到有效的传承和维系。同时，借助于文艺作品，还可以移风易俗，达成纯粹在社会道德、伦理体系内部有时难以完成的嬗变和升华，使社会的主流、正面的价值观不断发扬光大。因此，文艺不仅可以改善社会个体的精神空间，而且，作为民族精神的感性表达，它还代表着一个民族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所达到的高度。伟大的文化创造体现着民族的文化尊严，在客观上，它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13)占据主动权的标志就体现为本民族的正面、核心的价值观在世界上拥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得到尊重和保障，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拥有相当的地位。我们相信，一个伟大民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由她的优秀文艺家精心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理所当然地将融入人类文化的机体之中，并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注释
　　①②③④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6页、第17页、第296-297页、第297页。
　　⑤《国语·郑语》，《丛书集成》韦昭注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186-187页。
　　⑥《论语·先进第十一》。
　　⑦《文明对话的最高理想》，1990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研讨会”上的演讲。
　　⑧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⑨周敦颐：《通书》。
　　⑩《荀子》。
　　(11)(13)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1日。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